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书评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与笔杆子的黄昏之恋》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与笔杆子的黄昏之恋》范典/文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书都很简薄，从《书店》、《早春》、《离岸》到《蓝花》，一本本翻过去，人物清晰，立场明白，然而情节又是随意而微小的，她擅长将人物的情绪掩入故事的叙述当中，她的深刻实非一次可以尽得。她的写作经历让人叹佩不已，60岁开始创作，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她便嫁给了笔杆子。我们看待一个人，有句俗语叫“8岁看到老”，可是菲兹杰拉德是到60岁才开始改变人生。她的深刻是“厚积”了六十年，再借由文字“薄发”而出——这个年龄段在中国被称为“耳顺”，是波澜不惊的心境。其文字细简而优雅，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学的端庄和严谨的特点，然而你能从中读出作者的意旨，她的情绪被揉和在一种客观的描述当中，要是不留意还真难立马领悟。她晚年开始写作，很难不让人猜测其中动因，相当于一个早已退休在家，闲来无事开始画画的老人一样，她一定是在无欲无求而不得不说的阶段，她说：“在早年的岁月里，我是能够写但没有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刻开始写作。”这句话有矛盾和疑惑之处，一是“能够写”为什么“没有写”？二是既然可以在“任何时刻开始写作”，她为何又在六十岁才开始写？这是一种时代环境的逃避，亦或是对已往历史的距离观察？菲兹杰拉德用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结合英国文学的讽刺和幽默，传递了其思想中的不安稳因素。她并非为安稳而求倾吐，而是为将人生中最平常也是最不平等的际遇透过哲思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所以经常能从她看似闲散的笔调和谨严的结构里看到某种意象，《书店》中开篇既写到要开书店的弗洛伦斯女士头脑中一个印象：“一只鹭鸟飞过港湾，一面扑扇着翅膀，一面试图吞咽刚抓到的一条鳗鱼。而那条鳗鱼，则挣扎着企图逃离鹭鸟的咽喉……”这种意象是对女主人公所处状态的一个形象性的概括，她在英国小镇哈堡打算开一家书店的打算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文中唯一提到的是“意义”二字。在这个英国经济繁荣时期却尚处拮据状态的20世纪60年代的海河之间的岛屿小镇上，人们习惯了固定生活方式，“文化”似乎是一个可以摒除在外的词汇。弗洛伦斯想改变这种思想贫瘠的状态，试图为哈堡注入一种具有“意义”的东西，然而却遭受了权威的打压。整本书留在头脑中的意象，是海浪拍击的岸边，一栋摇摇欲坠的潮湿石屋门口，伫立着内心忧愁而神情茫然的女士。她并非没有生意头脑，也不是不懂管理员工，小小一间石屋，书的买卖和租借进行了区域划分，她甚至发善心捐助公益事务，可是生意竞争以及权威势力的横行阻挡，使她举步维艰。当她最终屈服于体制的高压和他人的背叛后，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这种“羞愧”揭示了作者对那些霸王体制的尖厉嘲讽，其实并非针对小镇对文化的摒弃——因此，弗洛伦斯开书店的目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她无非出于一种小我的打算，非要使其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反而使得人物脱离现实性，成了大而空的摆设。这个结尾，使人物放弃了愤怒的权力，不是对上的抗争，而转为对群众的无奈之情——这使得弗洛伦斯归根结底符合了小人物的状态，而非一介革命者，作者深藏不露的一笔，凛然从人物身上跳开，成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如果说菲兹杰拉德一开始的写作是从自身出发，早期作品大多为自传性质，那么后来她写出的《早春》、《无辜》、《蓝花》等作品就将故事发生地从英国搬到了国外。很难想象一个女作家能关注战争来临前的俄国大地和外籍移民的婚姻和生活，在《早春》中，1913年的春寒料峭、积雪未溶的莫斯科，正处于农业向工业-农业转型时期，工业革命后的城市景象仍存在矛盾和贫富悬殊的现状。男主人公弗兰克的妻子离他而去，对原因和目的没有明述，然而却充斥着对生活、革命、身份的忧虑和茫然。