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书评

马克思的遗产，以及它在今天的死亡与新生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讲述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著作，而是一本描写马克思主义思想变迁的经典著作。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更详细的描述历史本身，而后者则会适当地分割历史，以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几个变化过程。　　该书考察了包括冷战在内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心放在了欧美（主要是欧洲）的思想界，并介绍了几个主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　　对于那些对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兴趣的人，这本书所提供的是一个并不太合适的视角。因为思想的转折，总是突出和集中的发生在几个重要的思想家身上，所以本书的大量篇幅都围绕着一些重要人物展开，而没有完全按照历史进程展开。比如从斯大林之前的苏维埃工农政权，是由“起源—托洛茨基—列宁—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展开，而非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比如“1905年革命—斯托雷平改革—1917年俄国革命—1918俄国内战等”。再比如对于1949年后掌权的毛泽东政权来说，该书在并未按我们习惯的“反右—大跃进—文革展开”，而是按照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和历史观等线索分开论述，并将“百花齐放”、“文革”等历史事件置于这些不同的线索中进行展开。这种叙述方式能够深入细致的解析革命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及其演化过程，但对于历史进程本身的分割，以及对具体历史着墨不多的缺点就不可避免了。如果对相关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多，读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 　　　　以下是我个人在阅读过后感到的几个主要缺点和遗憾：　　　　其一，这本书最大的遗憾或许在于更多的关注于思想本身的演化，而忽视了作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内涵的演化对社会的反作用。而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标准来看，理论和内涵的互相影响也是应该给予更大论述的。其结果就是革命/思想家们思想变迁的起源往往有各个因素和层次的讨论，但对于思想变迁之后的影响却着墨不多。革命、人物以及历史本身的脉络在书中显得异常支离破碎。　　而让我更敏感的是，这种对思想变迁反作用于实践论述的缺失，显得作者有意识的淡化、回避了一些马克思运动史上的人道主义灾难。比如在讨论大跃进时，作者提到了狂热生产下的产量翻番、苏联撤走援助和自然灾害，但完全没有提饥荒问题，只是说“衰退的程度难以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确实跌入到一个低谷”。而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作者的倾向性就更明显了。作者说，在庐山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加重了对彭德怀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也明线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他自身的地位也大为削弱。”暂且不提毛泽东是否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一顶“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大帽子仅仅是“加重了谴责”吗！对于反右，作者竟然只是描述了“百花齐放”开始和结束的过程，而无视了之前的四清运动（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以及之后的反右扩大化在运动思想上的连贯性。更不能接受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开始反右派战役当做了“百花齐放”运动的结束，以此结束了这一小节，然后直接跳到了文革。而我们所熟悉的是，毛泽东开始反右（《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为什么》等发表）恰恰是反右的开始，而整个影响极大的反右运动，作者竟然全部掠过了！作者甚至在结尾引用了在反右运动时形同虚设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意见》，作为对反右派战役的辩护，并强调“对制定这些标准的主旨的表述并不包含任何悖谬”。这种完全无视反右运动汇中荒谬的指标分配，并且越发夸张和严厉的扩大过程，除了有意识的回避，我找不到其他解释。在文革的描述里，这种有意识的回避，和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就更是俯仰皆拾。这些倾向性明显的态度在描述斯大林执政、东南亚和拉美革命中也频繁出现。　　虽然作者也谈到，从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这些欠发达国家的革命实践，都违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会首先在北美和欧洲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但以此为由，回避了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革命实践所导致的人道主义悲剧，这种充满隔阂、过于超脱的批评显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想替马克思撇开关系（这点在另一本欧洲作者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中有特别强调，该书认为马克思为苏联等国人道灾难所背负的责任，不应该比尼采为奥斯维辛所负的责任更多），而不愿正视历史，对历史教训缺少足够的敏感，对马克思主义中可能会导致悲剧的因素没有足够的警惕。从一种善意的揣测看来，或许对于作者这样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来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从二战前就开展，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普遍接受的结论，在诸如文革和红色高棉这样的话题上，也是早有定论。所以作者对这些不愿过多赘述，但对我这样的中国读者，这显然是一些充满兴趣，但缺少详实著述和深入思辨的话题，这实在一种特别令人敏感的遗憾。　　　　其二，作者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判定了死刑（参加下面所附的结论），并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心，放在了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上。这些研究各自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和发扬了某些领域，涉及诸如存在主义、德拉奥尔佩学派、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到女性主义。然而作者所提到的这些领域，都有太多的欧洲思想界语境的烙印。　　这种明显为欧洲为中心的倾向性，使作者掠过了冷战时期日共、缅共、越共、菲共在亚洲的身影，柬共红色高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还有冷战中后期越南、古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暧昧不清的关系。而这种掠过不述的逻辑在本书中并未交代过，仿佛这只是一个无需多言的昨日话题。对于每个考研的中国人来说，都需要面对一门叫政治的试题，都必须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致的“发展”，这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一页。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依然絮绕在这个国家，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仍然在中国当下的争论中引发持续不断的口水争论，政府则绞尽脑汁弥合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建国理论和执政实践的落差。作为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变迁的著作，作者在面对20世纪冷战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结局和遗留问题时，直接予以轻率地掠过，实在是和我的期望相差太多。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题范围的选择，欧洲当代思想界诸如阿尔都塞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自然值得一书。但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此起彼伏。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的挣扎和活跃中逐渐消退和沉寂，他们对自身经历与革命信仰的反思同样也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变迁的尾声。比如南美革命，作者着重探讨了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但仿佛遗忘了德布雷在70年代被释放回法国后任教，放弃拉美国家武装革命，并将对革命的理解转化为欧洲的政治运动与社会革新上——这其实能代表很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在70年代后的思想转变。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德布雷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演讲，以及随后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其对于自身革命经历和对革命本身的反思都是很有意思的，而确是在本书中缺失的。如果这种偏颇是因为作者所处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术语境，那也能从侧面说明他们对冷战中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异变和消退的不重视。　　　　