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敲“自我”

作者简介

本书全面评介了从17世纪英国现代小说兴起之初始阶段到18世纪英国小说首次繁荣昌盛这一百多年里的主要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流派风格和在英国及西方小说史上的贡献。书中包容、点评了西方特别是英美学者们过去对这些作家、作品从不同观点和角度所发表的重要评论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具体评介上，作者显示了出色的解读文本和人物分析的水平，把文本多层次含义都一一展示出来，起到了经典赏析的作用。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贝恩和复辟时代的遗产

第二章 笛福笔下的精神飘流

第三章 讽刺的机锋

第四章 《帕梅拉》风波

第五章 克拉丽莎的“战争”

第六章 从汤姆・琼斯到阿米丽亚

第七章 《拉塞拉斯》和奥古斯都风格

第八章 斯特恩和“情感主义德行的困境”

第九章 “观者”的喜剧

第十章 哥特小说的出现

第十一章 伊芙琳娜和她的姐妹们

余语

参考年表（1688-1789）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出版后记

编辑推荐

　　作者在这一新课题的研究中全面地论证了18世纪英国小说，并充分显示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参与价值观念（不论是道德的还是美学的）建构。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展示叙述，概论后面总是有细致精到的文本阅读与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著述时处处显示出她对当下中国的关怀，并老练地将这种关怀自然融入全书，读了有“撒盐于水，化于无形”之感。

内容概要

黄梅　1950年生。1968年从北京赴山西雁北“插队”。1973―1989年间先后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和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英语系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作有《女人和小说》、《不肯进取》、《灰姑娘梦的演变》（英文，在美国出版）；编著《现代主义浪潮下》，并参与翻译了《浪漫派・叛逆者・反动派》（与陆建德合译）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言近二十年来，有不少中国学者把目光投向18世纪的英国。    18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迅速跌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英国则“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1]以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o[2]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说随着“走向未来”和“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哲学思想探索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和思索。   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亲身经历的诸多思想危机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这些活生生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近期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关于“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笔  者力图在介绍并评议18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世纪末叶，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引入注目的“爆炸”。[3]本书与西方诸多研究18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笔者试图重读18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指归。    在18世纪末长大成人的简·奥斯丁(1775—1817)敏锐地意识到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诺桑觉寺》(1818)一书第五章中就小说发了一段不短的议论。叙述人“我”先是责备某些批评家甚至小说家信口贬低小说，然后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一种流毒更广的成见。她设想一位埋头读书的姑娘被人打断时会做何反应：    “小姐，你在读什么呢?”“哦，只不过是小说罢了，”那位年轻的女士答道，一边假装毫不介意地把手中的书放下，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是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或者，简言之，不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对人的，复杂性的最精妙的描绘；它们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最生动活泼、恣肆汪洋的机智和幽默。[4]读小说读得忘乎所以却被人撞见，想像中的那位姑娘一时慌乱，窘态毕现。这表明，在一些绅士眼中(也即以曾经是主导的观点看来)，小说以及小说阅读还有点低人一等，不大上得了台盘。然而，叙述者“我”随即毫不含糊地以一连好几个“最”字概括小说的性质和特征，又说明这种文学形式已经深入人心。    在18世纪，小说还没有成为“艺术”，还没有从相对混沌的社会生活中被放逐，因而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时的小说写作者大都不是职业“小说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长时间里是工商业主；理查逊(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长期担任神职，菲尔丁(1707—1754)和麦肯齐(1745—183重)是法官；斯摩莱特(1721—  177亚)曾经做过船医；约翰逊博士(1709—1784)则很接近现代报人和学者；如此等等。或许是出产“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余泽，这些尚没有和主流社会实践疏离、躲进象牙塔的文化人几乎个个都是精力充沛的多面手。    ……

