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修订版）》书评

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那些错误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本）》主要为形式体例修改，相对平装旧版，精装新书价上涨出一大截。当初读旧版，带来的思维冲击震撼不已，再版再读，头脑冲击波仍然排山倒海一般。中晚清时期任何国内军队都无法抵抗英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国势如此。任何一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大清军队的唯一功夫仅留下镇压手无寸铁的饥民（脑袋空空的被清洗一劫的暴民）。有清一代上级待下级如走狗恣意羞辱吠骂，国人作为整体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中农之下俱衣不蔽体或官宦之家锦衣在外，无论是食不果腹还是盘踞金字塔尖的大腹便便者，全体头脑历经数千年轮番文字狱劫波后安然自得，进取之心徒留下“TMD，活下来就好！”的心态，每每停滞在思想摧毁得一贫如洗还不如的猪狗生存状态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捡拾起新幼稚政体重新轮回，然后很快进入上下联手自欺欺人阶段，周而复始，在文明世界前行步伐中越行越远，即或打着孔孟之道礼仪之邦幌子越千年又如何苟延残喘徒增历史笑柄。面对“人人独立自由平等”、“无代表不纳税（真正一人一票民选）”的先进文明体制，迎风即刻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延至慈禧，更惟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作者在全书结尾后处写到，此书说的事儿已经过去，反省如今国民又改进到如何地步，与世界先进又有多少距离？若再开战端，胜败几何？

真正的經典就是像這樣！

茅海建先生的這本《天朝的崩潰》是久聞了，不過一直到最近再版才有機會購入拜讀。其實本書給我的最強烈感受不全在於對“鴉片戰爭”的一些考證翻案，更多的是茅先生展現了一個歷史學家怎樣中立客觀的呈現一段“富有感情”的史實。民族主義這種病毒是很容易讓人文筆失真，但在這本書裡我看到的是一段段帶著感情卻仍能客觀反省跟陳述史實的字裡行間。英國當然是一個侵略者，但在那個強權殖民時代，空泛的指責只是讓人呵欠連連的陳腔濫調，更何況直到今日國際間還是拳頭大的在說話，當年的受害者現在不也正積極的想要崛起？扯遠了，總之，面對這場戰爭，只會扯什麼正義與否根本浪費時間，深刻的反省背後的問題才是重點。中華文化圈在東亞幾千年有自己的玩法，這套規矩在十九世紀被挑戰後，為什麼日本可以快速覺醒，而大清卻依然要繼續渾噩十餘年？茅先生指出，那些參與戰爭的高官大臣們，最被神話的林則徐，實際上對於“夷情”了解也沒多少，他只是僥倖沒有遭到重大失敗，以至於被冠上一個“若不是沒有林，戰事也不至於此”這樣的高帽子。實際上如果徹底分析道光時代的大清，那是個即便單純放在中國史上來看也是個衰退之始的時代，一個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時代，要跟已經進行工業化的新一代霸權大英帝國抗衡，林則徐恐怕得是“超人”或者是“美國隊長”才能做到。至於琦善、伊布里等大小臣工更別提了，一個一個都還在天朝迷夢中，只覺得好像是被臭蟲咬了一口很衰，想趕快甩掉不要影響我仕途就好，又有誰擔心過大清江山？當然，指責那時的人也是一種欠缺歷史感的做法，任何人要跳脫屬於自己的背景跟環境的制約都是需要契機或者是天才。就像是之前筆者剛讀過的寓言小說《平面國》所呈現的那句Caesar名言：「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今天我們反思自己所處的當下，是否也是陷入了某種窠臼而不自知？或許這才是閱讀本書，重新回顧鴉片戰爭最大的意義吧。

