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城》书评

物质与文化的认识

《民国北京城》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做出系统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与其他研究北京的著作相比，该书的一个独特视点在于对民国时期北京的普通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极大关注。“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的独到应用具有很大的启示，它对过去与现在、旧与新、物质与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的视点。

从帝都到新都

　　北京城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建在紫禁城内。188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把一辆德国小火车送给慈禧，并在她的花园里铺设了铁轨。火车共有六节，现代工业的外壳下，是符合王朝尊卑等级的内部装饰：黄缎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红缎给宗室，官员则只能用蓝缎。坐上了西洋奇器后，由于担心噪音会破坏紫禁城的风水，慈禧下令不许开发动机，而是由太监拉动火车。从仪鸾殿到镜清斋，火车缓缓“开”了一小段距离，但中国却迈开了一大步：从此她不再反对建铁路了。 　　8年后，往返于天津与北京的铁路开通，终点站最初在马家堡，1900年被八国联军迁至正阳门，也是同一年，铁路首次穿过了明清城墙。随后增加的轨道像剑戟一般，从各个方向刺穿了这座八臂哪吒城。定时开阖的几座城门永远敞开着，瓮城被拆除，箭楼被推倒，十五座西式车站紧贴城墙，不断地喷吐出浓烟和呼啸声。曾经的帝都威严和风水布局，此时再也无法维持。城墙的命运似乎真的关系到“龙脉”，不久之后，大清也亡了。 　　 　　但清末洋务毕竟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使北京古建筑大面积消亡的，首先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其次是8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当钢筋水泥建筑成片地取代胡同、四合院时，对于“老北京”的怀旧不断升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便已经开始了对于“老北京”的追忆和构建。这些重视细节的私人记录，一反传统地方志中开篇就是“建制沿革”的历史主义视角，把实际上不断流变的北京“永恒化”了。这种处理，就像最近几年的“民国范儿”那样，更多的是一种借古讽今，而非准确可靠的记录。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时，当年的古建筑还基本留存，作者的一大爱好就是“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在欣赏古城的同时，老城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被她亲眼目睹，后来在做北京研究时，她非常注意把精英学者纸上的北京，与普通本地居民生活中的北京区分开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因为只有这种有人生存、呼吸的空间才“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 　　 　　明朝时，北京大圈圈（外城）套着小圈圈（内城），小圈圈套着皇圈圈（紫禁城）的格局就已奠定。清朝定都北京后，于顺治五年颁布规定，只允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内城，拱卫皇帝，其他民人则一律徙城南，即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由于这种隔离制度，当时来京的外国使节，都习惯于称内城为“鞑靼城”，称外城为“汉人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道光年间，这种人为界限才被慢慢打破。 　　由于内城旗人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带着轻音和儿化腔调的满洲式汉语，便非常强势地向外城辐射，形成了今天俗称的“北京话”。尚在频繁使用的恨不得、罗嗦、邋遢、瞎掰、屯、猫腻等词汇，其实都是满语词。所以在清朝统治时，不但满洲人在被“汉化”，汉人也在被“满化”，这种交互耦合形成了一种年代其实并不太久的 “老北京味”。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罗有枝、柯娇燕等人与何炳棣、汪荣祖等华人学者辩论清帝国成功的原因究竟是“满洲本位”还是“汉化”，其实都过于强调一端了。 　　明代的君主专制加上清朝的族群隔离，其森严的等级感渗入北京城建筑的特征当中。除了中轴线，还有高低差：皇帝站在景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享用视觉特权；内城执勤的八旗守卫，偶尔能在城墙上看到宫殿；但居住于外城居民，就只能想象宫里的奢华和威严了。“城墙之高大令人望而却步，城门之开合蕴含着权力”，打破这种格局的是外来势力。1901年辛丑条约后，京城东南角形成了使馆区，西式高层建筑的出现，打破了皇权对于制高点的控制，“成为对清帝国政治挑战的空间表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军政府倒台，北京虽仍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威胁，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正在削弱。董玥认为，更重要的是1914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市政公所，“将城市管理纳入了一个新的单一管理单元，这标志这一个质的改变。”北京开始向一个现代都市转型，“第一次公开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拥有独立于朝廷及顺天府行政权威之外的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北京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任意地向全国索取各种资源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28年北伐军入城后。来自南方沿海的革命军对这座充斥着皇权遗迹的城市毫无好感，“一切都认为要不得”。在他们眼里，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后称帝，张作霖对龙椅的觊觎，多少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有关。北京是“一个充满鬼魅的城市，好像如果蒋介石住过中南海这座紫禁城中的奢侈花园，那么他就永远没有能力推进共和意识。”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的经济一落千丈。中央政府每年的巨额开销没有了，大部分官方银行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又长期停滞，北京城变得市面萧条，大部分人口处于失业状态。