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9-12
ISBN:9787108026941
作者:费孝通
页数:246页
后记
对于很多冷静的、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他们曾寻求多年的新的领导体制和改革不可能是来自受压抑和受排斥的右派（因为没有有影响的“充满活力的核心”存在），而是来自左派。然而，虽然费先生明显地是在盼望着共产党的“解放”，但是这种领导的体制和主张从根源上是中国式的而不是俄国或西方式的。以下一段话引自费先生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这代表了他希望通过合作而不是由外来人主宰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爱国者的观点。“如果在技术发展到当今阶段之前，西方就已经达到一个完整社会制度的新秩序，那么东方的问题就会简单些，我们只需跨过大洋把新的方式移植过来。当然困难也会存在，但是如果这种新秩序提供了更大的物质进步以及社会满足和幸福的话，那么不情愿也只是由于不熟悉罢了，这可以通过进一步引导来解决……儒家否认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中国士绅》后半部分是周荣德先生早年在云南昆阳对费孝通先生所做的六篇关于乡村士绅的个案访谈。前半部分的理论思考与后半部分的人物访谈，二者相得益彰，互相印证。这次以完整的形式将《中国士绅》推荐给中文读者．并借以表达对逝去一代学者的追思和敬意。1953年，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作序、其夫人玛格丽特编辑的《中国士绅》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主要记录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学术成果的作品此后一直是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这一论域难以忽略的参考文献。
书籍目录
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
导论
第一章 士绅与皇权
第二章 文人当官
第三章 士绅与技术知识
第四章 中国乡村的基本权力结构
第五章 村、镇与城市
第六章 乡村生计：农业与手工业
第七章 乡土社区的社会侵蚀
编后记
附录 生活史：六位士绅的故事
编者说明
文人·王议长
军人·朱司令官
编辑推荐
《中国士绅》：士绅与皇权文人当官士绅与技术知识中国乡村的基本权力结局村，镇与城市乡村生计：农业与手工业乡土社区的社会侵蚀六位士绅的故事
章节摘录
也许有人认为现代化意味着都市化。现代文明是都市的产物，都市人口必须来自乡村，因为都市无法取代自己。人才在乡村没有发展的机会，但是进入城市后，他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是发挥才能的地方。乡村潜在的人才只能在都市化进程中才能得到发展，但是中国又不完全如此。我在前面提到过李林塞尔的计划。从他的话中我猜想，这一原则在美国也不是永远正确，特别是在美国南方，发生着与中国相似的社会损蚀。在中国，有机循环受到破坏，人力和财富被不断地掠夺。我理解，TVA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引进现代知识来恢复这一循环，通过搭一座我前面讲到的桥来恢复繁荣。建一座桥，不仅需要现代技术，还需要人力因素，即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回归本土为社区服务。没有这样的桥，社会的发展将引起社会机制的混乱。目前大都市化正成为中国的疾患。我前面从经济角度讲过不尽如人意的城乡关系，现在只想加上文化角度。我认为现代都市代表着西方文明，乡村社区代表着传统中国文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认为，中国的现代都市是东西方接触的结果。那些通过接触西方文化改变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再不能生活在乡村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被新发展的都市企业吸收。但是由于这样的企业数量有限，必然有一部分人游离于任何组织之外。这样就产生了一类新人，他们既不在城市也不在乡村从事生产活动，而是追求政治权力。这类新人直接或间接来自乡村。在与西方接触之前，科举制度很照顾这些人，使得他们可以作为士绅在乡村或县城生存下去。以儒家哲学来讲，他们是“知者”。确实正确的是，这类的人是一种寄生的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得到给养，靠收取地租来生活。但是，由于他们继续生活在乡村，所以至少财富没有大规模外流。如果中国都市里的生产事业发展得快，从乡村吸收来的人可能会找到合适的位置。虽然乡村仍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损蚀”，但会被城市的繁荣所补偿。像美国的TVA计划那样，中国也许能够把利益从城市返回到乡村。如果这样，那么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幸的是，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不大可行。西方文明的本质——工业主义，还没有被真正地引进，引进的是其表面或上层的因素，包括对物质享受和满足的渴望，但是还没有建立起能使这些变得有意义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的缺乏制造了一个表面上生活在西方文化中，但又没有东西方传统基础的特殊阶层。他们是中国悲剧的牺牲品和导演。在洪水的冲洗下当土地缺乏植被不能保持水分时就会发生土地的损蚀，接着就会有洪水的到来，给人们带来灾难。社会损蚀具有相似的后果，造成人口大量流亡。在社会损蚀的过程中，起初知识最优秀的人离开，他们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受过较好的教育，不愿意继续留在乡村。但是由于富有和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乡村，加上都市工业势力的压迫，使得乡村开始变得贫困。小康之家降为穷户，而穷户再也支撑不住，开始离乡。这样的转变发生在贫富两极，中间阶层则足以维持。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他们试图组成一个新的有组织的寄生阶层。由于村民单纯幼稚，又缺乏良好的组织，他们轻易就会成为这一阶层的牺牲品。有一次我在一个村子时，一个身穿粗布的人想敲诈我的房东，他说离开军校的房东的儿子是个逃兵。实际上房东的儿子并没做什么坏事，那个人只不过想找碴捣乱。我对他说：“你不也是来自乡村吗？如果有人像你这样到你的乡村去敲诈，你觉得怎样？”他无言以对。