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较量与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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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大学
出版日期:2006-8
ISBN:9787560732435
作者:张传鹤
页数:299页

作者简介

本书以“‘主义’的较量与中国的命运”为题,系统探讨近代以来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及其在中国的兴衰,借此研究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为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增加了一项有分量、有特色的理论成果。 
该著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注重理论创新,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二是针对性强。即紧密联系当前人们思想中的种种困惑,提出和回答问题。三是历史感比较强。作者论述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不是空泛而论,而是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意识形态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最后通过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逻辑地、自然地论证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四是清醒的国情意识。五是宽广的世界眼光。作者在分析君主专制主义及其与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这些问题时,都充分考虑了“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先进的“主义”:社会进步的灵魂 一、什么是“主义”和“问题” 二、正确处理“问题”和“主义”的关系第二章 近代中国三大“主义”的较量与中国的命运 一、君主专制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命运 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现 三、近代三大“主义”的较量及其历史结局 四、关于近代三大“主义”较量的反思与争鸣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巨大威力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第四章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误读与迷失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误读与迷失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挫折第五章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和中国的崛起 一、拨正航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 二、受命于多事之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三、新起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世纪远征 四、在历史的接力中崛起第六章 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做好“结合”的文章  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结束语 复兴大业尚未成。同志仍须努力 一、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挑战 二、反腐倡廉斗争的挑战 三、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挑战 四、搞好分配和利益协调工作的挑战 五、维护公共安全的挑战 六、人口控制工作的挑战 七、台海问题和国际议题的挑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内容概要

张传鹤,女,1967年出生,山东日照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主要学术专长为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一项,全国党校系统调研课题一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挑战研究)一项,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四项。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登主要观点。任两部教材的副主编,并参编其他四部教材和著作。有两项研究成果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章节摘录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严重挫折是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经过这两次严重的挫折之后,党经受了锻炼,因而成熟了、长大了、胜利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挫折和两度中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革命实践发展规律的。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也因而面临全新的考验,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家里手变成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手。之所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生手,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无比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做过,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都要在干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在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这22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苦苦的探索,屡屡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犯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文革”时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这也是党的发展史上的第三次严重的挫折。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初步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我党成长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标志和里程碑,它标志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上走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从总体上讲,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的曲折、反复比较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到实践都处于十分粗浅和不成熟、不稳定的状态。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相一致,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取得不少成就,但从总体上讲不是很成功,到“文革”末期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困境。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开始成熟的标志,是党的“第二次成熟”的起点。  撇开具体内容不谈,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所经受的挫折和挫折之后所迎来的中兴,在形式上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探索革命规律时所经受的挫折和中兴达到了惊人的相似,即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考验面前,无论主观上我们党多么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一帆风顺,但在实践中总是仍然不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甚至会犯全局性战略性的严重错误,但由于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符合人民要求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每一次大的挫折和危机都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重大的挫折和危机给了我们党冷静下来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机会和深刻掌握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机会,重大的挫折和危机之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次耀眼的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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