陶孟和在这一时期做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著名社会调查，发现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食品，且基本都是果腹的主食，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不到十分之一。人力车夫是男性最普遍的职业，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几乎不休假，像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那样，劳累一生，仅有的盼头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更让故都落寞的是邻居天津的崛起。本来北京还可以保留联系蒙古、西北、东北和南方各地的贸易枢纽位置，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周转中心存在。但天津却凭借其通商港口地位、低税收、工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抢走了这一位置。到30年代中，天津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已高出北京一倍，洋行更是接近五百家，一举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当时北京唯一能维持的，就是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在官员和资本纷纷南下的时候，江浙皖三省顶尖的知识分子却开始北上。南方文人把持北京教育界的情况早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就很明显，时人讥讽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新青年》左转到疑古运动，几乎所有新思潮都发轫于北京，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故都，其学术却是最激进、最领先的；而以新都南京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南高学派的中流砥柱柳诒徵、梅光迪等人却都是保守主义者或折衷派。 　　但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对这里的文人学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相对自由地治学并发表意见。这里不是正在建起中山陵等党化建筑的南京，也不是林语堂笔下“空虚、平凡、低级趣味，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的上海。南方新知识分子在这里有较高的薪水，占据社会等级中的高阶，带着一种“他者”的目光旁观这座古城。他们一边思考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一边享受北平的闲适步调，虽然这是和它日益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但董玥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天桥这个低端市场作为考察对象。天桥并非桥，它得名于附近的天坛，原是清皇室禁地。民国北京的工业虽然薄弱，但手工业、古物回收业却得到了发展壮大。靠近马家堡、卢沟桥火车站，交通便利的天桥地区是这一新兴“回收经济”的中心。这里的特点是物价低廉，游艺荟萃，虽然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知识分子喜欢去琉璃厂买旧书，普通市民则钟爱“接地气”的天桥，在那里他们既可以做买卖，又可以娱乐。 　　天桥这个二手市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佳隐喻：被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推倒的皇权中国，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粗暴否定的传统文化，其碎片经过多次周转，最后又汇集到这里，被抚平、组装、漂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进入流通。天桥象征着民间对官方线性发展，新旧交替的革命叙事的漠视和不信。和民国政治史的尔虞我诈、互斫暗杀一样，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是以旧代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营造出一种进步和丰裕的幻觉：“本来是旧布，经绸缎庄一浆洗，看起来就很光鲜...酒里掺水，而且还会加砒霜、鸽粪一类的东西，使人有醉意而误以为酒有力。” 　　由于卖家普遍缺乏诚信，但有时又能以低价捡到宝，所以在这里购物几乎就是一场冒险，一场狂欢。“在天桥，社会地位不能保证买到更好的商品。这种对地位区别的否定威胁到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视乃至混淆社会分化造成无序、不定乃至狂欢的感觉。”可惜这一切像拉洋片那样，只是现实反转的镜像，当人们走出天桥，这个过家家般的平等游戏就结束了。就好像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等级制、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级又会重新形成，甚至比以前更加牢不可破。 　　 　　其实对于大部分底层民众来说，所谓反封建、革命之类都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少数人的功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日益贫困化的城市里，争取物质利益。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参与度较高，且都经过了某种“传统的发明”，即将本国文化精神凝缩到一些具体的风景、人物、事件上，让普通人皆可一望即知大概。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群体动员方面非常有效，最典型的是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的建国。虽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但董玥指出，1911-1949年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回收”过程。像天桥一样，这是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发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也就泥沙俱下。其本质乃是弱者对国家机器的消极反抗，拒绝像革命狂热分子那样，为这个或那个主义做出种种牺牲。在上下裂为两截，缺乏沟通的不对称博弈中，民国在大陆仓促落幕了。1949年，共和国重新定都北京，在新政权看来，旧时的皇朝空间此时已经消亡到足够的程度，“可以重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仪式服务了。” 　　

从帝都到新都

