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章节试读

《拒绝遗忘》的笔记-第70页 - 1956-1957年中國的農村、工廠與學校

70-1 to mobilize the workers and the peasants through purging the Rightists

《拒绝遗忘》的笔记-第三、第四辑 - 第三、第四辑

《反思三题》
摘自鲁迅：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绝对不能让步》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中级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 这是“做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本事本世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如果忘掉这一切，又回到老路上， 这一个世纪的血和泪都白流了。
《读文有感——我们的危机在哪里》
一个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了某种选择，就要不顾利害与时尚地坚持下去，如果他作到了这一点，尽管可能一时不合适宜，但从长远看，总是有意义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并不总是按生命的内在要求，作独立选择，而更多包含了自身利害的种种考虑，他们的选择就不能不带着不同程度的投机性。其结果必然是“独立批判意识”的自觉、不自觉地减弱。

《拒绝遗忘》的笔记-第一、二辑 - 第一、二辑

在鲁迅的观念中， “把人当做人” 还是“使人成为努力”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于尺度，这也是他观察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论“食人”》
文人也有嗜杀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人比皇帝将军更卑劣，因为皇帝将军是公开杀人，而文人是制造舆论鼓励别人杀人，自己身上好像没有血迹。
《论演戏》
中国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任意化为游戏。鲁迅举例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中国， 中国人却把他的真话当消化看，当时萧伯纳的主体已消失了，落入游戏厂落入看客的眼睛中，他的言语被看客改造和歪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笑话。中国的启蒙主义旧像萧伯纳一样，启蒙主义的话语落在游戏场中变成了演戏，而启蒙主义者变成了小丑，所以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就在这里：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和证据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有以为年轻学者薛毅在研究鲁迅所说的游戏国现象时，引用了艾略特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世界在剧场的嘘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给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
老庄哲学本意追求精神自由状态，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就成为“寻开心”……鲁迅说中国人的致命弱点就是开玩笑，不认真，这是打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一把钥匙。
流氓的特点就是两个，一是没有固定的理论和主张，在互相对立的理论当中不断地变，而这种变化又没有规律和线索可寻。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认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不存在。
《”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我们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流亡者文学”里，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精神昂扬"的文字，例如，在一篇题为《巨像》的散文里，作者宣称，他在群体生命中，找到了自我生命的归宿，于是“我一时觉得我是如此伟大崇高；幻想我是一尊人类英雄的巨像”…… 但在这“英雄主义”的“自我膜拜”的背后，正是隐藏着对于富裕自己以“力量”与“英雄”地位的“群体”的强力的依附、顺从与膜拜，从而显露出本质的怯懦。而这种“怯懦”，常为人们所不察，也就越具有悲剧性。
《有缺憾的价值》
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合力作用与实现，在中国变成了排他性选择的单一实现。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被宣布为一种历史选择，即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平等、思想统一与意识形态化”的道路的绝对胜利，与另一种历史选择，即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想分离与超越”的原则的绝对失败与破产。乍一看，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历史事实，但当宣布一方绝对胜利、另一方绝对破产，即一方"吃掉“一方时，也就同时拒绝了从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中戏曲合理的因素作为补充，从而把已经实现，被证明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绝对化的极端，这就同时预伏这自身的危机。 …… 实际上，真正受损害的，并不一定是被否定的对象自身，因为在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最终要被历史承认。惩罚却无情地落到历史学家身上：因为按照前述逻辑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只有一件事情可做：为已实现的选择作出它”必然实现“的科学论证……使自身的价值等同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出现的，为处于胜利地位的新王朝大唱赞歌的”皇家史官“，从而根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
……即使是现在才觉醒到要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与”皇家历史学家“的地位所造成的学术困境中挣扎出来，也还不算太晚吧？于是，在年过五十之际，我要一切从头开始…——开始学术的生命的新的挣扎，直到最后的断裂。

《拒绝遗忘》的笔记-第85页 - 1957年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

五四、抗戰中的“墻頭詩”（形式、語言）成為學生批判的手法

《拒绝遗忘》的笔记-第331页

我的选择说得好，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