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纲目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0
ISBN:9787544352116
作者:姚中秋
页数:498页
作者简介
以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来深刻分析梳理中国历史；
揭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发展一以贯之的发展之大道；
著名学者秋风的经典大作，中国历史文明的独到解构；
读《国史纲目》，做新中国人。
前有钱穆之《国史大纲》，今有秋风之《国史纲目》，皆是对中华历史的敬意之作。敬意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理性。华夏文明多元丰富，变中有其不变，恒常中又有自我鼎新。秋风的著作，以儒学为经纬，上下纵横五千年，抱天下之关怀，发一己之睿见，实为国史中之大观也。
近世以来，中国学界颇习于以通史体裁撮述吾国之历史，虽线索明晰，逻辑雄辩，但皆依循西方历史演变之道，对吾国祖先各种制度创制和思想遗迹随意裁量，断以己意，难免误解丛生，致使其自身演变轨迹晦暗不明。受西学规范之各类专门史著，对吾国制度思想之阐发，虽时见功力，却又常显枝蔓疏离，难得其要，缺乏贯通性理解。
秋风此书怀揣对国史书写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尊仿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及钱穆《国史大纲》之例，专意从礼乐制度之肇造入手，在力图贴切释读古文献中若干关键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华夏治理秩序之演变轨迹。立国之道，在乎两端，一为政统之确立，一为治道之完善，两者交相为用，一体两面。此书扣紧这两面关系，对吾国政教关系之源起、转型与崩解过程做贯通式解读，对单一王权与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多有独到研判，对各朝世道人心向背之缘由亦有精到分析，足以为吾国民理解治乱兴衰之道之范本。
书籍目录
目录
著者告白1
卷一肇造
第一章尧舜之道3
第二章治道之凝定19
第三章文武之道32
第四章周公制礼46
卷二封建制
第五章君臣之道61
第六章君子共和75
第七章礼89
第八章礼治100
第九章君子113
第十章夷、夏之分与合126
卷三大转型
第十一章圣人孔子141
第十二章诸子百家（上）159
第十三章诸子百家（下）175
第十四章王权制189
第十五章秦制203
第十六章黄老之治216
第十七章现代性229
卷四汉晋体制
第十八章第二次立宪245
第十九章共治体制260
第二十章汉晋体制275
第二十一章文雅289
第二十二章族群融和304
第二十三章佛教之中国化321
第二十四章唐宋之变335
卷五宋明体制
第二十五章宋代士人之振拔349
第二十六章宋代宪制364
第二十七章征服与专制化387
第二十八章明代士人之挺立399
第二十九章宋明社会自治411
第三十章天下格局425
卷六现代
第三十一章曾国藩443
第三十二章现代转型456
第三十三章绅士建国468
第三十四章激进化与保守
内容概要
姚中秋，笔名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院长。曾致力于译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普通法宪政主义，译著十余种。近年致力于儒家义理之阐述，中国治理之道的探究，与中国治理秩序历史之研究，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二卷《封建》，《重新发现儒家》、《儒家式现代秩序》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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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之本质，不外“周制”与“秦制”两大制度与传统。中国历史五千祀之演进，亦不过周秦二制之消长迭用。今人言国史，动必称“封建专制”。