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ISBN:9787802258037
作者:马克•里拉
页数:176页

作者简介

当思想被激情左右，知识分子还可靠吗？

《读书》、《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国际先驱导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纽约书评》推荐阅读。

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历史行而无远，本书恰似一记幽微的钟声，既敲响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也提示社会公众保持必要的警惕。

书籍目录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序言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后记：叙拉古的诱惑译后小记

内容概要

马克•里拉，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都授，著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1993年），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年），《以赛亚•伯林的遗产》（2001年）。

邓晓菁，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硕士，现在某出版社任职。

王笑红，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生，上海三联书店编辑。译有《西方法律思想简史》、《言词而已》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克·里拉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汉娜·阿伦特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尽管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唯一真挚的爱者，唯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209b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漂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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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8条)

载《文汇读书周报》第9版 2010年4月9日《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美] 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它不但给你学术上的思考，而且还给你人生的启迪，同时又给你审美的愉悦。怎样看待学术精英，乃至大师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一直是困扰着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难题。多年来，我们在对待像周作人这样的人物评价时，往往会出现臧否不一、前后矛盾的怪圈说，将他的学术思想与附逆行为截然分开，看似公允而唯物，殊不知，这种简单的切割是不能还原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的。其实，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翻开20世纪的人文历史，也许你就会从那些世界顶级的学术大师的精神背影中，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精神与人格分裂的活剧。新近读到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就是一部描述诸多学术大师难逃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悲剧命运的好书，真是知识分子醍醐灌顶的警醒之作。尽管此书在2005年11月就有过一个蓝皮本的初版，但是，它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至今读来，并非明日黄花。全书分为六章，描述了六个大师级人物的精神与人格的分裂，依次为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过去，我们在这些大师的思想光环照耀下，被其哲学的命题所魅所惑，丝毫不怀疑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思想深处的另一面却被那众星捧月的一道道光环所遮蔽和笼罩着，只有撕开这一层人格的面具，我们才能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做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不陷入盲从的境地。“诗意的栖居”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上至思想家，下至平民的精神家园追求，而海德格尔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却与其背道而驰，无论是在他高蹈的哲学天空中，还是在他在僭主政治的实践中，抑或他的诗意的爱情选择中，海德格尔始终没有走出自己所设置的思想囚笼。我以为，本书的第一章是马克·里拉最倾心，也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章，它不但论述了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核心的起源与变化，同时还描写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以及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友情。我们既是在读学术著作，又是像在读人物传记，同时更像是在读一些尘封的史料。其实，马克·里拉在论述这三位大师级人物关系时，想厘清和回答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的关键而重大问题。