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而迷人的游戏

作者简介

本书通过对20世纪外国经典文学大师经典作品的重读、解构，展示一种原创性强、个人感悟深的艺术化散文。

书籍目录

自序伟大的兄长卡夫卡从“局外”到“局内”的反抗——加缪《局外人》、《鼠疫》阅读笔记遥远的都柏林人语言中是有上帝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诗学现实、谎言及其游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阅读笔记绦虫寓言——巴尔加斯·略萨的《情爱笔记》虚构的观念——马塞尔·埃梅“穿墙过壁”的技艺“到灯塔去”到底有多远?历史、文本和梦——生活在别处我们应该向高尔基道歉《母亲》和“儿子”的命运批评，写作及其幻像——与罗兰·巴特交谈史蒂文斯、蓝色吉他与黑鸟诗是一首诗的主题——史蒂文斯和《两只梨的研究》里尔克诗学的两条道路弗罗斯特、生活世界与男低音具体事物、常识与聂鲁达布莱希特、艾略特、威廉斯：艺术表现的三种途径

内容概要

　　李森，1966年生，云南省腾冲县人。198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工作，现任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十余年，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诗歌、散文、评论数百篇，出版有《画布上的影子》、《我心中的画师》、《动物世说》、《鸟天下》等著作。是他们诗派诗人之一。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只想写一个简短的自序，不想过多地谈论我这部书中的思想。但有一点我必须再——次指出：我是一个坚决反对垂死、僵化的学院派八股沦文的文人，因此，我所有的文章，都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不过，这不等于说我的文章中没有诗学思想。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个人的文体风格及其创造性本身，就是一种诗学内涵的表现，只有纯粹玩体制的体制文章，才是非个人化的。即使是哲学，也是语言“表达”本身的产物。加缪说过：“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创作家。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情节。”只有那些把思想的形而亡性质、诗性和文体魅力降低到知识或伪知识技术层面的人们，才会选择“八股论文”、维护“标准化”、学院派。我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众多专家学者们的不满，但请大家原谅我的尖刻，因为我生活的时代和学术环境，使我不能不尖刻，不能不愤怒。在这一点上，我深深地理解鲁迅的痛苦心灵。我有点杞人忧天了吗?我觉得，学术的所谓“规范化”、“项目”、“工程”、体制化，正在葬送着学术的人文情怀，破坏着学术的良知和心智。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学院派“学术江湖”里，即使你能写出《史记》、《文心雕龙》、《人间词话》这样的书，也不能算学术著作的，因为这些书都不是“规范化”、体制化的写作，写作者也不是“文科技术人员”。当然，在西方世界，也存在着这个所谓“规范化”的问题——人文和学术的技术化是世界性的悲哀。我们拾人思想牙慧，仰人学术鼻息，在人文学术的“技术化”方面，做得比洋人师傅更到家了。“标准化”、“技术化”追求的是“客观化”，其实，在人文领域，哪有什么纯客观的东西。比如在如今的一些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一个没有才气和思想的人，也能在人文学术的江湖中花个几年时间混得大名鼎鼎、身价百倍——想到这个“学院派江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能为人类的心灵和心智的堕落而悲哀了。如果我这本书在文体上有点什么可取之处，也许就在于对这种堕落和悲哀的抗争吧。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花城》杂志上发表过的。从2001年开始，我就给《花城》的“世纪经典”栏日写作。没有田瑛先生、林宋瑜女士和编辑部各位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我很难写出这么一个系列的作品来。我对《花城》的朋友们感激不尽。我还要感谢学林出版社的编辑许钧伟女士，她跟我约稿，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虽然只听见过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但我读过她编辑的好书，我想她是——位可信赖的朋友，一位同道中人。　　2004年2月13日

