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章节试读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第1页

电车难题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8.2 穆勒的药片 - 8.2 穆勒的药片

只有那些精英能够被信任做出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决定，而广大的“粗俗”百姓应当被灌输普遍教条，因为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掌握功利主义那“不可避免的无限性和复杂性”的去处法则。
因此，就功利主义原则而言，一些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倡导的事物，在一些情况下却可能适合私下推荐；教导别人可能是错误的东西，公开教导一部分人则是正确的；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得相对隐秘一此，则可能是正确的。尼采的两套道德标准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8.2 穆勒的药片 - 8.2 穆勒的药片

每次在我们行动之前，如果我们都要考虑行为的后果，那将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这次耗费太多时间；另一方面，这将引起公众不安。必须做出全面周全的准备，想好一切会发生的可能——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可忍不住却要这样去准备，以至于花费更多时间错过做决定的时间也无所谓，因为在准备的过程中便已经想到了种种可怕的后果，不想再继续了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第88页 - 穆勒的药片

边沁曾经是一个少年天才。他三岁读书，四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十二岁上牛津大学。但是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比，他还是有些黯然失色。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个严厉、不动感情和专横的人。詹姆斯在苏格兰长大，到伦敦之后才与边沁结识。老穆勒有着自己的思想实验。他相信思想生来是一块白板。问题是一个人能够在这块白板上留下什么。如果你让一个孩子接受最严格的家庭教育——既涵盖自然学科也涵盖人文学科，那么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物？能够开发出什么样的聪明才智、什么样的天分、什么样的技能？
詹姆斯•穆勒的思想实验同电车学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考察。穆勒开始用高水平的知识教育他的孩子，这种方法在今天的社会服务部门看来无疑是虐待儿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三岁开始学希腊文和算数。老穆勒没让蹒跚学步的孩子学习拉丁文，而是推迟到了孩子八岁的时候。到十四岁的时候，约翰开始高强度地学习逻辑和数学。他还通过阅读长长的书单上的书籍学习了历史和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
所有的信息都有效地挤进了约翰的头脑，却无益于他的心理健康：二十岁的时候，他曾有一次精神崩溃。后来他对自由和自治的强调也许是对深受填鸭式教育之苦的童年充满敌意的反抗。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而言，驱动他哲学研究的原则不是自由而是功利主义（一些学术性的笔墨被用于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穆勒评论他的监护人时说到，他的目的是“将反对荒唐的战争引入到实践中来”，这条原则在穆勒身上似乎也有体现。当他阅读边沁的作品（法文版）并遇到功利的原则时，他说：“它统一了我对事物的概念。我现在有了一种主张：这是一种信条、一个主义、一种哲学，用一个更好的词来表述，一项信仰。这种信仰的教诲和传播能够成为生命主要的外在目的。”
一些人的天才表现在一个狭小的领域，而穆勒的天才表现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逻辑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最著名的英语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还有时间担任牧师、随笔作家、辩论家、著名的女权倡导者和国会议员。