所以，他才以为埃尔贝塔·埃廷格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是一部不负责任的书”，马克·里拉要拷问的正是他在其“序言”中所表述的当下知识精英遇到的最最重大的问题——形形色色打着左翼和右翼旗号的政治运动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球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 ‘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尤其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才是使知识分子晕头转向、服从僭主政治的蒙汗药！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能够在《存在与时间》中找到共同思想答案的缘由。无疑，海德格尔1933年4月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纳粹党，并非是他思想的突变，而正是印证了他的学术理论支持了他的政治信仰与实践:“在海德格尔卸任校长两年后的1936年，旧日的学生卡尔·洛维特与他邂逅，他别着纳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是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在一次次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激情演说中，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师就是这样服膺于僭主政治的心路历程。尽管后来的学者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学说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阐释，但是，海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美梦是建立在僭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厄恩斯特· 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请不必惊讶！这是历史的使然。海德格尔的这个要求显然成为被世人诟病的笑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智商难道会低下到如此地步吗？不！那是他在曲意地维护他的学术思想而已:“海德格尔最终断定，纳粹亲手摧毁了国家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由于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他们使德国人偏离了与命运的聚合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失落了；存在已经隐退，无处可循。剩下的全部就是不断扩展的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的精神荒漠。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所能做的就是回到他的研究中去，打通自己的思想，平静地属于自己的新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其实，新的“复国主义”时代也好，新的 “救世主”时代也好，这对于战后的海德格尔来说，那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已，用迈斯特·埃克哈特的话来形容他的心境——只想“平静地遁世”，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知道，谁也拯救不了他被玷污的灵魂，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才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唯有神才能拯救我们。”我们能够原谅一个学术大师在政治实践中的种种浅薄行为吗？当海德格尔接受纳粹胸章时，当他高呼“希特勒万岁”时，当他告发自己的学生时，甚至当他出卖自己的爱情时，我们是否可以轻轻地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就孤零零地去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吗！就能用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只沉湎于昔日的友情而说出的暧昧之语:“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写到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文革”的一幕，那许许多多当时像海德格尔那样为僭主政治狂热鼓与呼的青年，他们如今竟然坐在中国文化的圣坛上，以文化大师的名义仍然去向大众灌输僭主政治的道义；同样，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年轻的左翼思想大师也在为僭主政治振臂高呼，真可谓一代代傍着西方思想大师的肩膀前进的人们已经成为学术的主流，那些吹气式的思想大师在中国贫瘠的思想土壤上不断衍生，我不知道是否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但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这个“盛世”的时代连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觉悟都没有吗？！请大家读一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吧！你尽管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许多观点，但是你却可以从这些大师的身上看到我国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面影，也可以看到自我灵魂的折射。尤其可以在福柯和德里达这样时髦的思想大师身上读懂中国知识分子在搬用和套用其理论资源时所一起吞噬下去的精神鸦片！我们究竟为僭主政治做了些什么工作？！
