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作者简介

《武士道》一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介绍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的确，我们在读到他所系统介绍的武士道的种种方面时，颇有入木三分之感。

同时，由于作者是为了向国外作介绍而写的，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进行比较，所以就更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据作者自序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自己亲自读了此书，还以此书分赠其友人。光是本书的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之间就重版了10次，本书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在我国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讨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之时，相信把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或许不无意义。自然，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作为伦理体系的武士道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第三章　正直或公正第四章　勇气，无畏坚忍的精神第五章　仁慈，恻隐之心第六章　礼第七章　诚实与真诚第八章　荣誉第九章　忠义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第十一章　自我克制第十二章　自杀与复仇的习俗第十三章　剑，武士之魂第十四章　妇道及妇女的地位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第十六章　武士道尚存？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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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双语)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农学家、国际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的代表作。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日本武士道的真相，希望澄清外界对于日本武士道的误解。该书是一部日本人自己对武士道精神进行全面诠释的学术著作，尽管作者在书中竭力美化武士道精神，但是从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虚伪、偏执、残忍的实质。新渡户稻造的该著作完成于1899年，最初是作者为使外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而用英文所作的。该书一经面市，不仅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风靡一时，更成为日本精神文化的经典之作。该书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武士道的起源、特质及其影响和未来，为日本国民性和军国主义找到了思想源头。虽然作者对于武士道的一些行为和做法找了各种解释和理由试图说服读者，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很多说词是极为牵强和难以令人信服的。武十道，可以视为日本民族美德的干枯标本，它受日本人推崇，但本质又如此虚伪、偏执、残忍……

内容概要

作者：(日)新渡户稻造 译者：周燕宏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作为伦理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正如日本的象征——樱花，它也是日本本土开出的一朵花。它不是保存在我们历史标本馆中的古老美德的干枯标本，而仍然是我们力与美的鲜活载体。即使它显现不出可触摸的形态，却仍能散发出道德气息，而我们也确实依然处于它的有效法力之下。当初产生燕滋养它成长的社会形态早已消失，这就如同那些遥远的星辰，即使不存在了，我们却依旧能感觉到它向我们投射来的光芒。武士道产生于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消失后，它依然存活，并且以它的光辉继续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在武十道被人遗弃的母体制度的停尸架旁，伯克曾致以著名的动人挽歌。能用伯克使用的语言（即英语——译者）来讲述武士道，我感到高兴。　　可悲的是，缺乏有关远东的信息。这表现在即便是博学者如乔治·米勒博士，也曾毫不犹豫地断言，骑士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制度，无论在古老国度或者现代东方，都从未存在过。不过，这种偏见是可以得到我们谅解的。因为，毕竟是在这位好心博士的著作第三版面世后，偑里准将才叩开了我们闭关主义的大门。再过十多年，在我们的封建制度处在生死存亡时，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提醒读者研究封建制度的社会及政治机制的优势，那时，只有日本还保留有这种制度。与此类似，我想告诉学习历史及伦理学的西方学生：要研究武士道精神，还得关注当今的日本。对比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并撰写成历史论文，这是件很具诱惑力的事情，但不是本书的目的。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是：第一，我们的骑士精神的起源与渊源；第二，它的特质与教义；第三，它在民众中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延续性与永久性。以上几点中，第一点是简略的，否则我会将读者带进日本历史的曲折小巷中；第二点将用较多篇幅，因为国际伦理学与比较行为学专业的学生很可能对我们的思考、行为方式感兴趣；其余两点将作为结论处理。我尝试把“武士道”这个日语词译作英语Chiyalry（即“骑士精神”——译者），以更具表现力。Bu—shi—do字面作“武士之道”解，就是从武的贵族在军事生涯及日常生活中理应遵从之道。简言之，就是“武士准则”，武士阶层“贵族理当行为高尚”。给出这个词的含义，我再使用它的原词，使用原词的可取之处还有：像这种封闭式、独特，产生一种特殊思维及行为方式，又这样富有地域性的定义，必然有其独特的外部特征。一些词语具有民族性，能体现出鲜明的种族性，使得最好的翻译也不能展示也它们全部的特质，甚至会被扣上不恰当、不合适的帽子。谁能通过翻译即能完善地表达德语中“Gemnth”的含意？英语中gentleman和法语中gentilhomme是文字上紧密相连的两个词，可谁会感觉不到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呢？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不是成文的典章，多是一些口耳相传的箴言，或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却对实际行动颇具约束力，就像书写在武士们心灵中的一部法典。