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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3
ISBN:9787101007275
作者:利玛窦,等
页数:739页
作者简介
《利玛窦中国札记》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利玛窦中国札记》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
书籍目录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英译者序言
金尼阁致读者
第一卷
第一章 关于耶稣会所从事的中国传教事业――一
撰写本卷的理由及其方法
第二章 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位置和版图
第三章 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
第四章 关于中国人的机械工艺
第五章 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
学位的运用
第六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
第七章 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
第八章 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以及奇风异俗
第九章 关于某些迷信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礼节
第十章 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
第十一章 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
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
第二卷
第一章 圣沙勿略努力要进入中国,但未成功
第二章 耶稣会士再度尝试远征中国
第三章1582年传教士三度被允许进入中国,
但未能建立居留点
第四章 传教士被邀赴肇庆 他们在这里修建
房屋并开辟一个中心
第五章 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人传布基督教
第六章 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
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
识震慑了中国人
第七章 派向中国皇帝的西班牙使团
第八章 另外两位传教士获允来中国。访问浙
江
第九章 神父们丧失了他们的新住所。罗明坚
神父作广西省之行
第十章 监督返回澳门。困恼的传教士洗清了另一
桩严重的指责
第十一章 罗明坚神父留在澳门。孟三德神父
回到肇庆。另一场事件爆发了
第十二章 罗明坚神父去罗马安排教皇的使节。麦
安东神父去肇庆。广东发生了新的
困难
第十三章 在肇庆播下了未来的丰收
第十四章 在肇庆的最后努力和传教士被逐
第三卷
第一章 传教团又恢复了。在韶州的新居留点
第二章 范礼安神父巩固了传教团
第三章 瞿太素
第四章 在韶州的最初努力
第五章 麦安东神父之死
第六章 南雄的信教者
第七章 夜晚的强盗
第八章 石方西神父逝世
第九章 利玛窦神父抵达皇都南京
第十章 利玛窦神父被驱逐出南京
第十一章 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第十二章 皇家的亲属
第十三章 在南昌的永久基地
第十四章 韶州又发生了麻烦
第四卷
第一章 回到南京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第三章 在北京的失败
第四章 陆路去南京的旅程
第五章 数学和皈依者
第六章 南京的领袖人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
第七章 利玛窦神父和一位拜偶像的和尚辩论
第八章 南京传教会的房舍
第九章 南京最初一批新信徒受洗
第十章 他们再度启程去北京
第十一章 在天津入狱
第十二章 奉旨出狱到北京去
第十三章 他们在北京失去了自由
第十四章 朝廷批准了北京的传教会
第十五章 两位引人注目的归信者
第十六章 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失败
第十七章 在韶州的庄稼开始成熟了
第十八章 更暗淡的韶州岁月
第十九章 在南京的进展
第二十章 澳门神学院院长被指定参加中国传
教团
第五卷
第一章 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
教区
第二章 利玛窦神父的中文著作
第三章 几位著名的士大夫信徒及其著作
第四章 基督教在南昌
第五章 韶州的光明和阴影
第六章 瞿太素终于皈依了基督
第七章 欧几理德的第一次中文版
第八章 中国传教团的奠基人在澳门逝世
第九章 黄明沙修士成为所谓广州叛乱的受害
者
第十章 神话式的资助叛乱―一传教士洗清了
诬告
第十一章 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兄弟的
不平凡的远游
第十二章 契丹和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
第十三章 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
第十四章 南昌的迫害―苏如望神父逝世
第十五章 迫害加强了南昌的传教
第十六章 中国的第一个圣母会
第十七章 教会在南京成长起来
第十八章 郭居静神父和徐保禄在上海
第十九章 从韶州到澳门的离奇的旅行
第二十章 利玛窦神父之死
第二十一章 利玛窦墓――中国皇帝的赐地
附 录
1978年法文版序言(史若瑟)
插图
1.利玛窦像
2.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3.《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本封面
4.《几何原本》书影
5.《坤舆万国全图》(部分)
6.利玛窦墓
7.利玛窦中国行程图
编辑推荐
据说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得奏,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进京……早期西学就这样经传教士之手进入了中国,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通过他们开始为西方所知。今天,当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时,会注意到《游记》由一连串故事和夸张的辞藻构成,《札记》则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也许人们更爱看《游记》,因为它轻松,而《札记》记录了一段灰暗的历史,近代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
内容概要