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激流之一，知识分子与之遭遇时，到底会做出何种反应？参与、回避、拮抗，这三种姿态看似简单，实际上做任何一种选择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翻检二十世纪的历史，对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本雅明、萨特、福柯等人遭遇极权主义时的行藏做了批评，读罢多少有点历史不忍细看的慨叹。海德格尔在纳粹当政以后出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获得任命以后，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对纳粹推行的教育改革举办宣传讲座，而且每次讲座结束以后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他在演讲时也说过：“不要让命题或观点成为你存在的原则，元首，只有元首是德国现实和法律的现在和未来。”海德格尔说，存在主义本来就和纳粹具有结合点，他顺带踩了尼采一脚，说他的思想在尼采那里可以找到渊源，他甚至把这个归之于德国哲学的伟大传统。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再版《存在与时间》，删除了给导师胡塞尔的献词，并远离曾经的犹太人师友。后来马克·里拉发表系列文章，我们方才了解到更多的事实。海德格尔的为虎作伥；本雅明的绝望自杀；萨特一直拒绝承认古拉格群岛的存在；福柯检证了古典时代的极刑与专制，却在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时前往德黑兰，公开赞扬其政治领袖是“政治上的教士”，认为那场“革命”反映了一种健全的、“充满斗争和牺牲的宗教”。思考之后，发现这枚思想史的硬币还有另一面。对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转向纳粹，雅斯贝尔斯在给他的信中义正辞严地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也还有别的知识分子对可能危害人类的政治行为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冷战时期苏联、美国的核试验的相关环保措施都是很有限的，萨哈罗夫作为前苏联当时体制内的核科学家，公开站出来呼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勇气着实让人敬佩，他也因此荣获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冷战期间美国在进行核爆试验时造成的灾难也有人予以揭露，有美国电影导演将这个拍成电影《隔山有眼》，也有像《五十年伤痕》的作者李波厄特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知识人。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一朝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范仲淹三次上书都被贬斥，一次比一次贬得更为偏远，每次都有很多友人去送他，而且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到第三次的时候，范仲淹开玩笑说，“吾已三光”。对中国知识人与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比较详细而精彩的叙述则见于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与余英时不同，李欧梵似乎还是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说法，他还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另一类称为机动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那种勇于担当的知识人，意思近于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者指的是那种以知识技能谋生的普通知识人。李欧梵先生还以美国、香港为例，说明后一种知识分子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似乎主张对这部分人应该保持宽容。当然，马克·里拉讨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遭遇暴政或者僭主政治时的选择。在这种危机时刻，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为虎作伥，即便与虎谋皮都是危险的。让人比较安慰的是，我们还有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称赞雅斯贝尔斯为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不负人类的良知，确实堪为表率。来源：南方都市报
施京吾：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不论我们生存于怎样的时代，总要和政治发生林林总总的交集，一个普通人的政治态度、政治选择往往难以引人注目，但知识分子则大不一样，他们一旦表达出某种政治倾向，就可能产生巨大社会效应，因此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给我们介绍了六位思想家、哲学家——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奇特政治履历与政治发生了奇特交集。　　该书封底介绍上写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自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马克•里拉给我们介绍的六位知识分子是：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科耶夫，以及福柯和德里达。他们在暴政面前，有的合作与追随，有的徘徊与摇摆，有的讴歌与赞美。　　知识分子与政治交集在中国一样屡见不鲜，区别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屈从往往是身不由己，他们的屈从通常还意味着自己的政治选择与自己政治观念扞格不入，意味着自己思想的改换门庭（由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有部分学者的选择不再是屈从的结果，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比方一个深受中国文化传统浸淫、身着长袍马褂、满口“之乎者也”、满怀士大夫意识的士子，突然转变为一个唯物论者，这种转变蕴含着多少文化观念的转折？