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想
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日期:2005-12
ISBN:9787208059498
作者:张乐天
页数:431页
作者简介
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本书对此作出了解答。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四编14章，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书末另附三个有关人民公社的重要文献，亦颇有参考价值。
书籍目录
序
自序
绪论
第一编 公社制度的嵌入
第一章 村落背景
一、土地问题
二、农业生产
三、村民的生活
第二章 公社制度的嵌入
一、海宁和平解放与土地改革
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三、制度变革：从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
四、50年代的乡村经济
五、向大公社体制过渡
六、乌托邦：从天上到地下
第二编 “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
第三章 倒退的惯性
一、重建生产队
二、土地的使用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四、粮食分配
五、乡村市场
六、旧传统的复归
第四章 新制度：秩序与冲突
一、大队的掌权者
二、权力的动用
三、阶级问题
四、制度内的人际矛盾
第五章 初期的革命输入
一、中央：推进革命的时间表
二、重提阶级斗争
三、阶级斗争的宽泛化
四、大队权力危机
第六章 有序的革命
一、“扎根串联”
二、大字报风潮
三、首当其冲的支委们
四、革命尚未终结
第七章 群众大革命
一、“造反有理”
二、清理阶级队伍
三、大学习、大批判
四、权力与正式组织
第三编 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
第八章 公社制度的特征
一、集权体制之一：党和党的领导
二、集权体制之二：依附的政府组织
三、集权体制之三：干部
四、集权体制之四：市场控制
五、村队模式之一：产权制度
六、村队模式之二：生产队的规模
七、村队模式之三：地缘因素
八、村队模式之四：组织与干部
九、村队模式之五：生产队活动节律
第九章 公社农业经营（上）
一、种植的外部限制
二、生产队的种植选择
三、作物的管理
四、过密集型劳动投入
五、劳动投入的构成
六、农民劳动投入的选择
七、制度与技术
八、过密集型技术偏好
九、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第十章 公社农业经营（下）
一、最终产品的处置
二、农产品的出售
三、产品购买
四、工分制度之一：“底分”
五、工分制度之二：工分的类型
六、工分制度之三：工分构成
七、生产队基本分配原则
八、经济分配
九、粮食分配
第十一章 公社的社会生活
一、家庭
二、生育制度
三、养育模式
四、婚姻
五、老年人的生活
六、宗族
七、村民的交往
第四编 人民公社的终结
第十二章 公社的困顿
一、小农的离心倾向
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三、体制外的经济收入
四、外出的冲动
五、价值：融合与冲突
六、人情、原则、斗争哲学
七、意识形态：输入与演化
第十三章 公社解体以后
一、政策的演变
二、从合作经营到家庭经营
三、宏观环境的改变
四、农业的家庭经营
五、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
六、重建乡（镇）村体制
七、干部
八、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
九、演化中的村落
十、村落文化的嬗变
第十四章 公社的启示：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一、土地与农民
二、党政权力
三、农村集体企业
四、乡村政府与集体企业
五、乡村政府与农业经营
六、村民自治问题
表格索引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后记
编辑推荐
不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怎能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公社伴随中国广大农民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公社给农民带来过憧憬、理想、苦难和失望。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多少人为公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多少人迫于无奈在公社里编织自己生活的经纬……公社逝去了，但它已融入了亿万人的生命履历中，铭刻在整个民族的记忆里。公社是不能忘记的！
内容概要
张乐天，1949年生，浙江海宁人。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为《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农村社区、社会工作。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 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 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 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 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 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 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 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 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 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锡文 《公社》一书显示了作者近些年来理论思考的成熟和突破。他从几十年纷 纭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精彩的主题：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 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这一主题及分析模式 的提出，使得《公社》从对一个村庄的描述得以反映整个时代的特征，也使 得该书成为描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方面最好的人类 学著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以后的著作，都贯穿着他对中国农民基本生 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他的“乡土中国”、“五谷文化”概念的提出，展示 了他对“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农民那种深切的关怀和思考。《公社》一书也 体现了作者同样的“人文关怀”，即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应当从普通大众的 生存方式及其中的张力中切入，对小社区的文化探讨也应该从社区人民的基 本生存方式及他们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去理解。对一个复杂的 文明社会，完全可以用分析的方法，直接从探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入手 展开研究，从中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或 民族的科学概念来。 ——曾树基