天朝的规则

熟知这本书的名字已经有十几年了，可是一直没有读。这次三联出了7本精装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被包装吸引，才买到这本书。读完之后，不胜感慨。这种后人写史论史的书是我最大的阅读爱好，我曾经在两三个月里读完当时的网络写手赫连勃勃大王的厚厚八本中国古代的历史读物，不论是哪段历史，总是能够牵动神经。当然有些书戏说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书偏重史实的条分缕析，良莠不齐，不一而足。可是，手中的这本《天朝的崩溃》自然是无印良品了。读这本书最大的感慨在于茅海建先生的春秋笔法。新版后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至于书中的文字，基本没有变动，这一方面是最近十多年我的研究兴趣已转向戊戌变法，另一方面是我对鸦片战争的基本看法，依旧没有改变。”淡淡的笔触，透露出世人对这本书的非议，和作者十几年的坚持。茅海建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非议”的观点。比如说琦善未必是汉奸，林则徐也未必就是英雄；又比如说详细分析当时中英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论定中国必败；还比如说，从历史的长程来看，鸦片战争发生得不是太早了，而是太晚了；等等等等。这些观点注定为人非议。我们在一种文化的熏染下太久了。心智模式早已适应“天朝的规则”。其一曰，妄自尊大；其二曰，文过饰非；其三曰，精神胜利；不展开，读过此书当能体会。在这种天朝的规则下，我们不能容许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的存在，因为，我们自己身上，也并无丝缕。可怕的是，这种规则，从我们的孩子就开始了。我女儿读初中二年级，历史正讲到鸦片战争，我推荐她读这本书，她说，但凡是关于近代史的书，她一概不看，因为总是一次次的英勇牺牲，一次次的割地赔款，看着让人“不爽”。不愿正视历史，不能理解现在，更不能开创未来。当一个民族，一遍遍地倒下，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不小心，这个民族的前景是黯淡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最能体现茅海建先生的春秋笔法：“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同问。

感想

很早就知道这本书，但一直没读。因为我对历史缺乏兴趣，特别是清末民国这段。想来一是对官方主流对那段历史条条杠杠的宣传的厌恶，二是对充盈耳目各种滥造的电视剧的反感，三是社会上曾国藩家书之类书籍追捧所散发功利的迂腐气的回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清末必定是被打扮的最艳俗，丑的一个。假如在高中，大学读了这本。它带给我冲击一定不亚于王小波的杂文、枪炮、自私的基因等。比如有人形容“犹如奔走于雨夜，目睹雷电在面前炸裂一样，得到特异功能，成为超级英雄”。但在对历史的复杂性；非忠即奸脸谱化的谬误；及天朝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刻意美化丑化的做事风格，有所后，作者想要所表达的、纠正的给我震撼就没这么大了。周日匆匆买来，500多页的精装书，两天读了小半，考虑到我一贯“是乱终弃”的习气和磨磨唧唧的龟速，这个进度已是个惊喜。读它的乐趣在于对事实的好奇心，对于细节的梳理癖和搞清楚一件事的来龙去脉的爽快感得到了的满足。略近似于读小说，重构代码。不同于仅仅得到一两句总结出的新观点（如果一两句就能概括，干嘛写这么多），吐出两句湿答答娇柔做作的长嘘短叹。搞清事实就是乐趣一大部分。P.S. “以史为镜”的这种史观，不就是逼政客篡改历史为自己宣传吗？------------读完再续-----------坦白这本书后两章我是快速浏览过来的，某些繁琐的细节，是跳着读下来的。作者完成这本厚书必定是付出了卓绝的心血，然而读者读起来也并不轻松。比作小说，这部没有高潮，情节一路急转直下，只是某些环节，下坠的加速度稍稍减缓。没有英雄，没有大反派。一个色厉内荏、才能平庸的皇帝，一群庸庸碌碌自始至终没有摸着头脑的大臣们，都是一样的面目。让你见识到，即使林则徐，作为天朝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姿势水平究竟如何。这段历史丝毫不能满足对天朝表现任何亮点的期待。丝，毫，不，能！只是“挨打”，且毫无还手之力。无奈的是，这是逃不掉的一段。

