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评

坏诗的秘密

钱穆晚年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谈诗》，是从《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开始的。香菱喜欢陆游的两句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学诗，未必一开始就懂得好诗的境界，但至少要明白坏诗是什么样子的。至于香菱喜欢的这两句诗到底坏到什么程度，钱穆有言：“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出不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叫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不见有意境，不见有情趣。无意境，无情趣，就算有此人，也只是个俗人。仅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另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 傅浩最近出了一本《秘密：我怎样作诗》，是他历年的诗歌和诗论合集，书末有一个跋，讲述其学诗历程，里面提到十四五岁时在墙上即兴写过两句题画诗：“袅袅杨柳桃源地，飘飘葛衣荷锄人。”竟得他爱好风雅的祖父大赞，一时好不得意。而这种无知少年的得意，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竟然笼罩了作者随后的成年时代。如果说陆游写过大量的坏诗不假，但至少他也写下了《临安春雨初霁》那样的杰作，而纵观《秘密》一书，从那个刚刚学诗的懵懂少年到如今功成名就的诗歌翻译家兼外文教授，傅浩大半生的所谓诗作，都不曾摆脱当年十四五岁时题画诗的境界，而这境界尚不及陆游的坏诗于万一，竟然都能这么一直得意，竟然都能以行家的姿态，来谈论诗歌的秘密。 傅浩的诗，基本是郭沫若式的新台阁体和民间梨花体的混合，再裹上一层所谓英诗叙事体的奶油，比如他写于2011年初的《仿叶芝三章》，“现在我国正强大起来/绝不是为了称霸/而是让国民更好生活/不再受欺侮威吓。”这样的诗，不仅是对每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读者的侮辱，更是对叶芝的侮辱。作者在书末感叹，“我的诗作在内地较难发表，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一般编辑不能或不敢欣赏我的作品，”我在此要正式向拒绝傅浩诗作的编辑致敬，而这样的拒绝也印证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即无论汉语新诗在今天的状况有多么不理想，放在中国当下整体的文艺范畴内，新诗，都依旧是最得现代性精髓、最一骑绝尘的领域。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诗的发展是被诗歌翻译所推动的。从新月派到九叶派乃至新时期，最好的诗人都是一边写诗，一边翻译。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大倒退，很多诗人的创作停顿，但诗歌翻译倒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其中以袁可嘉、穆旦和郑敏为著，可以说，这些诗人的译诗，哺育了日后的几代诗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诗歌译者是北岛，他的《索德格朗诗选》，薄薄一册，却给汉语新诗带来一种全新的语感，深深地影响了后面数十年的女性诗歌写作。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翻译的工作慢慢从诗人圈子移向学院，成为外文系教师们的重要副业。这一转向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在母语领域缺乏文学才能的人，依靠其外语的专业优势，借翻译西方大诗人的便利，以一种狐假虎威的方式，开始在现代诗领域获得话语权.关于译诗的标准，有许多技术上的争论和纠缠，但在我看来，均可用剃刀法则减之又减，减至一条标准，即源语言中的好诗，译成目标语言后，依旧还得是一首好诗。李白的《静夜思》，任何一个中国小学生都可以将之翻译成通顺明白的四行白话诗，但这个小学生却不能大言不惭地说他那个白话译诗的境界等同于李白，进而，这个小学生也不可能荒唐地以当代李白自居。