它不是源于某一个人的头脑创造，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华；也不是源于某一个人的生平，无论这个人多么显赫。它在数十年、数百年中，武士精神发展中有机形成的。它在伦理历史上的地位，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历史上的地位相像。当然，它终究是难以与《大宪章》或《人身保护法》相比较的。十七世纪早期的确颁行了《军事法》，当中包含十三条简短法令，对婚姻、城堡、联盟等做出规制，对道德仅仅有所简单提及。因此，我们不能对武士道给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说：“这里就是源头。”由于武士道精神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在时间上，它的起源或可被认为是封建时代。但是封建时代本身是错综复杂的，武士道也同样具有错综复杂的性质。可以说，在英国，封建政治制度始于“诺曼底征服”，我们可许也可以说，在日本，封建制的崛起与十二世纪后期源赖朝的统治大致雷同。当然，正如在我们可以发现英国远在威廉时期就有封建制萌芽，我们也会发现日本的封建制萌芽要早于我刚才提到的源赖朝。再者，和欧洲一样，日本封建制正式建立之时，专职的武士阶级随之崭露头角。这些人被称为武士，就像古英语中的骑士，字面意思是卫兵或侍卫——件质类似于恺撒讲述的阿魁塔尼亚的死士，或者接近于塔西佗所说的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抑或再往后作个类比，就像人们从书上读到的欧洲中世纪的士兵。日文中也普遍采用汉字“武家”或“武士”来表示。他们是一个特权阶级，主要来自以打杀为业的一群下层人。在长期频繁的战争中，这一阶级不断有最具男子气概、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当然对这个阶层人员的筛选也一直未停，孱弱者被淘汰，就像爱默生所说的，只剩“一群拥有男性气概的、具有野性力量、粗鲁的人”得以存续下来，进而组成武士家族与阶层。当他们获得巨大的荣誉和特权，也相应地承担重大的责任。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就像医生以职业道德限制同行之间的竞争，又像律师违反了职业规范就要被质询，武士们也必须有能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进行最后审判的一种衡量标准、一种标准手段。搏斗要公平！在这种野蛮、天真的原始意识中，孕育着丰富的道德理想。它难道不是所有文武之德的根本吗？我们嘲笑（好像我们已经成人，不屑于此！）英国小孩汤姆·布朗天真的愿望，“身后留下既不欺负小孩也不畏惧成人的名声”。然而，谁不会知道这愿望就是规模宏大的道德建筑赖以崛起的基石？我这么说并非言过其辞，最温和、最爱好和平的宗教也支持这个愿望。英国之所以伟大，多是因为建立在汤姆这个愿望的基础上，而我们不用多久就会发现，武士道屹立的基石也不小——无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战争的实质就像贵格派教徒已证实的那样，它是野蛮的、不正当的；我们还能够和莱辛一样认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德源自我们的缺点。”“卑鄙”、“怯懦”对健全、单纯的人格而言是最耻辱的绰号。儿童伴随这些观念开始人生，武士也是如此。不过，随着生活的扩展，关系变得多样，早先的信念从更高的权威、更理性的渊源那里寻求认可，从而获得自我确认、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假如只单独实行军事体制而没有更高的道德支持，那么武士的理想离武士道会有多么遥远！在欧洲，基督教被用以解释骑士制度的合理，并为骑士制度注入了精神性元素。拉马丁说：“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大灵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处渊源，待下文细叙。　 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　 我先从佛教说起。佛教赋予人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一切安然顺从，在危险与灾难面前坚忍克己，轻生向死。有一位杰出的剑道教师看到学生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绝技时，说：“我对你的教导到此为止，往后能帮你的只有禅宗教义了。”“禅”的日文含义：“表示人类努力摆脱语言，借助冥想而达到的思想境地。”它的方式就是冥想。在我看来，它的主旨就是确信有一种构成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且，如果可能，还要确信有一种绝对的“本身”存在，并使自己与这种绝对相和谐。这样的定义，表明它超出了一个教派的教义。无论是谁，达到对绝对的理解，就使得自身超越世俗事务，悟到“一番新天地”。佛教未能赋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刚给予了充分补充。对君主如此忠诚，对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教过这些，而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神道教没有“原罪”教义。相反，它相信人类灵魂有与生俱来的善及神性的纯洁，并把它敬视为宣示神谕的圣殿密室。人们会注意到，神社毫无可供礼拜的器物。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处，仅是内殿悬挂着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这个物件的出现很容易解释：它代表人心：当人心完全平静清澄时即显出神的形象。因此，当你站在神社前朝拜，你看到发光的镜子表面映出自己的形象，这朝拜的行为等同于古希腊德尔斐训谕——“认识你自己”。不过，希腊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的肉身的认识；这种知识是道德类的，是我们道德本质的内省。蒙森在对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时说，前者礼拜时仰望上天，因为他的祈祷是沉思；而后者则蒙住头，因为他的祈祷是凝视。我们的内省从根本上与罗马宗教观念相同，相比个人道德，更多是对个人的民族意识的重视。对自然的崇拜使国家观念深入我们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一个世系一个世系地追溯，最后使皇室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于我们而言，国家不单单是挖掘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和土壤——它是众神即我们先祖之灵的神圣居所。于我们而言，天皇不单单是法治国家的最高警察，或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还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表，身上融合了上天的权力和仁慈。如果布特密先生所言英国皇室“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还是国家统一的创始人和象征”正确的话，我相信对日本皇室而言，这番话可以得到双倍以至三倍的肯定。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爱国主义及忠诚。阿瑟·梅·奈普所说千真万确，“希伯来文学里，我们常常难以分清作者是在表述上帝还是国家，是在表述天堂还是耶路撒冷，是在表述弥赛亚还是这个民族本身。”类似的困惑可以在我们国家对信仰的术语中注意到。我说困惑，那是因为由于语言含混不清，逻辑性强的人们会如此认为；而作为民族本能和种族情感的一种框架，神道从不伪装成系统的哲学或一种合理的神学。