第三，涉及现代经济学领域的东西，本书作者很明显知之不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是一个由马克思所定义划分的劳动二重素和商品二因素为基础构建的理论体系。依据的是方法论对抽象和物质，外在与内在的辩证分析。包括剩余价值、剥削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框架都是围绕这一基础构建，并以此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比如人的异化），乃至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论等预言。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并驾齐驱的对立关系。或许其他经济学家并没有马克思这样深厚的哲学素养，但他们仍然解释的是同样的世界。这导致整个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发展，比如说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等资本主义改良，其实都可以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应和反驳。同样，马克思（包括马克思所继承的黑格尔思想）在现代欧美思想界同样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圈，后现代思想和分析哲学等主要思潮，都可以视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以此类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马克思之后重要的学术创新也是同理。作者在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时，过于局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内的明星学者和主要成果，而缺少我期待的更加宽广的比较研究视野。 ============================================　　下面附上本书的导论和结论，这两篇综述精彩地总结了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前世今生的评价，并在篇幅结构上首尾呼应。如果你不打算读这本书，那读读这两篇并不算太长的综述也能大致了解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了。============================================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导论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乍看起来，马克思似乎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整套牢固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称之为其研究工作的“主导线索”中，他认为自己已经表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进行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就会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只有当这些生产力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了尽可能充分的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我们可以列举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四种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渐进的四个时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对抗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旦解体，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终结；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创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含混不清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他的著作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那些为数超过实际发表著作的未刊草稿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全盘作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要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获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以及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问世，这两件事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产生影响的最突出的例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而这些可以重新发现的观念多年来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无人知晓——至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的。　　　　马克思的遗产自相矛盾的另一个多少有些必然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法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既然马克思在年轻时曾发觉他的导师黑格尔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这种矛盾也出现在这位弟子自己身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辩证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开放性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互相影响，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本人生前就曾改变，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观和经济观。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卓越，马克思主义就越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学说。群众性政党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其中最为激进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所有被排除在新工业社会成就之外或不能从中充分受益的人具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那种把革命的热情和变革的要求，同历史的视角与对科学性的宣称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正是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们离马克思最初的思想越来越远，并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异端观念，即常说的“修正主义”。　　　　最后一点，也最明显的一点是：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诚然，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谈过一些看法，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还是不可思议的是，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马克思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明显地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广为尊崇，被尊为导师。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史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取得了最大成功，在那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件无法获取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此，我们想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这些关键领域中的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此来表明马克思遗产中所包含的一些难题——至少是这份遗产的承继者们心目中的难题。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逝世时，其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的有益工具，还有待于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有待于马克思是对于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问题的解答。但对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马克思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些较为直接的实际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但确切的崩溃机制是什么，他则并不很清楚。是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可以找到关键性的线索，还是生产过剩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不足问题，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再者，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虽然他正确的预言了垄断的增长，但并未分析垄断的运动规律，更不用说是帝国主义的运动规律了。当时，这个问题才刚刚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今早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了。　　　　