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学风

作者简介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收录22篇访问纪录，6篇回忆录，综合28位郭先生门生故旧所述，除回忆先生的求学历程、学术成就、长者风范、筚路蓝缕创办近代史研究所的艰辛以外；兼及个人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以及所受先生的启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不仅是近代史研究所与“南港学派”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份研究民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书籍目录

弁　言

序

王聿均先生访问纪录

楔　子

郭廷以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郭廷以先生与罗家伦先生的交往

中央大学迁校之经过

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

郭廷以先生与史事日志的编纂

郭廷以先生在重庆的教学与生活

中大历史系教授忆述

战后的中大及郭廷以先生的教学工作

受访者来台之初的工作与生活

来台后与郭廷以先生的往还

中研院迁台及近代史研究所之初创

近史所成立初期的研究人员

近史所成立初期的研究工作

师恩难忘

张玉法先生访问纪录

陈三井先生访问纪录

王萍女士访问纪录

李国祁先生访问纪录

王尔敏先生访问纪录

李恩涵先生访问纪录

张存武先生访问纪录

张朋园先生访问纪录

林明德先生访问纪录

陈存恭先生访问纪录

魏秀梅女士访问纪录

贾廷诗先生访问纪录

郭正昭先生访问纪录

赖泽涵先生访问纪录

贺忠儒先生访问纪录

林忠胜先生访问纪录

廖隆盛先生访问纪录

王觉非先生访问纪录

刘敬坤先生访问纪录

周道瞻先生访问纪录

魏仲韩先生访问纪录

回忆录

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中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前言

郭廷以先生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了，对他的大作《近代中国史纲》也钦佩得五体投地，但是一直到1990年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主任，才有机缘瞻仰他的玉照，可以想象他一代宗师的风采。以前关起门来念书，不知道行政事务之不易，有了治事经验以后，才比较能够体会郭廷以先生当年从无到有，奠立一个世界一流研究图书馆基础的艰辛；既要眼光远大，又要竭尽思虑。其实，郭廷以先生筚路蓝缕，为一穷二白的近代史研究所，奠立一个同样是世界一流专业档案馆的典藏规模，其卓识和辛劳，即令我赞叹不已。至于他多方网罗人才，从史学的基本功夫做起，出版大量史料丛书和历史专著，我尤其是钦佩有加；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终于以具体的研究成果赢得学术界承认，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历史学问，可以客观研究，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而近代史研究所更可以追随本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史的另一个重镇。2004年是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2005年近史所的年龄也要半个世纪了。如果郭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发现他当年一手栽培的学生早已在他奠立的基础上闯出了所谓南港学派的名号，以重视原始档案，以及大量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誉满全球。郭先生更会发现，近史所在过去二十几年内，在吕实强、张玉法和陈三井三位所长的先后领导下完成了世代交替。先是老辈学者像王聿均、黄嘉谟和李毓澍先生相继告老，到2002年夏天陈三井先生又宣布退休以后，本所几乎就没有郭先生所亲自调教过的入门弟子了。同样的，吕实强、张玉法、陈三井和吕芳上四位所长，在其任内不断提拔和培养新人，以致陈三井先生任满之后，今天在所里工作的同仁，除了魏秀梅女士之外，都是像我一样不克受其亲炙和陶冶的晚辈后生。在这二十几年之内，近史所的研究范围和治学风气也出现明显变化。同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方的挑战和中国的反应，近代化的研究典范也受到强烈质疑；同仁的研究时段，有上溯到十五世纪的明代中叶者，也有下达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者；不仅增加了台湾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把注意力扩大到海外华人社会；所研究的课题，从记忆、医药、旅游、图像到情欲、从民族主义、知识建构、物质文化、贸易网络、消费文化到战争与社会，已完全不复是当年郭廷以先生在世时所关心的课题。近史所不断变化，当然前后也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禁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现在是民主自由的时代，政治方面百无禁忌，我们也不必再烦恼全世界学界对我们研究客观性的质疑。目前面对的第一个新挑战是：研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已经大幅度扩大，但是题目却越做越小，缺乏郭廷以先生时代的宏观视野和角度。第二个新挑战是如何面对近代史研究原有典范的相继动摇，以及中国大陆史学界重返国际竞争后拥有的史料优势，在所谓南港学派的既有基础上，开拓出为世人瞩目的讨论议题，并形成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近代史论述。当然同样重要的挑战是社会大众对学院派历史著作的冷淡和疏离感，我们必须拿出丰硕而可以令人亲近的研究成果，向一般社会大众证明近代史仍是具有活力的重要学问；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满足他们对人文素养的渴望，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所处的当前世局，并对国家的何去何从，提供重要借鉴和思考线索。面对上述的时代挑战，我们今天纪念郭廷以先生冥诞，特别具有意义。一方面缅怀先辈的创业艰辛，进一步了解郭先生如何以言教和身教惨澹经营本所，以及其门生如何使之茁壮自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全世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都乐意前来切磋交流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对郭廷以先生的怀念和其所形成的南港学派的回顾，思考我们未来的走向。因此决定在郭先生百岁冥诞那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不仅邀请郭先生的门生故旧回忆前人的风范和謦欬，也邀请辈分比他们要晚很多的中青代学者讨论郭先生的史学成就，并回顾和展望近代史的研究。此外在庆祝冥诞之前，我们还特别邀请郭先生的十几位门生故旧作口述访问纪录，试着从他们的眼里，回顾建所以来将近五十年的发展，说明这个所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学术地位，能够在超越国界之分的学术领域中赢得普遍尊重，以便承先启后，继续发扬光大他们留下的学术基业。口述访问的目的，只是为后人的历史研究提供一种资料而已。对如何回忆过去五十年近代史研究所的历史，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有其不同的侧重面，大部分时候可以互补，但有些时候也不免见仁见智，甚至流于主观臆想，以致呈现出来的面貌出现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由于我们访问的对象全部都是历史学者或至少是学历史出身，知道历史证据的重要性，也会为自己的见证负起全部责任，所以我们除了有明显史实错误以外，不用严苛的证据标准来检查他们的口述历史纪录，而几乎完全以原貌呈现。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引起有些前辈同仁的不快。我只是希望，如果遇到不同的意见，最好视之为情绪发泄，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淡然处之；当然若还想为后代史家留下不同意见的纪录，则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期刊竭诚欢迎，一定提供刊登的园地。《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出版之前，依照往例要写几句话。我希望上面这几句话能充分表达我对前辈学者的尊敬，同时也希望本所同仁透过对郭廷以先生建所和南港学派诸前辈的回忆，体会到全所和个人原是一体。近史所如果没有每一位个人的卓越表现，不可能有今日的学术声望，而每一位个人如果没有近史所在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也不可能有其今天的学术成就。今后如何在郭廷以先生以及其学生所奠立的学术基础之上，面对世变日亟对本所提出的各种挑战，端看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如何迎上前去。这是我的一些简单感想，写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共勉。

