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貴族》章节试读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1页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
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7页 -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在上為聽政，在下為清議。如果不是極端的政治黑暗，中國文人士大夫一般不發動清議，而是採取上書和廷諍方式影響朝政。這是人治皇權社會表達政見的正常渠道，即言諫制度及傳統。“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諫的特點，就是直言不諱，甚至冒死而諫，極具道義的感召力。
注：人治皇朝不等於不開明！昏君才之國之黑暗！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6页 -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
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 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3页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行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跟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其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求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份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68页 -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人要遇到三種情況，就困難了：身體不好，名利心重，生活壓迫。－－章伯鈞
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沈重的悲哀河深諧世道的智力。－－儲安平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章伯钧：“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崇敬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82页

【君看今年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48页

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8页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8页

父亲说；“你和京剧院的叶胜兰、叶胜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种植，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荣；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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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真乃公子也，民国四公子果然不负盛名。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82页 -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37页 -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民主黨派要有黨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 自序

在中國和從前的蘇聯，最珍貴和最難得的個人活動，便是回憶。因為它是比日記或寫信更加穩妥的保存社會真實的辦法。許多人受到侵害和驚嚇，銷毀了所有屬於私人的文字記錄，隨之也抹去了對往事的真切記憶。此後，公眾凡是應該作為記憶的內容，都由每天的報紙社論和文件、政策、決議來確定。於是，歷史不但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這樣的“記憶”就像手握沙子一樣，很快從指縫裡流掉。從前的人甚麼都相信⋯⋯後來突然又啥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們這個社會長期迴避真實、掩蓋真實、拒絕真實的問題。
注：看看當下就明白，公民知情權喪失！公信力喪失！！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94页 -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乐谱里有休止符，当演奏到休止符，音乐即停。人的一辈子，也有休止符。但别以为休止了，人生就到了尽头。其实在休止之后，音乐会重新响起。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储安平，一个留英的自由主义者，有思想、有活力，但毛大大的引蛇出洞灭了他的热情，国家不需要他思考、不需要他出力，人才的颓废，这故事留下的只是透过那无尽政治黑暗后的文人的悲凉。惜哉！惜哉！
不得不再次感叹章诒和的文笔真的很美很美。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85页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⒀。’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67页

储安平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再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本刊愿自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表现。他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难，食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0页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想不到左派们也跟脚一一作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撒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85页 - 第三章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和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悠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超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從前的人什麼都相信，相信……後來突然又什麼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們這個社會長期迴避真實、拒絕真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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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貴賤和成敗，人既不應當變為聖像，也不應當遭受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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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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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了時事新聞報導，報紙主要是承擔著以言論政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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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份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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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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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曾是許多知識分子嚮往的一塊淨土，在踏入這塊淨土以後，儲安平才漸漸明白：原來這裡也害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緒，家長作風，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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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政見是人人不必盡同的，亦事實上所不能盡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脅之以相同，只是徒勞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處？則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確立民主的作風，尊重異己，接收批評，取人之長，去吾之短，這是擇善而從，不必攻乎異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處矣。本刊願力守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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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自由，享受自由，這本是人類社會共有之合理的權利，亦同是人類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現。它從不受暴力的支配，並永遠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雖時或得逞，然終歸於失敗。民主自由之神，依然無恙。本來，自由之獲得，非出自天賜，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許。而人類長期鬥爭的結果，得之愈艱，食之愈甘，愛之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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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叫新聞紙，它就是報導消息的。只要是事實，我就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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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運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於承認性格特徵內部含有動力因素，即內驅力。是它構成了人的行為基礎，並形成了一個人的生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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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度下，進取的條件是依附權力，服從權力。然而，無論是在九三編社訊，還是在「光明」當總編，他是想靠競爭，靠人格來謀取成功。這，就注定他是個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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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世的莊嚴，是在權力加暴力的雙重威脅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頑強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動因，決非像某些人口袋裡揣著手書「毛主席萬歲」的字條，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親看法的：死之於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證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過「死亡」的鏡子，我欣賞到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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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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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麼樣的詩才是好詩。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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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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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對父親的這句評語，我原以為是對張伯駒的詩詞水平與技巧而言，後來，隨著世事變化，特別是到了今天，我才品嚼出它的豐富內涵來。就拿現在的人來說，最大的生活目標不外乎自我價值的實現。繼之而來的事，便是如何經營推銷自己，實現目標。而所謂經營推銷，就意味著一個持久又複雜的運作方式。這期間包括精密的算計，有效的操作，小心的防範，合理的攻掠，利益的謀取，以及心狠手辣等等。如此經營人生，自然，屬於人性的、審美的東西都要擯棄。而這些恰恰是中國傳統詩歌的感性基石，也是張伯駒的創作基石。連基石都沒有，哪兒還有張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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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萬遍地問：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會關係中，究竟佔個什麼位置？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著多少份量？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吃吃飯，聊聊天而已。他怎麼能和父親的那些血脈相通的至親相比？他怎能與父親的那些共患難的戰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親提拔、關照與接濟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雲飄散。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干無係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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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覺得張伯駒的經歷，就像中國純正的茶葉。不管怎樣的烘製和壓縮，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識貨的好茶客，便會舒展自如，輕輕浮起，滲出舊日的湯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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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康同璧母女幾年的交往，使我認識到貴族紳士和物質金錢的雙重關係。一方面，他（她）們身居在上層社會，必須手中有錢，以維持高貴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又都看不起錢，並不把物質的東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們心中，那些商人、老闆、經紀人，決非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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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提出的任務是現代化，其實，外面是現代的，裡面是封建的，專制體制沒有變化。上層是現代的，下層是古代的，老百姓還是鋤頭老牛。這些，如果不加以徹底改變，這個共產黨只能推倒重來。也許還不用別人推倒。一黨專權，官僚體制，山頭宗派，思想鉗制，享樂腐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帶關係，虛報浮誇等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搞來搞去，自己就倒了；鬧來鬧去，鬧到亡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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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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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講：「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製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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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劃不戴」、「劃而不戴」、「又劃又戴」（「劃」指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詞兒從母親嘴裡「蹦」出來，我倍感新奇。它們活像食譜菜單上的「乾炸帶魚」、「五香帶魚」、「紅燒帶魚」等名目，那麼地豐富、別緻，且又能在同一品類中體現諸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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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隆基不是聞一多，也不可能是聞一多。這是因為儘管聞一多與羅隆基同屬中國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澤東，為奪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們當作社會的中間派來爭取的；而建國後穩坐江山的毛澤東，則把民主派等同於右派，視為打擊對象了。所以，四十年代的聞一多，成為中國民主派的英雄。而五十年代的羅隆基做為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當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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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92页 -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锁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一九四九年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一九四九年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16页 - 君子之交

