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学风》书评

听历史道尽沧桑

对口述史学的了解，是从唐德刚先生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以及后来风行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从唐德刚入门，渐渐了解到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近史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访问的都是民国时代政、学、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回忆里充斥着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读起来兴味盎然，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的民国历史大有裨益。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工作始于1959年，主持者郭廷以，为唐德刚的老师。 “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寡言鲜笑”。多年后，唐德刚如此回忆郭廷以。治学为人皆严谨，是郭廷以留给后人的印象。《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是对中研院近史所原创始人郭廷以先生的一生治学风范的集体回忆，而在书中出现的受访者均为近史所创立前后服务于近史所的两代学者，纷纷参加了近史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原先守候在录音设备前的采访人现在成了受访人，记录历史之人最终成为书写历史的人物，实在不能不使人感受其中的戏剧性与历史研究的魅力。1955年，胡适任中研院院长，设立近史所筹备处，但因一些德高望重者，对近代史研究仍持偏见，即百年以内不修史，是以时间切近，无以客观分析定论故。近史所筹备竟有十年之久，到1965年才正式设所。郭廷以先是任近史所筹备处处长，后任所长，因近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及“近史所”存在的意义，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他一度强撑苦熬，处处受制，勉力前行。在中研院这个高等学术机构中，因派别、观念、利益等因素，内部的斗争排挤，也是暗流涌动，矛盾激化时，勾心斗角之事不绝于缕。为解经费之困厄，近史所先后得到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学术遇到金钱，自是无法免俗，郭廷以终不堪利益纷争的困扰，于1969年放开自己苦心经营十四年的近史所，以撰写《中国史纲》为由，去国离家，六年后病逝美国。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中研院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郭廷以一开始就把“近史所”当做一所学校，以培养近代史研究者，在福特基金申请中将“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列入其中，也是有此意向。而口述历史工作，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训练，所内青年学者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将此“南港学风”继承下来。最近几年，民国历史研究渐成热潮，很多灰色地带史料缺少，口述历史让我们听当事人娓娓道来，以声音探入历史。也许郭廷以们的努力并不能还原历史的所有真相，但亲历者讲述的点滴事实，足以照进历史的灰暗角落。

近史所里的南派学风

近史所里的南派学风偷爱警/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是中研院的前身，地处南京。随着蒋家王朝的落寞，中研院迁往台湾。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共81人，分为数学、生物、人文三个组。其中不乏尽人皆知的人物，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冯友兰、胡适、陈寅恪、马寅初等。虽然在当时来讲，政治方向，没有并没有左右学术立场，但随着国民政府的倒塌，政治立场，占据最后的一块学术阵地。有人欢呼迎接新政府登台，有人自然会随着国民政府的逃离，随即倒下。政治理念不同，造就一个人后半生的流言蜚语、世态炎凉。这些大师，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赞许、褒奖宠爱有加。当一些人随着国民政府，一起前往台湾的时候，大师的选择，变成对新政府的叛逃，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与红色革命为敌，自然而然，划分到谴责和讨伐的阵营当中。国内红色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那些远离家乡的大师们，只能隔岸相望，在大陆舆论的唾液中翻滚挣扎，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屠杀，不成仁便成鬼。首批院士经历的年代是国共纷争的年代。但政治斗争没有阻碍大师们的研学之路，他们依然奋笔疾书，撰写、编译、研讨学术问题。为中华民国的学术植被，增添更多、更充足的养分。大师们开始栽培一些学术人才。当中研院，在台湾重组，增加了近史所，朱家骅作为代院长，推荐郭廷以任近史所所长。现在来看，朱家骅为近史所的发展，培育了一颗好苗子。口述历史，是郭廷以记录史学的新尝试。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口述，使现场摘录的文字，成为史学的佐证，作为探究文史的参考依据，编撰资料的时候，引荐或是摘取。郭廷以的性格并不张扬、秉性随和，并无天赋异禀的才学，没有喝过洋墨汁，也不会说英语，不善言辞的儒雅学者。偏偏这样一个内敛、寡淡、沉稳的人，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纲》，成为近代史资料里，一部很厚重的书，上品佳作。到底是什么动力，让这种性格的人，编撰了这部书。跟大师们谆谆教导有关，秉承中研院学者的遗风，把学问做实，把学问做牢。节衣缩食，勤执于一项工作，将毕生所学，竭尽所能的发挥到一点上来，不但要通过学术研究来为历史树碑立传，还要通过人品来撰写人生的华彩。要使遗留下的作品，不管优良都能经得起推敲和拷问。人无完人，在郭廷以花甲之年，卷入到人事风波当中。遭遇许多人的指责。虽然他是近史所学者面前的“郭老板”，但在名誉、颜面、尊严面前，他也是有自尊心的学者。有失公允的事儿，对于像郭廷以这个层面的大学者来说，比刮骨疗伤还要痛苦。失信于人，有失于人，对郭廷以来讲，是奇耻大辱。在这部书里，看到近史所很多学者的口述。提到胡适与郭廷以之间的事儿，胡适曾说过，郭廷以这个人从来没听说过，为什么不选举一个北大、或其他学者，来担任近史所所长一职。胡适对南派学者存有一丝见地，个人偏见使胡适有点瞧不起南派学者。经过多年磨合接触，胡适觉得郭廷以这个人，没有什么不良恶习，学术气息很浓，对近史所工作的搭理情况还算可以，渐渐的，接纳了这个人，但对于辞职风波，胡适三番两次的挽留，可见胡适挺看重郭廷以的成绩。如果《南港学风》不在大陆出版，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对郭廷以这个名字，也许只能是掠眼而过。功过不说，单说一段历史，郭廷以是中研院近史所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通过郭廷以我们可以渐渐拨开南派学者的学术风貌。在南派学者的身上，秉持遗存的传统，兼具简朴钻研的学术风范。

