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翅[增订本]》书评

在中国农村最受羡慕的家庭：一个家族中有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后代无一女孩

【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没有缓解、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重男轻女倾向。中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潜心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三十余年，研究范畴涵盖地方经济、文化与人口、宗教等。这篇书摘来自庄教授学术里程碑式的著作《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深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这一文化痼疾的成因和现状。】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共同特征是：中国家族农业首先靠男劳力，密集劳动，精耕细作，取得收益。显然，男劳力多是一个巨大优势。近年来中国农人在小块的零散的土地上注重化肥、除草剂、良种的功效，而绝少在农田机械上投入注意力和金钱，这是农田机械在细碎土地上发展的困境，既然男劳力过剩，何须再添置昂贵的农机呢?多生男孩可分担赡养老年父母，在最近的将来，所谓养儿防老仍是农村家庭不可缺的功能，这和父子宗祧承继的儒家理念仍可获得整合。农人相信父子延续的价值，例如福建乡下的葬礼，有几个儿子就擎几支“孝男杖”，掩埋后逐一插在坟上，表现父子承继，所以湖口黄宏诗说： “只生女儿不行，女儿一出嫁，父母就成五保户了。”与此同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早婚。例如在福建农村，生活改善以后，婚龄越来越早，20岁以前结婚者已达45.37％（福建，1982年统计），而黄村周边的少女都想在17岁、19岁（18岁为地方大忌，见第十三章）结婚。早婚的实质是为在一定时期内缩短代际周期，增加世代劳力（男）重叠机会，壮大家族力量，利用家内统筹分工并减轻农家的劳务负担。由于古今一贯的中国农人土地分配制度，均取依肥田瘦田、远田近田、山田水田平均与搭配分配的传统，常使一家人的土地七零八落，家内劳力必须东奔西跑，甚至常有在10公里半径间来回周旋耕作，耗费人力和时间甚多，也是多育之重要动机。 （1983年我在云南西双版纳山民中发现同类现象）当然本书上一章还提到宗族、家族人多势众的社会功能，为另一多育动因。总之，以前平均主义结构农业和现在家庭责任制农业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果，但都未能排除农人希望多生子的多种诱因。于是计划生育工作要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诸种努力，必然与农人文化哲学及其实行多育的行为发生整合的困难。无论是多育的惩罚，还是简单说教都不能排除上述诸种诱因，都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良好途径。问题的另一面是农人为了家族的利益用多种方式应对计划生育的规定，而且一个社区是否有超生，关系到基层社会工作的评价，故瞒报和漏报出生人口是一种可能的避免麻烦的应对方式。这里可见一种农人对官员、下级对上级的敏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直觉的回应性思维方式。 （见第十八章讨论）笔者很早就发现一些急躁的社会与人口的问卷者调查结果不准确，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农人思维及其表达之间的关联（他们是否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多种政治社会关系前提与文化前提下，形成了敏锐的社会场合性直觉思维与对策）。我曾在黄村以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五个月以后做生育态度的问卷和访谈试验，最终发现有不同的答案，依次为 “只生一个好” “一男一女较如意”和“二男一女最过瘾”。显然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约束下，第三个意向性答案符合笔者的问卷分析，而前两个答案则是受人们可以理解的理由所左右，因此是不真实的。不仅如此，当二男一女不能依次实现的情况下，农村多育和弃女婴、送女婴的现象便出现了。其后果是前述人口超生，家族形态开始变大和重新抬头的性比失调。然而还不止于此。由于计划生育的目标与农人家计愿望一直处于相悖的态势之中，基层控制人口的措施（严厉与否，收效与否）与农人和工作人员瞒报和变相瞒报（巧妙与否，成功与否）二者之间长年相互应对运作，十分棘手，影响了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农人隐瞒人口，很多人囿于同宗、邻里情面而不过问，一个调查者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了解乡村人口的细节。实际上弄清人们不愿意披露的家庭生育私事被认为是多管闲事，故非常不受欢迎。如果没有好的人缘，没有非同寻常的相互信任，没有巧妙的访谈和村人协助，短期人口调查问卷者实难搞清人口出生数。这并非由于调查方法的科学与否，而主要是因某种顾虑以及文化观察的人伦相对主义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限制生育的社会愿望与农人家业发展本身就有了矛盾，故罚款（一般超生罚款200—300元，三胎罚款500—550元）并未能限制生育，为了躲避超生的惩罚便隐瞒出生人口。故某一地区隐瞒人口已不是秘密，而隐瞒多少才是农家的秘密（村民内外有别）。只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变革和找到农民改变生育态度的新的教育体制才是有效的节制生育的出路，否则隐瞒出生人口的现象将不会终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考虑下述情况对人口统计结果、特别是对区域性性比，对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农村传统习俗和农民看待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的应对方式促成乡民采纳将幼婴送兄弟家养（特别是男孩），交换养育（女换男、男换女可以被认为是抱养，非婚生），持续传统风俗的是抱送养女（童养媳），这些情况有时发生在村内或邻村之间，有时则跨镇甚至跨省。弃婴、溺婴现象亦有披露，但为数不多。一些农人认为，凡上述事不用（或无所谓）纳入出生（死亡、迁出和注销的）人口登记簿中。从本章可明显看到福建乡村20世纪70年代家族制开始从70年代的弱小与残破渐渐发育起来。20世纪80年代家族继续发育壮大，因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开展，若干地方80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得以呈现，然而也有不少县镇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数字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如果考虑到瞒报人口（和人口悄悄移动）的状况以及人口基数逐年增大，某些地方公布的人口出生率曲线内涵仍带有相当的疑问。就笔者在有限的乡村、镇县调查，瞒报和漏报的人口相当普遍。如黄村6个村一再深入调查统计表明，有将近1/3的农户有瞒报和补报人口现象。这种情况在所见的零星报道中，如广东、山东、安徽的一些地方，也相当严重。显然，只依常规户籍统计对农民家族形制加以讨论和分类，很易失实，家族形制的膨胀比一般公布的数字的结果表现更为显著。现代黄村社区变迁过程表明，农本社会从贫穷到富裕的确使辛苦勤劳的老少农人将未能实现的大家族理念、强房与宗姓意识乃至祖先崇拜及世界观诠释的宗教情绪再度扩张起来。一种新生的有限的物质力量会促使最近几代人心目中仍视为理想之一的壮大家族的观念付诸实施。正是在中国基层农业社区至今存在上述的限定条件下，多数农人家庭羡慕和乐于看到家的兴旺和宗族的强化，这已开始被一些学者发现，认为当代“中国农人家族与以往家族制度有极多相似之处”。我还可以简单地从男嗣偏好角度说明传统思维的持久性。如1986年黄村4个村共263个家族中，一个家族生子3个以上的有121个，占总家族数的（一些未逢生育期）46％，占适逢生育期191个家族的72.6％，数字相当可观。同一年金翼之家（根据笔者拟新族谱），最近两辈人中时逢生育盛年者共有13个男人，其中荣香家3个儿子的小家共生有8个年幼的孙子，无一女孩，很为乡人所羡慕。而且黄村全部无子中年、老年人完成了过继和收养手续。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农村限制生育的政策下仍不能制止的多子多福的和巩固男性原则的文化行为。当然也不奇怪，中国宗族传统与社会实践不会一下子中断。家庭观念在社会变迁中具有滞后性的倾向，表现得比经济组织、社会阶级和政治组织的变化更为缓慢。（本文摘自《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原题为《第十一章 家族主题变奏》（一）》，《第十二章 家族主题变奏（二），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