不仅在于他是否真的懂得唯物主义，更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何尝能完全以西方观念予以阐释？它能够解释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吗？如果仅仅以西方的、而且仅仅是西方无数观念中的某一种观念来看待自己的传统，那么，我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谁有权力通过自己的强力意志，强行斩断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路径？这是野蛮人的行径。我以为，对一个民族最绝情的背叛是文化背叛，这将使我们的灵魂无所归依——这种转变当真是中国知识分子们心所甘、情所愿？　　但西方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面前并不需要如此彷徨。基督教兴起之后，信仰成为一种高于国家的理念，他们从对上帝信仰中获得了独立于国家的话语权，在近两千年历史中，知识分子们对信仰（精神）自由的捍卫远远高于对国家以及国家主权的捍卫（通过欧洲史我们看到，作为国家主权标志之一的土地，经常因战争而改变国籍，直到二战之后新的国际关系出现才得以终止。法国总统萨科齐还出过笑话，把阿尔萨斯说成是德国领土，这既表现出萨科奇政治上的冒失，部分原因也是阿尔萨斯地区国籍变化频繁所致），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不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同，因而，当他们或者建构、或者投身某种政治形态时，无一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巨大的独立性使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大体能够做到表里如一，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不论是思想指导政治、批判政治，哪怕与政治同谋，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中国知识分子远无此幸运。由于没有信仰庇护，个人的信念只能通过内在心性的坚韧以达到完满，如果要使自己思想具有社会性，在实践中产生效用，必须投身于官场，仕途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渠道，它使得，投身官场本身成为一个“高尚”事件，而原本心怀宏阔的政治思想却在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中消磨殆尽，这样，思想家的地位必然地屈从权力之下——这绝非说中国知识分子天然低人一等，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状态，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所体现的大义，那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壮烈和坚韧，丝毫不逊色西方知识分子——但其导致的后果多半是悲剧性的，要么至刚，要么至柔，虽然中国文化提倡中庸之道，却因无所庇护，现实中总是不由自主地走上极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要壮烈、悲惨得多。　　思想的独立与超然不能证明政治会同样独立与超然，有道是：政治都是肮脏的。虽然言过其实，却表明政治的纯洁度要大打折扣——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暴政告诉我们，某些“政治”非但肮脏，而且残忍、残酷、毫无人性。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人类暴政历史大展览、人性罪恶大曝光的一个世纪，希特勒统治和斯大林专制的出现，清楚表明：“现代化”不会将人性中的罪恶洗涤干净，暴政也在随着现代化的出现一同“现代化”。面对如此“政治”，作为社会道义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　　什么是暴政？孟德斯鸠说：“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另一种是见解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出现暴政统治，两者却总是形影相随、双栖双飞，不仅在行动上对人民社会生活进行钳制，同时也对思想进行严厉禁锢。因此，对暴政的反抗就不仅仅体现在暴力革命上，思想革命也是反抗暴政的重要手段，思想革命——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背负在知识分子肩头无法卸下的十字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思想的革命运动，这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后人留下了辉煌精神遗产。　　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　　威胁这个世界的是人类无止境的欲望，权力，不过是欲望表达的一种方式。国家权力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它以各种形式表现于社会生活中，也以各种形式的文本被写入历史。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旦掌握国家权力而又缺乏必要的限制，给社会带来专制、给人类带来灾难，既是逻辑结果也是现实结果。柏拉图说，暴政是一个人最低下的欲望。但最低下的欲望导致的可能是最深重的灾难——希特勒，这个初中便自动退学的“波西米亚下士”（兴登堡总统误认为希特勒是波西米亚人，把他称作“波西米亚下士”），就给这种欲望进行了最彻底的诠释。因而，对权力的限制、与权力保持适度距离不仅体现在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也要贯穿于人类行为和意识过程中：时刻提防暴政的出现。　　暴君对世界永远野心勃勃，他们准备了一副饕餮的胃口，准备随时吞噬世界，但他们对世界的思考却是有限的，对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为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暴力统治是唯一途径。