崩溃是必然，但不是宿命

天朝崩溃从史实考证上比较细腻，但由此阐发的史论或者说对旧有结论做的批驳，极其粗糙、概念化。他仿佛就是对着初级中学教材在写文章，一心只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但又没有找到真正的说教对象。对所谓道德化的批判，今天看来是陈词滥调，今天更多地会去研究到底当事各方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心态又受何种客观条件所限所推，才会做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动，简单的用天朝的道德主义和保守心态来做所谓翻案文章，真的是落后了，不但落后，和他要翻的案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一样的。天朝的崩溃处处以今人的观点方式去要求古人，说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对，这确实没错，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好像鸦片战争的失败、天朝的崩溃不是客观时势的必然结果，而仅是文武官员和皇帝的个人品德能力见识造成的，作者对此狠狠批判，所以这书就写得让读者无比纠结，到底该怎么样呢？林则徐不对、琦善不对、道光也不对，英国人好像都没犯啥错…这么分析是不行的，写鸦片战争不写世界大势是不行的，败是必然，但不是宿命。

历史总是以它的方式给我们以警醒，我们却一再无动于衷。

首先，称赞一下这本书以及作者，像这样的学术著作，我们看得太少太少了，在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在这个学术造假泛滥的环境下，能有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做学术的学者，每一位都值得我们尊敬，希望能早日看到茅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著作。每次看到类似的有关历史的著作，掩卷之后，总是不免叹息，为何历史频频以它的方式给我们以警醒，我们却一再无动于衷，鸦片战争输则输矣，可怕的是，此次战争所犯的错误，我们一犯再犯，直到今日，看看我们的军事杂志，看看我们的新闻报道，总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秘密武器层出不穷我们的军人仍在参加着不知何人举行的比赛，总是频繁夺冠 ；我们的领导人永远神机秒算，每一步棋都使夷人叹为观止；仍然像当年的道光帝一样满足于自己的天朝上国，无视客观事实，后人视之，不免啼笑皆非，即使今人视止，也是征增笑料而已。犹记得当年青春年少时，极爱关注军事与政治，每每为之自豪不已，今天视之，只能长叹一声，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曾可笑地以为地道战，游击战便能击败日本；也曾可笑地以为朝鲜战争中我们曾经的红太阳对每一步都算得极为精细，美帝甚至在事实上是失败的，更可笑的是，我曾那么相信那些神话故事，邱少云、黄继光；随着自己逐渐的成熟，才明白，这些故事根本没有成立的可能，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个聊以“自慰”的故事而已，故事性一点也不亚于后羿射日、愚工移山。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我们仍然未能真正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民国时偶尔眯了一眼，旋即又昏睡过去，这一睡又是三十多年。我们领导人曾说“一切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鸦片战争用事实告诉我们，船坚炮利并不是纸老虎。船坚炮利也不是决定战争的唯一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船坚炮利的事实，仍然闭着眼睛赤膊与一位全身兵刃的壮汉血拼，没有一丝赢的可能。杜牧的《阿房宫赋》里有句话，我们背了多少遍，可真正又认真思考过吧，我看没有。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史研究的基本价值

读书札记-绪论部分《天朝的崩溃》绪论是从琦善的卖国谈起，总结了当时和后来研究者对琦善卖国的几条理由，并对这些理由一一进行了剖析和错误指出，得出琦善并非卖国的结论。当然，作者也说得很清楚，并非为琦善翻案，琦善不过是当时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奸臣模式之所以琦善会成为卖国贼，根由在于他在冲突和对抗中表现出来的的不抵抗和妥协方式。而在当时的危急时刻，“‘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P019）。但是，琦善在处理事务中，尽管有自身的问题，妥协一策却出自道光皇帝的圣裁。在皇权社会中，天子是君，是父，是圣明的，是不会出错的，更是不能批判的。于是，当皇帝决策出现错误时，就得有人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所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奸臣模式”就有了用武之地：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就会）重开，万众欢腾”。（P021）于是，执行妥协政策的琦善就这样成了“卖国贼”。当然，这也与朝堂清议们的秉性是一致的。善于清议的朝臣文人们在评价一事时，往往是以事后结果为凭据的，妥协政策失败了，当然要由主政的大臣来承担这后果；如若妥协政策获得胜利，自然是圣心独到，运筹帷幄了！而一旦某人成为这种坏结果的承担者，就会被永远地视为“奸臣”、“卖国贼”。更为深刻的是，朝臣士子们的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态度并非由于当时的专制主义，并非出自于思想上的压制，恰恰是他们在思想上的自觉。（P021）这就是千百年来儒家“君臣”思想演变和僵化的结果，是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的无形的思想自我压制和阉割效用。研究与宣传“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糅合到历史著作之中”。（P025）琦善的卖国定论坐的更加踏实是在一百年后的日本侵华时期。这是一个比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的救亡图存的局势。一切妥协或投降都被视为卖国，于是，琦善的行为在这时候被更加强化，成为妥协或投降的典型，与此同时，抵抗的林则徐受到推崇。“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P025）学人在做研究时，或许出于本真并未注意时局走向，得出本于历史事实的结论。但是一旦结论发表，就会自然地与时局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具有“借古鉴今”作用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局。所以，茅先生指出“历史著作和文章在效果上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P025）于是，当蒋廷黻先生在1931年11月的《清华学报》上“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时，引起了知识界强烈且持久的反弹，甚至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不得消磨民众抗日之决心，这当然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所以，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历史学家扮演宣传家的角色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今日国家承平，再无宣传之必要，依然因袭旧时论点对待历史问题就不免矫枉过正了。所以，当局势平静后，历史研究应当回归到真实、客观的规则中来。结论作者其实就是想借这一话题来说明由此可见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某些问题和弊病，最后提出研究历史的真正作用：“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应更看重过去出现在哪里，何以发生，为今提供何种教训，即“以史为鉴”。所以在对待历史时，应本着真的原则，不对本民族有所偏袒，坚持史学的批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过往倾覆今未消