穆勒终生都对边沁感恩有加，而且像边沁一样也是个唯结果论者——认为一个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关键要看其结果。但他绝对不是边沁理论的盲目跟随者。穆勒所写的一篇评论边沁的文章对边沁的知识遗产和名誉造成了长久的损害。对边沁而言，一切快乐和痛苦都应被同等对待。在描述儿童游戏时他说道：“抛开偏见不论，儿童针戏（pushpin）具有同音乐和诗歌一样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如果儿童针戏能比诗歌带来更多快乐，它就该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价值。
穆勒接受的教育太过精英化，因此无法容忍边沁的这一观点。而且在他精神崩溃之后，他开始大量阅读诗歌，这一艺术形式被边沁鄙视为边缘凹凸不齐的文字。对穆勒而言，一些形式的幸福高于其他形式。“做一个不开心的人比做一头开心的猪更好；做不开心的苏格拉底比做开心的傻瓜更好。”穆勒认为，通过观察一个同时面对高级和低级快乐的人的选择，人们可以辨别什么是高级的快乐。他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天真愿望，希望同样了解儿童针戏和诗歌的人会选择后者。后来，他更多地强调想象和情感，并且在回顾早年生活时写道：“我认为，把边沁主义者比作推理机器的描述用在我生命中的两三年里也并非完全错误。”
但是，除了区分两种不同的快乐，穆勒还对边沁主义提出了另外一个修正，这与胖子问题更加相关。每次在我们行动之前，如果我们都要考虑行为的后果，那将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这将耗费太多时间；另一方面，这将引起公众不安。最好能有一系列的规矩指导我们。
因此，也许为了五个人，法官需要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但如果每个法官都不去挑战以这种滥用司法权利的行为，那么社会将运转得更加顺畅。如果我们要使社会福利和幸福最大化，“不要冤枉无辜的人”看似是法官应当遵守的合理规矩。如果我们认为法官愿意为了他们认为的更高价值的事物而不理会无辜或者有罪的区别，那么我们对整个法律体系的信任将不复存在。为了获得安全的感觉，我们要求国家机器前后一致，不要为了一己之私而制造例外。我们甚至不希望法官考虑陷害无辜这一选择，因为仅仅是考虑这一选择的行为都已经有损于司法体系的公正。
其他功利主义哲学家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的臭名昭著的嘀嗒作响的炸弹情景中该怎么做？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只通过对一个掌握相关信息的人进行刑讯逼供，就获得威胁到数千人生命的炸弹的消息，并从而拆除炸弹。亨利•赛奇维克（1838—1900）介绍了他所谓的“秘密道德（esoteric morality）”，这一理论被英国20世纪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称为“政府大楼功利主义”（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显然，我们想坚持一个类似“禁用刑讯”的规矩，因为允许任何例外都将引起可怕的滥用。但是在实践中，在极端情况下，对某人进行刑讯逼供可能是对的，尤其是在对禁止刑讯规矩的违反能够不为人所知的时候。而且——听来颇有强权政治的味道——只有那些精英能够被信任做出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决定，而广大的“粗俗”百姓应当被灌输普遍教条，因为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掌握功利主义那“不可避免的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运算法则。因此，就功利主义原则而言，一些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倡导的事物，在一些情况下却可能适合私下推荐；教导别人可能是错误的东西，公开教导一部分人则是正确的；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得相对隐秘一些，则可能是正确的。
在20世纪，理查德•黑尔是与菲利帕•福特同时代的一位双层功利主义的推动者。生活复杂，时间紧迫，因此我们应满足于操纵一系列马虎的规矩，在总体上产生最好的整体结果。人们可以理解不杀害旁观者的规矩是合理的，不论这位旁观者是天桥上的胖子还是医疗中心的那个健康的体检者。即使医生们可以用谋杀一个有着稀有血型的人的方法来拯救五个垂死的病人，这也不足以抵消——用功利主义的话说——这一行为所引起的恐慌和紧张。如果你去医院探望生病的亲戚就可能被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切掉器官的话，那么这就非常令人不安了。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虎的原则。偶尔我们的规矩也会互相冲突：我们也许可以遵守一个规矩，但是以破坏另一个为代价的。如果有人问你是否喜欢他的新发型，“说实话”和“不伤害人们的感情”这两条原则就可能会起冲突。当规矩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黑尔指出，你可以求助于你内心深处的功利主义裁判——用功利主义的话说是法官——告诉你这种情况下该舍弃哪一条。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第112页 - 拖拉机和滚下山