我觉得他自己很可怜，是一个被命运抛弃的人。但是正是这样的人引起了农民的仇恨。参军入伍也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政府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征去当兵，退伍时却没有一个人来关心他们。乡下人说那些去当兵的人永远也不会再种地。入伍之后，他们变得涣散不羁，游手好闲。这样的征兵加速了社会损蚀的进程。银行破产，结果如同一场洪水，于是农民起来反抗。经济、政治、道德生活的混乱使得中国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出现新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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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一本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编辑的《中国士绅》在芝加哥大学出版。该书是费孝通先生于1947～1948年发表在报刊杂志上部分文章的合集。出版之际，中国刚刚完成举世震惊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海外舆论猜测万端，褒贬不一。费孝通这本以中国士绅、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书，无疑加深了海外对中国当时的政治行为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了解。士绅阶层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地方士绅，或许是世界上最特别的。按照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归纳，在乡土中国，现职、退休或罢黜的官员，举人以及正式或捐纳的生员等，都可以划归士绅之列。他们并非都有官职，只因为拥有知识和学衔，在乡间拥有举足轻重的威望和权力。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国家的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政府，要下达到乡间，必须有士绅阶层作为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士绅阶层深受儒家礼仪教化，是乡间的道德楷模。对于地方公益性事务，他们自认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兴修水利、兴办慈善、赈济灾民等等，都是由他们而非州县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对于来自政府不合理的政策，他们也有权力面见州县官进言，代表民众进行驳正、抵制。他们又兼任宗族的家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全赖士绅阶层之力。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士绅阶层的性质已经产生了吊诡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人而言，和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相比，乡土中国牧歌般的原始生活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他们选择扎根于城市直至终老，不再像古代的读书人那样，年老后必定返回原籍。尤其是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导致读书人的权威每况愈下，在乡间，知识和道德被财富和权力等新的权威评判标准代替。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保甲制度的切实推行，又使所谓的土豪劣绅取代了士绅的位置。在陈志让先生所谓的“军绅政权”下，这些人上不能与过度扩张的国家权力叫板，下不能维护地方，心系民生，为民请命。费孝通生活在这一时代，目睹这些情况，内心深有感触。他所说的中国士绅，也正是近代以来堕落和蜕变后的“士绅”。他对这种名为士绅，实为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阶层的崛起，无疑是非常痛心疾首的。费孝通出生于吴江士绅之家，及长留学英伦，成为一代社会学名宿。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毕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因此在《中国士绅》中，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饱含着深刻的忧思。他看到中国乡村的中坚力量被摧毁，看到过度的城市发展造成中国农村造成的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并由此忧心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加剧，必将给农村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在他看来，无论是真正的士绅还是土豪劣绅，都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必须从速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即使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绅，也不过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目光短浅，行为保守，不注重技术型知识，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出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也不愿意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只希望一直抱残守缺，维持传统社会的原样，因而成为中国乡村的保守力量。他呼吁重建农村社会的重心，希望来自农村、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能够回归农村，用自己的知识为家乡服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特别诡异，费孝通期待的知识阶层进入乡间，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家意志而成为现实。