南港故事及那个时代的民国学人

创所时代的筚路蓝缕2004年为中研院近史所原创始人郭廷以先生（1904-1975）百岁诞辰，当日各种纪念活动之外，郭先生的门生故旧以及中青年一代学者汇聚在一起回忆前辈风范，讨论先生史学成就；因为转年便是近史所创所五十周年，“南港学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风雨历程无疑成为另外一个主题。当时前后服务于近史所的近乎两代学者也依此主题，参加了近史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该学术计划以往访问的都是民国时代政、学、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原先守候在录音设备前的采访人现在成了受访人，纪录历史之人最终成为书写历史的人物，实在不能不使人感受其中的戏剧性与历史研究的魅力。这次集中在2003年后半年的多人多次的访问纪录后来结集出版，并且随着大陆出版界大量引进近史所“口述历史”成果而贡献于内地读者面前，便是这部厚重的《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内中不但有受访学人个人的学术奋斗史，有郭廷以先生当日创建近史所的筚路蓝缕，更为人们描绘了以近史所为代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迁台的民国学术机构“后来”的故事。1952年冬至1955年夏之间，中研院获得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和美国洛氏基金会补助，在台北县南港镇兴建中研院的新院址，将史语、数学两所迁到新址，后来又成立经济学研究所，恢复化学、植物学研究所，并在台北市区确定总办事处地址。至此中研院往昔的规模，又逐渐恢复。据林忠胜先生访问记录所云：时任代院长的朱家骅先生很早就有意使用迁台国府旧档，揭开本院近代史研究序幕。近史所成立之议，在当时史语所引起很大的反对声浪，但朱先生还是独排众议。1955年2月1日近史所筹备处正式成立，郭廷以先生任筹备处主任，后续任首任所长，开始了将近史所从襁褓培育成日后享誉海外的近代史学派的历程。可以说，近史所草创时期，无论从研究人员、研究题目和资源以及所内一切同开办有关的事物，绝大多数都与郭廷以先生有关。据陈存恭先生受访纪录，郭先生从事筹办、奠定近史所基础的工作：一是充实所内图书文献资料，特别是购买国内外图书馆绝版书籍微缩胶卷及美国国会文书，影印未刊行的外交档案；二是注重史料收集和编纂工作，对争取到的“外交部”旧档，由所内同仁陆续进行编目；后来更是与哥大合作开展口述历史工程。所内逐渐形成培养研究人才的机制，如不拘出身来历选拔学者、例行学术讨论会、注重专题研究，鼓励同仁撰写专著，轮派同仁出国进修等。举凡一个研究单位所需高屋建瓴的举措，郭先生几乎都投入精力，他的研究风气是精细严谨，随时注重资料的收集，对学生论文每每亲自校阅、订正，所内青年学者得到很好的训练，将此学风继承下来。对近史所来说，自有它本身的机遇：当日争取到国府所存清季总理衙门与“外交部”清档、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外交档案诸般原始材料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张玉法先生的努力下，80年代开始和史政机构合作，包括国民党党史会、国史馆、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以及台湾省文献会等，使用他们收藏的史料，在材料占有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更重要的是通过郭先生争取到当时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哥大“东亚研究所”及“福特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对推动研究起步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研究经费除了约定要出成果之外，美方如费正清等还有研究互利的考虑，于是后来美方派了大批著名学者或博士后到近史所来交流和研究史料，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据李国祁先生回忆说：当时在美国，近史所的声望远高于史语所，提到“南港学派”，指的是近史所，而不是史语所。如要说近史所的黄金时代，则非那个时期莫属。（参见本书130页）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学术研究的环境持续严酷，以中研院为最高学术机构因不属于“情报单位”，从海外购买原始档案也在被扣留之列；学人的思想倾向也时常受到审查。今天的环境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陈永发先生对此说：近史所不断变化，当然前后也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此考语彰显了郭先生及近史所在开创“南港学风”局面的时代意义。包围郭廷以的学派纠葛，人事纷扰“包围”一词，或许真的和学术界人事问题有缘。本书受访者在回顾近史所学术发展的历程之时，几乎无一例外提到了所内及中研院内的人事纷争。这份坦诚，在以往一般纪念文集官样文章中殊难见到。从客观来说，这些人事问题，确实对郭廷以先生伤害颇深，故令人对其难以回避。首先是院内纷争，据张朋园先生受访纪录，根源在筹备近史所前后：中国学术派别一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谓“南高”、“北大”，北方是北京大学，南方有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如此分法，郭先生算是南高这一派；当日反对者都是北大派。在史语所这批出身北大的学者眼中，朱家骅请郭先生筹备近代史研究所根本是个错误。所谓“南北学派之争”，范畴未免过于宽泛，比之“京派海派”更加模糊，民国时代各种学术圈子内的思想或资源的纷争历来没有打消过，任何学术机构都会有人事问题。当日北大校内人事也颇复杂，即便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同类问题也不见少。史语所一些前辈学者的态度，或许和学人对专业的自尊心有关。一种温和的说法是：这些成名学人认为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真理是要下定论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当时尚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郭正昭先生访问纪录）此说法有其合理性，分歧在史语所根本不承认近史所研究的起点。及至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落实之后，郭先生和院内尤其是史语所同仁基于上述渊源产生的分歧便激化了。据受访诸位先生回忆互相印证，当时姚从吾、李济等人认为这笔钱应该是整个史学界的，向胡适院长提议成立咨询委员会，成员多为台大名流，将近史所获得经费款项提到院一级统筹管理，也即“分一杯羹”。后来郭廷以提出的一些方案都被咨询委员会否决，平添许多阻力。郭先生向胡适请辞所长一职也源于此。林忠胜先生认为：近史所成立初期，胡适先生在史语所内一些成名学人的影响下，对近史所及郭先生有些疑虑。胡院长与郭先生素无渊源，对其为人与学养并不了解。后来读过郭先生的著作后，胡院长才明白郭先生是一位下过苦工夫的学者。（参见本书369页）这当是知人之论。胡适虽然有清华、北大——美国留学背景的情结，但并不是陷于学派之争的人，对郭廷以先生的为人和研究，他有一个认识过程。当时郭所长递辞呈之后，郭、胡两人皆在病中，胡适在近史所同仁申告之下后来抱病口述了一份诚恳的信给郭先生，肯定他的学术和领导近史所的努力，退回了辞职信，最终劝其回归所内。这些都有记录在可供检阅。至于所内人事纷争，也由福特基金落实之后激化。郭先生在原中央大学的部分老学生在近史所任职，长期做基础研究而无发表机会；而后来师大出身的一批青年学人，年富力强，对学术有热情，加之资料充足，学术成果逐渐涌现，深为郭先生所器重，简拔其中突出者出国进修或是参与所内管理职务。加之郭先生唯才是举，也吸收海归学人和台大才俊进入研究所，这就形成前后两代学者间的冲突：青年一代在职称升等上受到压制，而有些长一辈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源分配有失公允，抱怨颇多。郭先生不擅于处理此类行政，认为须有成果才好给老学生更多机会，于是夹在两群学生之间，备感压力。当时还有所内情况外泄事件，引来对郭先生的恶评和质询。其实院内也好，所内也好，对于福特基金会的经费，郭廷以先生最感压力之处在于使用基金需出研究成果。王萍女士受访时回忆说，他们不了解这是要拿出研究成果来的，郭先生有把握所里的研究人员会将它用在做研究上；要是分给其他的人，可能只是随便写写，结果恐怕会在外国人面前丢人。（参见本书102页）。郭先生实乃典型的中式老派读书人，视学术为重器，自然不会糊涂了事。周道瞻先生接受访问时说，“当年想进中研院，只是想当一名文书人员，因为南港环境好，有眷舍可避风雨……”那个时代普通学人的愿望不过如此。因为福特基金的分配问题，竟然会在近史所内外引起如此波澜，竟至创所所长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可见当时的情形。本来，争执的如果只是用于学术研究的投入多或少，无论古今的读者都能在价值观上接受下来，然而事实若非如此，就只能使人叹息。但是研究经费对于学人来说又和别人不同，很可能其作为研究资料和生存资料是二而一的，来争执的人多半也不是籍籍无名，都有著作成绩傍身，或许也值得理解。郭廷以先生1969年访美后未再回台，先后在几所名校申请经费，从事自己的研究，直到1971年12月，他才向近史所申请退休，正式离开近史所，后在美病逝。郭廷以本来患有心疾，晚境朴素。据口述者中唯一在郭先生过世前几天还见过面的张朋园回忆，那几天他们还谈起近史所的近况，郭先生心里的伤口尚未愈合。那时，先生刚刚完成平生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的校订，这时候心情可能有所放松，再加上其他诸多原因造成他突然发病不治。先生固然是不擅于搞行政，往往和人枯坐无语，然而我们不难想象一位传统的中国学人的自尊是什么样子，用了外国同行提供的经费，而到时交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是他在近史所内外交困时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的关口……2013.3.12

