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1937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9-1
ISBN:9787807665991
作者:明河在天
页数:270页
作者简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世人皆知这段历史，但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战争爆发前后，中日双方的高层又是如何考虑两国之间的问题的……
本书结合大量的中日史料，互证对照，还原了1937年7月到1938年1月这一阶段的历史，细致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始末，将历史的细节还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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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一场司空见惯的军事冲突，如同星星之火一般，逐渐燃遍了大半个原已在日本的压迫下沸腾的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以及双方决策层的信息不对称，令日本政府、军部不得不决定通过一次迅猛的军事打击，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致使日本军方逐渐放弃了有所节制的初衷，最终一举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然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妥协，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反而令中国愈加奋起，由此令日本侵略军深陷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他们只是为着国家的荣誉及赌徒心理，才选择了苦撑到底。
这场历时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可谓是一场双输的战争，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双方原本都在竭力避免过早的全面冲突，都没有在1937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打算，可是中日双方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在这一年的酷暑中卷入了一场全面厮杀。原来，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吞噬一切、毁灭一切的力量就再也不受控制！
可是，我们仍然不禁要问，魔盒究竟是如何打开的呢？
别说你了解抗日战争，本书结合大量日方材料，将告诉你一个其实你并不了解的抗战开局，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场该死的战争。以史为鉴，希望今天的我们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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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中国发生最新事变的消息刚传到东京时，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詹姆斯•L.麦克莱恩 《日本史：1600～2000》
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
——1937年7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
他们（日本）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
——《剑桥中华民国史》
支那的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也观察有误。由此，各方面都有反响。
——日本天皇裕仁1940年10月谈话
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章、卢沟桥事变真相
1、诡异的枪声
2、东京的反应
3、事态加剧
4、针锋相对
5、庐山谈话
6、优柔寡断的首相
第二章、战前的日本
1、小人得志的日本
2、走向军国主义
3、脆弱的内阁
4、战争助推器——参谋
5、裕仁天皇
6、战前的国际形势
第三章、把战火引向上海
1、力保上海
2、回首“一•二八”
3、失陷的华北
4、诸侯结盟
5、导火索——大山事件
6、增兵上海
7、联苏抗日
8、十日围攻
第四章、不断加注的赌局
1、战而不宣
2、由攻转守
3、华北烽烟
4、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5、桂军上场
6、金山卫隐患
第五章、南京！南京！
1、双重失利
2、淞沪失守
3、大溃退
4、死守南京
5、抗日到底
6、最后的推想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概要
明河在天，本名周龙，孔子同乡。其人好学多思，读书甚勤，学识、文笔兼备，人称“写史圣手”。对国史情有独钟，以追求真相、真理为己任，已出版《中国人的人格》《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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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尤其是读者朋友们，都在向我询问《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一书的主旨思想，或者说深切之用意，因为大家有很多地方可能还不够明确，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今天，在这里，我就集中回复一下大家的典型疑问吧。】