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想》书评

公社制度的迷茫

三农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当我们或以责任心或以同情心关注今天的三农问题时，我们也该关注农村的昨天——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答案未免可笑，但无论如何现实中有太多历史的回声。而在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进程中，人民公社更是绕不开的一环。那段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对农村的影响至今仍或多或少的存在，可是二十年间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没有遗传到公社年代的任何记忆。这些，是我对“公社”产生兴趣的缘起。一、 人民公社（1962－1982）体制下农民劳动成果的分配基本分配原则：“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人民公社制度研究》P271）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重视群体观念（表现为宗族观念等）而忽视个人价值的社会中，以“先国家，后集体”“留足集体的”制度作为分配原则，首先抢占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再加上解放以来农村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其他政治运动，让农民既不能也不敢与国家至上的原则对抗。此外，党和政府还在经济领域引入了一系列捆绑政策（如奖售等）巩固了这一分配原则。即使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时代，分配口号也仍然有这些原则的影子——“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至于“正确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一套缥缈的说辞。根据《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两书中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中的分配制度无不是“名曰‘按劳分配’，实为‘按需分配’”——在孱弱的生产力状况下这里的“按需分配”不过是满足个人最低温饱需求之“需”；按照基本口粮分配后农村可供再次分配的收益已经所剩不多，“按劳分配”的产品比例自然少的可怜。那么在这种没有活力的体制之下，农村的生产力（即使这种生产力只是“小农”层次的）又怎能得到解放和发展？！“只有在农业劳动与产量直接挂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自觉得保证农活的质量”，此言大哉！二、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一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看待公社时期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中国整体实现现代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路径值不值得？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清理下，当我们以今天的视角或得失去评价当年的决策时，未免有些苛责。联系当年中国一穷二白的国内条件和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尤其是资金设备密集型的重工业，不举全国之力何以发展？没有重工业的铺路在中国这种后发型国家能否有工业化甚至现代化的基础？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当时中国还否能够找到一条比这条路径更不糟糕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欣赏西方一位作者的言论——“没有毛时代所取得的成就，邓的改革将失去对象。”其次，毛泽东在当年大力推进农村集体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全面控制农民进而通过“剪刀差”更好的剥夺农民还是为了发展农村试验他的“新村”理念进而进入幸福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这里的过程与目的是否统一？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仍无法坚实的支撑这两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我将继续关注此问题。再次，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概念更复杂包含着信息化工业化等诸多因素，但是在四十年前工业化能否说是现代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

人民公社研究入门书

我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一些感性认识。这本书题为“告别理想”，所谓理想自然是指人民公社制度。既然称之为理想，必然是认为其不具备存在的可能。或是脱离现实，即使存在也不能长久。自然而然，我会想到人民公社出现的原因。但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或者说作者把答案隐含在了叙述中。作者在自序中就提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浙北农村，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凭借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就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实现政权的更替？共产党靠什么来争取民心？作者接下来就提出了他的新观点，所谓的剧场社会。通过革命仪式创造革命表象，来吸引老百姓参与革命。通过剧场社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入一个迥然不同于小农社会的新时代，就是人民公社。可以看出，作者把人民公社当作是领导阶级隔绝传统，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是因为统治的需要。作者也提到了，旧传统和新制度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本书贯穿的主题。人民公社是在传统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建筑起的制度大厦，但对于公社制度来说，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村落支撑着公社，因为公社很多方面与传统村落同构；村落瓦解着公社，因为农民的原则与公社的原则有时候是相冲突的。公社与村落、农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必然需要公社去努力克服。但强制性的手段难以长期维持，而妥协性的手段又继续遵循原来的传统。公社到最后必然走向终结，终归是一个理想。作者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来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第三者的研究角度，比以往那些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更具客观性，也更能深挖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公社时期，生产队和农民们就把国家的规定抛到脑后，只按自己的传统交换方式行事。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挖边的故事”。大公社解体之后，农民家庭自留地重新恢复。在一般情况下，自留地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能超过15%。这条资料来自中共中央的档汇编，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利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政策的方向性转变，是国家范围内的事件。人民公社体制的改变并没有为农民提供粮食和其它物质，只是给了生产队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同时也部分地给农民家庭以自主地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上的产出一旦与农民的收益相联系，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于是，在浙江农村，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挖边”高潮。所谓“挖边”，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土地种作物。具体如下：1、挖土地的四周边，畦畦挖，横挖，竖挖；2、挖交通要道边，地沟里种蕉藕；3、芋艿田里挖边，拔掉生长不良的芋艿，及时挖边；4、芋艿缺棵的地方种上高梁、玉米；5、芋艿田的四周种上黄豆、豇豆、赤豆，见缝插针；6、桑树地里种南瓜秧，旁边种烟叶、长豇豆；7小队17张鱼池，面积13亩，种茭白……。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在中央政策的背后，农民的真实反映仍然遵循了传统的家庭经营观念。对于公社时期，普通老百姓在中央文件和政策精神下的真实做法，也不失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好方向。理想之中的生存挣扎！另外，本书在详细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各个方面和发展过程后，也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奠基作用，特别是对公社之后的土地问题，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一些制度尝试，为新时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农村集体企业、党政权力方面，人民公社制度也为今天开了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