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村庄的政治》书评

吴毅堪比吴思，明白人。

读完了，觉得很对胃口，说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有深切体悟的话。作者也是个明白人。事情总是很复杂的，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人还是太多了。什么时候不同的群体、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之间能够有真正理性的对话啊。

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

经验地理解乡村政治——《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笔记拜读完吴毅先生的田野调查作品《小镇喧嚣》后，我紧接着又读了他的这本学术随笔性质的《记述村庄的政治》。全书分“转型世相”、“治理素描”、“底边游戏”、“研究杂谈”四辑。从话题和内容上看，这本书相当于是《小镇喧嚣》的精编版，荟萃了作者从田野观察中得来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干货”。作为一个深度观察者，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悄然地淡出了村庄。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红白喜事除了庆贺和哀悼的精神性需求外，通过礼金的流动，“再生产”社区的感情，实现“人情的互助与往来”。（P16）的确，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和城镇化的推进，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受到冲击，宗族文化的概念日渐模糊。在许多原本属于鱼米之乡的江南村镇，你甚至都已经很难见到整片的农田。人们各自创业、四下打工。祠堂倾颓，戏台荒芜。在此情景下，过年聚餐、红白喜事成为村民聚会和联络仅剩的场合与时机，它们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意识，比如老年活动中心、村落文化礼堂，以及在很多村都能看到的规模虽然各异但香火同样旺盛的庙宇。以政策宣传、“X五普法”、“文化下乡”等多种途径，现代国家始终在以制度加强着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与重塑。这种改造与重塑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农民维权意识的高涨。但是，在情、理、法交织纠缠的现实问题面前，却每每透露出尴尬。在农村，妇女因难忍丈夫的家庭暴力而选择自杀，一直以来时有所闻。 吴教授从他所亲历的一桩并不鲜见的此类案例中发现，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如何断案却是另一回事，在乡村熟人社会的行为理性与伦理精神下，出于死者家庭尚有两个孩子的现实窘迫，女方的家人最终放弃了刑事责任追究，而以男方下跪赔罪的形式接受了私了。在这里，秉公依法最终为就情入理所取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化公为私、避重就轻和大事化了”，“就活人不就死人”（这里的“就”即顾及）。如此，才能既兼顾矛盾的解决，又避免加深悲剧。有了这一案例的处理经验，作者就联想到：“邻里圈子和乡土社会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其实自有一套生发于本土的，与地方性经验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技术与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和法律相比较，其实可能离当事者的生活和经验更近，运用起来的成本也更小。因此，即使是在以依法治村与强调权利的精神来统帅转型期的乡村治理之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法治的现代理念与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有一个两者如何结合与互补的问题”。 （P24）自1990年代起成为研究热土的农村政治学，现在已经从村庄层面转向乡镇层面。在早些年的乡镇体制改革研究中，有一种提法是要撤销乡镇政权，或代之以派出机构、自治组织。对此类观点，吴教授鲜明地给予了反驳。他指出：“从政治不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组织成为实际对抗行为的关键因素”。（P35）乡镇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实现治理转型，“想办法加强和改善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效能”。（P44）乡镇是国家政权体制的尾，村庄则是民间草根社会的头。乡村处于国家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对于村干部的定位，理论界有所谓国家利益代理人和村庄利益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说、充当掮客居间自利的“经纪模式”说、无为而治的“守夜人”与“撞钟者”说，等等。如何处理好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特别是调动后者的积极性，是乡村政治的重要课题，也是我自挂职锻炼以来每每遭遇到的困惑。“扶又扶不上来，撤又撤不下去”，这成了乡镇干部倍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吴毅教授在深入乡镇进行田野观察后意外地发现，“为了推动村政，许多乡干部不得不反过来与村干部联络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P63）从我现实的经历和体会来看，正是乡—村权力结构的非制度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导致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式。乡镇推动的工作既然无法以命令、考核、奖惩等行政化硬手段来实现，便只有诉诸感情、面子等带有私人性的、软性的非正式途径。无疑，这也就对乡镇干部的个人魅力、人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恐怕又是一个令制度主义者颇感失望与不安的现象。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拆迁，是近年来侵害农民利益的一个问题爆发点 ，乡镇政府在此中的角色问题也频频遭到质疑与诟病，甚至还衍生出多起群体性事件。但吴教授的分析认为，在村庄空壳化和农民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下，相对于村级组织的弱权威和低效率，相对于小农格局的一盘散沙，事实上只能由基层政府来主持和代理招商引资这类事务。政府的介入可能难免会损害农民利益（如补偿标准偏低），但也正是政府的介入和强力行政保障了开发的成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甚至那种经历损害之后的希望都无法得到”。（P69）基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便是尽力兼顾村镇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平衡，将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降到最低。其次，则是反思和扭转村级权威的缺位状态，救治和缓解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的问题，改变当下乡村权力格局该“弱”不“弱”（受到规制），该强不强（提高行政效能）的错位，保障村庄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发展，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20元。推荐指数：★★★★。2013年9月9日至14日晚 于绍兴柯桥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