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村庄的政治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ISBN:9787216052528
作者:吴毅
页数:191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吴毅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

书籍目录

自序

转型世相

亲缘网络

村落的公共空间

法的正义抑或情的人理

“无政治”的村庄

最后的征收

怎一个“撤”字了得

治理素描

记述村庄的政治

“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

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

也谈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

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

局促的改革空间

底边游戏

催收与拖欠

农民“种房”与弱者的反“制”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乡村的权力承包

上访的建构与消解

迎检的游戏

研究杂谈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

此集体非彼集体

感受经验

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集。    　吴先生的文字通俗灵动，而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极为深刻。书中的内容既能为一般关心“三农”问题的读者所接受，也能为“三农”问题的研究者提供启发：既是才情飞扬、精雕细琢的思想小品文，又是认真严肃的学术大作品。    　能读到这样的集可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身的好书，即使从责任编辑的角度来讲，也是极其的幸运!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书中的插图和图说，非常地耐人寻味。    　全书跳出规范性分析的樊篱，从田野的调查工作中走来，将社会转型中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深入浅出地反映出来，表现出学者的良知、睿智及作者对底层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思考。

内容概要

吴毅，重庆市人，1958年生，供职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喜欢将教书、读书和写书当作自己的生活常态，自喻以“三书”来陪伴人生。

出生于城市，却歪打误撞地进入农村研究领域；学业不专，在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来回跑，有著述，也获得过国家和省、市级奖励，还主编有学术年刊《乡村中国评论》。常在《天涯》、《书城》、《读书》上发表文章

章节摘录

　　亲缘网络　　费孝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依我的理解，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即村落中人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这种亲缘秩序不仅塑造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族文化，就是在当下一些已经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也发挥着它所特有的整合秩序与配置资源的功能。　　川北王村就是这样一个村落。　　王村的亲缘网络源于它的历史。作为一个移民村，王村的生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场被称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在四川，这样的村子不在少数，以至于在追溯村史时，都可以发现它们多是由一两个共同家庭发脉和繁衍而来，因此，此类村子在姓氏构成上总是以单姓和少数大姓为主。　　王村的亲缘结构对于熟悉中国乡村社会的人来说并无新鲜之处，尤其是当近年来宗族问题几成农村研究中的显学之后，王村作为一个案例就更不构成那种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白乌鸦”。然而，问题也许往往就存在于这种普遍性之间，当笔者怀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宗族关切走进这个家族化村落时，却发现在村里既看不到人们在华南农村所津津乐道的家庙再造与族谱续修，也看不到各种敬神祭祖的宗族科仪。20世纪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看来的确改造了王村，宗族无论作为一种制度仪式还是精神信仰，都已经淡出了村庄。　　然而，我在王村的发现在于，缺失了宗族记忆的村庄仍然无法回避无所不在的亲缘关系，家族化村庄的客观实在性和社区互动对亲缘网络的普遍关联，使得亲缘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构建秩序的功能。它的意义虽然不可能像旧时的宗族那样明显，也无法与现时的行政化秩序相提并论，但由于现今农村已无其他可以利用的内生性社会组织，所以，亲缘网络作为惟一存在的社区联结链条，其整合与规范村落人际关系结构的作用反倒得以突出。　　首先，它给村落内部的交往和互动注入了亲情。在王村，只要能攀扯上一定的亲戚关系，无论亲疏，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以彼此在亲缘结构中的身份相称，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这种亲情称谓的无所不在，无疑使村落社会浸润在亲情氛围之中，身处这种氛围之中，人们即使是在纯粹的事本主义交往中，也不能不注意到以情为先，为情所忌。因此，我们无疑可以认为，王村的社会秩序首先是建构在亲情场域中。其次才是建构在行政场域中的。　　……