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2来华,此后三十年一直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晚年曾将其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撰写下来,这便是著名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由来。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金尼阁(1577-1628)比利时籍耶稣会士。1610年参加了中国传教团。1613年,在回欧洲的途中,他翻译、整理了利玛窦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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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得奏,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进京……早期西学就这样经传教士之手进入了中国,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通过他们开始为西方所知。今天,当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时,会注意到《游记》由一连串故事和夸张的辞藻构成,《札记》则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也许人们更爱看《游记》,因为它轻松,而《札记》记录了一段灰暗的历史,近代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
章节摘录
还应该提到王昌社译的裴化行著《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这部书主要即取材于这部《利玛窦札记》,不少地方甚至直接引用利玛窦的原话,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札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但是《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毕竟是一部专著而不是札记的译文,因此和札记本身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间取舍和详略各有不同,而叙述的角度和语气更有区别。对于研究者来说,裴化行的这部著述毕竟不能取代《利玛窦札记》的原文。札记的第一卷是对明代当时社会所作的概述,这一卷自然不见于裴化行的书。在事实叙述方面,二者也有出人。例如,据原札记所载,耶稣会的神父们初到肇庆时和知府王泮关系很好,罗明坚和麦安东听从了他的劝告前往他的老家浙江绍兴,并巳王伟的老父还领洗人教;但是王伟的家人“由于害怕拜访神父们的大批客人会带来麻烦,就伪造一封信,叫神父们返回他们在广州的同伴那里去”。罗明坚回到肇庆后,王伴的态度却大为改变,对神父们表示冷淡,甚至拒绝接见。裴化行的书没有提到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是把神父们返回归因于“绍兴的儒士反对他们”。可见裴化行所依据的材料,和札记不尽相同。 《利玛窦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人华传教史,及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巨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他说:支持欧洲海外传教活动的物质动力仍是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所进行的海外扩张,而基于这个势力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不可能违背这一物质势力的利益或者是超出它所能许可的范围之外的。这一点在利玛窦札记中也曲折地有所涉及。如他提到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经费是要靠澳门葡萄牙商人的接济和资助的;又如他曾提到公海上海盗出没无常的情况(本书第五卷第八章第一段),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当时西欧海外殖民者的海盗掠夺本质。这一基本事实虽则只属于常识的范畴,却往往为历来的教会史家们视而不见或者绝口不提。 我们目前只就以下两点评论一下利玛窦生平活动的成就及其历史意义:(一)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尤其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像为某些研究者所艳称的那样——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二)他的传教事业(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像某些教会史家所赞美的那样——获得了成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简单的:(一)作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媒介者,他在多方面奠立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到近代。例如,欧氏《几何原本》于19世纪60年代由李善兰补译完成,就可以说直接上承徐光启、利玛窦的未竟事业;而在利玛窦当时叶向高就已有仅译欧氏《几何原本》一书即宜赐予葬地的说法,可见人们对此书的重视。在清一代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响的。有关清代学者自然知识和他们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去研究得是不很够的,今后尚有待于深人展开。但无论如何,利玛窦作为介绍西方的创始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他的功绩仅此而已。至于当时在西方已经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历史地注定了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则利玛窦及其所代表的思潮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二)他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冲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有如史不绝书的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圣者那样皈化了许多异教民族),亦即人所谓的“合儒”、“补儒”以至于“超儒”的工作,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随后弄到几乎是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300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其缘故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传来的时代不同。17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耶稣会士在历史上确实以博学著称,然而他们的学识是为宗教反改革(Counters。formation)而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而服务的;他们虽也以逻辑思维著称,但他们的逻辑却是为中世纪神学服务的《名理探》,乃至耶稣会的决疑论(Casuisty),是与近代培根、笛卡儿的方法乃至王港(Port Royal)的近代逻辑学唱反调的。他们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他们的作用既表现在学术方面,又表现在实际活动方面,他们的足迹既深入欧洲各国的宫廷,又远及海外的拉丁美洲和远东。他们那种活动本领的过人之处固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那种违反时代潮流的顽固性,也是同样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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