一旦权力被暴君所掌握，必然要将自己的暴戾气息强加给整个社会，社会组织、管理、运行也随之走上暴政化，知识分子的作用由此而生：反抗强权，从思想和行动上向民众、向社会提供抗争的思想武器。　　知识分子抗争的典型事例不妨以法国德雷福斯案为例。　　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法国的一个事件。法国国防部出现一起泄密案，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将在国防部任职德雷福斯诬告为泄密者。就其社会背景，这与当时欧洲反犹思潮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也不例外。德雷福斯正是犹太人，他除了入狱之外，还遭到了极具羞辱性的、公开的“拨阶”惩罚。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并非当事人，但当局迟迟不愿纠正错误，为其平反，这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作家左拉为此写下著名文章《我控诉》，为德雷福斯鸣冤，同时对造成这起冤案的当局和官僚进行一一指控。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左拉这样知识分子的不屈抗争，有力地阻击了反犹浪潮在法国的泛滥——由此，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它不止于一个人内在的道德需求，也是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道德考验，任何一个社会，一旦知识分子缺席，社会伦理必然荒漠化，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将走向丛林化。　　这当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每时每刻都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知识分子，毕竟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革命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介入体现在知识的本身——向社会提供怎样的思考、怎样认识世界和参与世界的方式。　　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把正义当作内在道德需求，在暴政来临之际，没有能够经受得住良知的拷问，他们主动依傍极权、趋炎附势，忘记了知识分子的本能，把精神世界、现实世界划分为互不关照的两个世界（当然也不能混为一谈），在他们理论中，对暴政一律视而不见，要么虚以委蛇，要么振振有辞。　　首先是海德格尔。　　哲学是爱，是智慧。“爱智慧”不仅是哲学家的自我期许，也是人类得以前行的伟大动力。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人之一，不能说他没有智慧。但，当暴政降临时，海德格尔这个伟大的头脑却向暴政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并且将自己叛卖当作理所当然的选择和晋阶的价码，在海德格尔的身体中没有流淌着爱的血液，只有无情和背叛——如此，这位以探讨“时间的意义”著称的哲学家，他的“智慧”到底能够经受人类时间长河的几多考验？我们拭目以待。　　海德格尔的头脑几乎为哲学而生，他受教于胡塞尔，成名于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批判中，当他写下《存在与时间》这部存在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后，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超越了亦师亦友的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夺目光环吸引了大批青年学子的膜拜，其中一位便是后来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两人陷入旷日持久的师生恋中，这场断断续续的恋情一直持续到两人生命的终结。　　爱情乃是佳话，两位具有世界影响人物的爱情更加引人注目。但海德格尔对暴政的依傍，对人性的背叛，不仅令人怀疑他情感的纯洁性，也令人怀疑他学术的纯洁性。　　纳粹统治期间，海德格尔所扮演的角色极不光彩，1931年末开始，此时纳粹尚未掌握德国政权，海德格尔便公开表示对纳粹运动的支持。1933年1月，纳粹党夺取政权，海德格尔于4月获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他曾经辩解说，这个职位是他迫不得已而上任的，但事实却是他积极谋取而获得任命的结果，他于5月加入纳粹党，在校长职务上，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思想，并在每一次讲座结束时高呼“希特勒万岁！”的口号。　　他与所有犹太同事断绝了来往，其中包括他的恩师胡塞尔，《存在与时间》在四十年代再版时，他抽去了书中给胡塞尔的献词，战争结束后再悄悄地补上。还有个说法，他拒绝授予胡塞尔的教职。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给纳粹党写政治告密信，告发自己的犹太同事赫尔曼？斯托廷格和以前的犹太学生爱德蒙？鲍姆加藤。　　海德格尔，不论其政治品德还是个人品德，从他的行径中可以看出，几乎一无是处。他用最睿智的头脑满足了最低下的欲望。　　与海德格尔经历相似，但走得更远的是卡尔•施密特。　　就聪明程度而言，施密特并不亚于海德格尔，他创造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的新概念，并且得到许多人的追捧，包括当今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施密特理论醉心不已。但施密特又是所有与纳粹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中走的最远的一个，他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其实践中；不止在信仰上，也在其行动中，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纳粹分子、一个完全的纳粹官方思想家。　　