图书封面

 记述村庄的政治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读完了，觉得很对胃口，说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深切体悟的话。作者也是个明白人。事情总是很复杂的，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人还是太多了。什么时候不同的群体、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理性的对话啊。
  •     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拜读完吴毅先生的田野调查作品《小镇喧嚣》后，我紧接着又读了他的这本学术随笔性质的《记述村庄的政治》。全书分“转型世相”、“治理素描”、“底边游戏”、“研究杂谈”四辑。从话题和内容上看，这本书相当于是《小镇喧嚣》的精编版，荟萃了作者从田野观察中得来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干货”。作为一个深度观察者，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悄然地淡出了村庄。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红白喜事除了庆贺和哀悼的精神性需求外，通过礼金的流动，“再生产”社区的感情，实现“人情的互助与往来”。（P16）的确，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和城镇化的推进，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受到冲击，宗族文化的概念日渐模糊。在许多原本属于鱼米之乡的江南村镇，你甚至都已经很难见到整片的农田。人们各自创业、四下打工。祠堂倾颓，戏台荒芜。在此情景下，过年聚餐、红白喜事成为村民聚会和联络仅剩的场合与时机，它们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意识，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村落文化礼堂，以及在很多村都能看到的规模虽然各异但香火同样旺盛的庙宇。以政策宣传、“X五普法”、“文化下乡”等多种途径，现代国家始终在以制度加强着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与重塑。这种改造与重塑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农民维权意识的高涨。但是，在情、理、法交织纠缠的现实问题面前，却每每透露出尴尬。在农村，妇女因难忍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选择自杀，一直以来时有所闻。 吴教授从他所亲历的一桩并不鲜见的此类案例中发现，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如何断案却是另一回事，在乡村熟人社会的行为理性与伦理精神下，出于死者家庭尚有两个孩子的现实窘迫，女方的家人最终放弃了刑事责任追究，而以男方下跪赔罪的形式接受了私了。在这里，秉公依法最终为就情入理所取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化公为私、避重就轻和大事化了”，“就活人不就死人”（这里的“就”即顾及）。如此，才能既兼顾矛盾的解决，又避免加深悲剧。有了这一案例的处理经验，作者就联想到：“邻里圈子和乡土社会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其实自有一套生发于本土的，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和法律相比较，其实可能离当事者的生活和经验更近，运用起来的成本也更小。因此，即使是在以依法治村与强调权利的精神来统帅转型期的乡村治理之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法治的现代理念与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有一个两者如何结合与互补的问题”。 （P24）自1990年代起成为研究热土的农村政治学，现在已经从村庄层面转向乡镇层面。在早些年的乡镇体制改革研究中，有一种提法是要撤销乡镇政权，或代之以派出机构、自治组织。对此类观点，吴教授鲜明地给予了反驳。他指出：“从政治不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组织成为实际对抗行为的关键因素”。（P35）乡镇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治理转型，“想办法加强和改善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P44）乡镇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尾，村庄则是民间草根社会的头。乡村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对于村干部的定位，理论界有所谓国家利益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说、充当掮客居间自利的“经纪模式”说、无为而治的“守夜人”与“撞钟者”说，等等。如何处理好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特别是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是乡村政治的重要课题，也是我自挂职锻炼以来每每遭遇到的困惑。“扶又扶不上来，撤又撤不下去”，这成了乡镇干部倍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吴毅教授在深入乡镇进行田野观察后意外地发现，“为了推动村政，许多乡干部不得不反过来与村干部联络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P63）从我现实的经历和体会来看，正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非制度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导致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式。乡镇推动的工作既然无法以命令、考核、奖惩等行政化硬手段来实现，便只有诉诸感情、面子等带有私人性的、软性的非正式途径。无疑，这也就对乡镇干部的个人魅力、人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恐怕又是一个令制度主义者颇感失望与不安的现象。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是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一个问题爆发点 ，乡镇政府在此中的角色问题也频频遭到质疑与诟病，甚至还衍生出多起群体性事件。但吴教授的分析认为，在村庄空壳化和农民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下，相对于村级组织的弱权威和低效率，相对于小农格局的一盘散沙，事实上只能由基层政府来主持和代理招商引资这类事务。政府的介入可能难免会损害农民利益（如补偿标准偏低），但也正是政府的介入和强力行政保障了开发的成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甚至那种经历损害之后的希望都无法得到”。（P69）基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便是尽力兼顾村镇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将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降到最低。其次，则是反思和扭转村级权威的缺位状态，救治和缓解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的问题，改变当下乡村权力格局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政效能）的错位，保障村庄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0元。推荐指数：★★★★。2013年9月9日至14日晚 于绍兴柯桥家中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     许多年前买的，最近终于腾出时间看完了。竟然比想象中好看很多……
  •     透彻
  •     这本书点出了很多中国村庄生存之道和基层的政治哲学，独立的小篇章读起来没负担
  •     随笔集。吴毅很关心从基层干部的视角来看问题。
  •     　　读完了，觉得很对胃口，说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深切体悟的话。作者也是个明白人。事情总是很复杂的，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人还是太多了。什么时候不同的群体、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理性的对话啊。