如何避免在历史研究中摄入过多感情因素，或者说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平衡个人感情在史料中所占份量，一直是史学界最为棘手和关注的问题之一。远及《史记》，盖太史公之评而为一家之言，所引领其后纪传体正史，以后朝书前朝之事，难免不因势利导。编年体之书倒是颇贴合西方严格考据历史学派的作风，即历史学家只是历史的挖掘者和纪录者，没有可靠的史实绝对不做猜想与预测，可这毕竟也会限制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史学本质的客观主义天性中，人文学科不可避免的接收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打上宣传主导的烙印。让史学在矛盾中不断扭曲着自己，反映到现实现象上，就是不断地反思以至于出现彻底性大翻案、大起底。以上这些是上大学后开始逐渐阅读原始史料而发现的，其起因是一次偶然的无聊，故在图书馆翻看人民日报过往的汇编。无意中发现其新闻多有先后矛盾不能圆通之处，拿来上海日报对比，其矛盾更多。相较于历史教科书照本宣科、心正情纯的单线路、粗线条历史观，自己发掘历史显然更有意思（这一点在购入台湾研究院的《国民党军事制度史》后感触更深）。不过在逐渐业余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历史的乐趣并非在于修正，而真正在于还原。失真的历史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其影响之坏，犹如将幼苗浸毒，父过师惰不过使儿无知，曲解歪传却使人堕落。在不久前看望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聚会中，谈到这个问题，老师叹息，我亦无语。老师自退休以来即将教科书全部丢弃以示断绝，我恐怕没有这个魄力，我还想留着它们，它们在未来也许会是第一手的历史佐证。《天朝的崩溃》只能是一家之言，虽然其考据原始、全面和详细，国内外至今没有一部鸦片战争专著能够媲美，但是历史学家的个性不可能完全排除感性而只存有理性。不过作者有自知，书中早已言明，序章亦自嘲亦开篇，这种将史学和个人研究高度降低的做法，也许是让史学回归其本真，或者不断接近其本质的一剂良方。史学之崩坏难道不是日益官方化、“正史化”、真理化、神明化造成的吗？在卷帙浩繁且杂乱无章的史料中寻找最原始和真实的资料，对比英、日和清三方的记录，能把这项工作做出如此详细而条理的结论，其不单单是依靠个人的知识和毅力，更需要史学家用心，时时叩问自己的行为。文化的兴旺需要百家争鸣，意识和结论在自由开放的条件下碰撞是前提，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几千年的活力，反倒是那些非正统的乱世和衰世，让文化在中央集权萎缩的触角桎梏中有所舒展。而反思这大一统的后果，不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吗？思想的僵化和固步自封，让从统治者到百姓都沉浸在“天朝”这个自说自话的梦中，任人敲打都不愿也不相信自己醒来。退无可退不能再退之时，最好的时机已然错过，追赶的艰辛中我们依旧不断在历史的记述中叨念那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如果，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天朝，中国人一直的梦，如果非要给中国梦加一个统一的共有概念，我认为它就是天朝梦。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它的每个内容都与国家的整体指标息息相关，它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天朝上国”概念的近代化、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噩梦，千年来，不论何种文化冲击和改造，我们居然始终没有逃离，甚至不愿逃离。我们明明深受其害，却还把它当做最美好的理想，这随之而来的就是梦中场景的不断重现。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大清国整体的愚昧，这种愚昧是多方面的：守成之君，是祖宗之法不可破的愚昧；庸官欺君，是君君臣臣礼教的愚昧；清流言剿，是不识华夷的愚昧；百姓冒功，是图利忘国的愚昧。这自上而下的人的集体失聪失明失智，加剧了制度上本来的落后，放大了行军不畅、军费不济、战法落后，器物不修、外法不明等等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到如今真的解决了吗？中国人是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对二十世纪以来取得的几项民族胜利无比自豪，但是反过来却对它们也不是那么信服，这种心虚的表现到底是因为什么？民族自豪感为什么始终在那脆弱的平衡间得不到一种长久的稳定？我们的国家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家国同一感，是不是在貌似稳固的教育中反而愈发稀薄？这不仅让我回望起近两百年前的过去，天朝仍在，国却将覆。史学不是万能的，什么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尤其在人决心让自己沉沦的时候，只言片语的何种科学都是无力的，何况相对于天下、民族，科学它本就是只言片语，太过不引人注目了。也许是我太悲观和愚蠢，我不知未来在何方，天朝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到了二零五零年我们真的会重新迎回天朝吗？德意志第一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康德看着脚下这残破分裂的国土，痛心疾首的说道：“它什么也不是，不是神圣的，也非源自罗马，更不是什么帝国！”所以，我宁愿不再有天朝、上国、万邦、帝都，而只想要一个不会崩溃的中华。

