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作者简介

戴维·洛奇诙谐喜剧学院小说成名作

消解性欲同道德禁忌的荒诞文学戏仿

融乔伊斯和卡夫卡于一体的乖谬叙述

本书是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的第一部幽默小说。研究生亚当和妻子芭芭拉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初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因为教会教义的限制无法使用避孕用具，多年来一直苦恼不已。某天起床，当亚当发现芭芭拉有可能第四次怀孕时，他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大英博物馆安心做研究。作者就将这一天发生的各种滑稽可笑之事逐一道来，并运用了大量文学戏仿和拼贴手法，用喜剧的形式对婚姻家庭这一惯常主题作了意想不到的反思，妙趣横生，字字珠玑。虽然现代家庭早已没有这样的烦恼，但作者表现的男女在理解、安排以及满足自己的性爱时都要经历磨难这一主题，仍然会激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编辑推荐

　　戴维·洛奇诙谐喜剧学院小说成名作！消解性欲同道德禁忌的荒诞文学戏仿，融乔伊斯和卡夫卡于一体的乖谬叙述！　　本书是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的第一部幽默小说。研究生亚当和妻子芭芭拉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初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因为教会教义的限制无法使用避孕用具，多年来一直苦恼不已。某天起床，当亚当发现芭芭拉有可能第四次怀孕时，他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大英博物馆安心做研究……