　　北京城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建在紫禁城内。188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把一辆德国小火车送给慈禧，并在她的花园里铺设了铁轨。火车共有六节，现代工业的外壳下，是符合王朝尊卑等级的内部装饰：黄缎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红缎给宗室，官员则只能用蓝缎。坐上了西洋奇器后，由于担心噪音会破坏紫禁城的风水，慈禧下令不许开发动机，而是由太监拉动火车。从仪鸾殿到镜清斋，火车缓缓“开”了一小段距离，但中国却迈开了一大步：从此她不再反对建铁路了。 　　8年后，往返于天津与北京的铁路开通，终点站最初在马家堡，1900年被八国联军迁至正阳门，也是同一年，铁路首次穿过了明清城墙。随后增加的轨道像剑戟一般，从各个方向刺穿了这座八臂哪吒城。定时开阖的几座城门永远敞开着，瓮城被拆除，箭楼被推倒，十五座西式车站紧贴城墙，不断地喷吐出浓烟和呼啸声。曾经的帝都威严和风水布局，此时再也无法维持。城墙的命运似乎真的关系到“龙脉”，不久之后，大清也亡了。 　　 　　但清末洋务毕竟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使北京古建筑大面积消亡的，首先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其次是8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当钢筋水泥建筑成片地取代胡同、四合院时，对于“老北京”的怀旧不断升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便已经开始了对于“老北京”的追忆和构建。这些重视细节的私人记录，一反传统地方志中开篇就是“建制沿革”的历史主义视角，把实际上不断流变的北京“永恒化”了。这种处理，就像最近几年的“民国范儿”那样，更多的是一种借古讽今，而非准确可靠的记录。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时，当年的古建筑还基本留存，作者的一大爱好就是“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在欣赏古城的同时，老城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被她亲眼目睹，后来在做北京研究时，她非常注意把精英学者纸上的北京，与普通本地居民生活中的北京区分开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因为只有这种有人生存、呼吸的空间才“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 　　 　　明朝时，北京大圈圈（外城）套着小圈圈（内城），小圈圈套着皇圈圈（紫禁城）的格局就已奠定。清朝定都北京后，于顺治五年颁布规定，只允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内城，拱卫皇帝，其他民人则一律徙城南，即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由于这种隔离制度，当时来京的外国使节，都习惯于称内城为“鞑靼城”，称外城为“汉人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道光年间，这种人为界限才被慢慢打破。 　　由于内城旗人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带着轻音和儿化腔调的满洲式汉语，便非常强势地向外城辐射，形成了今天俗称的“北京话”。尚在频繁使用的恨不得、罗嗦、邋遢、瞎掰、屯、猫腻等词汇，其实都是满语词。所以在清朝统治时，不但满洲人在被“汉化”，汉人也在被“满化”，这种交互耦合形成了一种年代其实并不太久的 “老北京味”。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罗有枝、柯娇燕等人与何炳棣、汪荣祖等华人学者辩论清帝国成功的原因究竟是“满洲本位”还是“汉化”，其实都过于强调一端了。 　　明代的君主专制加上清朝的族群隔离，其森严的等级感渗入北京城建筑的特征当中。除了中轴线，还有高低差：皇帝站在景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享用视觉特权；内城执勤的八旗守卫，偶尔能在城墙上看到宫殿；但居住于外城居民，就只能想象宫里的奢华和威严了。“城墙之高大令人望而却步，城门之开合蕴含着权力”，打破这种格局的是外来势力。1901年辛丑条约后，京城东南角形成了使馆区，西式高层建筑的出现，打破了皇权对于制高点的控制，“成为对清帝国政治挑战的空间表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军政府倒台，北京虽仍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威胁，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正在削弱。董玥认为，更重要的是1914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市政公所，“将城市管理纳入了一个新的单一管理单元，这标志这一个质的改变。”北京开始向一个现代都市转型，“第一次公开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拥有独立于朝廷及顺天府行政权威之外的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北京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任意地向全国索取各种资源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28年北伐军入城后。来自南方沿海的革命军对这座充斥着皇权遗迹的城市毫无好感，“一切都认为要不得”。在他们眼里，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后称帝，张作霖对龙椅的觊觎，多少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有关。北京是“一个充满鬼魅的城市，好像如果蒋介石住过中南海这座紫禁城中的奢侈花园，那么他就永远没有能力推进共和意识。”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的经济一落千丈。中央政府每年的巨额开销没有了，大部分官方银行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又长期停滞，北京城变得市面萧条，大部分人口处于失业状态。陶孟和在这一时期做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著名社会调查，发现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食品，且基本都是果腹的主食，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不到十分之一。人力车夫是男性最普遍的职业，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几乎不休假，像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那样，劳累一生，仅有的盼头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更让故都落寞的是邻居天津的崛起。本来北京还可以保留联系蒙古、西北、东北和南方各地的贸易枢纽位置，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周转中心存在。但天津却凭借其通商港口地位、低税收、工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抢走了这一位置。到30年代中，天津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已高出北京一倍，洋行更是接近五百家，一举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当时北京唯一能维持的，就是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在官员和资本纷纷南下的时候，江浙皖三省顶尖的知识分子却开始北上。