内容概要

陈仪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口述历史组召集人。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资讯室主任。游鉴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文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沈怀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兼口述历史组执行秘书。王景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约用助理。张成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约用助理。周维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约聘助理。简佳慧，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约用助理。潘彦蓉，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约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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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郭所长这样大师型的学人，一生精华岁月，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晚年却流落异邦，被迫做一个异乡人，而这个异乡人的血却永远是热的。这是何等残酷的际遇和景观呢？如果扩大视野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胡适，刘子健，以及郭所长，都可归纳在这个大悲剧的范畴之中，这便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花果飘零的宿命。这种花果飘零的宿命，构成了一幅时代悲剧的图像。 ——郭正昭 中国学术派别一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谓“南高”、“北大”，北方是北京大学，南方有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如此分法，郭先生算是南高这一派；姚从吾、李济、黎东方、胡适等人都是北大派。胡适写给赵元任的信中曾提到，他从来没听过郭廷以，也不知道郭延以是谁，应该叫郭廷以到美国走走，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情况。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北派学者的门户之见…… ——张朋园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花果飘零的宿命感还记得有一次，秋高气爽时节，郭所长兴起，提议要访游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见几位老朋友。那天便由我一大早驱车，接他们两位老人家去普大。普大是一座很精致的大学，座落在郊区，距离纽约大概六十余英里，是风景很美的一座小城。余英时教授刚从那里荣誉退休下来，老朋友李欧梵教授早期也在那里教过几年书，因此我对普大很熟悉，也曾多方参阅过他们东亚图书馆的收藏与资料。那天上午，当我们抵达普大东亚研究所时，首先便见到了刘子健教授。两位大学者会面有很多话题，其中有两点也许值得纪录在这里。那时候，刘教授刚从普大退休下来，他向郭所长诉苦，透露了不少人事方面不如意的秘辛，很后悔从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移席到普大执教。他出身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后来被礼聘到史坦福去，又转移到普大来执教。他觉得普大的东方研究，为一些洋人学阀所垄断，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大学问，空有架子，却仗势欺人，独占性和排斥性很强。他提到当时的普大东亚所所长FrederickW.Mote的名字好几遍，还有其他几个人。我静坐一旁听他们的对话，是非曲直一时无从辨识，但直接感受到刘教授在普大的孤立困境。刘子健教授是研究宋史的，他以深锐的史识和洞察力，为秦桧辩诬，认为陷害岳飞的乃宋高宗本人，并解析其动机，抉发古今一大疑案，震撼史学界，备受推崇。我曾在史语所的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了刘教授关于这方面的高论，非常佩服。当时他的意气风发，和眼前的落魄失意，是很尖锐的对照，令人有人生无常的感慨。我记得当时郭所长安慰他说，不妨和萧公权多方联络，因为Mote是萧老的高足，师徒关系人情在，也许可帮上一点忙。另外，两位学人也谈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动态。刘教授刚从中国访问回来，那时“文化大革命”已从高峰渐趋平静，好像由周恩来在收拾残局。刘教授言谈间充满失望，以他的灵敏的，深刻的观察，官方的宣传讯息是瞒不过他的。他告诉郭所长很多悲惨的、黑暗的真相内幕，连晚年要回归中国大陆讲学的梦也破灭了。他们之间的共识，还是隐约地流露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以及坚守自由主义的传统精神的情操。