但事后证明，这一政策恐怕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它不仅一度造成了中国人才的断层，城市相对于农村生活条件的绝对优势，根深蒂固的身份意识和户口制度，使这些深入农村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回到城市。而今天，城乡之间的差距可谓前所未有，在乡间具有权势的，既不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知识人，也不是传统的以民生为己任的正直士绅，而是最让费孝通这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那一类人。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费孝通对农村社会的忧思大部分成为现实。重新审视他的观点，无疑极富远见。可是即使如他，也只能诊断出大致的病症所在，却终不能让自己的处方行之有效，成为解决中国基层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韩戍)《科学时报》2010年4月29日 -
此书居然还有一个社科版本，之前没有注意过。前两天到书店看到这部中国士绅的书，赵大译的应该是有保障的，半价购得。 窃以为译为士绅比绅士要靠谱。 那么，这部几十年前的著作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看完后有点想法。这部书里面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损蚀”，应该是费老的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说明了中国当时与当下社会的一个病态。这种病态经过几十年的独裁更加凸显，未来则在于有人能够勇于担当，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正如费先生所说，经济、政治、道德生活的混乱使得中国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出现新的领导（111页）。费老当年觉得他看到了希望，但实际上二十三年里他并没有什么希望，他被迫改了行。二十三年后他回来了，可他已经老了，虽然还在行行。一个社会制度的颠覆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传统的士绅，作为联系上下的阶层被彻底革了命，就向黄四郎一样被砍头，因为他们被刻画成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恶霸。“不是钱重要，不是人重要，而是没有你很重要”。把他们干掉之后，让暴民们分去所有的财产，兄弟们占据巢穴和女人。但可惜的是，往往干掉的是一头狼，得到的是老虎。或者说干掉了纸老虎，迎来了真老虎。当然，几十年的水深火热，比起上百年的历史进程，还是短暂的，当生命离开躯体，尸体还要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又回到什么地方去（102页），除了极个别的人放在上面供人凭吊之外。 文中讲到大学生的问题，与今天何其相似，作为逃亡者的乡村子弟，他们毕业时发现他们已经和乡土切断了关系：户口被弄走之前他们还有几分地，虽然只有可笑的承包权（跟佃户一样的永佃权）。但户口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乡村没有大学毕业生的工作”（106页），成为佃户都不太可能了，他们既没有办法变成劳动阶层也没有办法变成寄生阶层。无用的现代知识被给予他们，但只能悬在空中，结果是不断输出子弟的乡村同时丧失了金钱和人才（106页）。可以说，目前的教育制度的变迁和现代都市与内地教育之间的鸿沟共同破灭了他们的理想，他们中间的很多在城市中蚁族般的生活，他们看起来生活在西方的文化中，并且被民族主义情绪所感召，但实际上没有东西方传统基础，他们是中国悲剧的牺牲品和制造者（109），过去是，今后也是。一场洪水的到来或许只能加速这种社会损蚀。此前，还有道统与政统的斗争，道统与政统相争的结果是“要么道统征服政统，要么政统征服道统”（47页），今天只有为生活为生存而抗争，道统早就被扔进垃圾桶了。 -
一、对本书的梗概理解费孝通的《中国绅士》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著作，是费孝通从自己的《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中选了部分章节，又增加若干内容口述给美国雷德斐尔德夫人，再经由雷德斐尔德夫人整理编撰后成书。笔者将这本书作为对阅读完《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之后的补充，以加深对其中内容的理解，三本书之间相辅相成，我们国家的绅士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贯穿在这三本书的主旨中间。正是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具有特定的关系，才诞生了具有特定表征的中国绅士阶级，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中是地主，在政治结构中则为官员，做官需具备功名，功名的取得主要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绅士，其主体（不在人数而在地位和影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结合，有足够田地是绅士的基本条件，做官从政和居乡为绅不能得兼于一时，通常是做官在前为绅在后。按费孝通的说法，官员是其职务，私人身份就是绅士。费孝通不仅阐述了中国绅士阶级产生的根源，而且分析了该阶级的角色和社会功能，从而指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前途所在。在《皇权与绅权》中，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敌对的合作”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根源性：中国的官僚并不是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的地位。侍奉它，就在软禁它，逃避它，并不改变其敌对的地位。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绅士正是为了本人和亲属的安全而成为国家权力的行政性的仆人。为了说明绅士在社会中的角色，费在《皇权与绅权》中是这样缜密地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首先他提出了如下问题：知识怎么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呢？可以分化社会的知识是什么性质的呢？