前言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道德或者宗教的，另一个是文学的。前者涉及罗马天主教关于节育的教义，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在一九六四年创作这本小说时迫切关心的一个题目。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年轻大学讲师，已婚，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而且生怕再有第三个。妻子和我那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我们仍是，只不过信仰的方式相对自由放松了一些。但是早在当年，我们深信必须严格遵守教廷禁止采用各种人工手段避孕的官方指令。 在这里，我很难向非天主教徒，甚至向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更加开明和多元化的教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解释那一禁令的威力，尤其是它对妻子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盎格鲁爱尔兰天主教亚文化群的影响力。我们对于天主教会有一种兴许天真但却高尚的认识：教会像个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如果你想享受会员的利益，你就必须遵从它所有的规章，而不是只去遵守那些于己有利的条规。然而，有关反对避孕的规定，的确给天主教徒夫妇造成了太多的苦恼和压力，他们（多数人）在婚前尽力保持贞节，要做到这点着实不易，可是婚后发现那种安全期或者节律避孕法（亦即周期性的性节制，这是教廷允许的唯一节育手段）给他们婚姻中的性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安全期避孕法的主张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对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新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而不会受到传统的天主教以“自然法则”为由予以反对。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第二十三世，居然号召教廷的现代化，呼吁将其与当代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一九六二年，他召集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此项工作，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他最终否决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在他的教皇通谕《论人生》中，重新确立了教廷的传统教义，此举使后大公会议时代的教廷突然面临权威性和良心的危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前若干时间，当时很多天主教徒仍寄希望于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而本书的创作，说穿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外行对这一场大辩论的略尽绵薄。当然，我十分清楚，我的英国读者们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激发他们关注天主教徒夫妇在房事时感到的种种顾忌。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处理这一主题——写一对年轻的天主教徒夫妇，表现他们的种种挫败和焦虑以及他们如何拼命设法调和性欲和宗教信仰，以此展现男性（以及女性）的性欲这一永恒的喜剧主题的方方面面。　　性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吸引历代作家注意力的缘由，就是它既可以成为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的创作题材。比如说，由于表现方式的差异，私通可以让人捶心泣血（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如在费多Georges Feydeau（1862—1921），莫里哀之后法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一日烦》、《别脱光了出去》等喜剧。的滑稽剧里）。避孕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个严肃问题，发人怜悯，但还是少了些足以构成一部悲剧作品的宏旨。从最初萌生创作念头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小说会是一出喜剧。　　在寻找一个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赖以探讨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个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了。这就是亚当?爱坡比的雏形。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者暗示来呼应他正在研究的那些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的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你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这点观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被收入《企鹅版现代引语》一书。）　　小说在英国的第一家出版商麦克吉朋—基公司制作时，我曾和本书的编辑蒂莫西?奥基菲讨论过有没有必要在书皮的“广告文字”中强调这些戏仿手法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反对这么做，我也接受了他的意见：毕竟，辨认出这些戏仿手法并非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它只是另添一分阅读的愉悦和兴味而已。但后来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读者有权得到一点提示，以便在阅读作品时知道该去寻找什么。小说的第一批评论家中鲜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些戏仿手段运用之广；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只字不提；一些人抱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多少是一本没什么创意的二手传承小说，可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一效果乃是有意为之，而且贯彻始终。　　