南方文人把持北京教育界的情况早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就很明显，时人讥讽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新青年》左转到疑古运动，几乎所有新思潮都发轫于北京，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故都，其学术却是最激进、最领先的；而以新都南京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南高学派的中流砥柱柳诒徵、梅光迪等人却都是保守主义者或折衷派。 　　但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对这里的文人学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相对自由地治学并发表意见。这里不是正在建起中山陵等党化建筑的南京，也不是林语堂笔下“空虚、平凡、低级趣味，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的上海。南方新知识分子在这里有较高的薪水，占据社会等级中的高阶，带着一种“他者”的目光旁观这座古城。他们一边思考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一边享受北平的闲适步调，虽然这是和它日益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但董玥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天桥这个低端市场作为考察对象。天桥并非桥，它得名于附近的天坛，原是清皇室禁地。民国北京的工业虽然薄弱，但手工业、古物回收业却得到了发展壮大。靠近马家堡、卢沟桥火车站，交通便利的天桥地区是这一新兴“回收经济”的中心。这里的特点是物价低廉，游艺荟萃，虽然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知识分子喜欢去琉璃厂买旧书，普通市民则钟爱“接地气”的天桥，在那里他们既可以做买卖，又可以娱乐。 　　天桥这个二手市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佳隐喻：被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推倒的皇权中国，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粗暴否定的传统文化，其碎片经过多次周转，最后又汇集到这里，被抚平、组装、漂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进入流通。天桥象征着民间对官方线性发展，新旧交替的革命叙事的漠视和不信。和民国政治史的尔虞我诈、互斫暗杀一样，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是以旧代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营造出一种进步和丰裕的幻觉：“本来是旧布，经绸缎庄一浆洗，看起来就很光鲜...酒里掺水，而且还会加砒霜、鸽粪一类的东西，使人有醉意而误以为酒有力。” 　　由于卖家普遍缺乏诚信，但有时又能以低价捡到宝，所以在这里购物几乎就是一场冒险，一场狂欢。“在天桥，社会地位不能保证买到更好的商品。这种对地位区别的否定威胁到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视乃至混淆社会分化造成无序、不定乃至狂欢的感觉。”可惜这一切像拉洋片那样，只是现实反转的镜像，当人们走出天桥，这个过家家般的平等游戏就结束了。就好像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等级制、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级又会重新形成，甚至比以前更加牢不可破。 　　 　　其实对于大部分底层民众来说，所谓反封建、革命之类都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少数人的功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日益贫困化的城市里，争取物质利益。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参与度较高，且都经过了某种“传统的发明”，即将本国文化精神凝缩到一些具体的风景、人物、事件上，让普通人皆可一望即知大概。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群体动员方面非常有效，最典型的是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的建国。虽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但董玥指出，1911-1949年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回收”过程。像天桥一样，这是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发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也就泥沙俱下。其本质乃是弱者对国家机器的消极反抗，拒绝像革命狂热分子那样，为这个或那个主义做出种种牺牲。在上下裂为两截，缺乏沟通的不对称博弈中，民国在大陆仓促落幕了。1949年，共和国重新定都北京，在新政权看来，旧时的皇朝空间此时已经消亡到足够的程度，“可以重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仪式服务了。” 　　

无题

凡是这类书，我都眼巴巴的等着想看，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讲述一个城市的，特别是还会谈到一个城市底层的一面，更带动我的兴趣。现在的历史多是被某些视角固定下来的，那些没法发声的人和事，往往静静的被历史的灰尘淹没。去翻看的时候，却发现那里才更生动更有味，而且隐隐约约的牵扯着这个社会更深的一根线。这也是自己为什么特别喜欢城市中世俗一面的缘故。只是限于能力，还没法从前人堆积起来的重负中爬出来。该努力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把自己的经验投射进去，好好求索一番。董玥老师这本书，写的是民国北京城，实际上，隐隐指向的却是现在这个畸形的社会，一方面疯狂的拆，一方面又努力的复旧。这种旧已经不是当时的样子，无非只是现代人所寄寓了自己一点情思的旧，沾染着很浓的现代气息。待我再细细读来。2014.12.04 记每逢有朋友来天津，就挖空心思想要带他们吃旧的，逛旧的，有时候，还一番叹息，现在难得能保留一点旧的东西，人对于这份“旧”，真这么留恋，我们怀的究竟是个什么“旧”。让我们回去过过那个“旧”日子，怕是都不乐意，所以说，怀旧多少带了点站在局外说话的意思。怎么去观察一个城市，是突显那种紧张的对立？还是善意的保留一份记忆？亦或者静静旁观？2015.02.04，补记。

民国北京的现代经验