弗兰克所处境遇很尴尬，他是印刷业的老板，跟形形色色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收入丰厚、地位显赫，然而他却是英国籍移民，虽从小生长于莫斯科，却时常被认为是外国人。妻子的背叛让他背负耻辱，工人的敏感和抗议令他左右为难，甚至对孩子们的管教他也无能为力……正是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使这本书获得了别样的魅力，它较于此前作者出版的书，当然也有相似的地方。“早春”象征着一种全新的改变，意示着主人公内心希冀改变的冲动。这一点，作者将自然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感受紧密的结合一处，通过弗兰克去车站接回孩子们的一路风景的描绘，既体现了为人父亲者内心的焦虑、忐忑，也展现了莫斯科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情景：“自从轨道线路实现电气化以后，牛群消失了。”在严寒的气候下，弗兰克作为企业主的那种冷酷面貌被慢慢剥去，他在好友塞尔文的启示下，开始尊重和宽容他人。书中有描写到那种隐约的革命情绪，在禁严时期偷偷印制违禁诗集，并且遭遇学生强行闯入工厂——但这些只不过打了个擦边球，将人物内心的感受和心理多层面的剖析才是作者试图表现的目的，而非革命。时常，你能从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中见识到各种意象，它们或许一闪即逝，或许是整本书读完常留在头脑中的画面，像《书店》中的那个低矮潮湿的石头房子，像《早春》中在凛冽的北风中微微萌动的春意，像《蓝花》中那朵可遇不可求的神秘之“花”，它们无不是作者内心一种幽暗而朦胧的情绪，她在每一缕具体而细腻的笔触中构建着它，而这个意象借助隐喻性的环境描写和写实性的情节描写最终留存在读者的心里。而这一点，在作者最后一部作品《蓝花》中表现得犹为鲜明。这部作品描写的是18世纪德国的著名“蓝花诗人”弗里德里希·冯哈登伯格在成名前的一段恋爱故事。年青的男主人公追求年仅12岁的苏菲，而后者在病痛的折磨下最终离世。书中有段对话，男主人公如此描述道：“我没有发财的渴望，但我渴望见到蓝花。它永远藏在我的心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想象不了，什么也思考不了。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好像幻想到现在，又或许是睡梦将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在我曾经生活的这个世界，谁会为了一朵花烦恼？”而这种感受是贯穿全文的，直至苏菲死后，男主人公将她当作“精神的向导”。精神性的东西永远带有不确定感的问号，这种执着的追求和信念恰恰使其扭转了这种虚幻。菲兹杰拉德将历史残酷一面渗透在文学的意象中，没有经历大量文献资料的查询和对诗歌意境的体悟是无法达到这些的。而且，读菲兹杰拉德的书很难不被她的叙述手法所打动，简洁、留白的叙述，不直接点明人物动机和作者观点，而是蓄意暗藏在客观的描述中，任你自己去琢磨。也有时，会不经意被索然无味的情节牵着鼻子，不明所以然的困顿——毕竟，作者是以六十余年以后的人生经验去透视她所要表现的世故人情，她不会太过肤浅地陈述一件事刻画一个人，而是带有自己理解层面的眼光。但也有不容置疑的地方，就像上面提到的几册书，都活着作者自己的灵魂，无论从弗洛伦斯、弗兰克、塞尔文还是弗里茨，她都是以主人公的道德论断标尺去衡量这个社会的，周边环境和人群借此折射出或简陋或虚伪或高尚的征状特点，形成一道鲜明的道德意识。而且从这些书中可观知作者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道德、人文意识的源头，正是那些留下精神瑰宝的文学大师们，每本书中皆有这些大师的身影：《书店》中有关纳博科夫那本饱受争议的小说《洛莉塔》，《早春》中塞尔文崇拜至极的精神导师托尔斯泰，《蓝花》中的德国诗人歌德、席勒等等。她让我们见识，一个处于暮年的白发老妪是如何与自己的笔杆展开关于人生和精神的交谈的，她的痴迷状态不亚于热恋中的少女。“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以人生最后的冲刺杀进了英国文坛，并占定了一席之地——这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已载于《法制周末》报书名：《书店》、《早春》、《蓝花》作者：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英）译者：尹晓冬、周伟红、鲁刚出版：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年3月定价：20.00元、22.00元、25.00元

内莉为什么回来