章节摘录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大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值得关注。大 队特别是公社集中了太多的权力，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民失去了太多的权利，他们在盲目服从指挥的同时又只求即时的 满足；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生产被过分地按军事的和工业的原则组织起来， 有序的理想带给农村干部们的却是顾此失彼的烦恼；……这一切把“鱼米之 乡”带人了灾难的苦海。 解铃还是系铃人，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推动了人民公社制度的 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生产队首次获得了较多的组织农业生产、经 营和分配的自由权，公社和大队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调配劳动力和物 资，直接组织农业生产。1961年11月17日，L大队的主要干部们在谈到新体 制中的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时认为，今后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主要有三类： 一是收取公共积累，二是收取管理费，三是收取农具折旧费。他们在会上说 ：“以前大队是实的，今后大队是虚的，大队的工作实际上共有九项：一是 民兵治安，二是作物安排，三是生产检查，四是征购，五是企业，六是基建 ，七是学校，八是救济，九是政治思想工作。”1962年 10月22日，L大队的 一位主要干部在全大队正队长会议上甚至说：“今后大队的机构是没有了， 到底是啥还没决定。今后所有制只有二级，大队一级没有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大队一级仍然存在着，并且不像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虚”。自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大队实行了主要干部分别“联系”生 产队的制度，我们在下一章的分析中将会看到，有的大队干部在“联系”的 过程中掌握了生产队的实权。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给浙北农村带来了短暂的 稳定与秩序，大队干部们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农业生产方面，有为而 治，自然会较多地干预生产队的农业经营。 大队对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的干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取决 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60年代初中期，意识形态 还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浓烈，政治压力还不至于使大队干部们放弃自 己的判断，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大队干部们还有顶着“上面”的压力 而按自己的意愿去办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预会比较符合实情 ，并容易为生产队所接受，因为大队干部们终究都是农业的行家里手，都是 实实在在的村里人。 刚刚从饥饿中走来的农民基层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粮食问题，大队在作物 安排时很容易与生产队达成一致意见，一位原大队干部说：“60年代初中期 ，各生产队的粮食压力都很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高，这不仅因为刚尝过 缺粮滋味的农民更懂得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大量城市工人的下放实际上 加重了生产队的粮食负担①。因此，我们在安排作物茬口时总忙着与生产队 的干部一起计算可能达到的粮食产量。各队水稻田有限，水稻产量也很难一 下子提高，就设法挖旱地粮食作物的潜力，那几年番薯和豆类作物种得特别 多。”L大队的会计资料证明了这位大队干部的回忆。就番薯而言，1963年 全大队的种植面积达437亩，高于当年任何其他作物(包括早稻、单季晚稻、 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又是整个公社时期番薯种得最多的一年。需要进一 步指出的是，1962年和1963年，各队曾在桑园中大量套种粮食作物，严重妨 碍了交售给国家的经济作物产品蚕茧的生产，大队对这一做法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各队以后又退出了套种，原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 争，而是出于实际的利益方面的考虑。粮食够了，农民需要更多的现金。 作物的培育和管理是大队一级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与革命以后的情况 不同的是，大队的具体指导很少或基本上不带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大队只是 就事论事地布置工作，对于新引进作物品种的培育管理讲得特别仔细。这里 摘录一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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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当我们或以责任心或以同情心关注今天的三农问题时，我们也该关注农村的昨天——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答案未免可笑，但无论如何现实中有太多历史的回声。而在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进程中，人民公社更是绕不开的一环。那段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对农村的影响至今仍或多或少的存在，可是二十年间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没有遗传到公社年代的任何记忆。这些，是我对“公社”产生兴趣的缘起。一、 人民公社（1962－1982）体制下农民劳动成果的分配基本分配原则：“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人民公社制度研究》P271）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重视群体观念（表现为宗族观念等）而忽视个人价值的社会中，以“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制度作为分配原则，首先抢占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再加上解放以来农村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其他政治运动，让农民既不能也不敢与国家至上的原则对抗。此外，党和政府还在经济领域引入了一系列捆绑政策（如奖售等）巩固了这一分配原则。即使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时代，分配口号也仍然有这些原则的影子——“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至于“正确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一套缥缈的说辞。根据《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两书中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中的分配制度无不是“名曰‘按劳分配’，实为‘按需分配’”——在孱弱的生产力状况下这里的“按需分配”不过是满足个人最低温饱需求之“需”；按照基本口粮分配后农村可供再次分配的收益已经所剩不多，“按劳分配”的产品比例自然少的可怜。那么在这种没有活力的体制之下，农村的生产力（即使这种生产力只是“小农”层次的）又怎能得到解放和发展？！“只有在农业劳动与产量直接挂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自觉得保证农活的质量”，此言大哉！二、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一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看待公社时期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中国整体实现现代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路径值不值得？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清理下，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或得失去评价当年的决策时，未免有些苛责。联系当年中国一穷二白的国内条件和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尤其是资金设备密集型的重工业，不举全国之力何以发展？没有重工业的铺路在中国这种后发型国家能否有工业化甚至现代化的基础？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当时中国还否能够找到一条比这条路径更不糟糕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欣赏西方一位作者的言论——“没有毛时代所取得的成就，邓的改革将失去对象。”其次，毛泽东在当年大力推进农村集体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全面控制农民进而通过“剪刀差”更好的剥夺农民还是为了发展农村试验他的“新村”理念进而进入幸福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这里的过程与目的是否统一？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仍无法坚实的支撑这两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我将继续关注此问题。再次，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更复杂包含着信息化工业化等诸多因素，但是在四十年前工业化能否说是现代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 -
