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章节试读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1页 -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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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伟大的自由主义记者韦斯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
这恰好与19世纪的异端思想相反，这个一段思想就是认为历史由最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客观的事实编纂而成。任何屈服于这种思想的人要么把历史当做一件不好的工作加以放弃，沉溺于集邮或其他爱好古董的方式，要么积劳成癫，在疯人院颐养天年。正是这种一段思想在过去的百年间对近代历史学家产生了如此毁灭性的的影响，以至于在德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了一大批，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的大批枯燥无味，满页事实的历史著作和专门至极的论著，也造就的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海洋里。
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件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依据这一说法，当我们研究一本历史著作时，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不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事实，而是这本历史著作的作者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工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决定的
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
其结果会从根本上才排除历史的客观性
柯林伍德：询问哪一种看待历史观是正确的，这毫无意义，任何一种历史观对于采纳某种历史观的人而言，都是唯一的历史观
并不能因为解释在建构历史事实中起着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不是完全客观的，就推说这一解释同另一解释一样好，就推说历史事实在原则上并没有服从客观解释的义务
那么他会陷入以实用主义观点看待事物的窠臼......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
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
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彼此相互依存...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
不是所有的过往之事都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要经过一系列选择，一般具有重大意义
没有客观的、纯粹的历史，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家的解释和主观（“一系列已接受的判断”）
解释历史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历史学家的立场植根于社会、历史背景
历史事实尽管重要但巨细、碎片化的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是一种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互动
研究历史前应关注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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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旦说约翰王是各种反对封建贵族权利兴起之既得利益共同体的不自觉工具...你似乎也表明，历史实践不是个人的有一行为决定的，而是由一些外在的、全能的力量在指导着个人的下意识决定的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在有意识地为自己活着， 但是，人在无意之中有时达到人类历史性的、普遍意义目的的工具”
历史事实是关于社会之中个人之见彼此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那些个人自己所打算的结果市场不一样，有时恰恰相反
个人行动者的有意思想或有意动机或许根本与这个实质毫无关系
黑格尔：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时代
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我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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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著名分析为例，今天不会有人把这成为规律，尽管先前有人欢呼，称之为规律。这是一种假设，尽管由它激发出的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些假设，但肯定无疑的是它将扩展我们对这两场运动的理解。
那时的科学家和阿克顿一样的历史学家都渴望通过积累那些充分证实的事实，以期于在将来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知识体，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争端。当今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怀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希望在不断地前进，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到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通过解释的手段分离出事实，再通过事实检验他们的解释。
《剑桥近代史》“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但不要以为，概括允许我们构造出一个庞大的历史计划，让一些特殊的事件也必修符合这些计划。
社会学涉及历史上的各个社会，而每一个社会都是独特的，都是有特定的历史前提、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铸造的
就社会科学而言，主体和客体属于同一范畴，并且彼此之间互为作用（历史学家和历史）
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家和资料之间的互动、历史学家和其事实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且也是不断发生的，这似乎是历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并不意味着私德不重要，或者也不意味着道德史不是历史的合法组成部分，历史学家不必偏离主题对其叙述人物的私生活进行道德的针砭。他还有其他事可以做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更不用说是绞刑官了”