一个女人在社会中是怎样的位置？她有没有可能像内莉说的那样，"身上没有任何褶皱”地生存下来？也许作者一开始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当内莉和丈夫结婚的理由是为了摆脱哥哥嫂嫂的家庭的时候，这种期许婚姻是松绑而非束缚的愿望是可能实现的吗？在婚礼前她如此强调的“我不能被打败”，究竟是为什么呢？究竟内莉的敌人是谁呢？是社会，是亲友，还是男性，或者无知？内莉说：我不是个做梦的人，我得正视事情的本来面目。可是她进入婚姻之后，还能坦然面对生活“本来面目”吗？也许这是她出走的根源所在。她还是害怕的，当她一件件褪去衣服，决心要去了解做爱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即便到了这个年纪，脱下这些东西以后，我仍然不能肯定下一步要做什么。故事的背景让这种矛盾更为尖锐了。俄国国内动荡的局面，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托尔斯泰式乌托邦理想和商人的唯利是图之间的对立……这些在内莉出走之后渐渐暴露。弗兰克在内莉走后看似平静，孩子们似乎未受影响，然而整个平衡却被打破了。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内莉与他暌违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外人好意的抚慰所带来的刺痛。科里亚廷家的小熊仔被灌了酒，泼上煤炭，整个烧了起来，这一幕让人心里隐隐作痛，而科里亚廷和他的孩子们的反应如此之冷酷，让人不禁感觉刺骨的寒冷。在这过程中，受伤的究竟是谁呢？是科里亚廷夫人，是内莉的三个孩子，是弗兰克，还是科里亚廷本人？对于金丝曼小姐，弗兰克的逃避最后证明十分荒唐，他到底在逃避什么？一种别人本来就没有强加于他去负的责任，一种尽管别人没有强加于他却又天然地会把他与之联系起来的社会法则：一个男人总是需要一个女人。就连塞尔文也一样，他把丽莎介绍来当家庭教师，希望去填补弗兰克生活中的洞。在他看来，这个洞他自己是有责任的，但他又不愿承认是自己在内莉心中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让内莉在他身上投射了罗曼蒂克的色彩，最后却又违背诺言地离去。在我看来，书中的男性都十分逃避自己，不愿直面内心的欲望和恐惧，不愿自己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无论是科里亚廷，塞尔文还是闯入印刷厂的青年，他们用各种方式在逃避自己。科里亚廷用的是他居高临下的嘲讽，塞尔文则是用他高尚的道德情操，而那个青年则试图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是女性让整个事件产生了改变。首先是多莉。她无疑是内莉的另一个翻版，她理解母亲，并且不像比尔那么腹黑。她虽然说出“也许她最初的错误就是结婚”，但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稳住，即使面对一个不安的父亲时，她也能镇定自若。在丽莎最后离开时，正是多莉跟在她身后目睹了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给了丽莎以鼓励和帮助。然后是丽莎。这个年轻漂亮的家庭教师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处境。她为了消除弗兰克对她的欲望（或是为了听从他的恐惧）剪去头发之后，仍然自自然然地大声吃东西，丝毫没有羞怯，没有谄媚。在弗兰克把她的证件还给她——也就是还给她自由之后，她并没有离开，而是坚定地留了下来。她是在弗兰克向她吐露衷曲，并与之发生了肉体关系之后，才平静离去的。弗兰克在这一过程中的改变是潜在的。他的英国国籍使他很难真正融入俄国文化之中。他最后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俄国人眼里是一个外国人，尽管他生于斯长于斯，这种隔离感，如同他与内莉之间的隔阂一样令他伤感。他尽力去做好一个父亲，做好一个丈夫，做好一个雇主，做好一个人。但他发现自己所做选择的初衷无不是与俄国社会所期许于他相反的——你不应该让家里没有女人，你不应该把证件还给雇员，你不应该放了那个青年，你不应该同情革命者。这一点正如内莉试图用结婚去松绑的努力是一样徒劳的。内莉的离开正是这一种理想的破灭，她意识到社会规则是无形的，即使你没有主动穿上塑身衣，但精神上的紧箍咒仍然时时刻刻存在，她并不自由。弗兰克是在查理提出要带丽莎和三个孩子走的时候，才真正说出了心里的话，也是在这个时候，丽莎又一次坦然接受了他。塞尔文的幡然悔悟不早不迟正在弗兰克和丽莎表白的时刻，他对于内莉是有责任的，将她一个人留在火车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以为那个托尔斯泰式的社区能给她以帮助也是不切实际的。那只是男人为了逃避而营造的另一个乌托邦。