这类知识怎么会独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里？这种独占有什么好处？怎样加以维持？这一部分怎样在社会里构成阶级？他是这样解答的：可以成为分化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可识别的标志，如性别。知识分为两种：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掌握了后者的人。为什么劳心者治人，是因为规范的实行需要权威。当规范、传统、文字三位一体时就产生了排外的“知识阶级”。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进展，搞自然知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前进思变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着眼于规范的维持，他们必是卫道的。因此费孝通从学术的角度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但是另一方面，即行政方面，绅士阶级又起着“绅权缓冲”的作用，构成使专制政治中可能成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为暴君的第二道防线。在论述这一体制的过程中，本书中关于《乡土重建》部分的内容起到非常好的相互说明作用。中国绅士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其调节专制统治者及其贯彻其旨意的官僚体制与农民的关系。对此，费孝通做了一个纵贯古今的描述。中国士大夫——高层绅士，原有自己的道统，拥有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伦理体系作为支撑，尽管消极，无法直接干政，却有自己的道德承担。可自汉以后，士大夫逐渐放弃了立场，不再问道，而且将道统与专制理论结合。另一面，则是他们居乡为绅时与官僚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君主权力与农民服从之间需要沟通和调整，而皇帝意志的下达最远所及也就是县衙，再往下就需要绅士出面协调了。绅士的立场倾向于现实统治，但绅士的责任承担更多是在地方，他们可通过体制外渠道，代表地方利益与官府谈判，缓和上下矛盾，既能使君主权力贯彻至底层，也可在适当程度上保护农民。在中国固有的城乡关系中，农村本来就受到绅士集居的消费性城镇的剥削，而西方经济侵入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绅士和农民的矛盾激化。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进来，由沿海往内地，从通商口岸到广大农村，致使农村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原来农民即便要交出三分之一至一半收成作为租息，仍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为农闲时可从事小工业和小手工业，补贴农业收入的不足。可面对西方工业品大量涌入，分散的农户小工业、小手工业完全无力竞争，丧失了这部分补贴，整个生活也就难以维持。如果绅士——地主阶级能降低租息，或可缓解一点艰难，可居住在城镇的绅士，因享用新型的西方消费品而提高了消费水准，因而更依赖田地租息，更增加了农民的压力。处此历史关头，中国绅士阶层何以自处？仅有的土地既不能同时养活双方，绅士阶层的出路惟有放弃或减轻租息，努力于乡村重建，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另一面，则应阻挡外来经济以及新起的官僚买办对农村的剥夺，更远的目标则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城乡关系在新的经济形态中互相支持。这是理想的寄望。二、由本书引起的思考费孝通将自己在国外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与体会带回中国，又通过自己长年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的思索，两相比照，而发出本书中对中国绅士的理解与指引。这不只是由事物推及事物，好比见到树就说“这是一棵树”之类的发现，而是发自心灵的思考，是思想的火花。而这种发自心灵的思考，难以避免具有某种程度的唯心成分。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中国也出现像费老所述的英国绅士，但不用说在费老做此文章的年代，即使在今天，在我目所能及的地方，似乎也很少。究其原因，我们的国情难辞其咎，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让人（即使是不愁吃穿的人）清心寡欲、甘于服务乡间的条件，这主要指的是物质条件，物质条件跟不上，更何况是精神条件。简而言之，中国人穷怕了，一旦脱贫致富，当然对那些贫穷的、落后的事物和人群是敬而远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绅士们情怀高尚，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在缺失宗教情怀的社会里，向人们的头脑里灌注爱心奉献之类的东西有多么不容易呀。著名另类学者张功耀教授说过这样的话：“灌输再多的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还不如坐到教堂里沉下心来，后者更容易培养爱心。”我想是不无道理的，宗教强调的就是一种自我心灵净化，这总比外界灌输要有效得多。而我国现在缺的正是这个。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使绅士阶级具备高尚情操，甘心到乡间服务大众，那么费孝通所言中国绅士阶级所起的连通上级官僚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功能便进一步增强。绅士阶层的此种角色又使我想起我国现今推行的第三部门，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一大功效也是希望能填补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真空地带。然而，现在乡间的难题还是很多，就拿笔者做过的关于失地农民的调查来说，乡间能出现抗争精英是好事，可问题是，在这些民众心目中最信得过的抗争精英里，违背对民众的承诺而努力向政府靠拢的人也为数不少。如果像失地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能得到哪怕只有一个绅士的帮助，其处境也会远远好于现在。培养这样的绅士，尤其是从乡村出来能又回到乡村去的绅士，是我们今后所希望看到的。从绅士阶级到非政府组织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如果能结合绅士阶层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无疑，民间的话语权便会大大提升。一方面是熟稔的规范知识，一方面是严密的组织形式，大众的利益受到重视便是指日可待了。