殊不知“封建”与“专制”判然两极，迥不相涉，分属周制与秦制两大传统。而“封建”之周制，恰恰保障自由，解构专制。国人于华夏文明之鄙薄与诬妄，歧出百年，历迄于今。中国政治历史，当分二制五代。二制曰周制，曰秦制。五代曰唐虞夏商之共主制时代，曰西周春秋之封建制时代，曰战国之王权制时代，曰秦朝之（绝对）皇权制时代，曰由汉迄清之（相对）皇权制时代。其中，第一二代总为周制时代，第三四代总为秦制时代，第五代则为周秦混合制时代。周制时代一：唐虞夏商之共主制时代家国天下之封建共同体五帝三王皆封建，而盛备于隆周。周制，即经典封建制。唐虞夏商四代乃封建制之原初阶段，虽有共主，制犹松散粗疏，径可谓共主制-原始封建制。尧舜力行封建，致力于华夏共同体之凝成。黄帝其时，虽已为华夏诸侯尊为天下共主——天子，然其详不可得而闻。降及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始明确构建一“九族（家）——百姓（国）——万邦（天下）”层层封建的共同体秩序。文明之初，地广人稀，人类生产力与组织力底下，无力构造后世的大一统国家与集权中央政府，故惟以部族状态分散聚居。帝尧之勋烈，即在继黄帝为天下部族松散联合之共主后，大大加强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天下之凝聚联系。“族”者，乃其时最小最基础之共同体单元，一血缘地缘共同体。帝尧欲凝造华夏共同体之天下，自当由内及外，从高至卑，于己之亲族始。亲睦九族即是。“九族”者，古文经以为自高祖至于玄孙为同姓之九族，今文经以为父四母三妻二为异姓之九族。纵向横向，合而观之，即一由血亲姻亲聚合而成之亲戚共同体，是人类最原初亦最稳固的以情感为纽带进行之聚合。此不但是华夏共同体之初基，亦是整个封建宗法、儒家文明赖以为系之础柱——恩爱流凑，会聚宗族。“百姓”者，即“百官族姓”、“群臣弟子”。《左传》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隐公八年》）《尚书正义》孔疏云：“谓建立有德以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赐之以为其姓，令其收敛族亲，自为宗主。”（《尧典》）宗族是最基础的共同体单元，构建于宗族之上者即部族——“姓”。伊祁姓之陶唐氏，姚姓之有虞氏，即是众多宗族（九族）聚合而成之部族。部族之合成，已超越了宗族自然恩爱之情所能维系，而需新的联结手段——封建：因生赐姓，即分封土地而命赐族姓。封人者即为共主，受封者即为诸侯。诸侯在朝即为百官公卿辅弼共主，诸侯在野即为百国酋长治理部族。百姓部族中没有哪一个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但诸侯皆共同承认帝尧天子之君的地位而为其臣，君臣、群臣之间亦相互承认其权利与义务。是以百姓昭明，万邦协和——天下百族万民和谐各得其序。此即华夏共同体封建秩序之肇造：部族共同体们相互承认其既有势力与统治现实，以由下而上的承认之封建联合为更高层级之天下共同体。由初级共同体“九族”（一家宗族），至于中级共同体“百姓”（百国部族），至于终极共同体“万邦”（万民天下），帝尧初步构建了华夏共同体的三级封建秩序：家——国——天下。唐虞禅让，舜继其功；大禹治水，启家天下。至于《禹贡》，置九州，定五服，封建秩序的策命朝贡体系进一步确立，安排由上而下的自觉之封建。历夏迄商汔千馀年，华夏共同体都在持续生长中。然封建制之再跃迁，终须有待于周人之崛起。二：西周春秋之封建制时代夏商所封建者曰方国，共主方国之间关系尚属粗疏松散，而周亦本一商之方国。惟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周革殷命，封建天下，而经典封建制始极其辉煌，华夏共同体乃尽其伟大。孟津之誓，诸侯业八百。周人天命既膺，《史记》则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云“封国八百”（《诸侯王表》），可见其时诸侯之众，力量之钜。周革殷命，绝非徒恃周人一族之力所能克就，而是联盟百国万邦诸侯方国共成其事。伐纣之师中，诸侯兵力亦占相当之比重。见于史记者，即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大方国。故武王虽为讨商联盟之盟主，实亦诸侯，犹非天子，其事必与岳牧侯伯与国盟友共之而不得专。名依实立，势随理贞。是无绝对之力量，即无绝对之权力，更无由集权与专断。故周人之得天下，以诸侯；治天下，与诸侯。