口述历史的魅力及令人心生向往的“南港学风”

刊于《今日阅读》2013年10月听闻“口述历史”是从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唐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兼任中文图书馆馆长，而该校自1948年起即创建了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此乃口述历史学之滥觞，而唐参与并负责了该校口述历史计划中的中国部分。实际上，唐德刚在国立中央大学（“沙坪坝时期”）的授业恩师，郭廷以，从1959年起也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发起了“口述历史”的工作。郭廷以正是台湾口述历史的开创者。　　§1.中研院近史所与郭廷以1955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提议下成立近史所筹备处，郭廷以被聘为主任，其初期工作重点在于档案资料之搜集、中西图书之添购、研究人员之罗致与训练，以及研究计划之厘订与进行等。十年后正式设立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担任首任所长。五十多年来，该所着力研究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迁，尤其着重探讨“现代性”的形成，在清末自强运动、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要成就。作为该所创始人的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的开拓者，中国口述史学的开拓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求学和工作时期，受罗家伦、柳诒徵、徐慕庭、费正清等人的影响，选定中国近代史做研究目标。其治史思想尤以“近代化”之概念为核心，重视档案和资料的搜集整理。郭廷以晚年涉入复杂的人事斗争、出国避祸，滞外期间完成遗作《近代中国史纲》，但最后老死异乡，一代学人竟不能落叶归根。然而，郭廷以创立的“近代史研究所”和承继郭廷以衣钵的“南港学派”，并没有因为政治内斗（党派政治、中研院内、近史所内当时均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斗争）归于沉寂，反而因其学术、学识、学风影响巨大，延绵不绝。所谓“南港学派”，以近史所所在地命名，“南港学人”即郭廷以在近史所带过的门生，包括李恩涵、李国祁、张玉法、李守孔、王尔敏、陈三井、林明德等人，如今已都是以研究近代史蜚声国际的学者。“南港学风”则讲求朴实地钻研学问、不争求名利，学派著作则重视文献资料的整备，以研究历史重大问题、追求历史通识为主，虽不标榜“理论”、但大量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客观的逻辑和推论，并讲究文笔造诣。“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既可谓是南港学派成功的精髓，也恰是所有学人共勉的真理。　　§2.《南港学风》与口述历史近年来关于民国学人的著作颇多，中研院史语所在公众中的名气越来越响，而创办于1955年的“近代史所”名气则相对较小。作为一位业余的文史爱好者，如果没有读到这部《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版），受信息所限，我恐怕难以了解中研院还有专门研近代史的近史所、也就错过了这蜚声三地史学界的南港学派。《南港学风》是一部口述历史集，收录了22篇访问纪录、6篇回忆录，通过这28位郭廷以门生的口述，除了生动地展现了郭廷以成长、求学和讲学的人生路程，以及他筚路蓝缕地创办、经营近史所的艰辛往事，并兼述了各位南港学人在近史所磨砺成材的经历，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朴实无华、孜孜不倦的“南港学风”，这亦使得该书不仅仅是一份研究台湾学术发展的珍贵史料，更是一本引人深思的访谈读物。该书选用“口述历史”这一体裁，延续了近史所以口述历史搜集当代史料的传统，其本身正是对郭廷以的致敬，因为在创所初期，正是郭廷以开创性地决定将口述历史作为常态性工作。笔者认为郭廷以之所以重视口述历史，其考虑有如下三点：其一，郭廷以和近史所的研究领域是近当代史，而口述历史是我们最有能力采集的当代史的重要史料；其二，受传统史学观点影响，郭廷以对资料档案工作相当重视；其三，近史所最初招募的人选并非学术大家，大部分都是郭廷以任教于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时期的青年学生，口述历史工作相对简单，可作为入门启蒙。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搜集历史原始材料的方法，与一般的文献搜集方法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形成了口述历史独特的魅力。不妨以《南港学风》一书为例阐述之：（1）微观。郭廷以的生平前文已述，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仍然是一位相当遥远的历史人物。我们看不到这个人思想的成熟和变化，看不到这个人的行为表现，也看不到这个人的缺点。但从口述历史重在挖掘事实，一些细微的事实能够让一个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也使得一些历史事件能得到更为全面的评价（比如郭廷以因内斗被迫离开之事）：“郭廷以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神采飞扬，很有魅力或上课很叫座的教授。因为他不善于演讲……但他是可以给学生很好的指导的老师，很适合指导研究所的学生。”（第78页）“量宇师上课态度严谨，声音很小，讲授内容却很有次序，材料相当丰富，上课必须猛抄笔记，但要全部记下来很难。”（第184页）“郭廷以的学问没有话说，对年轻人的爱护也毋庸置疑，但他的行政能力确实有些问题。……老一辈的人跟我们可能观念跟我们现在有些不同，都有一点公私不分的习惯。……我认为郭廷以知某人有没有学问，毫无问题，但要分别某人的人品如何，可能能力较低。”（第131页）“量宇师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对于所内研究很好的，他不晓得多予鼓励，有些坏的人，他又摆脱不了。他不懂得知人善任，因而被他所亲信的人陷害，这也是他后来不得不离开近史所的原因之一。”（第193页）（2）主观。阅读该书可以看出，南港学派的学者们在某些具体事实上都站在了同一立场，保持了比较统一的价值判断。如郭廷以因福特基金事件辞职的事件（姚从吾、李济、吴相湘等人认为钱应归所有史学部门，即“分一杯羹”，郭廷以还被匿名信指控为福特基金向美国人卖历史档案），郭廷以培养接班人的事件（青年一代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学术成绩比较突出，但在职称升等上受到压制，而一些年长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源分配有失公允，随后矛头指向了郭廷以较为中意的“接班人” 李国祁），白色恐怖干预近史所的事件（当时中研院内潜伏着情治人员，随时向上级报告动向，甚至有人以“钓鱼”的形式引诱南港学人入罪），梁敬錞所长辞职事件（梁学术能力较差，又喜好官僚排场，在所内学者非议下辞职），几位口述人几乎都同执一词，谁是黑脸谁是红脸谁是白脸，分得清清楚楚。由于并不了解事实，无法对这些立场恣意评判。虽然这种带有明显主观性质的历史，很有可能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以至于重建，不过至少它突出了个人的判断和思考，增加了历史叙述的新视角，比起主流的史实记录也更为鲜活。（3）分散。翻完全书，发现该书很值得一看的部分是近史所内的人事斗争。这些内容分散于全书，但读过多个人、多个角度的口述历史，这些分散的资料，同时又会不断地融合，最后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这正是口述历史的一大魅力。比如将李国祁“搞惨了”（被举报、被赶到台师大、被造谣，幸而有位厉害的岳丈救命，支持他的同僚也遭了秧。但李自己的口述则是轻描淡写，只说被整，不说过程。至于为何被整，实即前文的“郭廷以培养接班人事件”）的近史所“三公”，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三公”之“作恶多端”，读了就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到底是谁，又没人说出来。在第250页时，林明德先生提到三公是王、李、黄三人。于是想起“序”不正好依次出现了这三个姓的人名？即王聿均、黄嘉谟、李毓澍三位。实际上，当时青年一代在职称升等上受到压制，而有些长一辈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源分配有失公允，抱怨颇多。　　§3.结语张俊宏先生说：“近史所设在南港太寂寞了，若搬到西门町就不会这样斗了！”（第371页）其实，近史所有内斗，史语所有内斗，中研院也有内斗，党派之争更是要斗，哪里没有呢？有人的地方，难免就有争斗，中国人不最擅长“窝里斗”吗？然而，即便在近史所斗得不可开交的日子里，至少还存些人性、讲点面子、有点礼貌，至少还能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与此同时的海峡彼岸则处在“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其乐无穷”的时期，红色政治为渴望学术独立的知识分子准备了“干校”和“牛棚”。留意到书中有一段话：“我最感动的是大家的研究精神，……他们这几位用功的精神，我都很受感召，他们的研究室晚上都是灯火通明，大家继续在那里努力，待到十点多才离开，我也战战兢兢，用功到很晚。当时，近史所在那样的氛围下，所内仍然有一种高昂的士气。”（第310页）联想到当时频发的内斗事件、不断侵袭的白色恐怖，南港学人仍能埋头整理档案、编订史料、参与研讨，孜孜不倦地在文献中沉潜至夜深，如此“南港学风”，如何不令人神往？