章节摘录

书摘    显然，鲁滨孙从来不曾像莎士比亚的泰门那样义无反顾地憎恨或厌弃金钱，他对货币的嘲笑并不意味着根本性的转变。他虽然已脱离了原来存身的社会环境，但是他和英国社会相连的精神脐带远未割断。就思想来说，他在很多本质方面原封未变。他认真收存钱币的举动印证着他与“文明世界”的内在联系和以体面回归欧洲社会为目标的人生期望。    在羁留荒岛的岁月接近尾声时他曾再一次“检讨”当年。“不安于上帝和自然为自己安排的位置”，他说，乃是人类的最大的“疾患”，人的苦难大半由此而生。他本人的教训是对所有患有此病的人的一个警戒：当初他因不满足现状背弃家庭、犯下忤逆的“原罪”；后来在巴西经营种植园时又不能止步于“适度的欲望”(confined desire)，以至遭遇不测；否则，时至今日，他可能早就有十万金币的家产了(152页)。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神悔罪时使用的却是典型的鲁滨孙式簿记语言。以这套话语度量，贪心最大的坏处是得不偿失。他在诚惶诚恐地否定过去的同时，却肯定了造成当初那种心态和行动的发家事业及其思想逻辑。显然，真诚的悔罪像对使用价值大彻大悟的思索以及对金钱的嘲讽一样，没能使鲁滨孙彻底洗心革面。除了“原罪”一词，他还用“意愿”(inclination)、“天性”(propension of nature)、“欲望”(desire)、“禀性”(temper)等词*[27]来指称自己对航海和冒险的渴望。这样一来，便使那种追求似乎真的像原罪一样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从而也就给它留下了一个可以重新登场的后门。    总之，孤岛环境只是使“占有”和“谋财”的思想态度像鲁滨孙藏在洞里的钱一样，以静止的和纯粹的状态被尘封数十年，几乎成为某种被净化了的抽象物；使鲁滨孙虽然保持了资产者的思想、语言和行为特征，却摒除了它们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或条件，避免了其可能产生的某些社会后果和道德后果，并在此基础上使之和主人公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一起得到认可、同情乃至敬仰。和遭遇海难以前无法用道义和责任为自己辩护的鲁滨孙不同，此时这位业已懂得必须止步于“适度的欲望”的个人奋斗者的心理活动得到了正面表达，被叙述所认可。麦基恩说：“鲁滨孙取得的社会成功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爬得有多高，而在于他能够用自然通则和上帝意志来为现状辩护。”[28]    孤岛上的鲁滨孙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悔罪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疆土开拓者和实用技术发明人；他被置于隐修反思的环境中，但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资产阶级市民。他的宗教活动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副业”或周末的消遣，[29]然而，另一方面，它们也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说，构成一个贯穿、主导全书的关于“叛逆”、“惩罚”、“接受[神]和“拯救”的系统的精神寓言。[30]如前边所分析，鲁滨孙在这方面不但含糊其辞、矛盾百出，而且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一面讪笑金钱，一面收存钱币；一面斥责自己的个人抱负，一面一步步把自己变成荒岛的“所有者”。最后，仿佛是要嘲弄自己在岛上的再三悔过，他以再度登上航船结束自己的自述，并且在《鲁滨孙飘流记》的第二部中依然故我，虽然矢口否认自己重新“出山”、远航东亚是为了钱，却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说明如何贩鸦片到中国换取瓷器、生丝、茶叶等，其中利润和风险如何。总之，小说的叙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人公身上那不安分的浪迹者和虔诚的悔罪人之间的对立。[31)这两者形成有力的对照，互相烘托，互相揭示着对方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数百年后，我们不免在鲁滨孙自以为“正义”的思想和行动中读出许多破绽和反讽。然而，即使我们不赞成他的答案，也不能不重视他的尝试——因为，即使最蹩脚、最有限的答案也包括了其前提，即问题的提出。鲁滨孙“断断续续”的宗教憬悟和思考[32]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这位新世界代表人物的创业神话中标出了几个问号。    “修得正果”的鲁滨孙带着他多年收藏的钱币回到英国后，岛上的孤寂生活立刻被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活动和法律认证所取代。这里，我们不能不对笛福的敏锐的社会直觉感到惊讶——他意识到，只有重新置于社会之中，鲁滨孙在岛屿上的精神修炼和道德改良才有意义。实际上，整个故事是以此为指归的。对于笛福来说，鲁滨孙荒岛余生不只是讲述新奇的冒险经历，因而仅仅获救或返乡决不足以作为小说的恰当结尾。鲁滨孙带到岛上的问题来自社会生活，他获得的尝试性的解答也须再被重新带回到社会。    重返社会的鲁滨孙已是一名“经过教化的沉着镇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33]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到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他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创业历程。但是我们没有见证他参与为获得财产而进行的具体的经营或剥削活动。当我们的模范资产者鲁滨孙在岛上不为利润辛勤劳动、修炼德行的时候，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资本却自动地(在神意或处于我们视野之外的某些人的照拂下)高速增殖着，直到有一天所有他“新发现的财产都安然到手”(235页)。所有者和资产的分离把财富的“来历”排除在叙事之外，从而使美洲奴隶庄园的发展史成为被用括号括起来了的“潜故事”。