必欲安顿周室与诸侯之关系，则势不得不封建。而封建之要义，即在于分权与共治：华夏共同体之治理权，次第由周王之天下（王畿）、诸侯之国（国都）、卿大夫之家（采邑）三级封建体层层分配，君臣共治。武王周公两度大行封建，“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左传》），馀皆异姓诸侯。中国经典封建制之共和性质，即显于沈湮夏商千年后华夏公天下性质之昭暲复生；而周制之洪范伟业，亦由此铸造。然则何以致之？周人之封建所以远迈前代，周德之历数所以独享八百，文明辉耀遗泽于今；深究其因，当在二端，即其天命观念之革新与礼乐制度之隆作。1、周殷革命之天命公共观与革命合法论“昊天上帝”乃华夏共同体邃古以来天道信仰所敬奉者，历代世俗政权之超越合法性无不源于此天之授权——天命。黄帝既为天子，合符诸侯，置监万国，“鬼神山川封禅”（《五帝本纪》）天地，明己受命于天、共主天下之合法性。舜继尧位，“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典》），“上帝”一词首次明确出现于华夏圣经。禹继舜位，亦祗承“天之历数”（《大禹谟》）。是早在公天下时代，天道信仰确立已久。政权合法性天命之转移，在于王王共和之禅让；世俗治理者君德之上配，系乎圣圣心法之传授。此时之天命，深具公共性，不限于一家一姓，惟有德者得道受命。至于天下为家，天私一姓，夏商代传，岁逾千载，在上者久假不还，在下者弥失莫讨。故桀有比日之讥，纣发有命之誖，天命之私有化日甚一日。以至于殷人自以为上帝之子（《诗·长发》：“帝立子生商。”），上帝即其祖先神；天命永在殷人，殷人永掌政权，俨然“选民”心态——而公天下时代之天命转移观念遂焉湮没。至于周商革命，势复剧变。“天命靡常”（《诗·文王》）、“唯德是辅”（《蔡仲之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周人革命与封建之丕烈懋庸，端在其超越层面以德配天之理念与世俗层面宗法礼乐之制度两大创举。为打破殷人于天命与政权之垄断，为自己的革命与建政提供合法性，周人回复公天下时代之禅让共和精神，极力突显天命之转移性与公共性，并构建了一条“君德——民意——天命”的政权合法性证明逻辑，进而令周人构建的经典封建制深合共和精神。它虽无现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程序——选举，但它与之一样，将政权合法性建诸民意。只不过在前现代政教合一的古典时代，政权没有技术手段通过直接的人民选举以证明其合法性，而只能通过间接的人民认同——天下归往（民意合法性）——以证明其合法性。民意既至，天命（超越合法性）随之。因“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天本为民作君，故天命必随民意之转移而转移。超越合法性基于民意合法性，天命民意名二实一。而为君者所以致天命、得天下，皆在于“德”而已矣。斯与今日民主选举之思想实质别无二致：政权之归属取决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之认同与治理者本人之贤能，而与血统无关。此去日式天皇统治“万世一系”之政治理念不啻万里，而正亦周制所以深具共和精神者。虽然政权建立之后，政权的内部转移仍以血统世袭方式（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稳定可行的方式）进行，然周人天命观之最大革新，即在于重新确认了政权的外部转移之合法方式——革命，亦即重新确立了天命与政权之公共性。后世嬴秦狼心野望，妄除谥法，悖称始皇，极力垄断权力，觊欲传世无穷，正是秦制于周制之绝大反动与倒退。酷毒癑祸，遗痼于今。幸“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姓不再兴”（《国语·周语》）“国未不亡”（曹丕《终制》）诸公共性理念既久为华夏共同体所公认共识，虽民贼独夫者不复敢梦“祚与天齐”之僭妄。周制遗泽，于今赖之。一言以蔽之，周人天命观之复古革新，即在复立“天命有德”（《皋陶谟》）之政权合法性观念：回复尧舜公天下时代之共和精神，复明天命之公共性，并重新确立与禅让方式同样合法的政权外部转移之另一方式——革命。禅让与革命，皆始建君德，下孚民望，上膺天命，“参通天地人”，合法性具备，然后可以陟君位，建政权。此即周人通过天命复公共化与革命复合法化之观念革新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合法性获取途径：“君德——民意——天命”的逻辑证明链条。