口唇间的历史与历史学家

这本《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第二辑中的一本，所讲述的是中研院近史所创立人郭廷以和近史所之间的“故事”。郭廷以，字量宇，1904年出生于河南舞阳，他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5年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近史所成立，任所长；1969年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讲学，长期滞留美国；1971年彻底离开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病逝于纽约。他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了大批史学人才，是现代史学的著名先驱，其著作《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的变局》、《近代中国史纲》等早已经成为研究近代史的必读书目。郭廷以先生作为当代实证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工作，一生整理编纂了大量的史料。大概也是基于此等认识，他重新发掘和定义了口述史的价值，从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开展口述史工作——以口述笔记的方式，为民国历史搜集资料，使其成为一门新史学。据说他在近史所成立之初，即亲拟口述历史的大纲细则，推广口述历史，先后访问了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界许多重要人物，使口述历史在国内蔚然成风。光是由他亲自主访或校阅文稿的就有59人之多，达400万言。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我们都活在别人的嘴上，口述历史这种口唇间的历史自有其独特价值，“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因其讲述者多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所述历史的现场感非常强烈，展现出很多只有亲历者才观察到的细节，事件具体，人物鲜活。虽然因为人的记忆或心态问题，其追述历史的准确性、可靠性较稍逊，但是这样的口述史会让人了解到很多原来不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奇闻秩事，与文史档案 相互佐证，展现了一个属于个人的时代，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探察历史的原貌不无裨益，读起来也别有一番味道。事实上，这样的口述历史由来以久，在发明文字之前，人类的历史应该就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包括《史记》等史学名著就收录了很多史前传说。当年，郭廷以先生为了推广口述史工作，曾经以身作则，于1964至1969年间接受访问，讲述他记忆中的历史，编成了《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一书。而这本《南港学风》，综合他28位门人弟子以及学界同仁的22篇访问纪录和6篇回忆录，重点并不在讲述他的学术观点，而在讲述他和中研院近史所之间的“故事”，以向我们展现了他一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描述了他是如何以卓识和辛劳创立并惨淡经营近史所，透析了其如何埋头研究闯出南港学派，并以言传和身教勉励教育后生，终成一代史学大师，也讲到了关于史学界的“南北之争”，这些都足以启迪后人。综合的来看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件有趣事情——郭廷以先生一手开创了口述史学，鼓励别人去说人说事，记录了大量口唇间的历史；他本人也曾接受采访，亲自来说人说事，而在这本书中他又被别人予以评说，成为口唇间的历史学家——口唇间的历史和口唇间的历史学家，在他身上，在这本书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与统一，必将成为研究郭廷先生学说，乃至史学界的一部重要史料。

先锋者的果敢 真学者的魅力

才云鹏郭廷以这个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陌生得甚至“暴殄天物”！不过，这也很正常，这跟他的学术毫无关系，只因他身属彼岸，是一个半路台湾人，几十年来，就被隔绝得如同一个飘渺、透明的外星人。跟郭先生不喜谈政治一样，我这里也远离意识形态，只谈历史风月。终郭先生一生，其三大成就皆赫赫于世：学术上，写就了煌煌之《近代中国史纲》，这是学习和钻研中国近代史的第一经典，地位无比崇高，无人可撼；业务上，一手创建了中研院近史所，并在台湾率先开始口述历史工程，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极其珍贵的历史遗存；教育上，则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近史所，两处都是桃李满天下！民国以来，伟大的蔡元培先生即在北大率先挂出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两块金字招牌。但这只是个愿景而已。为了这一辉煌的目标，几代学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但今天，我们依然在不懈地“追求”着。这很可悲。但光有杯具感是不够的，打开《南港学风》这部书，我们看到了一个顶风冒雪奋勇前行的知识分子形象，郭先生用他的沉默中的不放弃、逆境中的不妥协，给天下学人做了极好的表率！从门生故旧对量宇师的28篇回忆文章中，透过字里行间的恩师情重、人事杯葛、世事风云，我在每一行都分明只看到四个大字：学术独立。学术独立如何才能实现？对郭先生来说，就是永远不站在政治立场对史实进行粉饰或歪曲，只从历史的真实行进中找到社会发展的逻辑，并希冀能够扣住历史的脉搏，为其把脉，为其咏叹。然而，在上世纪的60年代，台湾同样存在着白色恐怖，对知识分子的噤口不亚于一手遮天的红色大陆，近史所就有几个人相继被抓，罪名仅仅是从大陆邮购书籍而已。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境下，学术如何争得一席自由之地？郭先生是这么做的：扎实做自己的事。作为一名大师级人物，他看淡他人的不屑，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史事日志这种他人认为非学术的史料积累，这种超凡的意志力已经是他人莫及。更重要的，他注重史料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历史逻辑，既跳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教条，也绝不向现实的威权低头，像梁敬錞那样为蒋介石写歌功颂德的《开罗会议》、《史迪威事件》，他是干不出来的。他的先锋者的果敢和真学者的魅力，感召带动起大批弟子，终于打造出“南港学派”这一史学著名品牌，创立起清流般的南港学风，相比起前述的三大成就，其实，这才是郭先生的最大贡献，彪炳千秋！当然，最后，郭先生还是用脚投了票，跑到美国去了。他愿意去美国吗？当然不愿。如果身处现在这个时代，他绝对不会去。但当时只有在美国，他才能如愿完成《近代中国史纲》。郭先生所处的环境并非象牙塔，我们看到他同样面临文人相轻甚至相轧的惨境，他的埋首攻史可见是有忍的，但这不是一般的忍，当他终于出走美国，我们在这一刻得知了他的忍耐已被黑暗的时代逼到了极限。我们长抒了一口气，为了学术的终于自由，但我们依然心存悲痛，因为学术只是曲径获得了自由，在郭先生的有生之年，学术独立并没有真正在台湾获得胜利。让我们欣慰的是，在他的弟子们长久以来的埋首治学中，学术独立终于在台湾成为现实。假设，没有朱家骅的鼎力支持，郭先生以一人之力，近史所怕也难以创立。而朱家骅一个人，是难以对学术独立给与保全的。岛上的学术胜利，最终靠的是什么？这值得我们大陆学人深思。