最终人人都要“面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冰破了，春水要开始流淌，彼此挤压的碎冰将不可遏制地冲破严寒，奔向温暖和光明。说了半天，我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即：内莉为什么要回来？其实书中几乎找不到对内莉的描写，所有的描写却都指向她。我只能这么说——我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依赖于周围的一切，周围的一切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都依赖于我们自己。一只蝴蝶可以造出一个春天，春天也必然会造出一只蝴蝶。其实我更愿意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内莉的一场梦，她的内心挣扎、恐惧、对生活的再认识，对自由的再定义……这本书中的所有人都是她的镜像。内莉的梦醒了，她之前说“我不是个做梦的人”，但她其实睡着了，今后，她还需要一次一次醒来。（春天过后依然会有冬天）最后套用一句丽莎的话：你们最终会理解你们看到的。补充：后来和effy聊这本书，effy说：内莉最后会回来就是因为爱啊！他们为什么都不懂！我这才恍然：是啊，答案如此简单，因为爱

还有另外一万种可能

虽然挑了这本书，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近日所看的一系列。列下这些单子，1、《早春》英，菲茨杰拉德（不是美国那个），2、《十一种孤独》美，理查德。耶茨，3、《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英，伊恩。麦克尤恩，4、《祖与占》法，亨利皮埃尔。罗什，5、《好人难寻》美，奥康纳，6、《我是谁》捷，博。赫拉巴尔。先说整体。首先我认为当你说某个东西好的时候，如果放在一个横向背景里，你也要意识到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好没有可比性。好就是好，惟一，独一无二的好。这批书里，以我个人的口味，《早春》好，《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好，《我是谁》好。这三个好，都很独立，并没有可比性。看《早春》的时候，我一再想起两部中国老电影，《早春二月》，《小城之春》，连名字都有巧合，当然，是那种气氛，那种清冷，凛冽之气，那种新鲜而有所克制的寒冷，令人在阅读时相当惆怅。以宇宙观看世界，人生飘浮无依，速生速朽，但对于落在每一颗时间尘埃里的人，成人的那段生涯，是很扎实被反复碾磨的历程。心思都是被切割成屑的。漫天飞散。不得要领。书里最可回味的两个人物一是男主人公，一个小工厂主，他出台，生活里的挫折和内心微妙的起伏（无情处，私欲处，渴求处，善意处，狼狈处）被一一剖露，菲茨杰拉德那种笔调让你很奇怪地感觉到一种尴尬，像被迫偷窥了一个裸身的尴尬，但这种尴尬又是有诱惑力和莫名快意的，大概是可以将自己也偷偷安放在这个人物的躯壳里，看，这样清冷，无力的生活，表象不同，但本质上不就是自己的吗？不得已接受妻子出走的事实，慢慢对一个新的姑娘产生况味复杂的感情，以及应付日常生活里所有疲惫的交际，等等。另一个人物是一开始就出走失踪的妻子，全书似乎都没她什么事，但在最后1/3处被交代她与工厂会计有染，相约私奔而被爽约。书的结尾，是她打开房门走了进来——最后，她回来了。这样一个抛夫弃子的女人，在春天，冰河开始融解的时候，迅速出走又迅速回来，她的狂野她的委顿她的妥协，均无涉及，但是，书里有些描述，会让你暗自惊心，比如被拎出来放在腰封上的话，“春天最早的声音就是抗议之声，像河里的冰块开始融解”（大意），那么，这个沉默的女人在书本的背面，独自经历过什么，早春这样的书名，仿佛已留有无尽的设想空间。我总认为一切都是可悲哀的，一切也都是平静的。早春的悲哀，没有暴烈气息，甚至它是温和的。它让人有恍惚错觉。就像要写下这样的人生场景——无疑是你在将岁月送往终点。这一路。要珍重。繁芜均会褪尽，悲喜还有循环。我们各自在这样的路。不必半途互迎。你历尽的一生一定也是我历尽的一生。那时候再见。《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我感觉得到伊恩。麦克尤恩在制造一种反差，让你失神。在最冷漠的处境里，有最卑微的温柔心，在最不可抗逆的庸常里，有钝重思维的奋力飞翔，在不动声色的麻木之中，有最为决绝的无情与无法出声的痛楚。而在那一点可怜的慈悲与柔情处，却显示着严酷的深渊与黑洞。总而言之，你在没希望时，他看似还是要给你希望，你怀抱人性的一点希望时，他又坚决地缩回了伸给你的手。但你会情愿在他的布局中失神。他用语言，情绪和情节制造的这个局，挑的是生活里最有痛点的那个面，你黯淡的穴点总被他点中了。《十一种孤独》，《好人难寻》其实也是说的这些痛点面，但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本身的问题，语言和故事都很难立即吸引我看进去。