施密特于希特勒登台当年的5月1日，在科隆大学任上加入纳粹党；同年7月，盖世太保头子戈林聘任他为纳粹德国国事顾问；10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公法教授；此外，他还被任命为纳粹法学联盟主席，获得了最高当局的承认，短短几个月，施密特迅速成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　　为了支持新生的法西斯政权，他于1933年~1936年的四年间，他连续写下了5部著作和35本宣传性小册子，达到了他“多产的新高峰”，其中，由他所起草的《法律实用之原则》，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法学基础——这意味着，由纳粹政权所颁布的各种法律法令法规，施密特都很难脱得了干系。　　在纳粹统治期间，几乎每一次重大行动，施密特都为其开出了一张“法学证明”，以证实行动的合法性。　　1934年6月30日发生纳粹党内讧的“长刀之夜”，施密特迅速炮制一篇题目为《元首保卫法律》的文章，为希特勒铲除罗姆的行动进行辩护，声称希特勒行为的“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马克？里拉形容这篇文章“臭名昭著、影响深远”。　　希特勒反对犹太人的标志性法律是1935年的《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简称“纽伦堡法”），法律旨在“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国公民身份。法律一俟颁布，施密特立刻写出题为《自由的法令》，亲自为“纽伦堡种族法”进行辩护。他在文章中写到：“种族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而是“自由的宪法，是当今德意志法律的灵魂”。但是，这个法律的历史意义却在于，它标志着纳粹政府在血统和种族的基础上对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并开始系统地履行其种族理论。“纽伦堡法”成为“发给犹太人的最后通牒”，从此以后，犹太人的合法地位被排除在法律之外，为后来的种族灭绝奠定了法律基础。　　施密特创造的主要理论包括：具体漠视理论、敌友理论、决断理论、大空间理论——然而，稍许了解纳粹德国史的读者却能轻易发现，施密特的“理论”几乎与纳粹思想在德国的产生、发展、蔓延令人惊讶地吻合。所谓的“施密特思想”，其本质就是纳粹思想的理论再现。　　在纳粹统治时期，施密特和海德格尔还联袂给我们演出了一出叛卖杰作：海德格尔于1933年8月22日写信给施密特，向他讨教如何能更好地“介入政治”——就是如何更好地为纳粹政卖力。在投靠纳粹深度上，施密特是海德格尔的“导师”。　　如果说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死心塌地地公开效劳于极权统治，瓦尔特•本雅明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则属于比较“隐蔽”的一类，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举棋不定的思想者”有着“弥赛亚救世主义”的激情。本雅明是一位持犹太“文化复国主义”的德国犹太人，对现实政治始终采取一种漠然态度。他对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无动于衷；他谎称坐骨神经有问题而逃避兵役；他早期的哲学写作“带有强烈的神学意涵”，“潜心于探寻审美体验和非理性主义的‘生活哲学’”；他行走在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又与之进行了交锋。总的说来，本雅明的政治态度是反经验和非理性的——他是一个“关注神话、情色、力量、梦幻和想象的右翼理论家。”　　能够代表本雅明右翼理论的著作是《德国悲剧的起源》，而在该书中所展现的神学政治路径恰恰受施密特理论的启发：1922年施密特出版了《神学政治》一书，立刻影响了本雅明，于是，本雅明的政治理论倾向于神圣暴力、决断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由此，本雅明的政治社会是一个陷入永久“紧急状态”的社会。（关于施密特的理论，许多学者为其披上了“现代性”外衣，但若按其理论建构则会发现，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平和社会。）后来，本雅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却依然将《德国悲剧的起源》献给了施密特。　　二十年代中期，本雅明结识了一位叫拉齐丝的激进共产主义者，并迅速堕入情网，与之有着若干年断断续续的恋爱。与拉齐丝的认识导致他思想急速转向，1925年5月本雅明表示“我将加快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步伐并加入共产党。”有意思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正来自施密特的“决断理论”，因此，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破坏特质的狂热理想。”　　后来，本雅明目睹了斯大林的暴政，包括他的情人拉齐丝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以及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此，他都未置一词，保持了不应有的缄默。　　本雅明无论选择左翼或者右翼都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泥淖，这使他思想变得首鼠两端，无所适从。随着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本雅明开始了逃亡，并在逃亡途中自杀。　　不论是希特勒式的极权还是斯大林式的极权，都可以在欧洲历史、思想史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但又都是第一次以统治形式直接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海德格尔、施密特，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政治选择尚有可以探讨之处——往开脱处说，也许他们在建构自己理论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极权统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真正不可原谅的是，他们（不包括已经死去的本雅明）在战后对自己的行径闪烁其词、百般狡辩，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这意味着在他们血管里原本就流淌着极权主义的毒素。　　