以史为鉴，需先有明史

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距今已经过去一百七十余年。从这场战争开始，中国的历史开始进入一段屈辱的岁月，开始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对这场战争的了解，仅限于学生时代的中国近代史课程；来到当年主战场之一的广州工作之后，也曾在心里为百年前的历史唏嘘过。近日拜读了茅海建先生的大作《天朝的崩溃》，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收获了更多以前不曾有过的印象。第一个印象便是，这是一场当时的中国无法避免但又绝对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无法避免，是因为无法调和的矛盾：英帝国的积极对外扩张和天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无法获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制度、科技、思想、军事等方方面面全面落后于英国。彼时天朝依然以为自己是个可以俯视四方的巨人——他也确实是，只是不如自己想像的那般健康和强大；相反，这个巨人其实体弱多病甚至腐朽不堪，在面对西方体格强健的后生之时，根本无力保护好自己的东西。第二个印象，便是以史为鉴，需先有明史。我们的史书，是负担着一个重要的使命的：自古以来，便强调要以史为鉴。这样的坏处，至少有二：一是沉醉于过去，止步不前；二是史书所载的人物太过脸谱化。比起记录历史，我们的史书被赋予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树立用以歌颂的楷模和批判的典型，建立后世应该遵守的规范。在儒家的体系下，这种规范树立的准则，不是法理，而是道德。只要需要，一个人身上的道德闪光点或者道德污点，都会被最大程度地放大，覆盖掉生平的其他。他真正做了什么、所作所为在彼时情境下的合理程度，并不重要。变成一种用来教化的工具之后，史书便无法保证自己所载的皆是“明史”了——其中很大部分，其实是道德批判，不对过去负责、只服务眼下需要的道德批判。即是在今天，主战的林则徐、关天培，依然是爱国的忠臣；主和的琦善、奕山，则是卖国的贼子。然而，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主战一定爱国，主和一定卖国吗？真的有这么泾渭分明的两派？真的有这么善恶分明的事情？《天朝的崩溃》里，详细写了这几个当事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和我们以前所被灌输的形象，大相径庭。在百度百科“爱新觉罗•琦善”的词条下，有这样一段描述：“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政府被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昏庸无能的道光帝，不分青红皂白将抗战派林则徐革职，代之以力持妥协投降的琦善，并由他主持广东军务。琦善为讨好侵略者，将广州的海防设施全部撤掉，解散招募来的渔民丁勇。由于琦善的投降卖国，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英军乘机向我国发动了新的进攻，1841年2月，先后攻破广州前沿的沙角、大角、虎门等炮台。”看过此书，再回看主流媒体上对于我们历史诸如此类的叙述，真是觉得贻笑大方。在承担教化责任的主流史观下，当事人被清清楚楚地分成了派：一个是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投降派，其代表人物可算作是道光皇帝（这腐朽落后的统治阶级！）；一个是英勇抗争却屡被排挤的抗战派，如林则徐。这样划分的好处，是能为这场战争的失败找到一个几乎毫无争议的原因：因为有投降派的存在。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制度思想科技军事等等，而是道德，是有人在道德上出现了腐败。似乎只要道光皇帝坚决抵抗，不将林则徐革职的话，这场战争就会取胜。这样的叙述，多多少少给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一点面子。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已经过分得有些自卑了，关于自己不好的地方，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提。然而不明白历史，如何以史为鉴？希望有天我们的主流历史观，能少些道德多些真相；希望有天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大大方方地包容曾经的落后和失败——例如，包容像是《鬼子来了》这样的电影。