精彩短评 (总计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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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东西，其实看不太懂。但是之前学过中国法制史，所以朦朦胧胧能感受到那么些意思。 -
乍看书名本以为是讲文化，其实确是讲社会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写的英文著作论述中国气息浓厚的命题，又被翻译回来。读起来非常别扭，看着中文脑子里一直控制不住脑补英文句式（看着中文完全可以翻回去），累。 -
打破了历史教课书中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刻板印象，其实，中国士绅阶层在漫长的时期也有其积极作用。 -
“教育制度没有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而是使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费先生六十多年前的话放到今天也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 -
翻译腔，文采要减分 -
前几章和附录有意思，管中窥豹吧。先生是忧国忧民的士，有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 -
有一个问题，还是不很懂“士绅”怎么样成为农村和城市的“缓冲”阶层。求解释。 -
六七章---农业与手工业 -
描写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通俗易懂，可以结合先生的《乡土中国》一起观看。 -
现实恐怕没有这么美好，知识分子调查的内容和野心家调查的内容不一样，后者利用了矛盾，引导了农民暴动。前者的美好全破灭了。 -
好！好！好！好得很！！！ -
第一篇讲座整理最好看了。。 -
后半部分比较有意思。令我思考两个问题：社会学家陈述时是否应该代入个人感情；故事性和共性陈述哪个更重要。 -
电子版 -
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其基本观点与费孝通是有想通之处的，都提及传统中国社会士绅、衙役等群体作为地方代理人的角色，辅助庞大的帝国统治广阔的疆域。士绅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如此特殊，因而成为了费孝通此书的分析主体。与孔飞力不同的是，费老处在事态变化的历史进程中，1940年代传统中国正在解体，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因而费老在当时基于现实的观察发现，旧体系崩溃给士农关系、城乡关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他希望新的秩序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尽快建立起来。 -
两部分，《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是费孝通先生口述47-48年发表在中国报纸上的文章，以英文出版，再译回来的；《生活史：六位士绅的故事》由周荣德先生43-46年间在云南搜集选出，周以那些个案完成了博士论文。篇首是先生99年，89岁时的讲座整理，学术自传《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先生说这一生做事，推动的力量是“志在富民”。皇权、士绅、民众间的微妙关系；与技术和劳动隔离，掌握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阐释者），上规约皇权，下教化民众，进为官退为绅，执掌地方秩序（乡约等），重视教育以培育“杰出新血”，上通下达；民国保甲来自王安石，破坏双轨与自治；士绅弟子叛逃使人才外流，富人离开乡村，工业势力迫近，乡村变得贫困。城乡不仅是政治关系，也是经济关系，城市不是生产社区而是消费社区，“经济鼠洞”。 -
疏阔、整体地把握士绅 -
其实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还没有读。 -
有点简单的一篇论文。贵在真实。 -
忽略开篇那罗嗦的由费孝通口述的《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后面七篇文章精辟有理明晰，果然是费老盛年之作。附录的“生活史--六位士绅的故事”虽带有回忆的偏见，但仍很有趣。想真切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乃至现状，费老的书是必读的。 -
看着附录部分，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悲哀 -
《中国士绅》是费孝通经典著作之一。前四章探讨了城乡之间的行政关系，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实质及其对历史延续起到的重要作用；后三章论述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中国社会20世纪40年代面临的危机以及转型时期可能的道路选择做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行文辽阔却思考精到。 -
其实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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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的破坏和社会损蚀。 -
附录部分的《生活史：六位士绅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
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60年前在美出版，而那时出版商已无法与费先生联系。33年前，费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进入第二次学术生命期。8年前，费先生逝世。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必是unzhuangbility。俺N年前曾言，新中国之所以新，1文革摧毁传统文化2改革摧毁传统宗族。因此，中国士绅作为阶层，今已不复存在。然中国之大，一杆子管到底不现实。社区自治也罢，村民自治也好，大一统之下要留小自治，这或是士绅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
