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翅[增订本]
出版日期:2016-6-1
ISBN:9787807680873
作者:庄孔韶
页数:471页
作者简介
庄孔韶教授《银翅》一书，是林耀华先生著名人类学小说《金翼》的学术性续本。1986—1989年间，庄孔韶数次回访“金翼”黄村及相关市县镇村，累计十四个月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完成了这部混合多种写作手法的学术作品。《银翅》展示了上个世纪20至80年代末中国闽东乡镇社会文化变迁的绚丽画面，其中，基层军政结构、古今关联、理念先在和文化的直觉论是本书特别倚重的创新理论。《银翅》这一携带着完整传承与应变信息，以及重拟“察机”之家族过程的中国样本，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寻味。
起初他（庄孔韶）透过我的《金翼》首次认识了福建乡镇社会的过去；如今我则从他的学术性续本《银翅》很快发现了我家乡变迁中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性。 ——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 1995年1月27日
这是一部观察入微、文笔细腻、叙事长远的反思性民族志 (reflexive ethnography)。 除引用闽东农村第一手社会史数据外，庄教授更系统回顾了当代西方人类学重要理论发展，将台湾学界对中国农村现代化所提出的见解与假设一起、揉合于一堂。对有意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何以会出现如此坎坷多难困境的研究者来说，应可在本书寻得满意的答案。
——著名人类学家 学者黄树民 2014年8月15 日
庄孔韶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第一位人类学（民族学）博士，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翘楚学者。《银翅》是庄孔韶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著作。《银翅》虽然是学术著作，但本书采用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学风俗志的小说写法，写出了福建古田作为中国地方文化缩影的变迁，采用史诗式的视角，可以看到土地改革的激烈斗争，基层军队和政治的权力博弈，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馑和灾难，“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戏剧性表现，改革开放带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激增，福建重男轻女思想在地方家庭中令人扼腕的广泛影响，民间宗教信仰视角下的“灵异”……深受儒家传统浸淫的农业传统文化中，仍然可以生长出顽强务实的商业精神，颠覆了中国数千年来对儒家“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理解，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形成了东方式的呼应。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历史风俗地方志，不但适合学者研究之用，也适合一般爱好者阅读。
本书将于2017年由美国权威学术出版社引进英文版。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i
林耀华序Ii
黄树民荐言iv
作者导言vii
第一章重访金翼黄村1
第二章农人与田制19
第三章“汉堡包”结构：新绅与军人集团35
第四章谷地之火64
第五章后—张鲁社会大实验88
第六章革命的思维与行动122
第七章银翅舒展145
第八章松软的田埂165
第九章在流通的链环上188
第十章宗族与房的理念与行为209
第十一章家族主题变奏（一）240
第十二章家族主题变奏（二）264
第十三章女神陈靖姑信仰299
第十四章并存的诠释与选择（一）：道教与佛教321
第十五章并存的诠释与选择（二）：儒家思想及其制度340
第十六章并存的诠释与选择（三）：基督教360
第十七章文化与人事的过程378
第十八章反观法和文化的直觉主义：一个扩展的讨论405
参考书目441
今日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464
内容概要
庄孔韶，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后研究，访问教授和访问学者(1990-1994)。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研究员(1997-1998)，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国际伦理道德委员会委员、美国摄影师学会终身会员。现任浙江大学讲座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宗教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专业期刊《人类学研究》主编。近年来的重要著作有：《行旅悟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人类学通论》（主编）（2003年国家图书奖），《人类学概论》（主编）（2006年国家级规划精品教材），《来自中国的影视文化视角：方法论、分析与电影呈现（英文版）》（多人合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等。近年来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其医学人类学纪录片《虎日》（暨学术论文）获2004年中英项目（HAPAC）奖和亚洲“最佳实践”奖。