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

作者简介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内容简介：一九五六年，张爱玲移居美国，一九九五年九月逝于洛杉矶。在美近四十年，张爱玲深居简出，极少与人来往。自一九六六年起，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写给他的书信多达八十四封，信件内容或长或短，或谈工作变迁及交办事项，或诉说阅读心得与生活近况……“半师半友”的情谊，点点滴滴尽在其中。今由庄信正对张爱玲的八十四封来信与自己的五十封去信详加注解和说明，为我们感受张爱玲的晚年生活，及研究张爱玲的工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海报：

书籍目录

前言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七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日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

编辑推荐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编辑推荐：张爱玲与庄信正三十年通信首次增订出版，了解张爱玲晚期创作及生活侧影的第一手资料。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

前言

西方颇有些作家以文情并茂的书信为人所知，以英国而论，就有蒲柏、菲茨杰拉德、拜伦和伍尔夫夫人等；十八世纪的查斯特菲尔德勋爵基本上是个政客，没有任何创作传世，却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所靠的就是他写给儿子和教子的数百封恳切的家书。（另外他接到约翰逊博士那封辛辣的驳斥信后“宽大为怀”的反应也反而成为佳话。）尤其晚年，张爱玲怕与人来往，怕接电话，也往往怕收到信（因而需要回信），加以她写信费时费神：“我写信奇慢，一封信要写好几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来信。）有个记者掏她的垃圾时发现她写给夏志清先生一封信的草稿。事实上，我想，除非不得已她总避免写信。这样，无论在量和质上她的书信当然都不能与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或伍尔夫夫人等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她的片纸只字都有参考的价值，遑论手札。（鲁迅的书信不很谈论文学问题；只因为是他写的，所以传得下去。）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生前告诉我，他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宋淇邝文美夫妇、夏志清教授和我给她的信。式同并说他注意到有些函件她没有拆封；她自己也不止一次提到为了专心写作——后来变成忙于应付“虫患”和照顾自己的健康——而往往不立即启看亲友（甚至姑母）的信（参看她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来信。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来信说“我直到今年找房子住定下来才拆看你这几年的信”）。带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来，有些信函倒可能是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情况我当年已经知道。除非有事或者太久没有她的音讯而挂虑，我避免打扰她，让她感到回信的压力；而且出于一种矜持心理，觉得不便多问关于她著作的事或别的文学问题；所以她的来信内容同鲁迅一样大都涉及私事和日常生活；到了晚年，几乎每一封都在谈虫患、健康或导致的屡屡搬家的困扰（一度竟“天天搬家”；见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信）。我给她写信时便只能殷切地表达我的关怀，提出恳挚的建议。（顺便提一下：那些年我业余正在积极“恶补”，苦读经典作品，她忙里偷闲阅读的则大都是时下流行的书，包括名人传记和侦探小说；二人间缺少共同的话题。一九八二年我把一篇近作寄给她请教，七月五日她来信开头说：“前些时收到讲鲁迅与Dostoevsky一文，我因为没看过Dostoevsky，看着不免迷糊，所以还没看。”）经我注解，她给我的信曾于二○○六年九月起在台湾《印刻》月刊连载，随后以《张爱玲来信笺注》为名结集出书（二○○八）。（上海《书城》月刊也连载过。）该书只附收了我当年自己留过底的给她的十三封信。出版不久宋以朗在其博客“东南西北”（英文名“East-South-West-North”）透露他手边有几十封我给张的书札（就是式同遵照张的遗嘱寄给他父母的），并表示希望能与那十三封聚合。接着又影印发表了我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给她的年卡及所附的短简。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到他的电邮，告诉我据他查核，他手边的是我一九八三年起给张的信，并指出其前各封想必是她搬家时逸失。随即把我的五十三封信函原件寄还：里面有四封信同那十三封重复；有四函只有封套而没有信。现在就加入以朗退还的我给张爱玲的信，增订结集出版。共收她的来信八十四封（或许有一二短简——她所谓的“便条”——因数次大搬家而散佚或误置，至今始终无法找到）。第一封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最后一封写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她死前十一个月），中间相隔二十八年三个月九天。来信最多是一九六九年，有九封；这与她那年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研究中心接我的工作遗缺有关。其次是一九八三年，有八封。上半年五封，多半是谈唐文标盗印她作品的事；下半年的三封开始提到“虫患”问题。有两年连年卡都没有收到，猜想是因为一九七五年她在忙着写《红楼梦》的论文和英译《海上花》；一九九○年则为病虫交迫，穷于应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我给她的信应当超过一百封，本书收了五十封（另外附收了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未写完、未付邮的半封），接近总数的一半；这当然要谢谢宋以朗。第一封写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已经是收到她四十九信之后了。