问：有人经常指责你在《大转折1937》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所谓“汉奸”思想，你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答：呵呵，首先说这种指责本身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说明了我们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真是愚民教育、愚民宣传下的牺牲品，非常可悲，也非常可笑。当然有时候也很可怕，因为这些有头无脑的人会作出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便是民主社会，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危害不小。如果为日本说几句客观公道的话就算汉奸的话，那晚清的谭嗣同岂不成了卖国贼了？（谭嗣同在《仁学》里说日军救助过中国百姓，也不对中国败兵穷追猛打，可谓是一支“仁义之师”）假如真的存在所谓“汉奸”、“卖国贼”吧，那么他们肯定是祸国殃民的一群，那么我想问的是，那些贪污腐败分子跟卖国贼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之间对于国家的危害程度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出卖国家、国民和损害国民利益是一样的。而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卖国贼”还是很多人刻意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因为当下的社会异见主流并不是反国家、卖国家，而是爱国民、反专制，不是像那些“爱国贼”整天挂在嘴上，而是爱得更为深沉；况且，古今中外多的是那种出于暂时利益考量而出卖国家权益的人，在一段历史时期甘做人家的“儿子”，但这些人往往摇身一变，又成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退一步说，就算我想卖国吧，谁能买呢？卖给俄罗斯，他们买得起吗？卖给美国，中美合成一个国家的话，美国人干吗？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逆殖民化”，就是说穷国国民进入富国，给富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负担，尤其是对于民主体制的挑战，那富国肯定是十分不欢迎。所以说，就是有人想卖国，人家也没人买。顶多是那种跟普通犯罪分子一样的间谍啊、特务啊什么的，出于生计的考虑去出卖情报什么的，但这跟一般犯罪的本质是一样的，甚至于其危害未必大过贪污腐败。当然，不少间谍都是被蓄意扣上帽子的，也许这些所谓的“间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让人感动、让人仰慕的人。问：你如何看待汪精卫的问题？答：呵呵，这个我已经专门写过文章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搜一搜，即那篇《关于汪精卫投日的问题》，不过这个文章也有点简单。对于汪精卫的行为我进行过解释，我是认为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但是由于他的缺乏原则性、政治手腕欠缺等遗憾，导致他在很多问题上没能如愿，甚至于还把问题搞砸了。所以林思云的那部书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肯定也是有一定功绩的，至少制止了日军的一些破坏、抢掠行为，多少保存了一些民生。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真的不得不卖国，他汪精卫是可以保证只是出卖最小的一部分。不过，我倒不是很赞成所谓给汪精卫翻案，但是我主张不给此人贴标签，应该先去仔细地了解一下他的有关史实，然后再作出个人的结论吧。目前我自己也在往这方面做积极的努力，收集了不少重要史料，不久之后可以同大家分享。我想说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切齿痛恨卖国贼的国度或者说文化环境里，像汪精卫这样一个昔日不惜做谭嗣同第二的革命者、知识分子，你就是拿枪威胁他做那种真的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恐怕他也不会就范。问：你不认为日本有所谓“侵华野心”，至少1937年没有入侵中国内地的想法，这点如何解释？答：《大转折1937》一书其实我已经解释的很细致了。日本是一个资源有限、国力有限的国家，就像山本五十六说的那样：“我们目前要打仗，就要举债，这个举债的对象只有美国，若是我们同美国开战，谁还借给我们钱呢？”这也像我们自己，我们虽然垂涎各种各样的财色货利，但是你毕竟能力有限，最后你也只能认命，当然前提是你不是神经病。国家也是一样，日本的确是侵略性极强，但是它面对美国的海上威胁，尤其是苏联的陆上威胁，要对中国动武，还是需要三思的。当然，日本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所谓缓和派，其实都不主张入侵中国内地，没必要啊，那里没有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等资源，就是有点稀缺资源吧，那也不值得投入那么大的成本去抢夺，得不偿失啊。这完全不同于德国进攻苏俄，因为苏俄既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对纳粹德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威胁。对于华北的野心，日本只是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半独立的亲日地方政权，以作为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的话，当日本和苏俄冲突的时候，它就不再需要过多顾虑其侧翼的安全了。对于内蒙的野心，主要也是切断中国和苏俄的联系。当然，我现在想，假如宋哲元是冯玉祥一类反复无常的人物，或者说宋哲元没有拿过蒋介石的钱，再或者说宋哲元没有过多受到萧振瀛等人的影响，那么这个人应该还是愿意在日本的支持下维持自己的一种独立地位的，至少他明白跟日本开战肯定是没好处。