大师郭廷以的功劳与辛酸

大师郭廷以的功劳与辛酸评《南港学风》民国期间虽战事不断，国破家亡；而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可谓华夏大地之幸。论起史学无人不知陈寅恪、傅斯年，对于郭廷以师则相对陌生；对于中研院我们更多知道的是史语所，诸如《南渡北归》就有史语所的详细介绍，而对于中研院的近史所知之甚少。《南港学风》通过众多郭廷以师的众多同事、学生的口述历史，讲述郭廷以师和中研院近代历史所的故事，让我们对于自两岸分割后，史学（特别是台湾的近代史）研究发展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如果说诸位被采访先生的口述罗列在一起，因缺乏条理性显得有些杂乱的话，书中末尾的回忆录则用直观的顺序说明郭廷以师筚路蓝缕的创所经历，以及因福特基金纷争引起的辞职风波，让我们对大师郭廷以的功劳和辛酸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国民党退守台湾，总裁蒋中正对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也是促成中研院近代历史所的最初动力：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形成，为国民党下一步在台湾的统治提供历史的借鉴。后来在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推动下，最终决定在中研院下成立近史所，对当时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经验和建议；从近史所的初期筹备开始，郭廷以师便与近史所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从1955年近史所的筹备，到课题的选择、人员的进入、资金的来源，郭廷以师无一不是苦心孤诣，周全谋划，亲自上手，确保成功。1965年近史所正式设立，先生以“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为旨趣，筚路蓝缕，辛勤擘划，使近史所成为备受瞩目、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单位。近史所成立以来，经常采用口述著史的方式形成资料，总结了不少近现代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南港学风》沿用这种采访的方式收集郭廷以师和近史所的各种细节，可谓是一种很好的继承；书中的被采访者多为近现代知名的史学人士，他们对于郭廷以师的贡献皆有正面的评价，郭廷以师性格内敛，治学严谨，能包容不公，且着力栽培后生，使得南岗学派得以在史语所之外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南岗学风的延续也有一份真挚的感情，郭廷以师离开近史所后经历了一些波折，可最终近史所重新步入正轨，令人庆幸。人非完人，不必苛求郭廷以师有多么完美的性格，他擅长于科研，但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不足，加之史语所的强压以及一些外界的压力，在福特基金事情上郭廷以师陷入困境，并于1969年离开近史所到美国讲学，1971年，先生卸任所长职务，离开了他一手经营的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病逝于纽约圣路克医院。自古文人相轻，郭廷以师的功劳与辛酸已由后人评说，以这种方式慰藉先生的一生操劳。2013-4-16

观门人口述，慕大师风采

在尘封的历史当中，总存在着一些本应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或事件，但由于时与势的缘故，我们并未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所以留存若干份时代的记录，无疑是为后人更多地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于以上的思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展了口述史的记录工作。而该工作的推动者正是近史所的创立者——郭庭以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以郭氏门人故旧的口述为主的《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无疑对纪念郭廷以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从书中众多师承郭先生学者口中，我们可以获得对郭先生在几个身份下的侧影，从而汇成一个完整地学人形象。作为学者的郭廷以，治学笃实、态度严谨，在史学著述方面以谨慎、缜密见长。他所遵循的“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的原则，颇具清代朴学风格。他注重史料的收集，尤其注重时间上连续性，以极大的恒心与毅力编写《事事日志》展现了精勤、坚定与忍耐的治学精神，为后人树立“真积力久”的榜样。作为教师的郭廷以，面容严肃，不苟言笑；所讲的内容有凭有据，句句有出处，而且内容丰富，有条理，有深度，更富启发性。授课的同时，他经常开列书目让学生阅读，以便让学生能接触第一资料从而得出自己的认识。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方面，注重研究性、方法性和启发性。他讲课的风格并不花俏，但稳重踏实，以其渊博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南港学人。他对学生期许甚高，他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会把它从头看到尾、逐字逐句地看一遍，并在文旁进行密密麻麻的修改和润饰，即便是遇到了十分不像样子的论文，甚至一开始都可以丢弃的论文，他也在火气稍平之后，拿回来帮学生修改，这也说明，他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背后，还蕴含着对学生的包容。作为近史所的创立者，他的筚路蓝缕的功绩是无可争议的。而作为一位有学术背景的领导者，他却毫无门户之见，唯才是举，对所有别业于不同院校的学生一视同仁。他总是选择有潜力的年轻人，亲自恳谈，诚邀他们来近史所工作，言谈之间颇具感召力。在工作中，他虽然严肃威严，但却极力维护下属，能够做到嘘寒问暖，扶危济困。他积极鼓励研究人员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任人唯才，在选拔接班人时，他完全从发展学术研究角度出发的角度，招致了一些下属的不满。他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而独立争取到的福特基金，虽然他把全部资金都用于研究工作了，自己从未分一杯羹，但“钱”毕竟惹来很多人赤红色的目光，从而使他饱受谣言的中伤，最后只能选择远走美国。生活中的郭廷以，为人率真，不喜欢闲谈，而喜欢探讨学术话题，对那些话不投机者虽然谈不上冷眼相对，但往往缄默不语，颇有无友不如己的样子。对晚辈他并不以长者自居，常常会就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向年轻人或悉心询问，或衷心赞赏。他晚年身居国外，生活清贫，但笔耕不辍，全力删改自己的著述，颇具颜回风范，而在这个时期最终定稿的《近代中国史纲》现在已经成为了了解近代史的首选之作。以上是笔者综合此书中各位述者的视角后，所得出的对郭廷以先生的认识，其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方家指正，以期让更多的学人了解郭先生的风采。