这也是我留过底的第一封；留底的原因是她与那封信同时退还了我呈请她改正的文稿《桃花扇——重读张爱玲》，使我深感振奋。我给她的最后一信写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是贺年片上所附的短简（没有留底，由她保存下来，就是以朗在他博客上影印发表过的）。鉴于她当时健康情况越来越坏，更不愿去信打扰她，完全没有料到八个多月后她会突然辞世。（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间有十九个月没有接到她来信。）《笺注》中只对张爱玲的信就其内容本身及所涉人物、事件、地点和典故等作了注解，我的十三封没有附加说明。本书在空间容许的范围内不但对她的信尽量详细阐释（做这工作时我想到人们注莎士比亚时的兢兢业业的心情），而且对我给她的信也加了说明，相当于为她的信作进一步的注解。查日记，找资料，花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加强她那三十年当中生活、写作和健康情况的前后连贯性，有助于读者对她的理解。经出版社建议，本书附收内人一篇和我两篇追忆张爱玲的文字。我的两篇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她猝逝后应台湾报刊之邀、怀着惊愕和悲痛匆忙提笔赶出来的。荣华记忆力比我好，写的又是获得张爱玲仅有的一次“召见”而做的通宵长谈，属于第一手记录。这三篇可以作为书信的背景资料。至于我的长文《桃花扇——重读张爱玲》虽然本书中屡屡提到过（如她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的信和我同年七月十七日的信），却因后来编进一本文集，涉及版权，这里无法收入，很觉遗憾。宋以朗退还的我给张爱玲的函件当中有她在几个封套背面留下的手迹，可算是另一侥幸的机缘（我很有点相信英文所谓的serendipity）。除了不经意的涂抹（英文所谓doodles）以外，有类似书信草稿或写作提纲的字眼。有一处比较长，但十分潦草，而且涂改得很乱，难以辨认；内容却又耐人寻味，我试着作了解读，聊供读者参考。她在我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去信的封套背后所写的片段提到我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去信的部分内容，对此我作了解释。另外，我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给她的年卡封套内夹有她抄我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给她的长信近乎全文。是什么原因？使我纳闷，也影印留个记录。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张爱玲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信发表没关系。如果有声明请不要告诉人的话，需要涂抹得绝对看不见，若是原件付印的话。通常要找人用稿纸抄一份，抄手往往有错字，排字又再添一批错字。遇有英文字，连print都会拼错，第一个字母又爱滥改大写。只好请多校两遍。还有我离开Kingsley后这几年的信涉及近况，我自己预备写一篇。这几封信是否公开，要请先影印一份寄给我看看，比较妥当。可以看得出她对于自己的书信多么重视；尽管现在离开她去世已经十七年，人与事都发生不少变化，本书在编注方面仍然尽量遵守她的提示。下面再就编注时注意到的其他几个细节略作交代。信函的形式和长度普通信：长者数页，短者几行。寄书刊时所附的信：也是长短不一；偶尔写在剪报的边缘上。明信片：内容简短；背面有图案时就只能写在左栏窄窄的空间里（右栏专用于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地址）。贺年片：她尝说不喜欢寄年卡的传统，但也未能免俗。通常会附三两句祝贺或问候的话；有时也在空白处写“便条”。所用贺卡大都是在住处附近的普通店里买的；一九八○年十二月下旬那张则是中式的。偶尔以明信片代做年卡。上下款张爱玲出身清末官宦世家，却从初中开始就全程接受西方教育，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五年定居美国近四十年。众所周知，她同生人乍见面时“望之俨然”，似乎很不容易接近；但来往不久我便注意到她如中国传统那样彬彬有礼，渐渐地竟感到亲切乃至殷勤了。她知道我对她敬如师长，因此只有第一封来信上款是“信正先生”，下款写“张爱玲”；第二封用风景明信片，没有上款，下款已改为“爱玲”；第三封上款是“信正”，下款写她的英文名字“Eileen”；第四封上款是“先正”（笔误），下款也是“Eileen”。其后来信上下款大都是“信正”和“爱玲”；但空间太逼仄时则往往没有上款，下款也会只写“张”。书写方式来信都按中国习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从来没有由左向右横写。不写年份，只写月、日。如果空间太小（例如明信片或贺年卡），便连月份也没有，甚至完全不写日期；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以邮戳为据。书写工具始终用钢笔，黑墨水；从未用过原子笔或蓝墨水。始终用洋葱皮纸（onionskin；当年专为打字用，便于修改），白色的，只有最后几封改用深黄色。我猜想她从来不买信纸。美国信封一般有大小两种，她都用小的。字体总是她独特的圆润从容的书法。通常一笔一画地写正楷繁体字（她写字很快；参看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来信），但有些字也习用简体，如门、为、实、么、这、几、点、听、过、欢、对、个、权、学、万、还等。本书既然是简体字版，就无从辨别了。字体工整而清爽，应该是先起草过的结果。信函本文照抄原件，包括措辞、用字、标点、笔误等，不作任何改动（有两三处我认为有可能是笔误，则指出并酌加辨析）。二○○五年秋季和二○一○年春季我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创作所开过两次张爱玲专题研究，教学相长，充实了我对她的理解。当前关于张爱玲，仅是传记就有十来种了，评论的文字更多（连胡兰成都成了热门话题）。有生之年，我希望能随群贤之后进一步探讨她的作品。尤其是《传奇》和《流言》，已经成为经典。（我在东华也开过两次乔伊斯《都柏林人》专题研究，发现它和《传奇》不仅同属早熟的天才之作，而且有可以对比互证之处；就短篇小说而言，除了契诃夫以外，只有这两个集子我乐于一读再读。）现在我第三次回到这“山气日夕佳”的美丽的翠谷来了（前年春季任英美文学系客座教授），而每次都与张爱玲有关系；写前言至此，不免想到这巧合也可算是一种机缘，值得珍惜，值得一记。庄信正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东华大学宿舍