本书《银翅》的配合影片《端午节》（英文，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成功入围美国纽约米德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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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没有缓解、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重男轻女倾向。中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潜心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三十余年，研究范畴涵盖地方经济、文化与人口、宗教等。这篇书摘来自庄教授学术里程碑式的著作《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深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这一文化痼疾的成因和现状。】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共同特征是：中国家族农业首先靠男劳力，密集劳动，精耕细作，取得收益。显然，男劳力多是一个巨大优势。近年来中国农人在小块的零散的土地上注重化肥、除草剂、良种的功效，而绝少在农田机械上投入注意力和金钱，这是农田机械在细碎土地上发展的困境，既然男劳力过剩，何须再添置昂贵的农机呢?多生男孩可分担赡养老年父母，在最近的将来，所谓养儿防老仍是农村家庭不可缺的功能，这和父子宗祧承继的儒家理念仍可获得整合。农人相信父子延续的价值，例如福建乡下的葬礼，有几个儿子就擎几支“孝男杖”，掩埋后逐一插在坟上，表现父子承继，所以湖口黄宏诗说： “只生女儿不行，女儿一出嫁，父母就成五保户了。”与此同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早婚。例如在福建农村，生活改善以后，婚龄越来越早，20岁以前结婚者已达45.37％（福建，1982年统计），而黄村周边的少女都想在17岁、19岁（18岁为地方大忌，见第十三章）结婚。早婚的实质是为在一定时期内缩短代际周期，增加世代劳力（男）重叠机会，壮大家族力量，利用家内统筹分工并减轻农家的劳务负担。由于古今一贯的中国农人土地分配制度，均取依肥田瘦田、远田近田、山田水田平均与搭配分配的传统，常使一家人的土地七零八落，家内劳力必须东奔西跑，甚至常有在10公里半径间来回周旋耕作，耗费人力和时间甚多，也是多育之重要动机。 （1983年我在云南西双版纳山民中发现同类现象）当然本书上一章还提到宗族、家族人多势众的社会功能，为另一多育动因。总之，以前平均主义结构农业和现在家庭责任制农业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果，但都未能排除农人希望多生子的多种诱因。于是计划生育工作要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诸种努力，必然与农人文化哲学及其实行多育的行为发生整合的困难。无论是多育的惩罚，还是简单说教都不能排除上述诸种诱因，都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良好途径。问题的另一面是农人为了家族的利益用多种方式应对计划生育的规定，而且一个社区是否有超生，关系到基层社会工作的评价，故瞒报和漏报出生人口是一种可能的避免麻烦的应对方式。这里可见一种农人对官员、下级对上级的敏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直觉的回应性思维方式。 （见第十八章讨论）笔者很早就发现一些急躁的社会与人口的问卷者调查结果不准确，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农人思维及其表达之间的关联（他们是否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多种政治社会关系前提与文化前提下，形成了敏锐的社会场合性直觉思维与对策）。我曾在黄村以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五个月以后做生育态度的问卷和访谈试验，最终发现有不同的答案，依次为 “只生一个好” “一男一女较如意”和“二男一女最过瘾”。显然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约束下，第三个意向性答案符合笔者的问卷分析，而前两个答案则是受人们可以理解的理由所左右，因此是不真实的。不仅如此，当二男一女不能依次实现的情况下，农村多育和弃女婴、送女婴的现象便出现了。其后果是前述人口超生，家族形态开始变大和重新抬头的性比失调。然而还不止于此。由于计划生育的目标与农人家计愿望一直处于相悖的态势之中，基层控制人口的措施（严厉与否，收效与否）与农人和工作人员瞒报和变相瞒报（巧妙与否，成功与否）二者之间长年相互应对运作，十分棘手，影响了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农人隐瞒人口，很多人囿于同宗、邻里情面而不过问，一个调查者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了解乡村人口的细节。实际上弄清人们不愿意披露的家庭生育私事被认为是多管闲事，故非常不受欢迎。如果没有好的人缘，没有非同寻常的相互信任，没有巧妙的访谈和村人协助，短期人口调查问卷者实难搞清人口出生数。这并非由于调查方法的科学与否，而主要是因某种顾虑以及文化观察的人伦相对主义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限制生育的社会愿望与农人家业发展本身就有了矛盾，故罚款（一般超生罚款200—300元，三胎罚款500—550元）并未能限制生育，为了躲避超生的惩罚便隐瞒出生人口。故某一地区隐瞒人口已不是秘密，而隐瞒多少才是农家的秘密（村民内外有别）。