书里描述的图景既陌生又熟悉，士绅阶层不复存在，乡村千疮百孔。落叶归根和采菊东篱只是一个传说。（下载的是中英对照版，吭吭哧哧读了英文前言后，开始飞跃英文篇直至中文篇） -
作为费先生的一本文集，从外文翻译过来，自然失却了一些语言的生动性。
不过费先生提出的关于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中的运转模式，引人对原有的刻板推演进行深思。 -
没想象中的好,不过是费老的，也得捧着看！ -
多年后又翻翻跟专业相关的书，后面的人物传记比前面可读性强。20140902 -
不够“学术”…… -
虽然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但是我们也有必要读一读
后面的故事也很不错 -
第一章士绅与皇权最有意思，对于士绅的政治地位讲得很透彻，特别是打疫苗的比喻非常精妙。最后几章讲乡村变迁的不感兴趣草草翻过，但费老1948年所提的乡村与城市发展脱节的问题跟今天何其相似，有些问题是现代化造成的不是建国后才有的。 -
早期著作 中国传统社会访谈录 -
同樣是對傳統中國的描述，同樣是古代社會結構的分析，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的視角和觀念，相差非常大，卻同樣有啓發性。讀罷錢穆讀費孝通，很有意思。文末周榮德的六個生活史對費孝通的正文是極好的補充和證據。 -
书的质量很好，绝对值得！！ -
社会学家的犀利洞见和反思。“社会损蚀”田纳西河之喻，不只是关系到城乡之间的“不可逆”掠夺。应该放在中国“地域间人才资源分配”的角度去拷问。 -
费先生是真正关心民生的大学者，务实、严谨又不乏幽默，在他面前，文人式的蹈虚、狷狂和自放都显得苍白而矫时。 -
第五章以后值得一读！ - 知识分子（城市）和农民（乡村）学习不同的知识，规范和技艺。本就该是互补的，进程应由知识分子主导，和农民做到互补，但知识分子学习知识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剥削农民养活自己。
一如城市在反哺农村方面，远不如剥削来的实际。
“社会损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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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费老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中都曾读到过，但还是对其中讲述士绅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以及该阶层消亡后中国社会的失衡部分的内容印象深刻，这种失衡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就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后半部分六位不同职业身份的士绅访谈同样让人获益颇深，透过这些当时社会中坚人物的故事，你能够看到，民国并不像如今许多自由派文人和媒体上宣称的那样美好，而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旧制度的败亡，也似乎是一种必然。 -
10年在深圳书城的那个许留山看的。 -
值得注意的一点，和旧知识分子不同，现代知识分子没有回到既无社会地位又无事业可谈的乡村中去。费老犀利指出乡村和城市在经济人才各方面的对峙关系，到今日也并无改变。 -
后四篇是乡土重建里面的吧又翻译了一遍，对比着读 -
傳統的中國從未消逝，時間萬象，循環輪迴。 -
尽管局限性显而易见，仍是很好。改革路远，中国社会只迈了一步两步 -
实证、逻辑和深度差强不如附录价值大…大概合译故翻译思路都不统一古文有意译也有用原文的故觉翻译佶屈聱牙且偷懒：既然是48年刊于国内再转译出版的大可找旧刊档案，尤其古文若英译有注释原典的原文意译尚可但没注释原典的《归田园居》还意译以及《禄村农田》还据英译本取了个书名就简直忍无可忍了 -
没有张仲礼的好。 -
对几十年前的著作不能有太多的要求，也不能抱太大的期望。虽然费孝通被国内那帮人文学者捧成了神，但读了它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却总是不太看好他的作品。就答此书来说，书中有太多的主观想象，费先生说中国的士绅缺少对技术的关心，可是从明清开始，会不少儒士便显露出对实用技术的喜欢，顾亭林曾留心整理有关治理河道的技术，晚清的改革士大夫对数学、物理学的大力提倡也显然与费氏的论说矛盾。费氏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说，也值得怀疑，据我所知民国时期农民后来采用洋纱纺织，而洋纱是从城镇买来的西洋货，这显然也不支持费氏城镇不能向农村供应必需品的说法。总得看来，费先生的论说，更多的是一种想象。或许，这便是邓正来当年拒绝在《中国社会学季刊》上发表费先生文章的原因吧！ -
费老总是能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出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深刻认识。面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无情冲击，费老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结构的崩坏和“社会的损蚀”，另一方面更是热情地期望以切事的改革来重组社会结构以便建立和担负自身的工业文明。在这里，费老似乎对中国的士绅阶层寄予厚望，这一传统上非生产性的寄生阶层应当有新的出路，正如英国早期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地主阶级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然而，中国士绅的传统“生活之道”似乎并不能够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我讨厌“底层立场”，却喜欢“乡土情愫”。 -
乡土的损蚀。乡土从传统结构到人文景观，迄今终于成为永远的乡愁。 -
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对传统社会的统治精英进行分析，但其含义远不止于此，对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的前景都有深切的思考。不少问题至今读来仍不过时。 -
双轨政治：皇权、士绅与民众
两种知识：技术和权力的分离
城乡关系：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如此 -
研究中国士绅阶层，没读完 -
seminar 阅读材料，读过两章。有兴趣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