《南港学风》读后

这部书，我一直都以为是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计划中，关于郭廷以先生的访谈。当正式翻开此书，才知道这是关于郭廷以先生的一部回忆录。谈论的都是自己在近代史所的过程，而不是郭廷以先生的回忆。所以，此书以《南港学风》为题，则恰如其分。一、建立对于中研院的历史，大家都会立刻想到傅斯年和史语所。但是，大多数人很难想到近代史所，虽然知道郭廷以先生的《近代史纲要》，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创办者。而这部书中，则对于郭廷以先生建立近代史所的功绩的共同记忆。二、风波据说，史语所的功绩与傅斯年的行政能力是密切联系的。昔日王叔岷研究《庄子》，需要购买宋代善本，傅斯年就甩给王叔岷两条黄鱼，让他购书。如果没有傅斯年的提拔，就没有王叔岷先生的研究成果。郭廷以之于近史所就如傅斯年之于史语所的重要性一样，在六十年代郭先生与美国费正清联系，获得了福特基金的资助。郭先生将这笔钱用来购买史料和培养年轻人，可以说正是这笔钱培养出了大量的近代史研究学者。恰恰就是因为此事，引起了当时包括姚从吾、李济、吴相湘等人的抨击，以为郭廷以在卖中国档案给费正清，换取近代史所所获得的福特基金的支持。对此，正担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控告郭廷以卖档案。此事成了郭廷以先生的罪名，导致他向胡适提出辞职申请。三、口述历史对于近代史所的认识，是从网上了解到，近代史所有大量的口述史资料可以免费下载。因此，我从中看到了大量的过期口述史资料，也包括很多日记等材料，尤为珍贵的是有两段胡适先生的报告录音。这些材料，让我感觉到台湾近代史所的资料是如此的丰富。通过阅读本书，才知道口述历史计划，是郭廷以先生的主意。当然，这受到美国口述史的影响，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积累这么丰富的口述史资料，这与郭廷以先生的敏锐的学术眼光是分不开的。结语这部书，让我们回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南港，在那里郭廷以先生和同事们，白手起家创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虽然，过程中不免波折，但丰富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近代史所的成功。另外，这么多口述资料中，我看到一条资料，就是台湾近代史所招收的研究员中有一位是研究明代史的。这让史语所感觉到非常的不快，认为近代史所在抢地盘。而郭廷以先生则认为近代史并非仅仅以晚清民国为限，而应向上拓展研究范围。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语所的山头意识如何的强烈，而近代史所则唯才是举。

巍巍南港有遗风——讲述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南都推荐 2013年4月21日 韩戍三地近代史研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莫过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自创办以来，致力于档案资料整理、图书资源添购、研究人员训练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史料丛刊、口述访问记录、名人日记共三百余种，并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行世。六十年来，近史所形成了所谓“南港学派”，代表人物有张玉法、张朋园、王尔敏、陈三井、苏云峰、吕实强、李国祁、李恩涵、吕方上、黄克武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南港学派是如何形成的？何以人才济济？为什么会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以前两代南港学人口述回忆的形式，为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南港学派的形成近史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提议筹建，1955年成立近代史所筹备处，十年后正式设所，由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担任首任所长。郭廷以受命后，以任教于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时期的学生为班底建所，其后广泛招纳留学海外的台湾学生来所工作。初期的近史所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收有清末民初的全部外交档案，进行档案整理和资料编排出版工作。其后，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四十多万美元的资助，用来购买国外的图书资料、选派人员赴欧美留学，资助同人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在社会名流沈云龙的协助下，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访问了白崇禧、齐世英、杭立武等数十位近代名人，形成访问记录出版，以补正史之缺。当时的中国大陆，文科被斥为无用之学，近代史研究被等同于党史研究。其后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被彻底打倒，学术研究完全荒废。近史所却在海峡对岸接续了民国的文脉，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了新的范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早期南港学人近代史研究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年代学、通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三个方面。郭廷以出身于南京高师，深受史学大师柳诒徵影响，其著通常以传统的年代学为基础，如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就是逐日记载历史大事的年代工具书。但其又受蒋廷黻影响，史著目的并不在于考据、辨伪、补注和订误，而是弄清近代中国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作通论性质的探讨，研究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便是显例。南港前两代学人几乎全部都是由郭廷以亲手选拔、点拨、训练，因此在治学风格上基本继承了郭廷以的研究范式。如陈三井的外交史、王尔敏的思想史、张玉法的政治史、苏云峰的教育史等，虽然都是专论，但目的都是展现近代中国历史某一方面的完整情态，最后达成通识。近代中国有两派主流史学，一派是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治史学派，强调历史就是史料学，专注于考据、辨伪、订误等事；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宗，常以教条理论解释历史，依附政治而成为时代主流。南港学人的史学独立于这两种主流史学之外，注重史料却不流于琐碎，以建立通识为目的，注意西方理论却不标榜迷信，一切论从史出。