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书评

关于性本论

儒学三大家的性本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说本性善恶，只说人来到世上，品性是相近的，几乎无差别的。而经束发弱冠立于志而立之年后，人的品性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在于“习”，即真正决定一个人品行好坏的，不是胎里带的品性，而是后天的学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襁褓婴儿，心都是好的，但被外界的物质勾起欲望，蒙蔽了善良的心，所以才会有恶行。所以要注重学习，时时修心，让心恢复善良的本样。后来王明阳的心学，心如明镜，正是此说延伸。荀子说“性本恶，其为善者伪也”。人生下便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如不控制，任其放纵丛生，则为了满足物欲人必然会算计争夺，于是心渐变恶。只有通过学习，去克制，去追求精神上的收获，这样才会获善。“伪”是人为的意思。人的欲望是恶的，欲望其经过心的控制，之后有或善或恶的行为。把欲望、心、行为分开来讲。孔子不言善恶，只言学之效。孟子与老庄都推崇天然，认为天然的比人为的好，于是说心本是善的。荀子则更为主动积极，认为人为创造的比自然的好。于是二者的性本论，截然相反。三者最终却一同指向强调学习，即修养内心。这不仅是儒家崇尚的修身为本，更是中国哲学侧重于向内修行，而不同于西方哲学侧重于外的探寻的特点。

中国哲学史奠基之作

时至今日，虽然古今之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不胜枚举，但要在其中以“权威”二字盖棺定论的，非胡适与冯友兰两位（此“今”字在此对于吾等后生亦可作“古”解了）先生所著之作莫属。究其原因，在于吾国文明之历史已有四千余载，在这漫漫时间长河之中，对这事关“人生切要问题”的学问，自然已发展至博大精深的程度。若想在此间耕耘出一片成果，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能为之；时民国初年，适逢中国社会摧枯拉朽、新学渐兴，以新文法（白话文）、新方法（科学地）讲读、探究中国哲学史尚无先例。胡适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学术之先河，堪称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此书之所以能以经典之名流传后世，其一在于先生治哲学史有其目的性。先生之目的，不在于为某派立身正名，哗众取宠，说出个孰优孰劣；不在于纵横捭阖，作为加官进爵的手段；而是一要“明变”、二要“求因”、三要“评判”，似此，方能推动这一术业日后在吾国之发展。先生严谨治学、不为私利的良苦用心不可谓不伟大，对比当下国内追名逐利之风催生的各类专著，高下立判。本书被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二，在于先生首用了科学研究的新方法。诸如按时代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时期；将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分类为原料与辅料，按其轻重明察秋毫、缕清脉络、去伪求真；再就是要将史料进行校勘、训诂、贯通、作结论等等，皆有章程可循、有方法可依。此种治学之术，想必定是先生留学之时师之于夷人，后又根据吾国哲学与历史之特点改良所得。虽此法在今日略显陈旧，但彼时“只读圣贤书”的世代，能对诸子百家的经史子集有如此深入的领悟，还能保有西学提倡的怀疑精神，用“科学”的手术刀拆解中国哲学史，取其精华以昭后世又去其糟粕以警后学，在将哲学史近代化的工作中先生“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吾等小民自不能像先生那样能治史修术，但对于老祖宗遗留下的这些文化果实，是需做到努力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的。不然人于世几十年，不知“人生切要问题”究竟为何，怕只也能是混混沌沌、浑浑噩噩，有“活着”之名，无“活着”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