《我是谁》不轻易评。我再看他几本以后说。《祖与占》的确是个很好拍成电影的故事。最后，我最想说的是，为什么有人写小说，拍电影，唱歌，表演，做梦——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握在手里的永远只有一种可能，但内心里是会自然而然生出万千种可能的。那万千种可能，很可能会永远在你心中狂奔，呼喊。因此，为了另外那万千种可能，要写小说，拍电影，唱歌，表演，做梦——做到了这些的人，是为人生找到了有限而短暂出口（可供精神舒缓），进而对自己有所释放的人。这也算是我们最有可能的自由和本钱了吧。人生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有意义，我认为，就是存在着的这另外一万种可能吧。为了这样不同如今的另外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奋不顾身，不计后果。而后果是什么，后果是那万千种可能本质其实跟你手里的那个可能一模一样，不堪一击。呵呵。知道得太多了，就要说得少，知道得太多了，不要以为你是真知道。另外千万种可能，让它们自己生长，自己腐烂吧。也许会有人让它们的气息留下来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小说，电影，唱歌，表演，以及自己无人进入的梦境。这都是伟大的呢。

这是一个发生在早春的故事

在你的印象中，早春应该是怎么样的声音？是春风吹拂着刚发出新芽的柳条，抑或是春雷一声惊响，炸飞了一群吱吱喳喳的鸟儿。在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Penelope Fitagerald，1916—2000）的《早春》里，你可以看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一种抗议之声”，冰层在木头小径下融解时，水努力着将自己释放出来的声音。也像绝望的熊仔笨重地移动着身躯“在玻璃杯与银餐具中制造浩劫”的碰撞声。如果变化就意味着打破什么，那对一个家庭、一个丈夫来说，最大的浩劫莫过于妻子离家出走而不明去向，留下三个嗷嗷待养的孩子。文中的弗兰克正是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他无力承受周遭人们善意的窥探与帮助所带来的刺痛，还得要求自己努力遵守表面的秩序，维护这冰湖之上薄薄一层尚未融化的平衡。自妻子内莉留下一封书信离家开始，冰层之下的水温已经开始上升了。故事发生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弗兰克不仅要应对这种内忧，还要承担他人强加在他身上的自由与责任。弗兰克作为一个异乡人，虽然出生于俄罗斯并继承父业经营着里德印刷厂，但人们常常觉得，假使不得不离开俄罗斯对他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即便他在这儿生活他大半辈子的时间；即便他爱任何一个季节的莫斯科，包括早春这个艰难的、刚开始解冻的时节；即便他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已婚男人。人们还确信，弗兰克作为一个享有良好声望的商人，可以为他们——通常是完全陌生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甚至包括人们希望他采用的“雇主的水准”的生活方式，和政府附加给他的责任——为一个不相识的暴动学生作担保。异乡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是我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对于本地人来说，异乡人是一个异端，终究和自己是不同的；对于异乡人来说，融入还是排斥，这是一个问题。本书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回答，而是通过弗兰克对这个国度的拒斥感到深深的悲哀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与艰难。对《早春》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妻子出走这个话题：第一，作为孩子的母亲，妻子为什么会出走呢；第二，妻子出走之后，结局又将如何呢。书中内莉为什么出走呢？是因为她住在俄罗斯这块“有着强烈反差的土地”上，使得她性情更加开阔，更加求助于精神性的东西，因此她不想将自己局限于现在这个因逃避哥嫂而结成的婚姻里。但书的结尾处，内莉回来了，没有说其他的什么，她回来了。或许正是验证了鲁迅所说的，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