在当时，这是南港学派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今日看来，虽经半个世纪，新理论层出不穷，研究方向不知几变，却无丝毫过时之虞。南港学派的形成，也得益于南港学人的刻苦努力。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回忆过，当年从事整理档案、编排资料的繁重研究工作。如郭正昭回忆，当时所里同人干劲十足，到晚上十点多，还有很多研究室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对研究投入极大热情。至于编辑整理档案，更是非常繁重，要先做提要目录，其后全面抄写，再用老式方法圈点。印刷锌板烧制好后，还要再次校对，进行补圈或改正。近史所每个月定期召开同人研讨会，各人报告最近研究的问题并激烈讨论，在批评和辩难中共同进步。许多人的专论，就是在这种讨论会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成型。近史所早期的研究人员，多是中学教师或历史系本科生出身，未入研究院深造，但在近史所整理档案、编订史料、参与研讨，所接受的训练不亚于就读欧美大学的研究所，因此苦读出师后，每个人都能交出卓越的研究成果。“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治学必须摒弃浮躁的情绪，有耐心下艰苦细致的工夫，甚至将学问视之如生命，埋头耕耘，不计名利。如果没有勤奋努力，再丰富的档案资料也无法转化为研究成果，这对学人而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知识分子的内战当然，近史所也并非象牙塔和乌托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非常严重的麻烦和纠纷，这几乎让所有受访者都痛心疾首，让旁观者也颇感“一切学术史都夹杂着斗争史”。民国的学术派别一向有南北之分，即有所谓“南高派”和“北大派”。郭廷以出身东南大学，属于南高派，并不被北大系统的胡适、李济、黎东方等人认可。近史所筹备时，胡适就表示，从未听说过郭廷以其人，应该让其到国外看看，了解一下世界的情况。其意思便是：“他不是我们的人”，似乎不足委以重任。中研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的李济等则不太同意建所，认为近代史距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完全研究清楚，即使设立，作为史语所下面的一个分支即可，不必另设机构。李济也看不起郭廷以，甚至经常当面指桑骂槐地对郭廷以冷嘲热讽，在种种事务上对其打压。著名历史学家、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吴相湘则指责郭廷以和近史所同人“尸位素餐，不做研究”。大师失和，徒为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事相互攻讦，可谓“知识分子的内战”，让人看到了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所内，也存在着种种人事矛盾和党争内斗。郭廷以从中央大学带来的三位开门弟子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都曾与其师反目。王聿均的资格最老，却因为拿不出研究成果，迟迟未升为正研究员，亦被郭廷以安排迟缓出国。李毓澍研究能力最弱，却最擅长排挤新人，在郭廷以出国期间，因未被指定为所务负责人而心怀不满。黄嘉谟亦对那些有海外留学经历、成果斐然的新进同人多有嫉妒。三人包揽院务、排挤同事、打压后进，在所务问题上和郭廷以针锋相对，最后竟然围攻指责。李毓澍甚至向“立法院”举报，称郭廷以向海外出卖档案，引起立委们对郭廷以的质询。黎东方等院外人士，因和郭廷以参加国际会议未受重视，且嫉妒“福特基金”数额巨大，未能分得一杯羹，则在杂志上造谣说近史所是共产党通过费正清渗透到台北的据点，攻击郭廷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内事务因此一片混乱，郭廷以负气辞职，远走美国再未回台，最后客死他乡。院长职位由老朽的御用史学家接管，近史所一度几成官僚机构。利益导致纷争，学人亦未能免俗，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之处。夹缝中的学术独立不过，这只是近史所发展过程中的支流。南港学脉并未因此中断，经吕实强、张玉法、陈三井、吕方上、陈永发、黄克武历任所长的努力，近史所薪火相传，依然是近代史研究的顶尖机构，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吸引着无数学者前往寻经探宝。由此，不仅让人思考近史所的成功之道。可以说，当年这批学人的研究环境得天独厚。他们几乎拥有近代全部原始外交、经济档案，而且是第一批读者。在近代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从中择一研究，即可成为某一方面的开拓之作。后人的研究，必须沿着南港学人的足迹进行。再者便是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使得近史所有经费开展国际合作，为同人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环境。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拥有相对的学术独立和研究自由，学人基本可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意志。当时的台湾并非黄金时代，白色恐怖盛行。大陆的书刊绝对不可以购买阅读，近史所曾通过香港采购大批大陆书刊供研究用，却被安全部门查扣。研究中亦不得评价领袖，近史所出身的赖泽涵，因为毕业论文中对蒋介石有所评论，毕业后政治大学不敢接收，最后只得到三民主义思想所任职。院内竟也潜伏着情治人员，随时向上方报告院内的动向，甚至有人以“钓鱼”的形式用红色书刊引诱南港同人入罪。但是，威权政治并非极权政治。从民国以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开创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学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台湾时代。只要不涉及国共问题，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受限制，学者可以自由选题，决无钦定研究所谓“封建社会分期”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何时之事。学者亦无须听从政治的呼唤，至少一张平静的书桌可以安放，可以自由探索求知，不必担心被遣送到“牛棚”或“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府中的开明分子也比较尊重知识，希望能从学术研究中获得分析解决问题之道，因此积极配合研究。比如外交部、经济部都愿意将收藏的档案移交给近史所用来学术研究。在院内，郭廷以也很少干预同人的选题，而是尊重个人独立研究的权利，让研究员们通过整理、阅读史料发现兴趣点，再根据兴趣点自由选题形成专著。学术环境独立，研究不受政治干涉，学者生活有尊严，是学术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实在应该引起此岸教育决策者的重视。