让我们以大不列颠工业化的历史，比方说1780 — 1870之间 的历史为例。实际上，每一位历史学家，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都 愿把工业革命当作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一个进步的成就.历史 学家也会描述农民被驱逐出土地的过程，描述工人集聚在有害 健康的工厂和不卫生的栩户里的情况，也会描述剥削童工的现 象。他可能也会说，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一些弊端，一些雇主 比另一些雇主更加惨无人道I他也会津津有味地详述，一旦体系 变得稳定下来，人道主义道徳感就士逐步成长起来。但是，他还 会认为，可能不会说出，无论如何高压和剥削手段在初期阶段是 工业化代价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还从没有听到哪位 历史学家说,鉴于这种代价，最好止住进步，不要工业化了
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但是放入概念之中的内容则随着历史而发生变化，内容随时随地发生变化
我反对把历史拒绝叫作科学的主要理由是，这样就会证明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合法性,并使之长久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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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什么也没有吿诉我们”,伏尔泰在他为百科全 书所写的“论历史”一文中说道，“只是告诉我们在乌浒水、药杀水两岸一个蛮族取代了另—个蛮族，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像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有时也沉溺于语言 修辞，当他仅仅想对几个因素同时发生就会使人认为它特别强大而 要做出解释时，他会说这事的发生是“必然的”。实际上，当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学家并不能假定亊件是必然的。
在历史事件中处于衰落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群 体或民族,那些强调历史中偶然亊件或偶然性作用的理论自然会 大行其道。那种认为考试结果完全是一种摸彩行为的观点总是在 差生中大有市场。
克列奥佩特拉典子的形状、巴济扎 得的突然痛风、让亚历山大国王送命的那猴子一咬、列宁的去 世一一这些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企图迅速而神秘 地带走这些偶然因素，或以各种方式佯称这些偶然亊件没有影 响，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只要这些亊件是偶然的，它们就 不能进人任何历史的合理解释之中，也不能进人历史学家的重 大原因的等级序列之中。
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企图在历史进程中发现意义并企图 从历史进程中获得结论，这就等同于企图把“全部经验”归纳 为均勻的体系，但历史中偶然事件的存在注定任何这类企图都 是徒劳的。
历史是“一个选 择的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 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 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亊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 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 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 释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亊件加以抛弃
这并不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 身不切题。这对历史学家毫无用处；它经不起合理的解释，无 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现在都没有意义。的确不错，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巴济扎得的痛风，亚历山大被猴子咬一口，列宁去世，或罗宾逊吸烟都有后果。但是，要说将军打仗失敗是因为 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或者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国王饲养宠 物，或者说人们在路上被撞并被轧死是因为他们吸烟，这就毫无道理了。
这就是我们进行区分的标 准。同样，这也适合我们对历史原因的态度。我们也在合理的 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间做出区别。因为，合理原因有可能应用 到其他国家、其他时期和其他条件，能够导致有益的概括，从 中又能得到经验教训；它们适合拓展、加深我们理解力的目 的：偶然原因不能进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独特的字 眼，它们就不能传授经验教训，也就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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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情况 或许最容易发生:对一个群体似乎是衰落的时期,对另一个群体似 乎是一个新发展的肇始。进步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同时的进步
但是，假如我们要保留进步这一假 设，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发展不是直线发展这一状况。
记住未来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过去阐释未来，未来说明过去，这不但是历史的辩护，也是历史的解释。
那么，当我们赞扬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或者说一位历史学家比 另一位更加客观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他 把所收集的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 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
举一 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要主要目标似乎还是宪法自由、政治权利这类 东西构成,历史学家就会以宪法的、政治的术语解释过去。当经济 目标和社会目标开始取代宪法目标和政治目标时，历史学家转向对过去进行经济的、社会的解释。
旧的解释并没有被抛弃，它不 仅包含在新的解释之中，而且为新的解释所代替。历史编撰在这种意义上是进步的科学，它企图为本身就是进步的亊件进程提供 不断扩展的、深化的洞察力。
总的来说,历史是成 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敗者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是一 个成功的故事。
但是，可以推测,板球史上充溢的是那些得几百分的人的名 字，而不是那些得零分或离开板球队的人。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历 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一 断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惟一价值，为令人厌恶的国家崇拜开辟了道路，应该遭到批评。但是，大体上看来，黑格尔说得并不错。