民意、天命互为充要条件，组成政权合法性的内涵，共同确证一个政权之合法。或缺或伪，此政权即为非法僭政，人民即有天赋之革命权以革其伪命。因为“皇天无亲”（《蔡仲之命》），天是公共性质的，天命-政权亦是公共性质的，天下-华夏共同体自然亦为公共性质的，天下人皆有权共治之。此即周人革命建政之初周制-经典封建制已天然内具的核心价值——共和精神。2、宗周宗法封建制之公共性政治秩序天命惟德的天命公共观与革命合法论，乃周人革命建政之理论基础。天命、政权、天下之公共性、转移性、共治性，共致周人创制之精神内核——共和：分权共治。社稷既立，宗庙当兴。宗周一代经典封建制即溶此伟大血统以降，华夏共同体之发展亦以跃迁，至于鼎盛。而此周制之核心，即曰宗法礼乐。“宗法”者，宗子继承之法：转亲亲为尊尊，变兄弟为君臣，别嫡庶，判公私。尧舜已来，宗族即为华夏共同体之基础共同体单元，以血缘情感之自然恩爱——“亲亲”相联结，组成一个熟人社会。然此亲亲之法，甚为局限，囿于私亲之属，而夏商已降华夏共同体之扩展亦为缓慢。殷道亲亲，兄终弟及，君权不尊，乱比九世，方国疏离。至于周人回复公天下之共和精神，创宗法人文之礼，转亲亲为尊尊，实现政治秩序之陌生化、公共化，而华夏共同体乃为迅速扩展。所谓宗法，即《礼记·丧服小记》所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诸侯之众子曰别子，别于嫡长，不祢先君，封卿大夫，别为小宗之始祖。别子之世世嫡长继之又为大宗，是为“继别”；祢谓别子之众子，众子之嫡长继祢又为小宗，是为“继祢”。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此之谓宗法。宗法以礼别异：别子卑之使无权祭祀先君，嫡长尊之使继位独祢先君。新君获得先君完整的治理权，众子兄弟不得比君。绝兄弟之血亲，别君臣之尊卑，转亲熟的私人关系为陌生化的公共关系。《礼记正义·大传》有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注云：君既为君，“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别嫌也”。孔疏云：“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绝宗之道也”，君“既管领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属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上亲君位也”，别子“不敢计己亲戚，与君齿列，是尊君也。兄弟相属，多有篡代之嫌，今远自卑退，是别嫌疑也”。概言之，宗法之别，即绝宗尊君：将私人的亲戚关系转化为公共的君臣关系。《白虎通义·宗族》云：“宗者，尊也。”《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是宗法以“礼”别君臣之尊卑：君独得继先君之权，君独行祢先君之礼；馀皆臣下，无论亲疏。周人经典封建制中共和精神之所以彰显，华夏共同体之规模所以迅速扩展于宗周一代，涵容诸多殊异陌生之族群于一政治共同体中，关键皆在于此伟大制度——礼之安排：公共性的君臣关系。此即《仪礼注疏·丧服》贾疏云：“君是绝宗之人，亲疏皆有臣道”，周室于诸侯绝亲戚之私，同姓异姓皆平等为其臣，一视同仁，一体对待。公天下精神之复归，即带来天下规模之空前扩展——公共参与，无私无限。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部族乐于积极参与周人之天下，以其能够得到与周室功臣乃至亲戚一样的对待：他们皆处于公共性而非私人性的君臣关系中。“君者，群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有合群之道。一族之中，合以亲亲；万族之上，合以尊尊。尧舜已来，家（宗族）国（部族）天下，皆以亲亲——恩爱之道合，故其规模终小。部族之间，既无血亲，终以疏远。共主与方国，亦但松散之联合。至于周人，亲亲一变而为尊尊，天子诸侯以礼——公共性君臣关系相合，遂乃迅速超越私亲拘囿，天下规模得以大为扩展。故知周殷革命，实古今之剧变，而周人之政治智慧特为卓荦。昔人既察之。《举贤良对策》云：“殷上敬，周上文。”