而这样的大言不惭和荒唐，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翻译界却是屡见不鲜，傅浩，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叶芝有一首《当你老了》，在中国很有名，这完全得益于袁可嘉的译笔，“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而以叶芝专家自居的傅浩却以为不足，将之改译为：“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而惟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两相比较，很容易发现，傅浩译作的句式和节奏依旧来自袁可嘉，而他自以为得意的两处更改，“灵魂的至诚”不知所云，“愁苦的风霜”烂俗至极，这是典型的坏诗。典型的坏诗比非诗更为有害，就像黛玉大为反对的那两句诗，它有着格律，有着意境，却把旨在通过诗歌提升生命的个人，暗暗拖至最最庸俗的境地。 某种程度上，傅浩这本诗、论合集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其书名也非常恰当，终于有一个诗歌翻译大家，敢于抛掉身后那些老虎般的西方大诗人，赤裸裸地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览他的秘密，如何写坏诗的秘密。这是一次最集中的怯魅，而未来的诗人们，犹如香菱一般，都会从中找到信心和力量。

恶评•恶意•恶俗

傅 浩我写过一诗，《屠龙之技》，讲小时候受人欺侮，长大后刻苦习武，终于再遇“仇人”，恨意却已消泯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其中有一节：“现在我国正强大起来，/ 绝不是为了称霸，/ 而是让国民更好生活，/ 不再受欺侮威吓。”是用间接引语方式，即用自己的话概括转述他人之语，对流行的社论或新闻用语所做的戏仿。而且，此节只是一个扩展式暗喻的喻体部分，与下节喻旨对比而读之，方见意趣：“我自己也已足够强大，/ 不再怕任何走狗；/ 但仍旧坚持习武不辍，/ 不再问为何缘由。”耶胡达•阿米亥说过，诗人无法逃避政治，因为诗人就生活在政治中。戏仿和拼贴或镶嵌是现代及后现代文学常用的手法之一，其内容并不一定代表使用者的立场。我这样用主要是为了增加时代感和非个人化元素以及冷幽默之效。体式是仿叶芝惯用的谣曲体，奇数行四拍、偶数行三拍（在英语里，叶芝的诗也是如此中规中矩的），是一种诗体实验，内容则与叶芝无关。这样的诗，我只写过三首，即近作《仿叶芝三章》（《屠龙之技》是其中之一）。我还利用古今中外多种诗歌体式，实验和创造，写过许多别的诗作。然而，最近却有人抓住我以上所引的前一节诗大做文章，在不加任何分析的情况下，就直接得出如此“判断”：“这样的诗，不仅是对每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读者的侮辱，更是对叶芝的侮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节诗抽离语境，孤立地坐实了来理解，这只能说明他不懂诗。要么是形式使然，这首诗不是他看惯了的自由体，不合他的口味。口味是无可争辩的，你不看好的东西，别人未必不欣赏。但更可能的，是这一节的“政治”内容而非诗体形式使他感到了不快。从互联网上转载跟贴的情况看，特别是“而是让国民更好生活”这句惹恼了某些受其文蛊惑而未必读过拙诗的无知“愤青”，误以为我是“歌德派”。客观地说，即便不论诗，而仅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这话也并无大错。每个时代都有穷人，但没有哪个明智的政府不想让国强民富的。历史地看，现在的确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最强盛的时候，这是不争的事实。仅凭对这一节诗的误读，那位作者就一跃而得出结论，或者干脆就是先入为主地给我的诗贴上一个他自己杜撰的贬义标签：“基本是郭沫若式的新台阁体和民间梨花体的混合。”看不出，他的“判断”有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且不说他未论及拙著之万一（《秘密》一书计十三万字），公正地说，郭沫若和杨丽华也不无精彩之作。也许仅仅因为我在书中对这二位诗人有所提及或论及，他就把拙诗归为比二者更等而下之一流。他不仅侮辱了我，也侮辱了郭沫若和杨丽华。其实，如我在《我学诗的历程》一文中所述，我的诗不拘一格，风格多样而独特，是吸收古今中外优秀诗歌传统精华而化之，运用多种体式的实验结果，绝非只知步“朦胧诗”后尘者所能窥见其中妙处之万一的。