  •     比较讶异的一点就是我一直以为买卖土地就是乡政府主导，实际上存在村组织主导的过程（反观之）吴毅有些角度很好，包括底层村民、村组织以及乡镇视角～而且我也开始记随笔咯
  •     　　 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
    　　——《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
    　　
    　　拜读完吴毅先生的田野调查作品《小镇喧嚣》后，我紧接着又读了他的这本学术随笔性质的《记述村庄的政治》。全书分“转型世相”、“治理素描”、“底边游戏”、“研究杂谈”四辑。从话题和内容上看，这本书相当于是《小镇喧嚣》的精编版，荟萃了作者从田野观察中得来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干货”。
    　　
    　　作为一个深度观察者，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悄然地淡出了村庄。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红白喜事除了庆贺和哀悼的精神性需求外，通过礼金的流动，“再生产”社区的感情，实现“人情的互助与往来”。（P16）的确，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和城镇化的推进，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受到冲击，宗族文化的概念日渐模糊。在许多原本属于鱼米之乡的江南村镇，你甚至都已经很难见到整片的农田。人们各自创业、四下打工。祠堂倾颓，戏台荒芜。在此情景下，过年聚餐、红白喜事成为村民聚会和联络仅剩的场合与时机，它们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意识，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村落文化礼堂，以及在很多村都能看到的规模虽然各异但香火同样旺盛的庙宇。
    　　
    　　以政策宣传、“X五普法”、“文化下乡”等多种途径，现代国家始终在以制度加强着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与重塑。这种改造与重塑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农民维权意识的高涨。但是，在情、理、法交织纠缠的现实问题面前，却每每透露出尴尬。在农村，妇女因难忍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选择自杀，一直以来时有所闻。 吴教授从他所亲历的一桩并不鲜见的此类案例中发现，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如何断案却是另一回事，在乡村熟人社会的行为理性与伦理精神下，出于死者家庭尚有两个孩子的现实窘迫，女方的家人最终放弃了刑事责任追究，而以男方下跪赔罪的形式接受了私了。在这里，秉公依法最终为就情入理所取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化公为私、避重就轻和大事化了”，“就活人不就死人”（这里的“就”即顾及）。如此，才能既兼顾矛盾的解决，又避免加深悲剧。有了这一案例的处理经验，作者就联想到：“邻里圈子和乡土社会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其实自有一套生发于本土的，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和法律相比较，其实可能离当事者的生活和经验更近，运用起来的成本也更小。因此，即使是在以依法治村与强调权利的精神来统帅转型期的乡村治理之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法治的现代理念与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有一个两者如何结合与互补的问题”。 （P24）
    　　
    　　自1990年代起成为研究热土的农村政治学，现在已经从村庄层面转向乡镇层面。在早些年的乡镇体制改革研究中，有一种提法是要撤销乡镇政权，或代之以派出机构、自治组织。对此类观点，吴教授鲜明地给予了反驳。他指出：“从政治不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组织成为实际对抗行为的关键因素”。（P35）乡镇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治理转型，“想办法加强和改善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P44）
    　　
    　　乡镇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尾，村庄则是民间草根社会的头。乡村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对于村干部的定位，理论界有所谓国家利益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说、充当掮客居间自利的“经纪模式”说、无为而治的“守夜人”与“撞钟者”说，等等。如何处理好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特别是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是乡村政治的重要课题，也是我自挂职锻炼以来每每遭遇到的困惑。“扶又扶不上来，撤又撤不下去”，这成了乡镇干部倍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吴毅教授在深入乡镇进行田野观察后意外地发现，“为了推动村政，许多乡干部不得不反过来与村干部联络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P63）从我现实的经历和体会来看，正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非制度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导致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式。乡镇推动的工作既然无法以命令、考核、奖惩等行政化硬手段来实现，便只有诉诸感情、面子等带有私人性的、软性的非正式途径。无疑，这也就对乡镇干部的个人魅力、人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恐怕又是一个令制度主义者颇感失望与不安的现象。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是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一个问题爆发点 ，乡镇政府在此中的角色问题也频频遭到质疑与诟病，甚至还衍生出多起群体性事件。但吴教授的分析认为，在村庄空壳化和农民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下，相对于村级组织的弱权威和低效率，相对于小农格局的一盘散沙，事实上只能由基层政府来主持和代理招商引资这类事务。政府的介入可能难免会损害农民利益（如补偿标准偏低），但也正是政府的介入和强力行政保障了开发的成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甚至那种经历损害之后的希望都无法得到”。（P69）
    　　
    　　基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便是尽力兼顾村镇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将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降到最低。其次，则是反思和扭转村级权威的缺位状态，救治和缓解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的问题，改变当下乡村权力格局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政效能）的错位，保障村庄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
    　　
    　　《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0元。推荐指数：★★★★。
    　　
    　　2013年9月9日至14日晚 于绍兴柯桥家中
  •     吴毅的随笔，有些地方感人。
  •     已买。《小镇喧嚣》的精编版。对农村政治（学）的分析透彻
 

农业基础科学,时尚,美术/书法,绘画,软件工程/开发项目管理,研究生/本专科,爱情/情感,动漫学堂PDF下载,。 PDF下载网 

PDF下载网 @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