《史记·梁孝王世家》云：“殷道亲亲，周道尊尊”，“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春秋公羊解诂》亦云：“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是皆明周文而殷质，周尊尊而殷亲亲。周制宗法之礼，其核心嫡长子继承制者，即所以别嫡庶之尊卑，绝兄弟之私望，成君臣之公心。礼者，转亲亲为尊尊，别兄弟为君臣，实现政治秩序之陌生化与公共化。宗法制成为了封建制的内在支撑，二者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周制：宗法封建制。华夏共同体随之超越亲戚部族之上而迅速扩展联合。横向空间而言，封建制法定了华夏共同体治理权之分配格局：天子（王畿）——诸侯（国都）——卿大夫（采邑）——士（卿大夫家臣）。纵向时间而言，宗法制法定了华夏共同体治理权之转移方式：于天下，则天子之嫡长继天子为大宗，宗子得祢先君祀七庙，而天子之众子封诸侯别为小宗；于国，则诸侯之嫡长继诸侯为大宗，宗子得祢先君祀五庙，而诸侯之众子封卿大夫别为小宗；于家，则卿大夫之嫡长继卿大夫为大宗，宗子祀三庙，而卿大夫之众子为士为小宗；士则嫡长为嫡士祀二庙，众子为官师祀一庙。别子为祖另建宗统，嫡长祢君嗣袭君统，宗统与君统分离，亲亲向尊尊转化，“不以亲亲害尊尊”（《穀梁传·文公二年》），血缘恩爱的联结作用让位于公共法则——礼。如是，则实现了政治秩序中私人性亲戚关系向公共性君臣关系之质变，回复公天下时代之共和精神，成就华夏共同体之跃迁发展，乃周制之至伟处。周制封建之著庸，关键即在周礼宗法之成功：以文易质，由私而公，以尊尊代亲亲，以嫡长继承废替兄终弟及，实现封建共同体内亲戚治理者之间的关系由兄弟至君臣的公共性转化，亦即完全实现了华夏共同体政治治理秩序之公共化。3、礼义习惯法礼即习惯法，法定了宗周一代之公共性政治治理秩序。宗法制作为至关重要的转化器，通过礼实现了华夏共同体从共主时代部族血亲政治向封建时代公共政治之跃迁。不同于现代国家民主民治的民主政治，主权治权公在人民；亦异于秦汉以降君主士治的君主政治，主权集于君而治权共于士大夫；周制-经典封建制乃系贵主贵治的贵族政治，主权治权均分配于贵族阶级中：主权由天子、诸侯两级分配，治权则直至卿大夫三级分配；上级“非礼”不得侵夺下级之权力——主权（君位）与治权（封地）。“礼”在其中实际扮演了宪法角色：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包括各级治理者与受治者，无不受礼之法定。孟德斯鸠《法意》以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同属共和政体。于兹言之，则二者皆内具宪政共和精神。不过一则以“法”，一则以“礼”，充当“宪法”，实施“宪政”。所谓共和，即是权力（主权与治权）之分配与公共；所谓宪政，即是包括上至最高权力者（民主政治中最高治权者，贵族、君主政治中同时包括最高主权者）在内的全体共同体成员皆在“礼”“法”规则的法定之下。周人经典封建制之所以深具宪政共和精神，即在于其内核基础——宗法制之礼的陌生化转换作用：周制贵族政治建基于血缘关系，却又用从中锻鍊而出的宗法规则超越了血缘关系自身，迈向公共政治。而作为周制-宗法封建制时代习惯法之礼的根本规则，一言以蔽之，即“义”。《礼记正义·丧服四制》云：“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孔疏云：“门外，谓朝廷之间。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绝私恩”；贵贵者，“谓大夫之臣事大夫为君者”，尊尊者，“谓天子诸侯之臣事天子诸侯为君者”；“以义断恩，内外如一”。以尊尊之义绝亲亲之恩，实现政治秩序之陌生化与公共化，此即礼之大义。虽然宗法制下治理权之分配仍以嫡庶亲疏为依据，然权力未分之前，犹有兄弟之私恩；名分既定以后，但存君臣之公义——治理者之关系已然公共化，私人亲戚关系已被隔绝于公共政治秩序之外。事实上，宗法之礼本就包含了上公下私两套独立并行的权力分配系统：卿大夫士的爵位与采邑禄田的封地，此种下级封建共同体中的私有性政治权力，依“宗统”亲亲之私恩的血缘规则自然转移；而天子诸侯之君位此种上级封建共同体中的公共性政治权力，则靠“君统”尊尊之公义的普遍规则来人为区隔于宗统中的一切亲戚之上。故“以义断恩，内外如一，虽复大夫与王侯有异，而其臣敬不殊，故并云‘义之大者也’”（接上孔疏）。于大夫之私封，固纯以血缘相袭，亲亲是也；于王侯之公朝，则必以礼义相别，尊尊是也。