原载《读书》2015年第2期现代作家老向在《难认识的北平》一文中，这样描写30年代的北平，“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处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汽车与马车齐驱，时髦姑娘与小脚女人同行。民国时期北京这种新旧杂糅的现象，多半会被理解为一种过渡时期的特色，由于北京背负的传统过于沉重，现代化的步履似乎显得格外缓慢，不得不大量容留旧的事物。与同时期的上海相比，北京的现代程度要落后很多。这样的观察和判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常识，然而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却对这个常识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在她看来，民国北京传统的一面，并非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待克服的旧障碍，而恰恰是现代性自身的新产物。这部城市史著作不仅提供了1912至1937年间北京史的崭新叙述，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现代性这一概念，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抱负。一《民国北京城》是作者200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的中文版，对照中英两种版本不难发现，除了一些具体史实和论述有所调整外，整体的思路和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作为一部美国学术界生产的中国城市史论著，它的问题意识内在于美国中国研究的谱系之中。简单地回顾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学术史脉络，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该书的旨趣。大体而言，二战结束至7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秉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从西方经验中抽绎出现代性的若干标准，用于评价和阐释中国的现代进程，这个进程自然是由西方的冲击触发的。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它的现代化只能由中西的碰撞来启动，其成败得失也只能用西方的标尺来衡量，由此便发展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晚清以来西方不断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首当其冲的便是沿海的口岸城市，这些城市（特别是上海）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它们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重点。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冲击—回应”模式，他们着力从中国城市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其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不愿意把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完全归结为西方的作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罗威廉的汉口研究。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一书中，认为十九世纪的汉口在阶级结构、空间布局、社区形态、公共生活等方面，与欧洲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城市非常类似。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获准在内地建立工厂，汉口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罗威廉把之前这一百年称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意在说明帝制晚期的中国城市本身就具有现代性，并不缺乏现代化的条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早期现代”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同样是依照西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在西方城市，从“早期现代”发展至成熟期的现代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却并不存在。既然西方推动下快速工业化的启动意味着“早期现代”的结束，那么又如何能够在“早期现代”与成熟期的现代之间建立起连续性呢？无论如何，我们无法离开西方的冲击这一基本的历史条件来讨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不管是现代化理论还是“早期现代”的概念，都有一种将现代性化约为一套指标体系（且不论这套指标体系来自西方）的倾向。依据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某一时期某个中国城市已经足够现代或不够现代的结论，比如说，民国时期的北京与上海相比，就显得不够现代。然而，这种比较却冒着将现代性实体化的危险，从而忽略了现代性展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对中国来说，这一过程不可能完全在中国内部呈现，只能在全球性的视角下，经由中国与西方及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相对于把现代性视为一套指标体系，更有解释力的方式是把现代性界定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主导的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正是《民国北京城》采取的进路。表面上看，这似乎又回到了“冲击—回应”模式，事实上，就通过中西之间的互动来把握现代性而言，“冲击—回应”模式自有其合理性，它的缺陷是完全把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看作被动和消极的存在，只能接受西方的刺激。董玥的贡献在于，她揭示了民国北京看似落后和传统的面向其实包含着活跃的能动性，并将其有效地纳入到一个更加富于弹性的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之中。二民国时期北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工厂和工人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北京却是全球工业经济的倾销市场，大量进口工业产品渊源不断地流入北京。除此之外，北京还存在着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手工业为支柱。民国北京的手工业繁盛一时，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传统的前现代的经济现象，然而董玥却向我们指出，手工业的兴盛同样是现代性的结果。清代北京主要从全国各地输入产品，以满足帝都消费的需要，本地的产出并不显著，正是民国时期北京向全球工业经济网络的融合与开放，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许多手工业者都是为国际市场生产产品，他们没有置身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北京的银行家和手工作坊的老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而是共处于现代经济体系之中。