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书评

略谈对钱穆先生著作版本的选用

钱穆先生学术著作宜用繁体本，不少书友已经发现简体本的部分简化字错讹。九州版繁体本质量很好，但价高。个人认为，相比之下选择商务版，也好。九州版简体本是据繁体本简化排印，也许因排校者古汉语水平有限，少数汉字的繁简转换不准确或不规范。三联版的疏误还多些。钱穆先生的讲演、政论等方面的著作（多是白话文），一般只需浏览，不必在文字上考究，从经济上考虑，买简体本就足够了，如方便，借阅即可。略举几种首选繁体本的学术研究专著供参考：《国学概论》《四书释义》《论语新解》《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纂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秦汉史》《国史大纲》《史记地名考》相关书评链接：http://www.amazon.cn/product-reviews/B005FU5T88/ref=cm_cr_pr_hist_4?ie=UTF8&filterBy=addTwoStar&showViewpoints=0&filterByStar=four_star&pageNumber=1

《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書後

觀書于王莽之復古更化之擧多有稱讚而歆之附莽亦多有褒詞其莽之為，雖有心于天下，然食古不化，固而不進，唯知經而不用權，自古中國改革者多有此病

尊经复古 ——钱穆《刘向刘歆年谱》读后

尊经复古——钱穆《刘向刘歆年谱》读后苦茶　　钱穆先生虽居江南，清季民国风气所及，亦受影响。亦读《考信录》《文史通义》，虽未及高庠，然学问未尝不及。身处苏州中学，尝撰《先秦诸子系年》《刘向刘歆年谱》，蒙文通见之以为体大思精，顾颉刚读之荐之高庠。虽不果，亦可知钱先生之学问矣。　　一、新学伪经考　　南粤之地，与中原比，则为陋地，与海外交，则为通衢。康氏生于兹，而多闻海外事，知庚子之变，激而兴变法。然其学实受清季经世之学，而私好今文经。与廖平交，闻《知圣》《辟刘》，退而撰《新学伪经考》。以为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在北大任教，讲述秦汉史，其时在钱玄同的影响下，阅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故在讲授过程中往往以汉代经学思想为核心一以贯之，旁涉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学术嬗变、具体史实等等内容。　　其中就对于秦汉之间的思想流变进行了讨论，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先秦诸子与汉代经学的问题。所以，当时这部书以《汉代学术史略》为题，但建国后改版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此则将本书的关键问题凸现出来。　　顾先生以为汉代儒生所传的经学，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从而用伪史来解说经书，形成了汉代儒学的传统。这很显然是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认为汉代所传虽以经学为名，实际则是伪史。　　三、刘向刘歆年谱　　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经钱玄同之手，在民国后再次翻印，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也是古史辨下的产物。这两股思潮成为了二十年代北京学术的主流。傅斯年在法国说，顾颉刚要在史学称王。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　　钱穆先生虽处辟地，但仍受此风气影响，不能不了解此二人之思想。以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抵牾不通之处甚多，为何会产生如许影响。故发奋撰《刘向刘歆年谱》，辨康说之不足信。　　其于序言中列康说不通二十八事，分别条列，处处征实。其要点在于刘向刘歆与王莽结交在其校书之后；与刘歆同校书者数人，而不发其伪撰诸经之事；周官非出于刘歆之手，左传非出刘歆之手。执此数端以《年谱》为证，则康说不攻自败矣。　　除《自序》外，于《年谱》中，钱先生于王莽改制之事，述之甚详。以为王莽书生，故泥古太过，不足为经学罪。此言甚为有味，后人多持成败，而罪王莽。而不知经学治世之心，后人则以经学迂阔，不足为世法。此处，钱穆虽驳斥康有为伪经之说，而实继其改革之意。善读书者，不可不知此也。　　结语　　钱穆先生撰《年谱》，其目的在于驳斥疑古辨伪之风气，复尊经敦古之学风。此文一出，而康氏伪经之说顿熄，然疑古之风今日未衰，此钱穆先生一生为国故招魂之因欤？　　后生读此书，以为繁难，而不知钱穆先生撰述之用心，后人多以其平今古文之争，而不知其为尊经复古。故撰此文以彰钱先生之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