其关键即在于大夫、王侯权力性质之异：前者爵禄之世袭只涉及私人领地之治理，但有治权；后者朝廷之组成更关乎公共政治之行政，兼有主权——故朝廷中的君臣关系必然是公共性的。治权可私主权不可私：拥有主权的政府中治理者间的关系必然是公共性的。而只有治权的卿大夫虽不同于有主权之王侯，然一旦进入他们的公共性政治层域——王庭与公庭，亦必以义断恩。贵贵尊尊，异名同实，皆不过谓以君臣之公正疏别代亲戚之私偏亲结而已。此即宗周宗法封建制时代之习惯法——礼之规则：“‘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四年》）言礼为习惯法，关键在于宗周时代，下至庶民，上至天子，无不循礼而行，依礼以治；虽南面之君，非礼不得动。能够约束各级以至最高权力者（主权者与治权者），方能称得上是宪法性规则。“礼者别宜。”（《乐记》）宜者，义也。以礼为法，以义为则，彰君臣之公义，绝亲戚之私恩，然后可以公平遐迩，共和天下。是用圣王有作，必敩效天地，兴行礼乐，制文立义，垂宪定法。故《乐记》云：“礼者，天地之序也。”此周制所以法天地而则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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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力荐这本书，一是因为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能对中国历史进行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重温与审视，在当今这个几近西化的社会殊为难。第二是读此书如同当头棒喝，让读惯了西方通史类型的中国读者可以警省，中国的历史虽然是一种史实，但它不只是冷冰冰的年代事件人物，更多是的人的活动，人的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交互所形成的、我们的祖辈们生生经历过的过往，它是有血有肉的，是温暖的，史书当如此，如司马迁《史记》，不仅记录的是史实，更是体现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愿，这种大愿是出自人心的，所以也是温情的。第三方面该书不但呈现了现代中国学者的自主原创性，而且其内容的严谨性与思想性也给国人以极大的启发，很具参考价值。秋风此书与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脉相承，是目前市场上、学术界均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而且此书逋一面世，即被多所高校的教师与学生自发集体购买，足证其价值。如此，我愿意力荐这本书。 -
曾经无数次想象，能有一部既能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滋养，又能有现代思想为底板的新的资治通鉴。看到这本《国史纲目》 终于还是等到了。现在的中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但是，当下人们对政府的失望，对社会道德的失望，对人性的失望，已使社会和政府逼到一个不得不深思的地步，如何治世成为全体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精彩短评 (总计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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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 -
曾经无数次想象，能有一部既能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滋养，又能有现代思想为底版的新的资治通鉴。看到这本《国史纲目》 终于还是等到了。现在的中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但是，当下人们对政府的失望，对社会道德的失望，对人性的失望，已使社会和政府逼到一个不得不深思的地步，如何治世成为全体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
读《国史纲目》，做新中国人。
