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

出版日期:2014-7-1
ISBN:9787515404558
作者:胡素珊 (Suzanne Pepper)
页数:458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学者较早对“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全面系统、客观中立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关于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者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从而细微客观地揭示出共产党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获得民心和政权的。

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革命”的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深刻的印象。

——杨奎松

书籍目录

推荐序（雷颐）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战胜者与战败者

经济

光复地区

第三章   学生的反战运动

“一二·一”运动

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

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工人运动的复兴

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胜利

第六章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第七章   恢复土地改革

中共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

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激进的土改：1946—1947年

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总结

第八章   回到城市

张家口的实验

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一个新的开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经济和金融

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城市

农村

征引文献说明

对增订书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内容概要

胡素珊（Suzanne Pepper），美国学者。197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长期居住香港，从事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和写作。除本书外，著有：《中国的大学》（1984），《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1990），《激进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1996）。《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部分）1945至1949年的篇章便出于她的手笔，她还为《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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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7条)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国民党的土改尝试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土改的蠕变效应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分的究竟是谁的地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土改成败看团队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显然不具普及价值。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国民党输掉了农村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家都有当家的难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编辑上留有遗憾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国民党的土改尝试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土改的蠕变效应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分的究竟是谁的地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土改成败看团队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显然不具普及价值。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国民党输掉了农村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家都有当家的难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编辑上留有遗憾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
一、对汉奸的处理不善1945年，日本投降后，用日本日和汉奸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与秩序。因为，市民暴乱比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更严重。傀儡政府官员变成国民党员，伪政权官员在办公外挂一块招牌，即可完成转变。伪军头目李守信，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司令，卢沟桥事变前，李已投靠日本，第一批叛国替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将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为10路军总司令，另一个伪军将领门致中任9路军总司令。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李先良，胜利后任命为青岛市长。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指挥官。城市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岗村次宁仍然在外交部大楼办公，9月4日，南京报纸还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二、腐败处理敌人资产上，显得不够公平合理。接收官员只关心：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没有任何制度保障，规定的有效执行取决于官员的操守。任何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都会成为第一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协助调查接受官员腐败事宜。虽然证据确凿，政府依然没有果断措施，调查组没有权利强制实施惩罚建议及措施，调查完毕，案件转交地方当局。三、国民党经济政策西南地区战时工业因为缺少政府的订单而迅速崩溃。蒋介石政府的50亿美元带宽的工业救助计划并不能满足重庆附近工业和矿业的需求。蒋介石政府并未兑现战后对内地企业的忠诚的补偿，这让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时机，共产党发表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答应救济失业工人。敌占区工厂主要求归还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了的资产。光复地区经济完全停滞，上海和天津的九成工厂完全停产。政府确定未伪币对法币汇率过低，导致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蒙受巨大损失。要求对日占区的学生进行再教育，学习孙中山理论、蒋介石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及地理、时事及军事训练。