可悲的是，一些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汲取教训，希特勒的独裁已经受到审判，斯大林专制也已大曝天下，任何一个良知未泯，了解纳粹德国史、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都会对极权统治产生内心的震颤与恐惧，它会使每一个无辜的生命在突然间消失，随时随地变成奥斯维辛、变成古拉格的一堆尸骨。可这些知识分子们对专制造成的罪恶后果一概熟视无睹，他们的理论及其文章充斥着对极权的辩解。马克•里拉给我们例举了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　　科耶夫对斯大林暴行置若罔闻，并暗中为其辩护，他认为，即便是僭主政治也能推动历史的进步，是为更美好的未来铺设道路，这样他把社会变成一种目的论的社会，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为极权的僭越找到了理论依据。福柯则把司法程序当作“资产阶级为剥夺人民复仇权利而设置的陷阱”，他的思想具有显然的反社会性，鼓吹暴力，无视杀戮，本人还亲自走上街实践暴力；德里达则认为“民主总是处于将至的状态”，实际上否认了民主的现实性，说正义居于“法律之外并超越法律”，进而否认法律自身具有的正义性，德里达还从纳粹理论家施密特那儿汲取了大量精神资源。　　马克•里拉不无尖刻地说：这些依傍极权的知识分子们“是政治上的窥视癖者，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思想的独立性给这些知识分子找到依傍极权的借口。海德格尔、施密特无不以“学者”为理由，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进行开脱，当指控他们“有罪”的时候，他们立刻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加残忍、更加罪恶的行为为自己辩护，美国学者彼得？盖伊将此称为“通过对比无足轻重化”。比如施密特就无耻地认为自己“仅仅沾染了纳粹的病菌，但并没有感染”，并且强调“基督教到最后也是杀人无数的”，其辩白方式和罗森堡完全一样，纽伦堡审判时，罗森堡说：“苏俄人真有勇气坐在审判席上，他们的良心上有3000万具尸体。再谈谈他们对教会的迫害！为什么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犯人！在他们的革命中杀害了数千位神甫。”言下之意，只要自己没有达到最肮脏、最无耻的地步，那就是清白甚至是无辜的。人类的良知在他们丑恶的攀比下被一笔勾销。　　尤有意味的是，不论这些学者构筑了一个如何依附或者赞美专制的理论，无一不是来自自由的恩惠，没有自由主义的精神、没有独立于国家的传统，他们不可能如此地逍遥：纽伦堡法庭没有给海德格尔、施密特定罪，法国政府更不会干预科耶夫、福柯、德里达的理论研究，其中科耶夫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顾问——却有情报揭发他是前苏联的高级间谍——他们一面享受着自由的恩泽，一面却肆无忌惮地践踏自由。　　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言：“上帝赋予我们权力，我们不能将它用以专制；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我们不能用它来为专制辩护。”在人类的生命、精神与灵魂受到残酷蹂躏、涂炭与摧残之际，面对如此暴行，知识分子在忙于制造各种理论之前，请把手放在自己胸口，仔细地摸一摸，并且自问——良知安在？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精彩短评 (总计55条)

翻译确实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之处，但是这本书确实很值得一读，至少要好好读读结语
感觉内容的逻辑关系很难支撑书名，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当初花两块钱买的。。再也没有这种好事了。。
除了知晓一些八卦以外各种不懂，求扫盲求指导。
理想与政治的碰撞永远是理想受伤变形
思想和记忆与恶的捆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吗
爱欲激情节制正义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
历史最低价了。社科和政治紧密联系。。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啊，世界都存在此类问题
可以和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结合起来看！
当知识份子遇到政治面临的是如何参与政治的问题。纯粹哲学和政治哲学、纯粹哲学与政治参与的界限划分如何把握？知识分子如何由书斋中的哲学思辨，投身公共政治领域？是各样的知识分子无法躲避的课题。本书提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都处于20世纪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去中心化”的时期，这种“去中心化”必然反映在公共政治领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哲学家也难以免俗，甚至由自己心魔的驱使不甘寂寞，投入政治之中，去迎合大众的狂热，甚至为极权暴政摇旗呐喊。在那种大众狂热中，似乎天堂将在人间一蹴而就，连哲学家们也忽略了理想实现和理想化现实的区别。本书作者表示是怀着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失望写下此书的。除了对人们提出警示，还应该注意的是，做为一个美国作者，在对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也难免包含学术领域的欧洲去中心化。随着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影响的不断扩大，文化领域的美国去中心化也在发展，历史似乎又再重演。
看到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这些事儿，我都心酸落泪了！
我是谁？我该怎么办？
读到福柯的那段突然很感伤
知识既不能提供任何道德担保，也不能提供任何政治担保。知识（knowledge）来源于know（知）和edge（边界），有“知识”的人更应该知道“知”的“边界”，或者说思想与知识自身的有限性。一部分知识分子如此热衷于对自己的同类进行“审判”，也算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恋吧。