我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一些感性认识。这本书题为“告别理想”，所谓理想自然是指人民公社制度。既然称之为理想，必然是认为其不具备存在的可能。或是脱离现实，即使存在也不能长久。自然而然，我会想到人民公社出现的原因。但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或者说作者把答案隐含在了叙述中。作者在自序中就提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浙北农村，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凭借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就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实现政权的更替？共产党靠什么来争取民心？作者接下来就提出了他的新观点，所谓的剧场社会。通过革命仪式创造革命表象，来吸引老百姓参与革命。通过剧场社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一个迥然不同于小农社会的新时代，就是人民公社。可以看出，作者把人民公社当作是领导阶级隔绝传统，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因为统治的需要。作者也提到了，旧传统和新制度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本书贯穿的主题。人民公社是在传统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建筑起的制度大厦，但对于公社制度来说，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村落支撑着公社，因为公社很多方面与传统村落同构；村落瓦解着公社，因为农民的原则与公社的原则有时候是相冲突的。公社与村落、农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必然需要公社去努力克服。但强制性的手段难以长期维持，而妥协性的手段又继续遵循原来的传统。公社到最后必然走向终结，终归是一个理想。作者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来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第三者的研究角度，比以往那些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更具客观性，也更能深挖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公社时期，生产队和农民们就把国家的规定抛到脑后，只按自己的传统交换方式行事。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挖边的故事”。大公社解体之后，农民家庭自留地重新恢复。在一般情况下，自留地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能超过15%。这条资料来自中共中央的档汇编，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利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政策的方向性转变，是国家范围内的事件。人民公社体制的改变并没有为农民提供粮食和其它物质，只是给了生产队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同时也部分地给农民家庭以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上的产出一旦与农民的收益相联系，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于是，在浙江农村，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挖边”高潮。所谓“挖边”，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土地种作物。具体如下：1、挖土地的四周边，畦畦挖，横挖，竖挖；2、挖交通要道边，地沟里种蕉藕；3、芋艿田里挖边，拔掉生长不良的芋艿，及时挖边；4、芋艿缺棵的地方种上高梁、玉米；5、芋艿田的四周种上黄豆、豇豆、赤豆，见缝插针；6、桑树地里种南瓜秧，旁边种烟叶、长豇豆；7小队17张鱼池，面积13亩，种茭白……。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在中央政策的背后，农民的真实反映仍然遵循了传统的家庭经营观念。对于公社时期，普通老百姓在中央文件和政策精神下的真实做法，也不失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好方向。理想之中的生存挣扎！另外，本书在详细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各个方面和发展过程后，也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奠基作用，特别是对公社之后的土地问题，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一些制度尝试，为新时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农村集体企业、党政权力方面，人民公社制度也为今天开了个好头。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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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公社的专门研究实在太少，这本算是鞭辟入里，很难得。 -
其实挺无趣的，作者并不太会写文章 -
拖延了好久才开始读，还是很有启发，将我所“听说”的公社，具象为文字呈现出了浙北人民公社的兴衰，前半本（1-7）耐心细读，后面等有闲再细读………… -
没意思 -
福州路上海古籍出版社书店 -
材料翔实。 -
对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给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刻画，对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权力变迁、经济困境都给出了非常精彩的叙述。尽管没有理论贡献，但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详尽的经验性考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当中的任何一个主题抽出来加以发展，都可以做成一篇专著。 -
人民公社是一把钥匙，透过它可以看到今日中国的一切都不是凭空而来。中国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这一路上的进步，让我们相信未来值得更加充满希望。 -
都说比较好 -
好，但是还不够好，这部书告诉人们，如果没有先进生产力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好不了多少的，虚幻的泡影。 -
未讀完 -
竟然能把“温情脉脉的传统村落”与“土地改革的革命理论”融为一体！为了政治献媚，连最基本的逻辑都不顾了，让文人的颜面斯文扫地啊！ -
考证派大作，不错的入门读物，原来传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
好书 -
大三那年读的。该书用了剧场社会等人类学概念，有新意。但缺乏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批判，还是没有说透。 -
并不觉得此书有多么的优秀，感觉没有很好的契合书名，不过若是要了解毛时代的中国乡村，此书倒是事无巨细地都有涉及，是很好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