由于这种分离，主人公才得以摆脱经营奴隶庄园等活动所难以避免的血汗泥污，在孤岛的单纯“实验室条件”下缓慢地修炼一种较少引起内外冲突和伤害的道义上可行的个人主义以及相关的必备心理素质，完成对无节制的贪欲的心理调控。也正是由于这种分离，原始积累的创业神话和有关“精神、道德再教育”的寓言[34]才能够作为双重叙事而共存于鲁滨孙的历险故事中。    善于抑制自己的冲动并能仔细体味“职业”和“责任”的新鲁滨孙不仅慷慨地对待那位陷入贫困的老船长，还照顾他自己的姐妹子侄，以及曾帮助过他的伦敦老妇和远在巴西的寺院和穷人。与他的变化相应和，整个世界也似乎有了改变。不仅老船长表现了“诚实”、“友情”、“荣誉”和“信义”，鲁滨孙遇到的每个有产者都浸透着这些美德，到处弥漫着公平交易的诚信气氛。神意的魔力仿佛已和资本的魔力合而为一。当年不择手段从事贩奴买卖的冒险家或他们的后代如今个个都是谦谦君子：鲁滨孙缺席几十年，却没有任何人企图侵吞他的那份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他们纷纷向鲁滨孙呈上了无比诚实的帐簿。叙述者未曾为此新气象做任何“写实主义”的铺垫，它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鲁滨孙在岛上修得的内心乌托邦的外化。代表着理想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帐单来得十分突兀，几乎像发现海盗私藏的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作者本意如何，它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提示着我们那个缺席的巴西故事的存在。    鲁滨孙思考、言说和行为的方式以及他获得大量财产的结局肯定了对利益的追求，并和小说中对“欲望”的质询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正因为孤岛的道德寓言摒除了巴西故事，却又依赖后者造成的财富来完成自身，鲁滨孙的精神飘流才如此有力地代表了他的时代的中坚人物谋求财富和“发展”的心理驱动力量，他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矛盾以及解决问题的努力。因此，瑞凯提说：“《鲁滨孙》是关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寓言，既概括了其成就，也表达了伴随它而产生的深切的忧虑。”[35]如果说所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都必然是复杂的矛盾结合体，那么，在笛福这里，内在矛盾是以无比的坦率和尖锐方式表现的，被摒除在外的东西和被直接陈述的内容都意味深长。    这位抱怨者显然有意识地继承了与斯威夫特、菲尔丁们一脉相传的讽刺文风。他对聚在巴思市的一群疗养者的概括是个突出的例证：    我不禁又是惊讶又是怜悯地打量这帮人——我们一共有十三个；其中七人因痛风、风湿或麻痹症而一瘸一拐；三人因意外事故致残；其余的不是聋就是瞎。头一个家伙跛来跛去、第二个一蹦一跳，第三个像受伤的蛇一样拖着腿，第四个则架在双拐上，仿佛挂在铁链上的鹰隼标本；第五个的腰弯至水平方向，像是放置在支架上的望远镜，由两个抬轿人搬了进来……(63页)这种一二三四的句式、生动夸张的笔致、讥诮挖苦的腔调在布朗勃尔(以及他外甥杰瑞)的信里反复出现，表明他(们)有意以幽默或讽刺作者的身份出现在朋友面前——那种文学传统使牢骚升华为一种艺术和一种社会批评。    布朗勃尔自称“厌世之心日甚”(56页)。但是，他的信也表明他对家人、朋友和仆人佃户十分宽容仁善。杰瑞正利用旅行的机会学习观察世事，并一枝一叶地在信里向他的贵族朋友描述。面对有教养的同侪的“审阅”，杰瑞在遣词用字上用足了心思，并着意地维护洒脱、讥讽的笔调。他讲述一路所见的恩将仇报的暴发户、宫廷里的势利眼、和方方面面的人乱拉关系的政客以及事事不满的作家，或描绘同行者中女仆温妮跳楼和看戏的情形、苏格兰退伍军人里斯马哈戈奇丑的外貌以及姨妈泰贝追求男人的经过，无不诙谐生动。他也记录老古板舅舅的言行，并且把零星的印象拼合起来，下结论说：布朗勃尔是个怪人，他故作严苛“厌世”状，常常是为掩饰自己的“多情之心”和“精细”的情感(38、58、75页)，一如当时英国小说中的其他那些“古怪”而仁慈的善感者。这样一个冷眼旁观的少年公子的证词，使人对那个老头有了几分敬意和亲切感。    在这种铺垫下，布朗勃尔铺天盖地而来的抱怨让读者既不意外，也不反感。多年没有出门的布朗勃尔多少也像“世界公民”一样，不但有外来人的眼光，而且有大惊小怪的特权。于是许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变得鲜明而刺眼了。他觉得18世纪英国人趋之若鹜的温泉疗养胜地巴思市乏善可陈。它“让人彻底失望……面目全非，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三十年前我常来常往的那个地方”。如今的巴思“是喧哗和放荡的中心……除了噪声、纷扰和忙乱什么也没有”。标新立异的环型楼和新月楼等等不讨他喜欢，雨后蘑菇般冒出的新房更让他忍无可忍：“一批冒险家被建筑热所蛊惑，于是我们看到，在巴思的每个出口和每个角落，到处都是新房；未经熟虑草草设计，不思牢固粗率施工，胡乱堆靠在一起，毫不考虑规划和搭配……”(43—45页)。总之，熙熙攘攘的巴思是一锅“令人作呕的腐败之汤”(73页)，洗浴馆所是传染疾病的场地，而社交聚会上的浓烈的气味竞熏得他当场晕倒。    快速膨胀的伦敦也不更赏心悦目——“仅在威斯敏斯特一带七年间就起了一万一千多所房子”，首都成了“生长过度的超大怪物”(95页)，里面拥塞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无数过寄生生活的阔佬。城市污染惊心动魄：    如果我想喝水，就不得不狂饮接纳着各种污物的公共水道里的恶心液体；要不就得吞下涵容了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区所有垃圾的泰晤士河带来的一切——其中的固体物包括工匠和制造厂使用的各式各样的药剂、矿物、毒品，外加上牲畜和人的腐尸，人的粪便只是其中最不让人讨厌的一种；然后进一步和来自所有的洗衣盆、下水道和公用污水沟的人间可能有的全部污物混合。（126页）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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