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兒，就等於遊手好閒。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裡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做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注：中國文化裡頭，有很大部分是把玩。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5页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47页 -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運用自由，享受自由，這本是人類社會共有之合理的權利，亦同是人類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現。它從不受暴力支配，並永遠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雖時或得逞，然終歸於失敗。民主自由之神，依然無恙。本來，自由之獲得，非出自天賦，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許。而人類長期鬥爭的結果，得之愈艱，食之愈甘，愛之愈切。－－章伯鈞
注：自由啊！代價深重。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3页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0页 - 正在有情无思间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的“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的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的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伴随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的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四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聊母亲的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
母亲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找史良。……母亲说明来意后，史良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
秘书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见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 哪里能买到这本书？

请大家告诉我哪里能买到这本书？15811183240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45页 -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民主党派曾是很多知识份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平安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作风......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4页 - 正在有情無思間

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大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大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3页 - 史良

史良是个好复杂的角色……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8页 - 第二章

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训，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5页

在一番寒暄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8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现在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父亲慨然道：“对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我在盖交通部大楼的时候，就坚持要大屋顶。盖好后，人人都说它外面好看，里面好用。”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说：“我很欣赏林风眠，可惜无缘结识，也没有能得到他的画作。”
　　大概因为林风眠是西画出身的或者由于不太熟悉的缘故，张伯驹没有表态，父亲又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一点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糟糕。”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5页 - 史良側影

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注： 此話有語病？！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 自序

在中国和从前的苏联，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写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侵害和惊吓，销毁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此后，公众凡是应该作为记忆的内容，都由每天的报纸社论和文件、政策、决议来决定。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啥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回避真实、掩盖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0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是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是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掂掂斤两。看看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一九五七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政，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74页 -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40页

很有幸没有错过这样一本书，那些不与人知的历史与情感，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人与事~~需要这样的传承！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4页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手，自己却说“为右派份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面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ZG，而必须弯曲的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事实。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直言者，国之良药；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92页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学大师王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以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74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储安平被戴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五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俏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2页

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4页

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史良侧影）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26页

而后，他们的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再拉上李任潮（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3页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畏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的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利。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1页 -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
文中记载的罗隆基于1957年6月底到12月26号之间连续地、持久地接受批评、教育和改造确实让我十分震惊，这情节与《1984》惊人相似，自己当初看《1984》也只是猎奇，虽然书中记载罗的事情可能并全非事实，但是确实也并无明显漏洞。在这半年时间里，每日开批斗座谈会的都是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妻友、情人，“众叛亲离”，再有坚定信念者恐怕也难捱其苦，罗隆基实在令人佩服。
不过，刚才百度了下罗隆基，搜索引擎给出的推荐搜索是“罗隆基泡妞技巧”，对于过去那段历史，也真是做到《1984》了。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2页

從前的人什麼都相信，相信……後來突然又什麼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們這個社會長期迴避真實、拒絕真實的問題。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50页

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讲话，实现政治监督」。

《最後的貴族》的笔记-第40页 -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

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汪精衛的漂亮在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我看，儲安平的眼睛也有俠氣。－－章伯鈞
注：是啊，有鼠眼的男人怎麼會漂亮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