但是，联想到当时不断被煽动起来的抗日热情，宋哲元倒未必有此胆魄，但他可以多面应付，以维持一个苟安的局面，争取中国更多生聚教训、壮大国防的时间——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而且自1935年才较为和平，其发展速度肯定超过日本，尤其是军力的提升，所以时间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卢沟桥事变，不管那“诡异的枪声”究竟何来，但日本又像长城抗战时那样大举兴兵，其实目的不在于侵犯中国内地（逐次投入兵力是兵家大忌），他们的主要着眼还是迫使宋哲元或者说国府再次妥协，以取得华北的半控制权吧，达成其建立“战略缓冲区”的愿望；或者是压迫国府节制一下国民的抗日情绪。但是日本强硬派不明白的是，中国此时的抗日热情在各种势力的鼓吹、煽动之下，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蒋介石在这种重大压力之下，已经不敢再像前几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一样妥协退让了。比如说十九路军在福建闹腾、冯玉祥在察哈尔闹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两广闹腾、张杨在西安闹腾，虽然表面上或摆平或达成妥协，但都等于给蒋介石一种本能后退的压迫。问：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他为什么反对中日开战？答：对，这里我正好要讲到这个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当年他以赌博的心态侥幸以小成本赢得了整个东北，这是令他狂喜的，也是令他非常满足的。满洲作为日俄战争中的日军流血之地（死亡近9万军人），被日本人认为本该就是自己的地方，而且还不是从中国人手里得到的，那是从俄国人手里拿到的。所以说，在侵略东北问题上，日本其实没有太多负罪感，没有道义上站不住脚的心虚。当年之所以没能全部接手东北，是由于受到列强尤其是美国阻挠的缘故。东北无论从战略地位还是土地面积、资源储量上看（粮食、煤铁为主），于日本而言都是一块宝地，也是石原莞尔这种军事战略家首要保全的。占领了东北以后，石原莞尔是幻想把满洲建设成为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事实上也进行了大输血），这样的话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东北人，可能就无话可说、只得任由它去了。日本在东北下了血本，是准备永久占领的。1937年，无论是就日本本土还是就满洲国而言，其建设成就都还不能乐观，毕竟从32年开始才五年，所以聪明睿智如石原莞尔，是不可能主张对华全面战争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那是肤浅的认识。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日本人，石原莞尔的思想是相当传统和军国化的，他是坚定的日莲宗信徒，从他的著述《世界终战论》中不难看出，日本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要打倒苏联，而且还要打倒美国，如此一来才能够令日本文化、日本势力在亚洲独占鳌头——至于这期间的中国，是个次要的角色，当然至少是要保证中国不敌视日本；这里你说他有侵华野心也对，只是1937年还不是时候，而且侵略的方式未必是单纯的武力。不过，石原莞尔是有“亲华”倾向的，他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亲日的中国出现的，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可以同欧洲进行抗衡，毕竟日本一国力量太单薄。这些在他的著述里都有表现，读者可以参阅台湾翻译出版的《最终战争论》等。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石原莞尔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马氏认为经济危机引发政治革命、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早晚火并，所以石原的着眼就是要防止（1929年日本经济危机后的）政治革命，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抢占先机，他实质上属于倒推马列主义——其实“经济危机引发政治革命”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在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帝国主义早晚火并”这一点我也是不认同的，但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几乎是不能两立的。问：石原莞尔曾经主张日军撤出山海关，是吗？答：对，他也不希望华北驻屯军留在天津驻防，那样的话早晚要闹出事来，不如日本专心地守好山海关，埋头发展“满洲国”为好，这里就体现了他较之一般日本军人尤其是那些闹哄哄的“爱国贼”的高瞻远瞩吧。“爱国贼”其实专会捣蛋，你比如李鸿章去参加马关会议，却被日本无脑的“爱国贼”给行刺了，这样一来虽然李鸿章倒了小霉，却让整个中国拣了不小的便宜。我近日看日本人所写的《山本五十六》一书，里面还专门提到石原莞尔在1939年曾经试图与海军中的稳健人士山本五十六见面，想要联手结束中日全面战争。但是由于当时山本刚刚升任联合舰队司令官要离开东京，以及他受到极右翼势力的监视，石原莞尔也在被监视中，所以他同山本联络不是很方便，这样就错过了两人的会面——《山本五十六》的作者指出，若是两人联手，还是很有可能改写那段历史的。因为像很多日军名将如冈村宁次、山下奉文、土肥原贤二等人，其实都是反对中日战争的（包括曾做过日本海相的米内光政等）。山本五十六不但反对中日战争，也反对同美国开战，因为他在美国做过日本驻美武官，在那里亲眼看到了美国工业的强大。山本多次上书天皇，请求天皇不要批准同美国开战，但是由于天皇受极右翼顽固派的影响，没有采纳山本的意见。作为一个爱国忠君的帝国军人，山本只能硬着头皮去具体执行同美国的战争。他认为只有通过偷袭的形式，重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样才有可能迫使美国暂时退出战争，使得日本有几年喘息之机以消化占领东南亚的战果，以及结束中日战争、陆军大部得以抽身。可惜，珍珠港事件他只是成功了一半。问：蒋介石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你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在上海开战，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答：我认为是金山卫，是国军败得惨！