我写过一文，《我学诗的历程》，如实讲到懵懂少年时学诗的一件趣事。不想，这也竟惹得那位作者大为反感，被他拈出，极尽调侃挖苦之能事。仅凭这，他就进而全盘否定我的诗创作：“大半生的所谓诗作，都不曾摆脱当年十四五岁时题画诗的境界。”我的少作被他拿来与陆游的大作相比，荣幸之余，看不出，他的“判断”有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吹毛求疵地反问一下，传统以人生百年为期，我年尚未及半百，还没死，何来“大半生”之说？我译过一首诗，叶芝的“When You Are Old”，其中一节有两处措词“灵魂的至诚”和“愁苦的风霜”。那位作者认为前者“不知所云”，后者“烂俗之极”，是“典型的坏诗”。平心而论，其文只有这一点讲得貌似有理，但其依据仅仅是汉语的语感而已，所以不尽然。他不知道，拙译的句式、节奏乃至韵式都与原诗亦步亦趋；叶芝的措词原本就偏于古奥，“sorrows”就是英诗中“烂俗之极”的滥调（而且抽象，并无“皱纹”的意思；而“风霜”则由于是死比喻而同样抽象）；“pilgrim soul”是灵魂至诚（有如朝圣者），而非“朝圣者的灵魂”的意思。关于此诗的翻译，我在《怎样译诗》一文等许多地方所论甚详，有心者可参看，就不在此多啰嗦了。我虽素来也主张“唯陈言之务去”，但也认为无语不可入诗，包括文言古语、方言土语，而不是唯新是好。所谓新奇，或曰陌生化，要看整体效果，而不在于孤立的词语。仅凭对这一节译诗的指摘，那位作者就指望否定我全部的翻译。我从来不认为译诗能超过原诗，他却只用一个自己杜撰的不伦不类的比方就给我扣上“大言不惭和荒唐”的帽子，而且打击面遍及“中国当代的诗歌翻译界”。看不出，他的“判断”有任何令人信服的逻辑。所谓“从新月派到九叶派乃至新时期，最好的诗人都是一边写诗，一边翻译。”也许是吧，但最好的诗人未必是最好的翻译家。至于说“进入九十年代，诗歌翻译的工作慢慢从诗人圈子移向学院，成为外文系教师们的重要副业，”这并不完全属实。事实上，八十年代重要的丛书“诗苑译林”和选集《英国诗选》等中的多数译者，包括袁可嘉、穆旦和郑敏，都是“外文系教师”。他们的译作远比当时和后来某些非外文系出身的诗人所译要可靠得多。我最近出了一本书《秘密：我怎样作诗》，包括上述的诗、文、译。作此书的初衷是，有感于近来解诗之风大兴，但多数解读似乎都搔不到痒处，而自己平素又绝少在国内诗界发表具体意见，不敢妄评他人，遂不揣谫陋，拿自己开刀，自选拙诗四十首来做自我剖析的案例，作为实验，看看自己评自己是否能说到点子上。为了较完整地展示自己的诗歌理念，副编部分收录了十七篇诗论。另外，还有谈作书缘起和自己学诗经历的序和跋。自认为，这样的书，且不论内容如何，起码形式是新颖的，因为以前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上述恶评则出自一篇充满武断、绝对之语和“愤青”式刻薄谩骂的读后感《坏诗的秘密》。此文既非专业书评，又非平心之论，除了拉大旗作虎皮，大段引用钱穆来张目之外，就是先入为主地以偏概全、似是而非地断章取义和耸人听闻地夸大其辞，全无严肃评论应有之义，似乎只是意在全面骂杀傅某的创作和翻译。但我敢说，作者并没有看过我的全部著译；就连这一本，也没有认真细读就妄加评论了。客观地说，我与他的诗观并无原则上的扞格，只不过其见识较狭而偏见特重，看不懂拙著罢了。如果拙作/译果真如他所说那样一无是处，为什么还有许多比他判断力正常得多的诗人、翻译家、学者等行家及一般读者予以好评呢？如果他不是判断力有问题，那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别有用心了。口味自当别论，不过，不喜欢也不必那么恶毒地骂人嘛。我与他素不相识，真不知哪里得罪了他！他也许仅仅是因为不喜欢我的“大言不惭”，同样，我也不喜欢他那哗众取宠的文风，因为其中充满不平之气，隐然透出一股恶意。他不知道，他那种为文的风格就是时下流行的一种恶俗，而他所不懂欣赏的风格未必就“烂俗”（此词是他生造的，只合他自用）。他那种风格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现，若沾沾自喜地发展下去，不仅烂俗，而且有害。我作此文，不是在意一时得失，自古圣贤多遭谤，何况我辈孤且直，而是意在发出应有的声音，让公众兼听而明。无论如何，我的作品不会因恶意恶俗的恶评而减损价值，相信认真读过拙著的读者自会有正常判断。最后，我要感谢这位作者替我“炒作”，并且使我有灵感，写下这篇不得已的自辩。（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4d8660100z0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