他们的结论都同意一个观点：“文化大革命”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灾难、一场浩劫，而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对知识阶层冷酷无情的迫害和摧残，无所不用其极。谈到这里，郭所长的表情，几乎可以用“义愤填膺”四个字来形容，怒形于色。那天，我们吃了午餐，便打算趋访Mote。我相信郭所长关切刘子健的处境，也许希望借机帮他疏解。可惜Mote早几天已离开普大，到亚利桑那州养病去了。我们在普大又停留了一段时间，去探访世纪科学巨擘爱因斯坦待过的高级研究院，也参观了东亚图书馆。郭所长告诉我，胡适在美国，曾在普大东亚图书馆担任馆长职务多年，也是很委屈的一段生涯。以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的巨大贡献和崇高声望，竟流落异邦，屈居这样的职位，也真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了。回程迎着夕阳，晚霞弥漫天际，又是晚秋时节，沿途枫红，绚烂一片，而落叶遍地，更凭添几许悲凉气息。我回首看看两位老人家，显得有几分倦态，内心有无限感触。我问郭师母，《近代中国史纲》写作完毕出版，结束美国的研究计划，还要回台湾长住吗？两老闻言，沉默良久，才由郭师母透露一个讯息，他们在师大的宿舍已被迫迁离，回台湾已是无家可归了。叶落又如何归根呢？沿途驾车，我再也没有浪漫心绪去欣赏郊外的美景。我在思索一个时代的大悲剧。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金元王国，富甲天下，但同时也都知道美国是少年人的天堂，壮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除非风云际会，一般老人在美国的生涯是孤寂的，充满了疏离感，外来移民更不例外。像郭所长这样大师型的学人，一生精华岁月，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晚年却流落异邦，被迫做一个异乡人，而这个异乡人的血却永远是热的。这是何等残酷的际遇和景观呢？如果扩大视野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胡适，刘子健，以及郭所长，都可归纳在这个大悲剧的范畴之中，这便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花果飘零的宿命。因为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原因，本土社会不能提供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让这些知识人（包括学者、专家等）安身立命，他们必须飘洋过海，流浪异域，追求自由的新生。这种花菓飘零的宿命，构成了一幅时代悲剧的图像。几乎三十年前的往日情怀，如今时过境迁，时空推移，也许有一天会让时代悲剧落幕，但是郭所长晚年客死异域，还是令人无限悲怆和萦怀的！郭所长去世后的点滴郭所长去世后，郭师母非常悲伤，我那时功课忙，我太太也忙，我们到她住的布鲁克林（Brooklyn）去看她，她痛哭起来，觉得她不能安身立命。她几乎把郭所长所有的遗稿都移交给我，还有她家里的东西，包括一些用具碗盘都运到我的住处。其中，郭所长的遗稿《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后来我带回去给吕实强先生，请他转交那时候当所长的王聿均先生，后来做了局部的修改出版。《近代中国史纲》我认为是经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之前，郭所长请我帮忙校对，我有自知之明，怕我个人功力不够，如果有疏忽之处就不好了，便找吴章铨、亓冰峰两位帮忙校对。郭所长早期写过《郭嵩焘先生年谱》，晚年写的张嘉璈年谱尚未完成，郭师母也把这个稿子交给我，要我帮忙完成。我看了一遍之后，告诉郭师母我没有能力完成郭所长这个年谱，一方面工作忙，另方面我对这部分工夫下得不多，有关张嘉璈这段历史事实我都不熟，没有资格做，得找更有能力的人，她收回去后可能是交给张朋园先生了。之后，我想把郭师母接到我们乡下来住，问题是我们没有时间在家里，那时我已回到匹兹堡上课，“国科会”给我的两年补助期满后，美国的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又给我五万块的奖学金（fellowship），要我完成博士学位，我便向所里申请延长两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来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修很多课，功课忙得不得了，一两个礼拜回纽约一趟，没什么时间照顾郭师母。我又投资一个餐馆，在纽约第五大道那边，我太太天天要去工作也忙。郭师母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想雇用一个人来陪她，她也不习惯，住了一两个礼拜，就说想回去了，又回到原住处。她有一个儿子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她就从纽约布鲁克林迁到亚利桑那州，后来再迁回北京。1991年我到北京拜望她，感觉她情况很好，我送了一个小红包给她，她看到我们很高兴，亲自下厨做了很多好菜，那天晚上谈到很晚才回来旅馆。之后，她在1994年就因中风去世。古人有诗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回忆这一对长者的风貌和他们晚年花菓飘零的生涯，内心真有无限悲情与沧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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