这些戏仿手段无疑给非英语读者制造了特殊的麻烦，更别提我的译者了。无论他或她处理小说的风格转换技法多么娴熟，对于中文读者而言，除了少数人，要轻易辨识出这些风格源自哪些文学模型，委实不太可能。因而，这篇短评可以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文本中所运用的戏仿段落和文学典故的介绍。　　本书的前半部较少用到这些，但随后就开始大量广泛地运用。　　在第二章中，亚当?爱坡比在台阶上的尴尬经历，呼应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自由落体》中的一个段落。戈尔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战俘，被盖世太保囚禁在一个黑黢黢的炊具橱里，惊慌失措中，他触摸到一样东西以为是一块人肉，其实只是一块湿布。同一章结尾处，亚当骑着助动车遇到交通堵塞，他一时浮想联翩。这里模仿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风格，万千思绪是议会大厦上的巨型大笨钟宏亮的当当声触发的，而正是这钟声在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亚当一时幻想，人行道边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克拉丽莎?达洛卫本人。　　在第三章中，亚当设法更换他的阅读证这一经历，非常明显地仿效了弗朗兹?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在官僚主义的迷宫中历经的磨难。（我可以向读者保证，那条长长的走道，管理员摇铃，还有他锁门将申请人关在里边等细节，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如今已在另一座新大楼里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亚当进入巨大的圆形阅览室那一段描写，戏仿戴?赫?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象征主义和《圣经》式的散文节奏，尤其是他的小说《虹》的开篇部分那几页。　　亚当稍后返回他的书桌时，发现一群中国游客正在仔细打量它。这一场景的描写采用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风格，弥漫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和存在主义的内省。下一章才会写到亚当对于中国游客正被引领瞻仰卡尔?马克思用过的书桌如何做出反应：“马克思先生——他已经去世了。”这儿呼应了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名句：“库兹先生——他已经去世了。”　　ⅤⅥ亚当和他的导师布里格斯，还有后者的同事贝恩的会面，是以查?珀?斯诺那种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斯诺非常成功地创作了一组发生在战后年代的系列小说，名为《陌生人和亲兄弟》，对剑桥大学教师之间勾心斗角的描写尤为出色。在我的英语小说中，这一戏仿的线索反映在故事开头一条关于天气的注解：“看上去像要下雪。”　　亚当在第五章中幻想自己成为教皇那部分，我借用了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科沃男爵”）创作的一本出色的小说《哈德良七世》（一九○四年），其中作者想象一个和自己不无相似的卑微的英国人被推选为教皇。不过，这段日记体的描写，取材于罗尔夫不太有名的作品《瑞内托先生》，书中刻画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僧侣。　　其他的戏仿内容大多比较容易识别。叙述亚当在大英博物馆内图书馆区的一排排书架间浏览时用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风：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会辨出有关追逐、背叛、良心愧疚和神学等主题——也许还有《布莱顿礁石》和《问题的核心》中的短语和语调变化。在这一段的起首，那扇绿色的厚呢大门隐含着双重线索，既让人想起小说家的名字，又借鉴了他的短篇故事《堕落的偶像》中同样一扇门的戏剧性效果。　　第七章开头呼应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异国他乡》（“整个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参与”），随后又玩点噱头模仿了他更有名的故事《杀人者》。同一章稍后处，亚当和罗廷迪恩夫人喝茶晤谈一幕，戏仿亨利?詹姆斯创作后期的文风：复杂的句法、延绵的比喻还有优雅的变奏。小说这一部分引用的“埃格伯特?梅利玛许”的片言只语，使人联想到一个以吉?基?切斯特顿和西莱尔?贝洛克为原型的天主教美文作家。小说的尾声可谓是最明显的戏仿，或者说拼贴。我明白，随着小说接近尾声，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亚当?爱坡比的婚姻问题，那就是他的妻子芭芭拉的视角。可是拖到这会儿才突然切换叙事角度，会不会显得生硬而成为过于随意的拙劣之笔？找到一种可以引达高潮的戏仿，一下子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小说创作中那些神思闪现的快乐时光，唯此方显劳有所值。在哪一部著名的现代小说中，妻子这个角色在倒数第二章以前始终是她丈夫思想和认识的附庸，直到最后一章才在叙事中取得了主体意识，并对丈夫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嘲弄性的、实事求是的女性视角？别无其他，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我迟迟才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是用变化纷呈的风格再现一天内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典范。莫利?布鲁姆那段广为人知、不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用来实现我的意图，其熨贴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小说不妨像乔伊斯的那样结尾：男主人公回家，和配偶团圆，在婚床上入睡，然而难以入梦的妻子，昏昏沉沉地思索着男人的弱点，性爱的悖论，还有他们的恋爱婚姻史。对于莫利的关键词“可以”，我会用更为不确定的“也许”代替。我的创作意图始终是，芭芭拉眼下对自己可能怀孕的焦虑，应该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得到排解。当我回想到在《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也是在最后一章来例假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的话），的确有作家的运气一说。