学生只有再教育课程中取得及格分数，方能继续学习。同时，教师也需要参加专业能力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接收官员、撤退到内地的学生对光复地区的人普遍有一种优越感。从1937年到1945年，物价上涨2000倍。1927年开始，公开镇压工会，所有工会活动变成官方资助和监管。1929年出台《工会法》，把所有的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至低下。1946年，仅上海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1716起。四、对待学生反战运动学生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成为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实体。政府对学生粗暴的压迫手段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甚至是共产党的阵营。美军帮助运送了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京、天津、青岛等。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装备了成套装备。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项目提供了50亿美元，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1946年6月，美国签署一份租界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1946年8月，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战争后，美国批准将9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国民党政府，作价17.5亿美元，包括小轮船、车辆、建筑材料、空军供给、通信设备等。1946年平安夜，一位北京大的女学生被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引发12月30日全国8所高校的抗美游行。到次年1月底，广州、昆明、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194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要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意图，与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亚建立反共的前线。对日本的仇恨与东亚地缘政治的担忧再次引起学生的紧张，1948年5月4提，上海120所的大众学生成立“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5月底，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抗日联合会。毛泽东1939年的声明称：他们往往带有个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但依旧承认学生运动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认为它是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先锋。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条途径。共产党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学生普遍反映行动是直接和自发的，政府用专制是手段将学生推向了共产党，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失去了意义。学生的经济困难包括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毕业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下，可供职位数目本身也在减少，1947年，北平应届大学生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一份1948年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的调研显示，15.9%的人赞成内战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的人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
这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内战》是该书的第二个中文版本，出版过程满坚信，编辑出版总历时16个月。如今，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图书上市了，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预售成绩。它能提供给读者的，是：了解一段历史，发现一种新视角，换一种新方式思考。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有些个错别字。终于坚持看完。土&&共的政策还是在国民D的失败后不断改进的吧。
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为什么有很多人会留在大陆。不是因为他们对TG有信心，而是对KMT彻底绝望了，不值得为这么个玩意儿去流亡，甚至不认为台湾能守住（实际上如果不是金胖子搅局确实也守不住）
土地革命为中共提供了一条推翻农村统治阶级重新建立农村政权的公式，至于统治阶级是否封建，是否地主，并非问题。痛过这一公式，为中共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政治基础，并得以大量的动员农村力量。
2016008
很棒的书，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前半部，国民党的部分，可谓传道解惑，究竟为何国民党失败了，这本书中发现了答案--贪污腐败、无能、决策错误等等，读完明白国民党输的不冤，共产党也赢得不容易。
偏学术，供研究，猎奇者慎入
这本书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学术著作，学术著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也正是这样，作者最后的观点才那么的水到渠成，才那么的令人信服。对于抗战后国民党在政治上为何输给了共产党，本书给出了完美的解答！其实本书的翻译确实不是很完美，书中有的句子不是很通顺，也有些错别字，这也是造成阅读速度偏慢的原因之一吧。即使有一些翻译和校对方面的缺点，仍不失为值得五星推荐的好书！
书名是《中国的内战—1945到1949年的政治斗争》着重点是政治斗争即国共双方交换粮食兵员的权利，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了自然在军事战场上也就享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的愚蠢体现在，一方面滥用抗战胜利的政治资本，多年贪腐无能的政治表现让人民对统治不再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天真地认为“剿匪”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忽视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迅速转向所造成的影响，怎能不在人民战争中被彻底抛弃呢？
国民党之失败，共产党之胜利，原因何在？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而本书提供的恰是两党在城市与农村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的对比研究，从而一致导向1949年的内战结局。今天，回看六十多年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前的种种表象，亦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然而，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中共在历史上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充斥血腥的破坏史，直至今日，它领导下的国家，究竟距离它当年的许诺有多远呢？这一进程，依靠“革命”的思维，又如何才能达到呢？
深入了解1949年的国共关系的良选，分析很透彻，但全书更偏向于日本投降后，内战开始前那段国共双方政治上作为，对内战其实描述不多。。
独特视角，书名是内战，却从政策、经济、人物方面解读战争。