在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曾经把阶级对立加以简单化，宣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中产阶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所进行的研究，似乎提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甚至连伯恩施坦(Bernstein)都会感到意气相投的观点。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界定阶级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完成。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大段空白则是关于农民的论述。鉴于西欧农民普遍持保守态度，马克思不无沮丧地谈到“农村生活中的白痴状态”，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活动中充其量只能起一种从属作用，也就不足为其了。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运动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念同这种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　　　　但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尽管马科斯曾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作过有力的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但他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本来。他是要就这一专题写一部专著的。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据他自己说，这本是他（也唯有他）能够圆满完成的为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面大大超过马克思本人。尤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看，马克思用不着去处理领袖、政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积极从事活动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国际，前者是一个只有几百个成员的宣传团体，后者是由各种政治派别和工会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群众性政党的时代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虽然马克思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要由自己来实现，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从马克思本人起，工人阶级的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任何人——不管是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先锋队党”以领导工人（否则工人就会对政治抱有极不成熟的看法）的列宁主义者也好，还是主张政权应由工人大会直接授予的自由主义社会党人也好，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　　　　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谈到要扬弃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基于哲学所提出的是理念原则和本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把这些理念原则或本质体现在社会—经济的现实中，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然而，由于这一个革命为期尚远，人们还不得不研究这些“给柏拉图作的脚注”，何况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数不断增加，也需要有一种作为融贯性原则体系的“哲学”，对宇宙作出全面的解释。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卢卡斯率先重申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黑格尔（因而是赤裸裸反科学的）因素，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则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分歧又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上。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结论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上述概览足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所蕴涵的多样性。在经济上，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崩溃，以及何时崩溃。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恩格斯、倍倍尔、考茨基等，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法解读得多少有些肤浅，这致使他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以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迫在眉睫，并会自动发生——至少从无产阶级无需积极干预这一层意思来说是如此。而卢森堡（还有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从经济的角度，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了精炼的阐述——尽管其他经济学家（比如说，希法亭）的著作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恰恰可以作为认定资本主义的灭亡远非迫在眉睫的一个理由。　　　　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直到那时极少为人所关注的经济过渡——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跃居到了首位。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经历，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思想争论，布哈林认为，农业的逐步发展会为工业提供扩大的市场；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农民的剩余转为对重工业的直接投资。后者就是斯大林最终采取的政策，而且采取的是极为残暴的方式。毛泽东抛弃了苏联的这套做法，把农业置于主导地位，并强调生产关系比生产力重要。　　　　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这一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扭转过来，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出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问题和发展问题的严重关切。　　　　在政治学方面，当时展开的争论集中在处理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在工人阶级中发展革命意识上。甚至连那些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会半自动崩溃的人（考茨基和卢森堡以不同的方式相信这一点），也要么热衷于发展党组织（考茨基），要么热衷于群众罢工之类的策略（卢森堡）。但是，由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包括工会的领导层）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社会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因此，列宁关于“先锋”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意识的思想便变得有吸引力了。随着1917年革命的胜利，党是工人阶级觉悟的体现者（卢卡奇论证了这一点）这一列宁主义模式完全占领了支配地位。在斯大林通知下的苏联，这种观念被用来发挥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自我宣称代表了大抵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同样有脱离人民的倾向——尽管它作出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努力，力图对这一倾向予以克服。在西方，像科尔施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这样一些人，曾执着地致力于工人的自我解放事业，也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幻灭。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者都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只有葛兰西成为了唯一一位把对上层建筑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集于一身的思想家。　　　　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时是多维度的。恩格斯曾说，德国工人阶级是被黑格尔所扼要概括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如果是的话）是一门科学；另一个是它从黑格尔那里所承袭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有趣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关涉上述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不同观点。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因而对黑格尔少有兴趣的那些人，不肯认真考虑工人阶级是自我解放的思想。