换句话说,历史中的判断标准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
在这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没有价值的事实北极和仍 在不断努力想把自己变为亊实的价值判断南极——存在历史真理的王国。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145页

黑格尔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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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历史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其结果——不管我们把这种结果判断为是好还是坏——是一些群体直接地或间接地，通常是直接多于间接，以牺牲另外一些群体获得的。失败者买单。苦楚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
当我们试图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们的回答便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我们自己在这一时代的地位，而且也构成了另一范围较广泛的问题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便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
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他们说，他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历史学家决定的。
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
每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
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进行处理。
首先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凭藉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
古代史和中古史令人神往的道理之一便是：它给我们一种错觉，使我们以为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可供处理的全部事实。在这里历史事实和其他关于过去的事实之间的讨厌的界限已经消除，因为已知的这点点事实全是历史事实。
他（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他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
事实和文件对于历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们。它们并不能单独地构成历史。它们本身也不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麻烦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我如果打算用它（历史哲学），我便认为它的意义就是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
今天的历史学家妄想抛开历史哲学，就只不过想一些裸体主义者，徒然扭扭捏捏地想在自己郊外的花园里重建一座伊甸园一样。
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在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记载下来的？
克罗齐对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有重大的影响，后者是本世纪（20世纪）对历史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仅有的英国思想家。
历史事实既然不会也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因而当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
正如科林伍德所说的，如果历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思想里重建他的剧中人物脑子里有过的东西，那么，一个读者也就必须重建历史学家脑子里有过的东西。在开始研究事实之前必须先研究历史学家。
读一本历史著述时，必须仔细倾听作者的心声。如果你听不出什么声音，要么你有些重听，要么那位历史学家便是个驽钝之才。
事实的确并不像鱼贩子案板上摆着的鱼。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及的海洋里的鱼。
历史就意味着解释。
解释是历史的生命所必须的血液。
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见解。
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触，是写不成历史的。
历史学家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
并不能因为从一种角度看山，山会有不同的形状，就推论说山在客观上要么根本没有形状，要么就有无数种形状。并不能因为解释在确立历史事实时有它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还不完全客观，就推论说这一解释跟另一解释一样好，而历史事实大体上是无法依从一种客观解释的。
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专制的主人。
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如果在他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都知道他从事的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
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答交谈。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是携手前进的，是相互制约的。
对个人主义的崇拜是散播的最广的现代历史神话之一。
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这种认定个人天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的愿望，是历史意识的初级阶段的特点。
并不是把人当作个人这样的观点，比把人当作集体中的成员这样的观点更多地或更少地贻误人，而是把这两者截然分开这样的企图贻误人。
一切有效果的运动都只有很少几个领导人物，但是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并不是说这大批人对他们的取得胜利毫不重要。
历史事实，的确不错，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是关于在孤立的状态下采取的个人的行动，也不是关于一些真实的或者假想的动机。
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之中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事实，它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个人想达到的结果每每有出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