我觉得蒋介石主动攻打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吸引日军来上海决战的这一战略构想，本身不是太大的失误。在上海开战的各种有利条件我在《大转折1937》中也列举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淞沪战役尾声的时候，那个金山卫的防卫出现巨大漏洞后国军一溃千里，给前线的日军将领以可乘之机，使得这些不太听命于大本营（更不听命政府）的家伙们妄图建立更大的功业——占领南京以后，他们就可以获取更多谈判的砝码，比如迫使中国承认满洲国、赔偿大量军费等，可惜最终换来的却是中国的无法接受。日军如此“下克上”，是日本体制中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它主要是日本天皇裕仁娇惯出来的。因为日本政府不能掌握军权，军权握在天皇的手上，这种体制就是非常不民主的一种表现，给了军队里的野心家和狂热分子们以投机的空间，是早晚要出大问题的。蒋介石有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经验，那一次国军打得还算不错，最后在英美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吧。所以蒋介石这次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心理，只可惜这一战败得太惨。主要责任还是在于蒋介石军事才能的问题，太一般化了。不过，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像列宁那样，同日本签订一个类似《布列斯特合约》的东西，先予后取，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蒋介石是一种弱势独裁，抗日舆论也已经煽起，他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换成是毛会怎么样？我只想说，千万不要高估毛的所谓军事才能，但毛在一般军事问题上肯定不会像蒋那样随便干预。问：你的以上看法，在当今历史学界或者说广大的历史圈子里，是否有知音呢？答：应该说是有的，虽然以前没发现。《大转折1937》一书是2012年底完成的初稿，2013年9月正式出版。我是2014年底才有幸听到了萧功秦教授的一次有关抗日战争的演讲，我发现原来我们两个是知音。不过呢，萧教授有他的长处，我也有我的优点，那就是我感觉他可能不是太懂或者说不太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普通读者可以看看我的书，再听听萧教授的有关演讲，应该会更加深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吧。问：你这本讲述1937的书的题目是“大转折”，不知有何深意？答：哦，这个书我本来的题目倒不是“大转折”，而是“大上海1937”，因为我感觉1937年战争的重心在上海地区。但可能是我的编辑注意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是一次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改作了“大转折1937”。的确，1937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年，可能为国民党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令奄奄一息的中共起死回生。但是，民国史上的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还是很多的，比如北伐战争非常关键的1926年，再比如国共内战重要转折的1947年，甚至于抗战期间比较纠结的1944年。问：你如何看待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呢？答：这个问题有点远了，不过也不是不可以谈。我认为当下中日关系的关键不在于日本，而在于中国，在于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吧。假如中国能够成为像日本一样的民主国家，甚至于比之走马观花的日本内阁制还要稳定的民主国家，那么中日两国的关系就必然要稳定得多、和谐得多。和平发展、合作共存必然是未来国际关系的主流，我是希望中日睦邻友好的，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中日两国乃至于世界的福音，因为当今世界太需要承担道义责任的文明国家了，尤其是足够反击流氓国家的文明大国。问：听说你最近出版了一部《南京政府那十年》，可否透漏下内容呢？答：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大家也可以了解这本书的简介。不过这个书是三卷本（都已经完成），目前出版上市的只是第一卷“南北风云”，主要是讲述国民党的崛起及北伐战争的。后两卷由于出版审查的原因，会推迟一段时间面世。应该说由于独特的趣味和知识结构，尤其是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吧，这个书必然是和一般大家所见到的的同类书大为不同的；当然，由于本书内容的敏感性，可能很多评论性的文字，读者在出版本上都见不到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对于史实的叙述，相反显得更为公正、客观了。总之希望读者们积极购买和阅读吧，相信这本书绝对不会让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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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的大转折1937客观事实的对当时抗日战争发生的一些细节进行了描述，很真实、震撼人心！大家都懂的，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官方洗脑教育的版本。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某些人，但是永远无法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
