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北京》章节试读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78页 - 正传 王者轴线 第一章 线索

中轴线一说与侯仁之的《北平历史地理》矛盾，不知是否为文学创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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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北京》的笔记-第94页

太和殿中央的这把御座上，总共坐过明清两朝的24个皇帝。解放后，曾一度不知下落，最后专家们根据照片上龙椅的式样，在一个存放破旧家具的仓库中找到了这个破损严重的龙椅。宝座的丢失，仿佛一种暗示，标明着紫禁城这座中央之城的权力象征意义的最终瓦解。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192页 - 街衢

北京城內交通系統，體現了中國古代禮制思想，是中國傳統典章制度的視覺化體現。《日下舊聞考》記載：“街制，自南至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布，小街十二步。”
其次，北京城內道路是一個完備的系統，街坊同胡同組合排列，街坊口有的有坊門或者牌樓，街坊與街坊之間以大街或者小街相隔。在經過民國時期的改造之後，已經趨於人性化，完全可以與現代化對接。對此梁思成有準確的描述：這個系統的主要特徵在大街與小巷，無論在位置上或大小上都有明確的分別；大街大致分成幾層合乎現代所採用的“環道”；由“環道”明確的有四向伸出的“輻道”。結果主要的車輛自然會匯集在大街上流通，不致無故地去竄小胡同，胡同裏的住宅得到了寧靜，就是為此。
第三，在表達中國儒家文化精神，並盡可能具有實用性的同時，北京城街巷透露出中國古典美的秩序。除了街巷寬度的變化體現出秩序和節奏以外，房屋與街巷亦有勻稱的比例關係。⋯⋯在舊京城的城市規劃中，房屋的高度一般為街巷胡同寬度成倍數關係，這種數字關係中隱含著古代人的一種實用美學原則，我們可以對它不以為然，只有在拓寬胡同，使胡同街巷與兩旁房屋的比例關係出現失調甚至倒置之後，我們才會對先人的設計生敬意。
第四，街巷的巨大尺度凸顯了人類自身的渺小和城市的冷漠。相反，道路不寬，商號貨物卻各路雜陳，沿街叫賣，這座城市的歷史個性便會一下子鮮活起來。
古人的藝術中留下許多的智慧，我覺得如果真的當我作為一個決策者去決定東西的去留之時，我要充分地了解古代建築的好處和智慧，試圖去吸收或者保留其中好的部分，再去改進壞的部分。對於像京城這樣一個完整的，能稱得上是藝術的設計作品，我是覺得不捨得去破壞它的。我一定是站在梁思成這一方，即使這樣顯得太書呆子氣。
<原文开始>這一切早已被梁思成所預料，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中》梁思成指出，由於當時的政治制度，北京城把當中最主要的位置留給皇城，其全部建築群，佔據了極大的面積，比如長安街和朝內大街這兩條相鄰的東西向幹道間距達1.8公里，紫禁城東西兩側之間本應由次幹道或支路擔負的交通聯繫，全部落在這兩條大街的肩上，十分不合理。內城中心區所餘區域都是環圍故宮而形成的窄條地帶，內城最外環的幹線，則一向為民用的主要街市，由此主要幹道分入個別的“胡同”型的住宅區域已到了城邊，這些亦是有秩序地部署，不留開展的區域。將新中國龐大的行政區域散落其中，不僅沒有足夠的空間展開，而且，對古建築的保護，又勢必為人為製造了行政機構之間的長線距離，使其不得溝通，將出現嚴重的交通問題，降低行政效率和生活質量。當初沒有採納的建議，不僅使北京交通打成死結，同時也使<傳統街道的保護成為痴人說夢。
令我們意外的是，當我們將最新的北京地圖與梁思成當年的設計圖紙參照閱讀的時候，我們居然發現二者十分相似。顯然，目前北京市對外環的建設發展，目的是將舊城的人群吸納到外城，以多中心的城市佈局取代一個中心的老城格局。或許只有這樣，以中軸線為象徵的古都風貌，才能得以科學的保護。/原文结束>
真是讓人心痛，白白砸去了這美麗的古城牆。白白讓梁思成大師抱憾終生。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98页

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的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宫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为“九五之尊”。
太和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30米，二者之比也刚好9：5.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91页

将近4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植物园的一位名叫溥仪的园丁，买了一张故宫的门票。然后，他随同游客一起，从宫殿正门——午门进入，参观了这座昔日的宫殿。自从1924年他作为废帝被驱逐出这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溥仪微笑着看着他身边的人群。对历史深处的禁忌，他们所知不多，也没必要遵循。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二章插图 - 第二章插图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93页

紫禁城是中央之城，那么，紫禁城的中心又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前朝院落的四角划一对角线，那对角线的交叉点刚好落在太和殿上。太和殿是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一般只有皇帝登基、册立皇后、每年三大节（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等重大活动时，皇帝才能亲临。显然，这里是整个宫殿的中心。

《皇城北京》的笔记-第168页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林徽因、梁思成等于1949年10月23日撰写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