先说具体判断吧。没错，尽管创造出一些电车情景的才华令人钦佩，它们也确实遭到了讽刺。拿电车学的一位女前辈弗朗西斯•卡姆所创造的杰出的构想来举例说明吧。卡姆著有《错综复杂的伦理学》（Intricate Ethics）一书——这本书的书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书中内容的迂回曲折简化了。
像往常一样，一辆失控的电车朝着五个人驶来。他们可真是倒霉啊，不仅被捆在铁轨上，不仅将要被电车压扁，而且面临着另外一个独立的威胁——还有一辆失控的拖拉机朝他们狂奔过来。如果这五个人终究将被拖拉机撞死，那么改变电车的方向也无济于事。但……
我们倒霉的五个人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你把电车从他们那里引开，“电车将轻轻地碰推（不会伤到）站在拖拉机路线上的一个人。如果他被拖拉机撞上，那么拖拉机就会停下，不过他也会被撞死”。
这可真聪明，既有岔道情景的因素，也有胖子情景的因素。将电车从五个人那里引开看似可行，尽管有一个人会死——这同岔道情景类似。然而，如果这个人的尸体不能再成为减震器来停止拖拉机，那么将电车转向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拖拉机停不下来，那五个人还是会死。这又反映了胖子情景。
拖拉机。一辆失控的电车朝着五个人驶来。电车并不是他们受到的唯一威胁。他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独立的威胁。有一辆失控的拖拉机也正朝他们狂奔过来。如果这五个人终究将被拖拉机撞死，那么改变电车的方向也无济于事。但如果你把电车从他们那里引开，它将轻轻地碰推，而不会伤到，站在拖拉机路线上的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被拖拉机撞上，拖拉机就会停下，不过他也会被撞死。你会将电车转向吗？
你的直觉是否强大到知道该怎么办呢？不知道？卡姆教授可知道。她肯定地说，将电车转向是错误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滚下山事例。
这回你不能将电车转向，但你可以移动那五个人。不幸的是，这五个人会滚下山去，他们的体重会压死山下的一个无辜的人。应该允许移动这五个人吗？你不确定？卡姆教授说应该。后面的内容里还有电车工具事例呢。电车驶向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是一个能够救许多人命的工具。你可以改变电车方向杀死一个人。你该这么做吗？糊涂了吧？答案（卡姆的答案）是不该。
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卡姆的话呢？一个在电车学的领域徘徊逡巡了几十年的哲学教授会有异常敏锐的道德直觉吗？这个，也许吧。毕竟我们希望一个葡萄酒行家比一个普通的酒鬼更懂得鉴别和评判葡萄酒的品质，就像我们也同样希望艺术爱好者欣赏一幅画并且能比我们更懂得评价它的优点一样。
但是卡姆许多啰唆的事例甚至让电车学家都产生了分歧——因此，专家意见只能帮我们走到这里。当然，如果说在岔道情景和胖子情景中，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外行人的直觉都很坚定，恐怕是错误的。但对电车学的批评是，所有的谜题都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它们毫无价值。据玛丽•米奇尼
滚下山。失控的电车朝着五个人驶去。你不能将电车转向，但你可以移动那五个人。但如果你这么做了，这五个人会滚下山去，尽管他们自己会毫发无损，但他们的体重会压死山下的一个无辜的人。你该移动这五个人吗？
所说，就连她的老朋友菲利帕•福特也会对其一手制造的蓬勃发展的这一亚学科感到沮丧：“学院派哲学家为了逃避观察现实问题的压力而痴迷于一些经过挑选和人为制造的虚拟事例，电车难题领域不过是又一个令人沮丧的注脚罢了。”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没有没有“三岔路口”式的伦理。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不仅仅有两个选择，甲和乙，我们有许多选择，并且我们的选择同复杂的责任、义务和动机纠缠在一起。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确定性。如果我把胖子推下去，我可能被控谋杀。也许我该担心有摄像头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了下来。我也不确定自己的身体是否强壮到可以把胖子推下桥，如果我试图推他，难道就没有他进行报复并把我扔下去的危险吗？我也不确定胖子的块头就一定能够阻止电车。我更不确定，如果没有我的干预，电车将会继续前进轧死那五个人。他们或许能割断绳子逃跑呢？司机也许能恢复对电车的控制呢？难道我就不能找到另外一个和胖子的体积差不多的物体来阻止电车吗？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的笔记-3.1 四人同居 - 3.1 四人同居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谜题本身是自然的，构成简单，只是由于观念的混乱才成为谜题，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语言加以解决。哲学的目的是“告诉苍蝇如何飞出瓶子”。福特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口头方法，指的是两个人进行治疗性的谈话，一个人试图解释某种深奥的真理，而另一个人则尽力提示其肤浅。自言自语，或者说双重人格相互对话之所以实用，就因为它可以在两种相反目标互相攻击的过程中，逐渐去掉那些没用的、令人混乱的东西，最后得到谜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