他们要么像考茨基那样，把自我解放归之于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过程，要么像列宁有时、斯大林经常性地所作的那样，把解放的任务委诸党或（领袖）个人（这后一过程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蹈，这鉴于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超越科学的学问的那些人，特别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卢卡奇、科尔施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都有所表现。然而，当革命的前景在西方黯淡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便重新关注起哲学，并几乎把它作为目的本身，或者把注意力转向诸如美学之类远离政治的课题上。的确，衡量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到底走出了多远，有一个尺度，那就是当前在其中从事最引人关注的理论研究的两个领域，即特别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研究与美学研究。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样性表明，马克思的遗产中所固有的多重含混性确实已被他的追随者们充分阐发出来了。　　　　那么，处在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如何？许多人想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甚至是历史本身的终结。一些则认为，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充分发达了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理，苏联本身就是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非常态。因此，1989年及其后续的年份内所发起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规定的轨道上来。而无论如何，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个世界以来对马克思的解释，越来越清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何者还活着？何者已经死了？有三个方面，人们不禁要把它们送入“太平间”；而另有两个方面，似乎仍然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在属于死亡的范畴内，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知识体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从形而上的、哲学的角度对世界作出通盘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指示下，从传统的意义上，这种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所说教，并可刻写在无数本陈腐不堪的教科书上。在此，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支配了一切，从质量互变到下一场革命日期的确定，这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就建立在对世界粗鄙的唯物主义解释之上，它并不太为大多数会思想的人当一回事。然而，它又确实存在，就像一种颇为简单化的宗教，被广为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被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早已没什么有效性可言了。　　　　其次，从更为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今年所发生的时间已向我们表明，起码在工业化国家，至少从中短期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强调两个观点，它们是列宁从上一个世纪（19世纪——译者注）继承下来的，被他并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并付诸实践。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关于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它认为，这个政党能够把所要倡导和践履的思想建立在非工人阶级自身所能产生的理论之上，这个政党能够拥有工人阶级自身的规划和政策，这个政党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基于它比工人先进，它代表了工人未来的利益，而工人并不知道自身真正的利益所在。列宁的第二个新观点是帝国主义论。该理论依据变着的资本主义扩张需要，解释了工业化的西方向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上述两个方面，即政党与帝国主义的观点，被列宁并入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内，作为两个理由，它们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如果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尤其是后者）仍能存活的话，那该地方一定是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原因。这是因为先锋队党的观念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诉诸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希望运用的精英身份与地位来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并赶超发达的西方国家。帝国主义观点理所当然地向这些国家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发现自身处于危险的境地，也就是说，它们为什么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这两方面共同意味着，尽管列宁主义在欧洲和北美没有可期待的前景，但比在欠发达世界中的遭遇要好得多（大受欢迎）。　　　　第三点是经济学上的，即认为，指令性经济或者说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型经济体制能够（至少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提供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观点已经表明只是一种空洞的承诺。当然，并不否认，就苏联而言，这些类型相似的指令性经济确实在某些领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发展，如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举世瞩目的增长率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还有创造了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肯定要比西方国家平等的社会。（伴随这些指令性体制的消失而来的是，对他们程度不一的怀旧，这种留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东欧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里，它们的专制主义水平是实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如此缺乏效率；它们对自己的公民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一切都无异于表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这三大因素，即效率因素、集权主义政治关系因素与群众中普遍的不满情绪因素，往往意味着这种国家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有生命力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归约为上述三方面，因而。这三方面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今已跟不上潮流，变得毫无是处了。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个领域是马克斯本人所称为的唯物史观（唯物历史主义历史观）。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那么最好的出发点是考查那个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并力图把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同这种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历史观，它似乎合情合理地勾勒出了一幅地图，你可以在上面对不同的事物作出定位。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或者说，作为考察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所能阐明的是：你首先要考察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为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而处世的。正式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才谈得上从事其他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构建司法体系、绘画或祷告等。在我看来，在今天对待文化的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仍然像过去一样有效。与此相反，过去数十年内风行的是，史学家们在某种唯心主义与最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之间作剧烈的摇摆，前者往往近乎无一例外地诉诸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去解释历史活动，后者则从个体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演变。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历史书写法，看待历史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的来说，还是活生生的。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困难：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困难在于，它不太善于预测，马克思原初所阐明的东西倾向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短命的。