春节前夕，李老弟在线上给我留言，说他受人之托，想请我这个半吊子民国史专家写一篇几千字的民国简史。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样极简的所谓“历史”，其实对于理解这段历史的作用极其有限；而第二反应，就是自己根本无法胜任，因为这段历史太过于复杂了，假如我真的能够撰写出这样一篇极简的民国史，那么其中必然充斥着不可靠的和观念化的东西——此举与那些故意扭曲历史者的蠢恶之行何异？这个也是我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个体会，便是撰写出一部出色的通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它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对于各时段历史的细致了解之上——我记得梁启超先生好像就表达过这个意思，即撰写通史其实是最困难的（范文澜还是在毛的特殊关怀下操作的）。我本人涉足中国历史尤其民国史的时间自然是有限的，所下的工夫无疑也是有限的，而民国又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特殊时段，因此，我便毫不犹豫地辜负了李老弟的殷切期待。（一）也就是在最近几天，由于一系列的阅读和思考体验，我对于这类问题又生出了不少新的观感。这里不妨与大家分享一下。1992年4月29日夜晚，美国的洛杉矶市爆发了一场持续几十个小时的大规模动乱，在这场打砸抢烧的悲剧中，死亡人数超过了50人，受伤人数超过2000人，另有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10亿美元左右。按照我们一般政治教科书所提供的简化的、是非分明的解释，“那就是，白人警察出于种族歧视借机殴打黑人，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员又无视（85秒的现场）录像所反映的警察犯罪事实，蓄意偏袒白人警察，宣布他们罪名不成立。于是，忍无可忍的黑人群众群起反抗。因此，洛杉矶暴动清楚地反映了以白人和黑人为主要矛盾的美国社会种族对抗的现状。”这样的概括中心思想式的判断自然是极为简单的，往往会曲解真相，因为做出此类判断的眼力，往往出于无知、偏见，或者敌意，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近距离看美国》的作者林达正是针对中国人常有的这类认知缺陷，在《近距离看美国》之三的开篇部分，即剥茧抽丝地为我们呈现出了更多的也更为复杂的（有关这场暴乱起因的）细节，不管林达是否做到了全面、客观，至少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视角。通过娓娓道来的叙述，林达告诉我们，那个被殴打的黑人小伙（金）酒后驾车在先，而且是超速行驶——在美国，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被控为蓄意谋杀罪，性质被视为极其恶劣。当四名白人警察发现金的违法行止后，立即要求其停车；可是金反而加速以试图摆脱警察，直到确认无法摆脱警察的追踪。按照社会常识，下车后的金应该规规矩矩地配合警察的工作，可是他的一系列“不规矩”的举动都使得出于职业性敏感和紧张的警察，对其作出了制服的举动——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金在被击倒后，竟多次试图站立起来，以至于引来警察们更多的痛击——这里便涉及到了警察是否防卫过当的问题。林达还指出，在金的车上，其实还有两名黑人，他们由于“规矩”，所以并未引来警察的制服行动。另外，由于洛杉矶是个环境复杂、异常混乱的大城市，这里的警察相对于其他中小城市的同行而言，其职业更具危险性，因而洛杉矶的警察也更容易紧张和暴躁（一般素质也确实在同行中偏低）。1992年4月29日上午，经过一场审理，陪审团判定四名白人警察“滥用暴力”的罪名不成立，当天晚上，暴乱随即发生。审判与暴乱之间似乎有种必然的联系，似乎参与暴乱的主体，应该是黑人群众出于某种种族恩怨、道德义愤而发动了这场暴乱——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在这场暴乱中，白人固然是受害者，但是部分黑人也成为了受害者，更令人惊讶的，有近一半的受害者竟然是与这场审判的种族纠葛毫不相干的朝鲜裔居民。“通过各方面的访问和调查，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的黑人对亚裔的不满甚至敌意由来已久，这次受到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误伤’。”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洛杉矶所经受的巨大创伤中，施暴者的主体并不是黑人群众：在被控罪的5000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其中的黑人，又以黑人帮派少年为主体，他们的职业几乎就是从事犯罪活动。所谓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也许林达所告诉我们的也远远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他只是告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简化历史、事件，“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推而论之，那么从前那些发生在今美国境内的印第安大屠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该由谁为这些屠杀负责呢？是否像我们的官方教科书所揭示的那样呢？当初有没有白人阻止过这类屠杀行为呢？文明是一蹴而就的吗？奴隶制度是怎样在北美建立的呢？又是怎么废除的呢？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吗？今天的美国校园枪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相信，不管你所认同的“事实”、理解的“真相”究竟如何，起码我们不应该再那样简化历史了，更不应该只是信从某一方面所提供的解释和结论——尤其是所谓官方的，其公信力是有目共睹的。