这种宗教——或许，称之为这种宗教所表现的种族情感更加正确——给武士道彻底灌注了忠君爱国主义。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动力；因为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截简单的行为准则。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他所阐释的主仆（君臣）、父 子、夫妇、长幼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其实只是证实了在他的论著从中国传人之前，我们民族已经本能地认可。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平静、宽厚、处世智慧，非常适用于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贵族式的、保守的格调非常适合这些武士政治家的要求。孔子之后，孟子对武士道施加了权威性影响。他的既强有力又富民主色彩的理论吸引了那些有同情心的人。孟子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是有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长时期受禁。虽然如此，这位大师的言论还是在武士们心中扎下了根。孔孟的论著成为青年的主要教科书、老者讨论的至高权威。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有句谚语讥讽一个只懂孔子理论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个文学的博学之士称作书虫。另一位则把学识比作散发着臭味的蔬菜，在适合食用之前必须一遍一遍地煮。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其实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当知识被吸收进学习者的头脑并在他性格里显现出来，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知识方面的专家被看做是一台机器。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认为宇宙变化过程是没有道德因素的。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是被看做只会背出诗歌警句的便利机器，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王阳明毫不厌烦地重复着，要“知行合一”。在这个话题上，请允许我暂时偏离主题，因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这位先贤教诲的影响。西方读者很容易在王阳明的著作里辨认出多处与《新约》有相似之处。要是允许各自运用专门用语，像这段“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它所表达的思想几乎可以在王阳明著作的任何一页中找到。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天地万物之主，寓于人心乃为智；故智有生机，光芒长在。”又说，“本体之灵光纯洁，不因人意而变。油然生发心智，揭示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所降光明也。”这些话语听上去和艾萨克·潘宁顿或其他哲学神秘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何其相似！我认为，神道教以简洁教义所表达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接受阳明学说尤其开放。他将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挥到极端先验主义，认为良知不仅具有感知善恶的能力，还具有感知心理事实与物理现象的特性的能力。在唯心主义方面，如果他没有走得更远，也和伯克利及费希特一样，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即使他的理论体系有唯我论而产生的一切逻辑错误，它仍具有一切坚定信仰所具备的作用，而且它在发展独立性格及沉静态度的方面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如此看来，无论何种渊源，武士道从中吸取并融人自身的基本原则都少而简。尽管它们少而简，可即便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动荡危险的时期，它们也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之道。我们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纯朴，他们从一束在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径中捡拾而来的谷穗，由平凡、断碎的教导组成，并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因时代要求激发，从这些谷穗中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类型独特的男子汉气概。敏锐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这样总结他对十六世纪日本的印象：“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政府、社会、寺庙。日本的一切都是混乱的。由于内战，人们的行为又回复到野蛮人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公正的化身——这些形成了能与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人相比的日本男子。泰纳赞美那些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身上具有‘强大的独创力、一旦下定决心就不顾一切去实践承受的巨大能力。’与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粗鲁方式’使人成为一种超级动物，‘完全是好斗的，完全是反抗的。’这就是为什么十六世纪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质——禀性与精神上的极大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男子的差异看起来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还有性格原创力的不同。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的标志，也是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使用尼采的话语来表达，也许可以说，谈及亚洲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谈及日本人时——却如同谈及欧洲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山峰。”至于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所说的人们普遍存在的一般性格特点，就让我来向大家讲述吧。我将从“正直”开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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