而我本人也相信，从道德和精神上说，作为组织社会的方法的资本主义或许已经破产了；但“不幸”的是，从经济上，它肯定没有破产，而恰恰是经济和物质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优先看重的。（倘若你要探问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和精神，我相信，你从中能找到可能的答案，但这些方面自然又不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先要面。）事实上，正如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所言：“对资本主义压迫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极好的，确实，这种分析是如此卓越，以至于很难看出，这种压迫为何应该被终结”。在这方面，我认为她比马克思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具洞察力。　　　　唯物史观的另一个困难日益突显出来，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个威力在于它指向了生产力——人们所拥有的工具和手段——与他们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并把他们当做未来历史进步的载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固有的观点是，正是生产力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这一点又恰好是唯物史观（如同西蒙娜·韦尔所指出的）可以同资本主义共享的地方。我们经常忘记，自有资本主义同马克思主义都是同一社会的产物，它们共享这个社会的许多前提条件。而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也宣称，如果你让市场力量自由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次第受惠，最终全部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共享同一种自信心，那就是：生产力的无拘无束的发展最终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显然，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严肃的质疑；特别是在过去10~15年间，对生产力发展前景的这种信念所带来的生态上的恶果，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它把经济因素强调为决定性因素。如果你想要找出某一个倾向于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征的东西，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述）：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超过政治、法律、宗教等一切东西。如今，这一分析方法也从三个方面遭受严重的压力。第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主义的持续性致“病”性。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全世界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全世界的工人被认为跨越了国界，正团结成同一个阶级。然而，20世纪所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后续的历史事件都宣告了这种乐观主义破产了，如今的民族主义仍像以往那样势力强劲。第二方面的困难是，宗教的持久韧性。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是一种失效了的力量。然而，宗教非但没有从世界视域内消失，而且，如果你读报或收听新闻，并在此时此刻思量一下这个世界，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世界充斥了宗教的成分——所带来的无论是好、（我往往担心）是坏。在此又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生发不出一种中（长）期的期待。第三个——也许是最基本的一个——困难是，要是考察社会的经济因素，往往就会从民众所属的阶级角度对他们进行分类，一如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那样；一般而论，至少会由此来解释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然而，除阶级划分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划分社会人群的其他方法；而且，这些替代性方法似乎比阶级划分法更具解释力。显然，其中的一种替代性方案是种族的。真正的划分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而不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还有一种也许是刚才提及的民族划分。当然，更为深远的是，人类社会最实质的划分应该是性别的划分，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正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和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才是贯穿整个历史形态的一根基线。在过去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中，最有趣的著作是围绕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形态的女性主义之间的互动展开的。分别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与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所写的书探究了“何者为奠基性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是劳动的辩证法，还是性的辩证法？亦或是这两者通过父权制概念交织在一起？（应该说，恰好在这一领域，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为典型，马克思主义传统实际上早已做出了某种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工作。）　　　　可见，马克思对历史的见识的确面临着许多难题，如缺乏预见性；过分热衷于生产力的增长而相应地缺乏对环境问题的相对关注；除经济因素外，比较忽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等其他因素。另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管它多么强调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经济剥削，还是把注意力从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上移开了，而这些不平等似乎恰恰对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当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威力确实在于它对物质力量、对经济的强调上；在于马克思所坚持的，如果真想变革社会，而且是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认可的、最称心的某种方式进行，那么就不能不从物质资源在我们社会中的分配的意义上，对经济予以充分的考虑。而任何仅仅依赖于到的说教、法律规章或单独扩大政治权利的变革不太可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绝大多数问题产生的根基是经济上的，尤其在于社会中的多数人缺乏经济力量，以及由资本主义所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分裂和堕落现象。无论是了解国家的运作，还是理解这些运作合法化的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看重经济。绝非偶然的是，在20世纪，正式在关于国家运作及其合法化方式这两个研究领域内，马克思的西方追随者们享有盛名。　　　　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优势领域是，它对社会、政治观念的根源的考查方式。由这种考查方式产生出一些意识形态批判，该批判发出这样的疑问：观念从何而来，有为谁服务？在这个领域，马克思被称为同尼采和佛洛依德并列的“三大怀疑大师之一”。对“怀疑大师”这一称谓，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三大思想家都对我们说：“千万不要把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所作的自我描述当真，还有东西在底下，而且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被它们掩盖起来了，这种掩盖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正是在对社会批判理论的阐扬中，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才能达至鼎盛状态。就这三位怀疑大师而言，佛洛依德的个人主色彩太浓，一直没有对社会、政治现象作出解释，而对这些现象的更大量的解释恰恰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至于尼采，至少在他当今的追随者的著作中，表现得太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了，因而没法作为可靠的向导。而在这方面，马克思或许表现得最佳。有两本很优秀的书，写的是最扑朔迷离而又无处不在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们分别由哈维（Harvey）和詹姆逊所撰写。而绝非偶然的是，它们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阐发的。就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表述出来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像人权或国家利益这样的普遍观念，以及每一类政治家乐于表达的所有措辞（当然，有些措辞出现得比其他的措辞要频繁），那么，你就会发觉，这些观念实际上有助于让社会中某一严格限定的特定人群受惠——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权力和福利的不均等分配。一般而论，如果说这些福利并没有完全把大众（这些人还无力承担享受的费用，更谈不上获取支配权了）排斥在外，那也是被高度等级、极差化的分配的。马克思及其信徒也许不擅于编织轰动一时的新“曲目”，但他（们）会有助于你弄明白，为什么你不停地去听金版的经典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