没有什么社会是完全同类的。每一个社会都是社会冲突的场所。那些起身反抗现存权威的人和那些维护现存权威的人一样，都是社会的产物与反映。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作用是什么？伟人是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杰出的个人，便也是一个有突出重要性的社会现象。……人们也不必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伟大人物贬损为只不过是“给事件贴上一些名目的标签”。
伟大人物要么是现存力量的代表，要么就是他以向现存的权威提出挑战的方式，协同创造的那股力量的代表。
一个伟人就是杰出的个人， 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着，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
历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个人是作为社会的人在这进程中从事工作的。社会与个人之间那种想象的对立，只不过是拿不对题的事转移我们对主要事物的注意力这样来搅乱我们的思想。
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第三章 历史、科学和道德
不仅历史的写作者，就是历史的读者也都是个积重难返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所作的观察运用到他所熟悉的其它历史现象上去——或者运用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
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和一般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学家，你没法把两者分开，正跟你没法把事实跟解释分开一样。
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
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种说法，是为大量显著的事实所批驳的。
历史中的预言这个问题的线索就在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在于普遍与独特之间的区分。
历史学家一定要进行概括。历史学家在这样做时，就为将来的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
由于历史直接涉及宗教和道德问题，它便跟一般的科学不同，也许甚至跟其它的社会科学不同。
作为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而又相信上帝创造和指挥整个宇宙，这两者并不矛盾。但相信上帝可以随意进行干预来改变一个行星的行程，推迟一次日蚀或月蚀，变换宇宙运动中的规则，这就有矛盾了。
我很难把历史的完整性跟相信历史的意义寄托在某种超越历史的力量上面这样的信仰调和起来——不管那种力量是选民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自然神教信徒的那只神秘的手，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没有人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私生活作出道德上的鉴定……这并不是说私人道德不重要，也不是说道德史不是历史的一个合法部分，不过，历史学家总不会转过头去对笔下出现的人物的私生活，宣布道德上的判断。他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哩。
历史事实预先包含了一定的解释，而历史解释总是涉及道德上的判断的——如果你喜欢用听起来比较中立一些的名词，也可以说价值方面的判断。
历史是个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某些集团获得了成果，不管我们认为这些成果是好是坏，这都直接或间接地——而且经常是直接多遇间接地——牺牲了别人而取得的。失败者付出了代价，痛苦在历史之中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不仅有胜利，而且还有灾难。
对于遭受苦难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并不比神学家有更为明确的答复。他也是靠两害取其轻和两善取其优这个论点的。
我们的道德上的判断是在一个概念体系之内作出的，这个概念体系本身就是历史创造的。
要建立一个判断历史行动的、抽象而又超历史的标准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人们可以阅读、甚至写下关于过去的事件，却并不想懂得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只满足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希特勒喜欢打仗，这也是很确实的，不过也不能解决问题。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
历史学家在不断地问“为什么”这个问题。
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件整顿成为有先后次序的因果关系。
历史学家是因他所提出来的原因而知名的。
每一有关历史的争论都是环绕着什么是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来进行的。
对必然性的攻击显得如此无聊和没有道理。
历史中的解释总是跟价值判断发生密切关系的，而因果关系则是跟解释发生密切关系的。
正是把目的放在心上这样的想法，为我们处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
历史是以把传统传给后世作为开始的，而传统的意思就是把过去的习惯与教训传给将来。有关过去的记载是为了将来世世代代的好处而开始保存起来的。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作为近代史学奠基人的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们把希伯来—基督教的目的论的观点保存下来，但却使这个目的世俗化了；他们就这样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理性主义的性质得到了恢复。历史便成为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而这个目标就是人在人世间的尽善尽美的境地。
白人在非洲的霸权地位的丧失使英帝国的勤王者，自居为非洲主人的共和主义者以及黄金股票和铜矿股票的投资者忧心忡忡，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把这看作是进步。
由天赋所引起的进化必须从数千年或数万年中去测知；人们还不知道，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人体内所发生的可以测知的生物变化。由后天的获得物所引起的进步则可以从数代人中去测知。
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他的本质就在于：他是靠积累过去各代人的经验来发展他的潜在能力的。
现代人和五千年以前的他的祖先相比，脑子并不见得大些，而先天的思维能力也不见得强些。
后天特性的传授，乃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基础。历史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的后天技能的传授的进步。
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把进步想象为具有某种有限的开始和终结。……也许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诞生作为我们进步的假设的一个起点来看待，但是文明的确不是一项创制，而是一个无限的缓慢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可能时时发生惊人的飞跃。
阿克顿说过：自由之所以能够在迅速变化但却是缓慢进步的四百年中免遭断送，从而得以保持并获得伸张，以至终于为人们所理解，是由于弱者为了抵制暴力统治和经常受到的虐待被迫联合起来努力奋斗的结果。