史学大师的风采和近代研究所的故事

近来，九州出版社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推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的书籍。我手头的这本《南港学派——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本。毫无疑问，从这本书的副标题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是以郭廷以先生为核心人物，围绕他来讲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和发生在所中的故事。郭廷以是何许人也？可能我们大陆的史学界并不是很熟悉。因为1949年后，郭廷以去了台湾，而他的主要的学术著作就是在台湾出版的。晚年离台去了美国，并病逝于纽约。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史学著作才在大陆陆续出版，为史学界渐渐了解。我对他的了解是通过他的一本著作——《近代中国的变局》。我读的是九州出版社2012年5月的版本。在这本书中，郭廷以先生分析了中国150多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进行了展望。郭廷以自己不但写的重要的史学著作，诸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纲》等，而且他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很重要事情，筹备和创建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筹备，到1965年正式设立，郭廷以可谓是筚路蓝缕，辛勤擘划，鞠躬尽瘁。通过他和他的同事和门人的努力，使得这所新成立的研究所成立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团体。郭廷以是功不可没的。郭廷以的史学眼光是卓越的，他大力倡导口述历史的研究。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来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手段。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其实也不亚于文献档案。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或见证人，用文字笔录下来，有些有进行录音、录像等。这些记录可与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相参照，可以让人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近代所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民国时期的资料，这对于研究民国史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口述历史研究的一个成果。近代研究所跟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是最为人关注和引起争议的。跟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使近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也充实图书设备，并让所里的一些青年学者获得了赴美留学进修的机会，拓展了他们的治学眼界，提升研究的水准。从1962年至1972年，近代研究史所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约42万美金的资助，在当时这么大一笔钱也引起了其他台湾学人的眼红，很多争议和不满由此而起。这本书细致的多角度地记录了郭廷以先生创办近代史研究所的艰辛过程，并比较详尽讲述了郭廷以及其同事和他的弟子的故事。一代史学大师的风采和整个研究所良好的研究风气跃然纸上，让后人敬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