内容概要

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 ），一九三五年在伦敦出生，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博士，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以文学贡献获得布列颠帝国勋章和法国文艺骑士勋章。从一九六○年起，执教于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一九八七年退职从事创作，兼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荣誉教授。

洛奇已出版十二部长篇小说，包括“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Changing Places，一九七五年，获霍桑登奖和约克郡邮报小说大奖）、《小世界》（Small World，一九八四年，获布克奖提名）和《好工作》（Nice Work，一九八八年，获星期日快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和布克奖提名）以及《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二○○四年）等，其中以“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最为著名。他还著有《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一九九二年）和《意识与小说》（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二○○二年）等文学批评理论文集。洛奇的作品已用二十五种语言翻译出版。文学批评史家安东尼·伯吉斯认为，洛奇是“同代作家中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小世界》在一九八八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洛奇本人担任编剧、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好工作》，获得一九八九年皇家电视学会最佳电视连续剧奖。

章节摘录

　　1．引言　　近十几年来，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戴维?洛奇越来越为西方评论界所关注，各种评论文章也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关于洛奇的研究还很少，为数不多的评论者也大都关注于其三部校园小说，并由此断定洛奇是一位校园小说家；还有些评论者在评析其小说中所运用的拼贴、戏仿、讽刺等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后，断定洛奇是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是洛奇的的天主教小说之一。它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为中心，讲述了主人公亚当?埃普比一天的冒险经历。全书共由由十章和一结语组成，前十章的叙述生动展现了亚当一天的经历，最后是结语部分，以亚当的妻子芭芭拉为聚焦中心，以意识流的形式展现了她的所思所想。这部小说更少为中国的学者所关注，仅有的几篇评论也多分析其天主教主题，或者认为小说反映了人类自觉控制生理欲望并焕发出生命魅力的主题。笔者认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是一部关于现代社会小人物成长过程的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一天的行为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作家深刻揭示了主人公亚当?埃普比一天中的心理成长、成熟的过程。而这种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作家通过巧妙的叙事聚焦的转化实现的。　　2．叙事聚焦与成长小说　　叙述聚焦强调的是以谁的双眼和意识去观察和感知世界，也就是叙述者以怎样的视角、心理状态和观点去观察。在一部小说中，聚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聚焦就是“视觉（即观察的人）和被看对象之间的联系。”[1]根据米克?巴尔所述，当我们谈及聚焦时，一般谈聚焦者、聚焦对象和聚焦层次等。聚焦者是聚焦的主体，是“诸成分被观察的视点”[2] 。聚焦者可以与一个人物相重合，或者置身其外。当聚焦者与人物相重合时，读者在阅读中会以这个人物的眼睛去看世界。但是与人物相联的聚焦者由于其视角和感知以及主观感情的局限，会产生偏见与限制。当读者接受到的信息远多于这一内聚焦者时便能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内心，并产生反讽的效果。另外，根据热奈特对聚焦模式的分类，有“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站在一定的高度，以上帝般的眼睛观察着人物和事件，他说出来的总比人物知道的要多，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3]，就是叙述者以全知视角观察和叙述事件。第二种是“内聚焦”，叙述者的眼光和人物的眼光相重合，从人物的视角“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第三种是外聚焦，叙述者站在故事之外，他知道的总比人物知道的要少，容易给读者留下悬念和空白，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一般是侦探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　　“成长小说”在欧美文学史上可谓是个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刻的小说传统。它的源头应追溯到西方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时期，卢梭的《新爱络绮丝》便为最早的成长小说之一。这类小说在18、19世纪的德语文学中臻于及至，首先是“Bildungsorman”一语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威廉?迈斯特》的作者歌德。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这样定义“Bildungsorman”：“表示‘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4] 从内容上看，成长小说具有亲历性。它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变化。成长过程的叙事、成长旅途中的见闻和经历，人物性格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成长意味着人物趋向成熟，产生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够协调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虽然是一部成人小说，公亚当?埃普比的年龄已经超过了规定的13—20岁的年龄段，但主人公的心理并不成熟。因此，这部小说至少具有一种隐含的成长主题。为了表现这种成长主题，洛奇有意识地在小说中采用了各种叙事聚焦策略。具体地说，作家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非聚焦的观察形式，辅以第三人称内聚焦和第一人称内聚焦来讲述主人公埃普比一天的经历。第三人称内聚焦叙述来自于故事中某个人物的眼光，焦点是固定的，主要冠以“他”的第三人称叙述，叙述声音是叙述者的，视角却是人物的。第一人称内聚焦时冠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5]，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都是故事中人物的。