章节摘录

　　马尔克斯的影响波及世界，也发生在我周围的文学群体当中。对于“新时期”的云南作家来说，在20世纪的大作家中，恐怕没有谁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更有吸引力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停地在听小有名气的作家和一窍不通的大学教师们谈论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我感觉到写作者们正在摩拳擦掌，要把魔幻现实主义搬到云南来。文学工作者们这么积极主动、满腔热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张“文学地理图”——所谓神奇、美丽、丰富的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生活与拉美的地方民族文化生活有某种相像之处——云南之于中国，拉美之于世界，两个地方都属于主流的局外，据说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神奇、美丽、丰富的——我一听到这三个空洞的词就起鸡皮疙瘩。当然，如果没有拉美文学的“爆炸”，没有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成功，理论工作者和作家们也就不会这么心潮澎湃了。有的作家把马尔克斯当作灵丹妙药，好像一剂药下去，通往政治首都北京和文学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坦途就铺平了。搞文学与搞其他行当一样，想成功是很自然的，不过，事情总是越想得到的，它离你越远。我知道的一些作家50年代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来又为“凡是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一空洞的教条而激动，再后来又迷恋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派，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一种文体的自觉。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非常可怜的。我把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拼命猎奇、搞神秘题材的作家的创作称为“贩卖山货”。“贩卖山货”的意识，是小商小贩的意识。　　这么多年过去了，云南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没有搞成，更不用说出现一部《百年孤独》这样的力作了。说到底，作家和批评家们还是不清楚，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概念其实与本真的文学是毫无关系的。文学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启迪，不能作为一种模式去照搬。可以肯定的是，与作家个人的心灵和心智无关的任何理论或创作模式，对作家或读者的影响都不可能是真实可靠的。影响，是一种文学的可能性的被发现。因为文学的可能性常常处于被遮蔽状态。——个作家的才能，就是在于能发现某种文学的可能性并将其贯彻到义本之中。这种发现既是文学的发现，也是自我的发现。　　马尔克斯年轻时常常听他的外祖母讲各种毛骨悚然的故事。外祖母讲起来沉着冷静、绘声绘色，马尔克斯正是用这种方法创作了《百年孤独》。但真正使他发现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的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就像灯塔一样使他看见了文学的可能性就在他能达到的地方。在与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门多萨的著名谈话中，门多萨问马尔克斯：“那么是她（外祖母）使你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吗广马尔克斯说：“不是她，是卡夫卡。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我17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居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门多萨又问：“为什么这一点引起你那么大的注意？这是不是说，写作从此可以凭空编造了？”马尔克斯回答：“是因为我恍然大悟，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这等于一下子卸掉了沉重的包袱。不过，随着年逝月移，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后患无穷。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总有一定之规。只要逻辑不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在这里，理性主义指一种所谓客观的生活逻辑。卡夫卡给了马尔克斯一种启迪，但他的主要长篇小说，每一部都至少要花上十几年时间去构思。《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花了三十年才酝酿成熟。　　马尔克斯很不喜欢评论家。多数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的评论家，要么把文学变成教条，要么为文学谎言树碑立传、推波助澜。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我是亲眼看见它在我的身边变成教　　条和谎言的。好像只要搬来了魔幻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我们的文学在一夜之间就离成功不远了。文学艺术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殊不知，人类任何精神遗产都有可能在其传播过程中变成教条或谎言。这是人的心灵和心智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语言、符号的欺骗性决定的。没有一种思想或文化是沿着所谓正确的途径传播的。人类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代代相传。更何况，要治疗文学的无知病，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好方子。高高在上、冰清玉洁的雪峰流淌下来的泉水，总要被弄脏、蒸发或被吸收。当然，它在此地消失，也可能又在彼地汩汩而出，滋润一方天地，这也是一种常态。但是，它是改变了自己、突破了万千气象之后，才又获得了生命形式的。　　恒河之水滔滔，每个人可以舀上一瓢。但舀起了这一瓢，你千万不要说，已经得到了恒河之水。因为你瓢中的水，已经不是恒河之水。　　