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激情与不理智。但大多数时间里应当保持内心的宁静
慎入。。读过之后对所涉及的大湿们通通无爱了。。。
亏他还是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写出这么烂的东西。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理想国》的核心问题，这二者的关系或许最恰好地能够标注什么是正义并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里拉对20世纪几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进行透视，借助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会饮》在更深地层面解释了这个永亘的矛盾。他的解读让我也从另外的侧面理解柏拉图的这两本著作，从生活意义上灵魂内部的暴虐与激情，正是哲学生活要努力驾驭和克服的，哲学本不是学问和知识的堆积——如果只是那样，只会变成哲人的映像而已
作者还是有功底的
略翻了的几页，感觉是西方右派的一贯政治论调
老马似乎很鄙视德里达
不是简单的传记，等我再补补政治学的课再读。暂缓
没看完，太多哲学的东西看不懂。
我觉得很好读，不费劲。
两星给内容，两星给文笔。@ Drunkpiano
可否简单地说造成reckless mind的原因是书中所举的各位老师的人格缺陷以及更主（重）要的知识缺陷？
18世纪以来，历史上以直接和残酷的方式实施的社会监控为什么并没有真正地得到缓和；事实上，借助学校、监狱和医院的规训手段，社会监控正变得更加普遍、深入和隐匿。这种新的监控方式比旧有的更坏，这不是因为它贯彻了权力（权力无所不在），也不是因为它由这个而非那个群体控制，而是因为它指向的是灵魂的隐蔽范围，而不是在肉体上留下所有人都会看到的印记。
分任务介绍，入门必看图书。
每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哲学王这个哲学王统治着一座叙拉古，按照他的想法运行着，此刻他即世界之王，不过这永远处于一个降至状态，到来的时候也即死亡的时刻。
即使是海德格尔也曾认为可以借纳粹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哲学上的改造世界的理念，即使是福柯也曾迷醉于马克思主义以致站在了社会主义学生的一边。所以知识分子一方面既要无惧权势勇敢表明立场，也要在挑边时慎之又慎，因为人少的一边不一定对，人多的一边不一定错。警惕殉道思想，警惕过分宏大的一蹴而就改变社会的理想。在任何时候，强调人的价值都是错不到哪去的。
对那些自以为找到唯一真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所谓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知识分子亦如常人自然是神化不得的，其话语权的合法性只来自作品而与其本身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复杂人性的一部分罢了。这样的八卦姿态让人反感。伍迪艾伦电影有句话，大意是艺术家不受制于世俗中的伦理观，其创造自身的伦理。知识分子也亦然。只是千万别像《革命往事》中所说的，识字的告诉不识字的，是时候变变了。然后苟安后，上帝般去"讴歌”洒热血的贱民。
推荐读译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对我来讲太晦涩了。对本雅明非常感兴趣~
很不错啊，呵呵，题目吸引我（自诩知识分子）
给一星是因为，马克里拉压根就不知道他所批评的人在说什么。不好好读原著连严肃二手文献都懒得读就打嘴炮。此风不可长。这种书都能接近八分，简直不可思议。与其看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书，好好读几本干货才好。
对相关知识分子停留于肤浅的文献阅读。后记表明了研究知识分子亲暴政态度的立场，然而前面几章迎合此观点的段落并不多。最后，政治不等于暴政，现代性引导下的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政治束缚绝不仅仅是戴奥尼素，这一点上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如是，自由主义者亦如是。
作者试图解释的努力或许陷入了另一个沼泽
完全是没有什么值得进步的意思在里面。
有趣的小书
知识分子不会对政治没有影响，但影响也未必有多大。＂某些人自诩独立的思想家，其实他们不过是受心魔驱使渴望赢得公众认可的普罗大众罢了＂说的不就是国内某些＂良心＂么
“君从叙拉古来？”
每次读这样的书都深深地感到自己简直是个文盲。太多书应该看了啊。
其实给这本书做评价已经有点羞愧了。很多很多哲学概念和政治理念、人物都没看懂或者不认识。但从作者的后记受益匪浅，等补充愚昧后再读一遍！
好书，但才疏学浅，除了海德格尔当八卦看，德里达当反公知看，福柯当帅男哲学家看，就最后一篇叙拉古的诱惑看懂了，德雷福斯的一代将我们引向了哪里？
看到他们的虚妄看到他们的迷失将视野拉长我们何时开始失落困于歧途～
哲学家总是向往着真理与献身，怀着巨大的激情，试图以美好的意愿改变世界，殊不知暴政就在自己心中。对于他们的话，要相信到什么程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没有一定更高明的，一劳永逸的路：激情地愚蠢如此，审慎地吐槽亦如此。
福柯啊，难道信尼采者都这么坎坷？
第二本里拉的作品，還是那麼好看和批判。
很有趣的题目
73在所有弥赛亚救世主义的运动和思想者当中，都存在一种“急于求成”的危险冲动，试图在凡间便获得只有抵达天堂才可能拥有的东西。宗教的历史表明，“任何实现[这一冲动]的尝试将打开地狱之门，导致一切表现形式（manifestations）皆以归谬收场”。125《忧郁的热带》世界开始时人类并不存在，世界终止时人类亦不存在。147在法国革命引起的狂暴中，理性不复理性，现代人失去了对来世的传统信仰，民主于是成了宗教替代品。149阿隆：欧洲知识分子战后的责任在于：为自由民主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
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也许已成为历史，但是，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并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
没大看懂的感觉，oh yeah~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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