短短四天读完了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 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一本“狼、羊和牧羊犬”的故事，羊老是把狼当成牧羊犬，所以历史总在重演。
关于1945-1949年国共内战的相关研究书籍很多，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地分析“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的原因，而是仅仅就国共两党的不同政治纲领和社会政策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形势逆转的原因。正基于此，国际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分析，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虽然着眼点小，但作者的思路却相当开阔，对于1940年代中后期，广大民众对于时局走势的判断，以及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都有很多不同于时论的扎实分析，非常值得一读。
内战政治力量分析佳作，从另一个视角剖析国共内战中的因素
“日本人给了国共两党同样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可能不这么想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关于国家主人的竞争土地革命一章絮絮叨叨政治和社会状况则语焉不详为了出版投诚与真实不虚之间二八开
书感觉写得一般，但是史料对于业余读者如我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错
对研究这段历史的筒子们来说这本书非常必要，内容翔实丰富，分析鞭辟入里，态度客观公允。但这么几年历史写这么厚的书，可见不能作为入门读物咯
一本严肃、枯燥的学术著作，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可以假设的是，即便中共在军事上受挫，最多也就是把内战的胜利推迟了，而国民党崩塌式的溃败，变相地减轻了民众的牺牲。
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只看了国民党部分
2015年第十九本书，角度可取，论述谨慎，总之我党万岁万万岁！
有点啰嗦，有点左。
把视线离开军事较量而转向经济政策区别之后，越发感觉到一个大国政府的难为和知识分子“无能的呐喊”。里面提到很多开眼看世界的人不相信KMT也不相信TG，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第三政党来打破两者的较量。但事实却是，当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时，他们睿智而冷静，但他们却无法组成一个政党，因为他们永远认识不到作为政党，统一立场和为这种统一而放弃的许多个人观点是必备的原则。接收沦陷区的腐败无能，更多反映的是一个被时代裹挟而被迫疯狂前进的中国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的彷徨无措。1945-1949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游戏，那些传奇的智者将星永远闪耀，而那些被困其中的无数普通人以及他们的苦难却总是被遗忘。
材料很棒翻译太烂
作者是泛费正清学派的代表人物，所以说一切成果都建立在费的理论基础之上，当然这些都已经在这个时代成为比《中国近现代史》还让人感到厌恶的东西。本书内容大体就是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共产党赢得民心，所以共产党击败了国民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没买这本书前，大体已经知道这本书是什么角度色彩，但没忍住京东促销而剁手，现在看着这本书，如同鸡肋，就如读陈红民教授的书一般。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费的徒子徒孙们真应该来中国大陆好好做做学术旅行，别天天在费的框架下YY。
个别章节脉络不清
内容基本还是做到位了，但是学术味太浓，可能翻译得也有问题，看起来太费劲
确实，当时的国民党抓得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朋友推荐，其实好一般，真的好一般。国共内战这一段历史，外国学者好奇心不可谓不强，但是切入点无非就是国军腐败无能经济崩溃、共军意识形态土地改革，在谍战潜伏、美苏插手上关注度不够。同时，台湾学者的著作则是挥之不去的遗老遗少味道。而我们自己，当然绝不可能放弃成王败寇逻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总之，这段历史，还是交付后人煮酒论英雄比较好。
和费正清的东西一样，总是给人感觉虽然很努力的想说清楚事情，但是其实最后还是说的不是很清楚
从军事之外的角度来研究解读中国的那段国共内战。没有一上来就能成功的政党，也没有完美无缺的政党，更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党，但我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虽也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是一种时势造就顺势而为的必然。——对土地政策有了更深的了解，因地制宜，因人制地，没有万法皆通和一成不变的政策。很值得重读的一本书，只是需要耐着性子读。
进入到中共政权之下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大众，至少有三种情况：因对中共理念的理解与认同作出的主动选择；因对国民党的失望且找不到更好的替代物而被动加入；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明就里地被选择了。
具有一篇中庸博士论文的明显特点，冗长，琐碎，资料堆砌，让人感到毫无阅读趣味，昏昏欲睡。对比而言，一党训政与联合政府强太多了。
關於土地改革是本書敘述的亮點。本書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共在山東、蘇北等地區的土改政策所具有的彈性以及靈活性。在敘述國民黨時則篇幅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心態，其中的兩份問卷調查的使用恰到好處。
很不错的书，大概对那个时期的一些情况有了了解。
有点啰嗦。气度不大！
史料翔实，并不枯燥，这类文章与书，换个角度，权作客观
通俗地说，本书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不是中共做得多完美，而是国民党太烂，失去了人心。
为了捧场又买了新版。“真正的悲剧是，一部分民众在对比了国民党之后开始回忆起日本人的某些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争论”……大概直到80年代早期为止，将某千古完人党换成宇宙真理党这个命题也一直是成立的~
无效的视角，扎实的资料！！
依大量史料特别是其时报刊杂志观点数据构建的内战时期政治经济史。无军事内容。
很好的著作，角度独特，解读比较到位，提供一些思考方法
无愧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多章撰稿，视野开阔，布局精致，比对各社会阶层在抗战结束初期与后期对国共态度转换，回答内战何以速决。史料纵受时代局限，亦能点面结合，尤重地区差异。不仅擅长的学界写得精彩，土改部分占全书近1/4，繁而不乱。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体味人心选择之势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准确地说：阶级斗争打败了国民党！
虽然有人认为日本的侵略使共产党人的胜利成为可能，因为这阻止了蒋介石军队在1936-1937年间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但这实际上却承认了国民党没有能力在以后几年中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竞争
完全的学术报告，可读性不强
国败共赢，原因很多。在这本书里，作者单非军事层面阐述，讲出国败的四个原因，相应地对共赢增加了砝码。读罢，只觉得国败绝非是对方有多么优秀，而是实在是自己的咎由自取，正所谓，人作孽不可恕也。
经历了太多简单化处理的历史之后当具体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来之后就是大写的震惊。
长年以来，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意孤行，在经济上处理方式失当，并拒绝理会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现在是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中国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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