前有钱穆之《国史大纲》，今有秋风之《国史纲目》，皆是对中华历史的敬意之作。敬意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理性。华夏文明多元丰富，变中有其不变，恒常中又有自我鼎新。秋风的著作，以儒学为经纬，上下纵横五千年，抱天下之关怀，发一己之睿见，实为国史中之大观也。 -
姚先生将周人组织解释为封建契约，将孔门师徒解释为模拟封建君臣的小共同体，看重永嘉之乱后士族小共同体艰难守护并重建文明的重要价值，从诸夏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把握线索。缺点是有过于美化处。 -
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出，作者用了大量的文字解释为政的方法，很多道理以前不知道出处，看完之后在真正理解。 -
以中解中，走出削足适履的西学范式，抹去西派马派涂给中国历史的种种异色，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夏史。接续史迁以来的国史书写，秉持钱宾四先生“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观，铿铿然发今甿之聩，一如《华夏治理秩序史》以来秋风先生“重写中国史”之宏愿也。此书提纲挈领，为《秩序史》之浓缩简纲，甚宜有慕于传统文化者一 -
满口胡言 -
儒家重建自己的历史叙事的新尝试。 -
北航的孩子被强迫着安利了这本书，我只想说这尼玛不叫国史纲目，叫儒史纲目。就算你是儒生，也麻烦尊重历史客观写书好吗 -
中国的历史,很难找出一个客观而真实的.被改得太多.而一个人,要想读完详尽的中国历史,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我想是比较难的.而这本书,就给了一个大家大致了解的方式.个人觉得很不错 -
民哲气十足，出版社真是什么书都敢出 -
没有逻辑的烂书一本。想读还是去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吧 -
和我们历史书中不太一样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
搞经学的人，为什么不关注史学界研究的新进展…… 这是历史发明家吧。 -
已读七章百页。与其说是史纲，不如说是@秋风论道 的经学理想国。比起《通鉴纲目》、《国史大纲》尚有距离，先生勉之矣。 -
新儒家代表秋风的的新作，尧舜至今的中国历史，华夏治理秩序史的简洁版 -
不是那么深入的谈论某一个问题 看来这种大国大历史的纲目确实难写 -
作者算是新儒家吧？全书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梳理了上下4000年的历史。然而本书的态度和内容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一是只提儒家的好，不提儒家的缺陷；二是只提传统体制下儒家的温情脉脉，不提法家的冷酷无情。殊不知传统体制的真正性质乃是儒表法里，佛道墨等杂糅之。
本书具体内容也缺乏坚实的印证资料。 -
读完更加困惑 -
从书名上看，纲目体是专门有所指，如朱子的《通鉴纲目》，这本书显然仍旧是章节体。从书的内容上看，秋风的文章一向不难读，但问题在于他太过强调概念先行，这就导致这部书只能是借历史完成的史观，而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全书引文不少，但绝少出现注释，宋代以降大量引用邓小南和余英时的论点，却丝毫不标出处。这种书只能算是一种编纂，不能算是著作了。 -
看得出来，作者确实下了大功夫，一大部头书我花了不少时间看了下来，虽然没有字斟句酹，但确实收获良多，其间的脉络非常清晰，年月事件的出现是果，贯穿中国历史的主线变更才是因。这才是我想要读的历史，虽然以前的历史书的史实非常到位，但给人的却是五里迷雾之感，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当然作者说的也不一定绝对正胡，但确实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去感受我们中国的历史镇定往，所以我给个评价，这是本好书。 -
很有兴趣，推荐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