董玥在这里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线性关系，用一个结构化的现代性视角，统摄了民国北京经济的不同层面。经济生活的多层次和不均衡的特征，在消费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的北京已经出现了现代化的商场，主要集中在王府井和西单一带，它们成了上层市民频频光顾的地方，而一般平民则仰赖庙会一类的传统市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其实在清代，逛庙会的人群包括了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只是进入民国以后，在现代商场的挤压和对照下，庙会才表现出老北京的平民化面目。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制造不平等和区隔的机制，现代化的成果仅仅惠及了少数人，大部分普通市民是排除在外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天桥，和庙会一样，天桥也被今天的人们看作老北京的象征，不同的是，天桥完全是新兴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那些被现代化过程排挤出去的人和物，都聚集到天桥这里，并通过新的流通和消费方式，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重要的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他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能动的文化实践，来应付乃至抵抗现代化的后果。这种文化实践就是“回收”（recycling）。“回收”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民国北京城》一书的点睛之笔，它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回收首先是指二手市场上旧货的再利用。天桥作为一个巨大的二手市场，汇集了那些无法进入现代商场或者是被现代商场丢弃的物品，回收不仅仅是重新利用这些废品而已，“它实际上是在过去的碎片上投入劳动，重塑并新创出价值”（第213页）。回收拒绝现代化的那种简单的舍旧逐新的逻辑，在新与旧之间创造出新鲜的动态关系，它的意义不止于满足普通市民的谋生之需，还蕴藏了一种积极的反抗的潜能。当作者的视野从经济活动扩展至北京空间秩序的转换和北京的文化再现时，回收概念作为一种隐喻，同样发挥着理论的效力。民国建立后，北京的空间秩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家的主导下，北京市政当局实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市政工程，开辟公园，兴建道路，发展现代交通，目的是把帝京转变为一座现代都市，转变为中华民国这个新兴的现代国家的首都。这些工程往往以公共福利为名义，实际上往往只是为上层市民服务。与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类似，现代化工程导致了新的按等级划分的空间组织方式，新形式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普通市民不仅不能从这些工程中获益，甚至还会受到损害，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保存和坚持既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展开了针对政府的零散的小规模的斗争，虽然未必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却显示了自身的韧性，肯定了处在现代化视野之外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街道的重新命名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国家和普通市民对待现代化的不同态度。帝京时期，北京的街道名称多由当地居民命名，尽管俚俗直白，却透露出特定地点与市民生活的有机关联。这些地名既不登大雅之堂，重名的情况又很严重，从树立北京的新形象和便利交通及邮政系统的考虑出发，民国北京的市政当局对街道进行了重新命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对于确立北京现代化的合理的空间秩序而言，这种权力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北京的普通市民对街道的改名并不买账，他们依然沿用自己熟悉的地名，这些老地名活跃在市井歌谣、戏曲和胡同老人讲述的故事中，进入到记录北京日常生活的各种文献中，成为展现老北京独特的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是空间与文化层面上回收实践的一个具体例证，看似陈旧过时的事物凭借着现代性的机缘，在再利用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三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更名为北平，丧失了原先的首都地位，加之日本侵略的威胁，北平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此时北平市政府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不再将帝京遗迹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着力保存和修缮宫殿、园林和坛庙等文物建筑，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发展面向西方游客的旅游业。表面上看，这些举措和重新利用旧物的回收如出一辙，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董玥把前者界定为“发明传统”，其核心是将帝京的遗留物塑造成物化的景观，这些景观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符号交换体系中，供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消费的文化表象，和北平本地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关联。进而言之，“发明传统”和民国初年的市政工程虽然对待帝京遗迹的姿态有别，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国家支持下的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服务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在民国北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缺乏现代化工程的支持者。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学家谴责北京的贫困、落后和道德低下，视其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痼疾的表现，这当然要归咎于传统的沉重拖累，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推行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的看法要复杂一些，他们也攻击北京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又享受着公园、大学等现代化设施提供的便利，对于北京壮丽的帝京风景时时发出赞叹之声。