从来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有那么一种进步，以一条不断的直线向前进，没有倒退、偏差和间断。
进步与反动这些字眼不管被人们怎么滥用，它们并不是空洞的概念。（——伯林爵士）
没有关于进步的这样一种概念，我不知道社会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对后代尽责这项原则，是进步这一思想的直接而自然的结果。（——伯里）
我们称赞以为历史学家很客观，或者说这位历史学家比那位历史学家要客观些，我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很清楚，并不简单地因为他把事实弄得很正确，而是他选择了正确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正确的衡量意义的标准。
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
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跟价值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客观的历史学家便是最能深入到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的历史学家。
我们的历史观反映了我们的社会观。
第六章 在扩展中的天地
每一发明、每一改革、在历史过程中发现的每一新技术，不仅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有它消极的一面。
近代史是以越来越多的人表现了社会和政治自觉性，开始懂得他们各自的集团作为历史实体也将有过去和将来，而且充分地进入了历史而开始的。
理智是理解历史中的复杂情况的指南。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175页 -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

历史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其结果——不管我们把这些结果判断为是好还是坏———是一些群体直接或间接地，通常是直接多余间接，以牺牲另一些群体获得的。失败者买单。苦楚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上每一个伟大时代有灾难，也有胜利。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使我们在得到较大好处的人与做出牺牲的人之间进行权衡：然而又必须招待一些这样的权衡方法。这不是历史的唯一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不愿意承认，但经常被迫卷入到选择恶小或为恶小之中，一遍让好事可以出现。在历史上，这种问题有时以醒目的“进步的时代”或”革命的代价“为题进行讨论。这会引起误解，就想培根在《论革新》（On Innovations）中所说：”固执地保守习俗就像革新习俗一样会引起骚动。“就想保守的代价主要是由基本无权的人承担一样，革新的代价主要是有被剥夺权利的人来承担。一些人的好处就为另外一些人的苦楚作了辩解，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机构中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保守的学说，同样也是激进的学说。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78页

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里得出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格言：“真正的起源不在开端而在结尾。”
原文为There was force in the aphorism with which Ernst Bloch concluded Das Prinzip Hoffnung: 'the true genesis is not in the beginning but in the end.' 译文有误。
Die wirkliche Genesis ist nicht am Anfang, sondern am Ende.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128页 -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但是一些生活在激烈变化时期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所反映的并不是一种社会和社会秩序，而是一系列连续的不同社会秩序。就我所知，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迈纳克，他的生命和创作实践都特别长，涵盖了其祖国命运中的一系列革命性的，灾难性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三个不同的迈纳克，每一个迈纳克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言人，每一个迈纳克都是通过其三部主要著作中的一部来表达观点的。迈纳克《大同世界与民族国家》出版于1907年，信心十足地看到了德国民族主义理想在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实现——像自马志尼以来19世纪许多思想家一样——把普遍主义的最高形式等同于民族主义：这就是继俾斯麦时代之后令人目眩的威廉时代之产物。迈纳克《国家之上之观念》出版于1925年，所表达的是魏玛共和国那种三心二意以及困惑的境地：政治世界已成为国家至上与道德规范之间未决出胜负的竞技场所，道德原则是政治的外表，不可能把这种原则作为最后的手段来蹂躏国家的生命与安全。最后，迈纳克的《历史主义的起源》发表于1936年，这是迈纳克由于纳粹暴政而丢失了学术荣誉，发出绝望的呼声，摈弃了那种似乎承认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历史主义，也不安地摇摆于历史相对论与超理性绝对论之间。最终，当迈纳克垂垂老矣的时候，又看见他的祖国遭受了比1918年更大的军事失败而屈服时，在1946年出版的《德国的浩劫》中又绝望地陷入了先前的信仰：历史是最冷酷的、无情的偶然性来摆布的。

《历史是什么？》的笔记-第246页 - 第六章 扩展中的视野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弗洛伊德的特殊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他的最后一击已经让那种古老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人们断定或相信他们的行动源自于一些动机，而实际上这些动机又足以解释他们的行动——这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负面成就，尽管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通过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历史上那些伟人的行为，但我们应有保留地接纳这种主张。心理分析方法主要依据被观察的病人进行反复询问，可是你不能反复询问已逝者。其次，弗洛伊德补充了马克思的著作，他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检查自己，检查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检查动机——或许是隐藏的动机——这些动机指导着历史学家对主题、时代的选择，对事实的筛选和解释；检查决定历史学家视角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检查哪些将要出现的形成他关于过去的观念。自从马克思、弗洛伊德写作以来，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可以有借口把自己当做处于社会之外、历史之外的超然个体了。这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时代：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