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章节试读

《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的笔记-第114页 - 民族思想之成熟与考证学之兴

参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P19
“中国最初之宗教如何？我们现在尚不能知，大约不外最低级之拜物教而已。观于尧舜以后多神教尚普遍于中国，可见古代也不会更高的。其所崇拜者大约多系动植物或无生物，后来才渐渐以英雄伟人当作崇拜的对象，这种人神杂糅的现象一直经过了好多年代。”
P114-115
“明亡以后，一般学者最初多有做政治运动图谋反抗满洲，恢复明室的，但是这企图结果都归失败，于是纷纷都归到讲学这条路上去。这时候讲学的风气，便是都力矫从前王学末流虚浮无实之弊，而趋重于实际方面。譬如王学本是尚空谈的，到刘宗周出来便主张实际，宗周的弟子黄宗羲，便脱去王学的门户，专私史学，开浙东一派。......此外顾绛、李顒等虽学风不同，而主张实际则一。”
P115民族思想与下层社会的宗教之关系
“学者们和明朝遗老们的恢复计划，屡起屡仆，直到清圣祖即位以后，内治修明，国内实行统一，这种运动一时不易成功，于是有些志士们便注意到下层工作，准备将民众组织起来，以为将来恢复的预备。有许多秘密宗教会帮都是此时代所创立的。在中国一般民众中，这种组织的力量很大，后来清朝之亡与此也有关系。”
P118考据学之勃兴
“明末清初，厌空谈求实际的学风既然流行，当时的学者就不期然而然地走了以下的几条路。最初学者都是投身到实际政治运动，到政治运动失败后，有的从事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有的遁迹空门，有的远避海外，有的高隐家中，不问世事，这是一条路。内中如颜元、李塨一派，主张留心实际学问，从躬体力行做起，又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没有什么成绩，结果遂开出考据学一条新路。考据学的始祖是顾绛，他著有《日知录》及《音学五书》等书，颇极精博。但他著书的意思本来是为的考究古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组织，以备将来政治的设施，并不是纯粹做考据的工夫。但到了他死以后，清朝的局面已经大定，汉人无法恢复，也就少有人想去做政治的运动了。于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考据学才出现。有清三百年来的正统学问才成立。”
P169-170
商周交替之际，“上帝是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尊神，为一切伦理规范所自出。”但“到了民智进步，理智发达之后，这种素朴的思想不足以维持，就不能不逐渐向抽象的、理论的方面进行。于是具体的人格化的天神，渐有变为抽象的规范化的自然法则之势。”///“专制的上帝已经变成立宪的上帝了，慢慢地他的钦定宪法也要依靠人类的手才能敷演执行了，他虽名为上帝其实已经成了人类利用的一个偶像了。这就是从具体的宗教信仰进化到抽象的伦理规范的过渡时代的情形。”
P171
《小戴礼·祭义》篇中有一段解释祭祀的意义很清楚：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聚气而成的鬼神，其实是一种准物理形式，并未人格化。）
祭祀的意义最初只为着是享鬼神，聪明的政治家利用这迷信去畏服黔首，后来才更进而发生“反古复始”的意味。研究制度史的人应该留意这种事实，研究思想史的人更应该留意这种事实。
这“敬天”、“敬祖”两个观念从商朝发生以后，对于当时的社会一定发生很大的影响。后来维系中国民族的根本伦理观念就是由这两个观念结合演绎而出。这两个观念本是两事，但后来却结合成为一致，为这两种观念结合的枢纽者就是祭祀之礼。
P292
清代正是“考据学垄断一切的时候，大家都疲神致力于工具的学问，而对于内容方面反而轻视起来，这也是一时的风气，而于政治上的干涉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