略萨为了贯彻他的自由观，把“情爱”描写为人的本质，这是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既照顾了人们阅读的兴趣——情爱，毕竟是小说阅读永恒的兴奋点之一，同时在文体的创新上又到　　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简化了传统长篇小说与人物和故事相关的许多枝节，比如在传统小说中，人物（叙述者）总是小说进程的“现实”层面的推动者，而在《情爱笔记》中，小说的进程主　　要是靠回忆和幻想来推动的。小说有两条叙述线索：一条是夫妻关系在儿子的撮合下从破裂走向和好的“现实”层面的线索；另一条是回忆和幻想的线索。作者的创新之处是，他把第一条　　线变为隐隐约约的暗线，而把第二条线当作叙述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的主线。更重要的是，牵引两条线推进的叙述者都是“情爱”，因此，“情爱”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这个主角把　　被异化的人身上的各种让人啜泣的甚至是邪恶的东西，经过处理之后都变成了美。　　下面引两段西班牙《阅读指南》杂志记者埃尔维拉·韦尔维斯就《情爱笔记》这部小说采访巴尔加斯·略萨时的对话：　　埃尔维拉·韦尔维斯：利戈贝托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想排斥任何人，但是，应该看到，一个人力争独立自主的企图是势所必然地要伤害人和排斥人的。　　巴尔加斯·略萨：对，这种要求独立自主的特性……我认为一个人是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的。这本书，如果我们要认真读一下的话，它是竭力保护个人的，是保护群体对个人自主性的威胁的，是遏制部落对个人的凝聚的。利戈贝托就是不懈地与这种巨大危险作斗争，小说自然也想对这种危险予以揭露。　　埃尔维拉·韦尔维斯：这部小说讲得很明白的一点就是现实的属性：它是绝对不可量化的，它经常是由渴望、怪念头和梦幻构成。　　巴尔加斯·略萨：对，那些渴望、怪念头和梦幻逐渐地将虚构的现实塑造出来。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界限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形成得很迟缓。而那非现实的东西、虚构的东西和幻想的东西逐渐地互相渗透，而后去感染那真正现实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东西。虚构的现实是一种美妙的武器，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不仅是作家，我们所有人，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就可以拿它来对付逆境，不是吗？比如对付挫折、失望……利戈贝托设若不是利用这一绝妙的手段来抗击孤独和无聊，他简直不能活下去。　　2002年8月1日，喜鹊庐　　少时在课本上读高尔基的《海燕》，在教师煽情的解释下，曾经激动过一番。教师天真而又恶意地打击《海燕》中的海鸥、海鸭和企鹅，理由是这些鸟是一些胆小怕事的鸟。“在这一群水鸟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风暴前惶恐不安、悲观失望、企图向敌人妥协投降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小市民的丑恶灵魂。”这里的“我们”，就是革命者，或自己把自己列入革命者行列的人士。显然，老师说的“我们”，是包括我的。于是，我暗暗高兴，感到非常放心，因为我已经属于海燕的一伙，虽然走路还像丑小鸭一样摇摆，身上的羽毛也还没有长出来，但“高傲地飞翔”的愿望，是已经有了的。　　崇拜“海燕”，自然也就崇拜“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这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导师列宁对高尔基的这篇作品也十分欣赏，在重906年，列宁写的《暴风雨之前》一文中，还借助《海燕》中蠢笨企鹅的形象，来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丑恶嘴脸，并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一豪迈的诗句；结束了他的文章呢。　　然而，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人都长了脑袋的同时，我也长了脑袋。我发现，对《海燕》这篇作品那种单一的、牵强附会的阐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尽管，它的确不失为可以阐释的一种，但是，这种单一的阐释，对人们特别是尚未开窍的学生的心灵，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在人的心灵空间中播种仇恨的种子。在《海燕》虚构的语境中，各种角色或势力的形象，是通过象征来完成的。海燕是革命者；海鸥、海鸭和蠢笨的企鹅是害怕革命者；狂风、乌云、雷电是反革命者。三种形象，代表着三种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这种阐释，对于接受者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它逼着接受者去选择海燕，因为只有海燕才代表伟大、光荣和正确。而事实上，就文学作品而言，即使《海燕》的写作意图的确是反映了“1905年革命”到来之前俄罗斯社会的时代气氛，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坚决要推翻沙皇的情绪，但是，这个文本本身，也是提供了各种阐释或“误读”的可能的。勇敢者、高傲地飞翔者海燕，并不等于1905年前的革命者，也不等于1917年的革命者，更不等于大清洗时期的革命者。关于这一点，高尔基的思想和命运作出了最强有力的回答。　　自从列宁阅读阐释之后，《海燕》就一直被当作浪漫主义革命文本的一个典范。一批批的阐释者不仅仅用这个文本来确立革命文学的隐喻，而且反过来用这种隐喻去虚构高尔基的思想、人格、情感和价值取向。很多年来，我就是通过这种歪曲的隐喻，去认识、理解作为一个作家的高尔基的。在这种通过阐释而建构的隐喻中，作为作家的高尔基与1905年、1917年和大清洗时代的革命者的形象，是合而为一的。　　不过，对《海燕》一文的阐释，还不足以改变高尔基的形象。既然要在前苏联树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型，从具体的人到具体的文本，为趋之若鹜的歌唱者提供一种文学蓝本，利用高尔基并改变之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着。直到最后，把真实的高尔基彻底抹去，把另一个虚构的、假的高尔基推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学的整个隐喻系统，也渐渐建立起来，并在广大民众中深入人心了。　　在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高尔基的作品要么被御用笔杆子们刀劈斧削般删改，要么被歪曲或禁止发表。就连《回忆列宁》这样的作品，也经过了刀笔手的精心粉饰、加工。1917—1918年间写的政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发表。

图书封面

---

 荒诞而迷人的游戏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