只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变革和找到农民改变生育态度的新的教育体制才是有效的节制生育的出路，否则隐瞒出生人口的现象将不会终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考虑下述情况对人口统计结果、特别是对区域性性比，对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农村传统习俗和农民看待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的应对方式促成乡民采纳将幼婴送兄弟家养（特别是男孩），交换养育（女换男、男换女可以被认为是抱养，非婚生），持续传统风俗的是抱送养女（童养媳），这些情况有时发生在村内或邻村之间，有时则跨镇甚至跨省。弃婴、溺婴现象亦有披露，但为数不多。一些农人认为，凡上述事不用（或无所谓）纳入出生（死亡、迁出和注销的）人口登记簿中。从本章可明显看到福建乡村20世纪70年代家族制开始从70年代的弱小与残破渐渐发育起来。20世纪80年代家族继续发育壮大，因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开展，若干地方80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得以呈现，然而也有不少县镇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数字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如果考虑到瞒报人口（和人口悄悄移动）的状况以及人口基数逐年增大，某些地方公布的人口出生率曲线内涵仍带有相当的疑问。就笔者在有限的乡村、镇县调查，瞒报和漏报的人口相当普遍。如黄村6个村一再深入调查统计表明，有将近1/3的农户有瞒报和补报人口现象。这种情况在所见的零星报道中，如广东、山东、安徽的一些地方，也相当严重。显然，只依常规户籍统计对农民家族形制加以讨论和分类，很易失实，家族形制的膨胀比一般公布的数字的结果表现更为显著。现代黄村社区变迁过程表明，农本社会从贫穷到富裕的确使辛苦勤劳的老少农人将未能实现的大家族理念、强房与宗姓意识乃至祖先崇拜及世界观诠释的宗教情绪再度扩张起来。一种新生的有限的物质力量会促使最近几代人心目中仍视为理想之一的壮大家族的观念付诸实施。正是在中国基层农业社区至今存在上述的限定条件下，多数农人家庭羡慕和乐于看到家的兴旺和宗族的强化，这已开始被一些学者发现，认为当代“中国农人家族与以往家族制度有极多相似之处”。我还可以简单地从男嗣偏好角度说明传统思维的持久性。如1986年黄村4个村共263个家族中，一个家族生子3个以上的有121个，占总家族数的（一些未逢生育期）46％，占适逢生育期191个家族的72.6％，数字相当可观。同一年金翼之家（根据笔者拟新族谱），最近两辈人中时逢生育盛年者共有13个男人，其中荣香家3个儿子的小家共生有8个年幼的孙子，无一女孩，很为乡人所羡慕。而且黄村全部无子中年、老年人完成了过继和收养手续。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农村限制生育的政策下仍不能制止的多子多福的和巩固男性原则的文化行为。当然也不奇怪，中国宗族传统与社会实践不会一下子中断。家庭观念在社会变迁中具有滞后性的倾向，表现得比经济组织、社会阶级和政治组织的变化更为缓慢。（本文摘自《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原题为《第十一章 家族主题变奏》（一）》，《第十二章 家族主题变奏（二），内容有删节）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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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家族走向村落、县镇乃至中国 -
人类学。小方同志质疑我木有读过银翅。。。我真的很早就读完了 -
林耀华先生经典人类学著作《金翼》的学术性续本，由林先生的学生庄孔韶老师完成。然而这个续本无论是在写法还是在学术原创性方面，都跟原著无法同日而语。大量原始的、基于直觉的田野资料，以各种杂糅的文体形式堆砌在一起，既没有清晰的内在逻辑，也没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予以串联。作者将这种没有理论升华和清晰框架的感性记录，美其名曰“文化上的直觉论”，实在让人无法苟同。 -
人类学回访作品 -
《金翼》以故事叙述为主，即使是外行也可轻松阅读。但《银翅》的写法就要复杂和内敛很多。即使是在土地改革、三年饥荒、文革这些敏感历史时期，材料也非常丰富。这本书和《金翼》相比没那么”好看“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对读者的阅读起点是有要求的，需要一定学术训练，尤其是社会学学术规范的修养。但若耐心慢慢读下去，会发现这本书百科全书式视野背后，对中国社会的洞察，对中国民众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丝毫不逊色于《金翼》。 -
由《金翼》而看至《银翅》，后者虽是前者的续篇，却觉得在学术性与故事的延续性上均有很大的断层。作者的想法不错，想借着《金翼》中的家族故事，重新探讨这个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变化。可惜作者立足点太高大，太关注于宏观的东西，而忽略了对家庭内部的剖析，可读性上也比前者差了不少。且体例太过庞杂，逻辑上也有问题，不算是成功的探索。 -
算是田野调查比较翔实的一本书 -
接着老师林耀华当年写的《金翼》，从一个福建乡村看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内容丰富，不虚一读。 -
《银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问世之后，在国内外人类学学术界都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作为《金翼》的学术性续本，其地位和价值都是得到公认的。与《金翼》以小说文体写作的社会学专著相比，《银翅》更学术化，“古今关联”“理念先在”和“文化直觉”是庄孔韶在《银翅》中的研究方法创新，丰富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也奠定了《银翅》在中国社会学专著序列中的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