但是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各种聚焦手段并不是各自分离，不相联系的，而是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一种聚焦形式会适时地转化为另一种聚焦形式，即所谓的视角变异。通过聚焦形式的选择和叙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亚当从天主教教义压抑下的状态以及无处宣泄所导致的最初精神恍惚和日常行为错乱的状态到理智、成熟不断控制自我、控制生活的过程。　　3．《大英》中的零聚焦叙述与人物的成长　　零度聚焦既可以直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用反讽或者戏仿等技巧，间接地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它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以对事件进行评论又可以透视人物的内心。《大英》中的零聚焦叙述，以全知的视角观察和叙述故事世界，叙述者知道得比任何一个人物都多。首先，零聚焦叙述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混乱、嘈杂、令人手足无措的外部世界。小说开篇便展现给读者早晨时亚当家的混乱环境。早晨起床后作为父亲的亚当与女儿争抢厕所，讨论马桶问题。亚当找不到自己的内裤，慌乱中差点被卡莱尔绊倒在地。亚当想把湿内裤放在烤箱内烘干，却不慎烤箱着火，内裤被烧毁，无奈只能穿着妻子的内裤出门。这里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叙述，在幽默讽刺的气氛中，让读者了解了亚当一天的开始，即一个不成熟的、毫无秩序的开始，它象征了一个人成长阶段初期那混沌无序的状态。　　在前三章的零聚焦叙述中，亚当完全处于被压抑被控制的地位，无法宣泄自己的情绪，只能耽于幻想和想象，严重之时甚至晕倒在地，撞伤自己。他只能冲自己的摩托车撒气。他关注于日常小事，为了弄清楚阅览室的座椅是不是布朗龙家具公司生产的，就想把自己的座椅翻过来看一下。但是他断定那样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于是：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没有人注意他。他故意把一支铅笔丢到地板上，然后弯腰去捡，趁机向座椅下面看了一下。他模模糊糊的看到了一个标牌，但上面的字迹看不清楚，他把头直接伸到椅子下面，不料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重重的摔倒在地板上….[6]　　此处，零聚焦叙述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小人物的荒诞行为。由于长时间的压抑，亚当试图通过关注日常琐事使自己得到解脱，结果却使自己更加窘迫。零聚焦叙述者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对亚当生活的周围环境和他那因压抑而错乱窘迫的行为进行了叙述，既利用环境的压抑衬托了人物内心压抑的情感，又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小人物错乱的行为中那既可笑又可悲的因素。这是亚当一天成长中的初始阶段，是一个不成熟的、混乱的开始。　　其次，零聚焦叙述运用其无处不在和无所不知的全知视角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只不过，它不能象内聚焦那样让人物自我展示，只能站在故事外面展示人物的思想。它以上帝般的眼睛观察着人物一天中的行为，既可以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展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又可以通过无所不知的观察视角展现人物的内心思想。小说前三章，透过零聚焦者的叙述，我们会发现一个沉溺于幻想的脆弱而又颇具鲁迅先生笔下阿Q精神的西方阿Q形象。当亚当被拒绝进入阅览室而晕倒在地时，零聚焦叙述者是这样描述亚当的心理的：　　他想象着：自己安静的躺在一个幽暗的房间中，忧心忡忡的朋友与医生站在他的床边低声商议如何治疗他的病症。也许他们会向教皇发出情愿，为他和芭芭拉争取到特许状，可以采用人工避孕方法，也许他会死去，他悲惨的遭遇引起了梵蒂冈会议的注意，为此自然法则教义得以修订。总之，他会获得许多好处。[7]　　这颇具自我安慰的想象通过零聚焦视角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透视表现了出来。由于天主教有不允许人工避孕的教义，亚当眼看就会有第四个孩子出生。他时刻担心着妻子是否会再次怀孕，因此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教会能改变教义，允许人工避孕，这样他也就不再忍受压抑。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这时候的亚当还不够成熟，他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公开反抗教义，只能耽于幻想，并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　　从小说第七章开始，主人公亚当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开始了自己真正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时期。在第九章，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小说以零聚焦的叙述角度，透视了亚当在商店橱窗前的内心活动。　　他盼望着自己能够体验一下成为一名罪人的感受，以便获得一种残酷的满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几乎成了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力的牺牲品，…，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暗示说，如果他对芭芭拉不忠，如果他想偷吃禁果，那么他的心情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如、毫无遗憾，再说这种事情迟早也会败露。[8]　　通过零聚焦叙述者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亚当的内心得以充分展现。当叙述者以亚当的视角观察到橱窗里各种各样的避孕药具时，亚当心中有两种声音在相互抗争，此处不仅成为他反抗天主教教义的高潮部分，而且与其之前备受压抑、无法宣泄的状态形成了对比，也成为亚当成熟的一个转折点。他似乎决心通过与弗吉尼亚的一夜风流来反抗教义，但是最终他的反抗不是这种堕落的反抗，而是拒绝了诱惑的反抗。他“在她前额上留下了一个纯洁的吻”，成功地抢到了埃格伯特?梅里马什的手稿，以实现自己出版手稿和完成博士论文的决心，并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与之前他那自我安慰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已经具备了清醒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天主教教义与社会道德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清楚地明白：以违反社会道德标准来反抗天主教教义是不值得的。最后，通过全知叙述视角，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亚当形象：虽然手稿被焚毁，但是亚当仍然把《布道书》交给了美国人伯尼尔，自己不取分文。这一复调式的对照结构向读者展示了亚当心理和思想的成熟过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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