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和社会学家一样，都分享着国家的视角，而自我隔绝于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之外。清朝覆灭后，随着皇权体系的解体，原先依附其上的许多器物、风俗和价值观念崩塌成碎片，它们被现代化工程视为赘余而弃之不顾，也得不到新知识分子的赏识，于是散落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一些熟稔北京本地生活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的旧京学者，以文献整理和记述的方式，把这些旧碎片加以回收，重新编织成传奇，铭记为“传统”。与新知识分子的国家视角形成对照，旧京学者关注的是北京地方习俗的独特性。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北京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细细抚摩这些细节的怀旧情调，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老北京，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文字建构起来的，老北京并不“老”，它是民国北京现代性的产物。旧京学者文字中的怀旧情调尤其值得注意。在董玥看来，怀旧的对象是当下而不是已经消失的事物，怀旧是对那些由过去存留到现在的事物的依恋，是对它们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消逝的忧虑。或许旧京学者们也相信现代化蓝图描绘的未来终将来临，眼下的一切都会失去，但他们至少以文字形式的回收实践，表达了旧事物美好且值得保存的坚定信念，并且有意与那模糊而不可知的未来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怀旧又不只是情调而已，它是“一个主动的自我保护和抵抗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32页），暗含了对现代化许诺的未来的疏远乃至疑虑。被西方经验主导的并受到国家支持的现代化图景，也由此被相对化了。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空间秩序还是文化再现方面，回收都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某种在地的反思和抵抗，回收是对现代化的拒绝，拒绝国家以公共的名义对市民生活的侵犯，拒绝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消费模式，拒绝让那些过时的事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回收通过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在现代化工程之外创造了一个普通市民积极参与其中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并以此暴露出现代化价值观的内在缺陷，暴露出它内在的专制性和不平等的性格，以及它所提供的未来图景的虚幻性。借助回收的概念，董玥提出了对现代性的新阐释，这种阐释并不是建立在简单地否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的。她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构造的，在一体化的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状况”（第323页），这是现代中国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为了在这个“一体化世界”中生存下来并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通过现代化建设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民国时期北京的现代化工程，不过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其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不过，董玥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现代化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些被现代化排挤出去和边缘化的人们的生活，或许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民国北京城》把北京日常生活中的回收实践置于分析的中心，激活其理论上的潜力，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反思现代化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董玥所理解的现代性，既包含了现代化，又包含了对它的批判，并在这一批判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化理论内在的目的论叙事。《民国北京城》建立了一个富于弹性和张力的现代性解释框架，这使得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呈现出理论著作的深度。民国北京是一座现代城市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然而理解民国北京的现代经验，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国北京城》告诉我们，这要求我们不被那些外在的指标所迷惑，而是深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中，去了解北京现代性的不同层次和这些层次之间的张力，去体会普通市民对他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们为应对这个现代世界而发展出的积极与能动的实践。由此我们也得以摆脱关于老北京的刻板印象，破除习焉不察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真正在经验层面上感受民国时期现代性之于北京人的丰富意味。

短评

本书研究建立在史谦德和韩书瑞两本北京专著基础之上，她了解北京的文学读物是《北京乎》和老舍小说。本书最核心的理论是将传统的发明改为传统的回收利用：将过去的东西改造成对当下有用的东西，例如把紫禁城和皇家园林改成平民可参观的旅游景点，将旧书和古董送到琉璃厂和隆福寺贩卖获利，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中如何保留传统。我虽然支持传统的回收利用说，但反对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兴造的假古董。收破烂的人生意难做，因为中国经济腾飞造成生产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旧货就没有回收利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