（二）记得前“总设计师”邓氏曾经说过：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这是政治权威对于历史研究所作出的批示，这样一番“指教”，显然与我们探求历史真知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本来，由于中国现当代复杂的政治及社会状况，这段历史大多被笼盖在了一重重的严密铁幕之下，是一笔很难算清的糊涂账，欲探求历史真相，欲寻找到更多的可靠的历史细节，不但十分困难，而且还往往受到各方极大的阻挠——即便有成果，在公布和发表环节又是困难重重。正是以这样一种现状，要想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干历史人物，要想深入解析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自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我们没有的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历史，尤其是缺少丰富而可靠的证据、细节——由此，又造成了很多人对于历史学科的极大不信任，致使很多人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读史知兴衰，读史使人明智，大家都清楚解读历史的重大意义，可是如果连一部真实的靠谱的历史都得不到，那么这样的囫囵解读，越下工夫也就与真知越远。就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的。比如通常来说，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蓄意侵华而主动发动的阴谋事变，可是，通过拙著《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一书，我使得读者们注意到：从“七七事变”的爆发，到“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过程，虽然中日两国政府起初都竭力避免事变的扩大化，可是两国军队还是鬼使神差地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大规模厮杀。假如连起码的历史真相都搞不清楚，全凭着那根无常的政治指挥棒随意捏造事实和结论，那么我们不但我们自己不服，就是犯下了战争罪行的日本人也不会服气！黑格尔说过：“人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这里我们就比较明确了，所谓的“历史”究竟有几重真实成分，而且人们的理解能力总是不能高估——历史是人们心中不断的重构，这个重构的过程既源于事实的不断澄清或混淆，也源自人们理解力的不断提升或降低。每当我悲愤不已的时候，总是习惯将一些愚昧野蛮、急功近利的民族视为一帮无可救药的“贱民”。事实上，这种侮辱性的称谓，并非出于什么“种族歧视”，而是出于对那帮人奴性和智商的不满——造成这一切的，最主要的祸首自然是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愚民教育把大家的智力给毁掉了。只要处于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环境中，那么长此以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将获得自由与自信，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此，我深信不疑。（三）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总结出成败得失，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们进行审判和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者充当的角色类似于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角色，一般读者则类似于陪审员。要获得尽量全面而真实的信息，首先就应该竭力打破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别有用心的信息垄断，保证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我们的官方也许是自私的、短视的，但我们的人民却不能这样随波逐流。有了这样的觉悟，我们才能够做类似的探求：为什么有些外国政要如此推崇毛？他们本身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获得毛的有关信息的？他们获得的毛的信息有多全面呢？这些外国政要在所有接触过毛的外国政要中又占了多大比例呢？又或者我们要问：有些人真的是好心办坏事吗？有些事情真的可以定性为“坏事”吗？总之，历史研究、客观真相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是一个已经觉醒的人，那么首先请拒绝那种被简化的历史。当然，有些简化的历史也许会引发你的疑问和好奇，唤起你深究的兴趣——如此，倒不失为幸事！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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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得某些小人注册马甲来标一星，特地在豆瓣阅读上买了电子书对作者以示支持，更何况这种人还专门把作者的书挨个标一星。本来我只准备给四星，冲这类人渣，给五星。小人嘴脸，丑恶行径，作呕！ -
果然历史就像一部高速行驶的马车，滚滚前行，少数大人物即使能略微改变马车行进的方向，但是无法改变它高速行驶的事实。 -
【2016年最新版，本次修订约增加20余种新材料，占到了原参考资料的30%，总字数上也增加了约2万字（全文17万字）
全文阅读地址：
http://read.douban.com/ebook/14084200/?ici=fo-site&icn=noti
】听了萧功秦的演讲，与本书的主题颇多契合：http://www.lizhi.fm/#/674046/15163706369973638 -
最近工作比较忙，空闲的时候喜欢看看书，楼主这篇著作尊重历史，考究严密，内容值得推荐 -
不错的书，史料详实，论证有力 -
好诡异，10人评价，9人五星，1人四星，居然得分6.7，这豆瓣很神奇！ -
确实是好书，通过搜集大量的资料，深入揭示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场战争的爆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