内容概要

庄信正，1935年生，山东即墨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执教美国肯萨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后任职联合国，现已退休，定居纽约。2005-2006学年任台湾东华大学驻校作家；2010年春季学期任该校英美文学系客座教授；2012年春季学期再任该校驻校作家。所授课程包括张爱玲专题研究、乔伊斯专题研究、散文创作和英汉翻译。

著有散文集 《异乡人语》、《流光抛影》、《展卷》、《文学风流》、《忘忧草》、《异乡说书》等，评论集 《尤力息斯评介》、《海天集》、《面对尤利西斯》等；编有 《张爱玲来信笺注》、《中国现代小说选》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与张爱玲有着亦师亦友情谊的作者，将三十年来张写给他的信件内容公诸于世，并在每封信后面加上详尽的注释，解读信函背后的来龙去脉，读者得以一睹张隐居三十年岁月的吉光片羽。信件内容或长或短，或谈工作变迁及交办事项，或诉说阅读心得与生活近况，字里行间微妙地透露出作家的性格与喜好，为张爱玲研究提供珍贵史料。——97年4月好读推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张爱玲致庄信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Chang 1315CStSe，Apt.22 Washington，D.C.20003 信正先生， 回家后忽然想起来，Racliffe申请grant找保人有“从几时认识的”一项，似不必问Mr.Frenz。我找夏志清因为认识年数久了，而且可以举出他的文学史作参考。过天我再写信给Mr.Lau，或者可以算1960年在台湾见过。你说不像他会写信，千万不要抽出时间来特为回信，等以后见到陈先生向他探探口气后再告诉我。跟你们谈过后实在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这里匆匆不说了，祝 好 张爱玲 廿六日午 注解： 这是张爱玲给我的第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我的母校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Frenz）教授筹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ConferenceonOriental—WesternLiteraryRelations），要我代为邀请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首先找夏志清教授；他有事不克分身，建议我另邀张爱玲。震于她的盛名，我颇怀疑张先生会答应，夏先生要我试试看。我与心目中的这位天才作家素昧平生；为了慎重其事，次年请福伦兹师出面亲邀；她居然接受了。暑假我从任教的坎萨斯（州立）大学返回印第安那，由恩师福尔斯特（NorbertFuerst）督导赶写关于《红楼梦》题材的博士论文。研讨会正在那时举行，我得以前往听讲。张爱玲谈的是中国电影。开会前她姗姗而至，差点迟到。胡耀恒兄其时在印大攻修戏剧博士学位。据他相告，那天他受福伦兹先生之托去学校附设的宾馆接引她前往会场，她很客气地邀他进房间谈了一会。会后经刘绍铭（即此信所说的Mr.Lau）倡议我们二人去宾馆求见张先生，谈了半小时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兴奋和庆幸的感觉，也记得她这里所说的“非常大的鼓励”其实给了我更大的鼓励。 她计划申请附属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女校瑞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College；她在信里拼成Racliffe）“独立研究奖助金”（FellowshipGrantforIndependentStudy），要我转托福伦兹教授为她写推荐信。她从印第安那回到住处（美国首府华盛顿）立即来信，说申请表上需要具体填写与推荐人相识多久，而她和福伦兹先生是初识，效果不会太大。（我已先向他转达她的嘱托，他慨然应允。） “陈先生”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区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那年春天我接受他的聘约于七月开始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ChineseStudies）继夏济安师之后担任陈先生主持的研究项目CurrentChineseLanguageProject的工作。在印大时我告诉她也可以找他写推荐信。一九六六年她向中国研究中心提出的履历表说一九六七年取得瑞德克里夫奖助金是为了把《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次年获准延长一次，至一九六九年六月。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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