一点感受

一口气读完了剩余的一章多内容，最多的感受就是这本书很符合我的口味。记起初中时，由于历史书讲的东西涉及面已经很多了，但我获取知识的途径实在有限，经常会去问历史老师很多问题，记得比较好奇的还是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记叙翔实，为了充分说明某一问题，从各种史料里勾勒当时所处的实情，尽量还原当事人对于事情看法的态度或可能态度与其想法，其中尤令我记忆深刻的便是论证敌我双方的实力，详细叙说了战争过程中真的是敌众我寡吗，还有清军和英军的差距又在何处，丝毫没有那种泛泛而空洞的论证，令人信服。这书一开场便对传统史学进行了一番批判，读完此书才觉得这么做一是提出鸦片战争中我们所最关切的问题，以便后文慢慢解答，二是为了给全书定好以现代史学方法尽量还原历史真相，尽可能做到以史为鉴的目的的基调，并使读者明确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差异，不至于后文所得到的结论因异于传统论调而吃惊。这里所谓的批判，不是全面的否定，而是分析其中的哪些做法于今合理，哪些又于今不合理，不合理处又缘何如此。我觉得这里面或许会涉及一个悖论：今人又是否可以跳出时代思想等等各种因素的桎梏，而在历史所给予的最大可能范围内，还原史实，使所得结论不失之偏颇。且不论这点，这书可以看出作者的努力：论证材料详尽，分析事物尽可能还原当事人所处的环境，避免上帝视角。这书最后的结论便是鸦片战争是必然失败的，这个结论在看完全书后，即使作者不点明，读者也会得出鸦片战争在当时确实很难打赢的结论。英国是个工业国，而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这点根本的差异，又体现在各个方面，军队的建制及作用，武器装备的制造及性能，信息传递的速度，政权制度，文化传统等等，此时的中国没有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也没有近代科学知识，更没有近代外交观念，军事知识等。清朝在承平日久，做起了天朝大国的迷梦，完全忽视了外界发生的变化。对于鸦片战争，统治阶级只当作寻常的外夷入侵，完全以传统镇压叛乱的思路来打这场在性质以及作战方式已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仗，再加上前述等等差异对清朝实力的制约，失败以至于必然。对于参与过鸦片战争的官员阶级人士，未能在战争结束后有一些切实的思想转变，民间间或有人写书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当时的士人阶层来讲，他们属于异数而未被接受，以至这场天朝大国的迷梦未有惊醒的势头，令人实感痛惜。真正实现思维的转变，又是在随后几十年经历了几次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真正的平等外交，又是在百年之后；真正实现复兴，还在路上。1997年7月1日，香港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鸦片战争最直接的影响已被消除，但鸦片战争对今人的警示作用却不曾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