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裂志》书评

解读，我们做到了什么？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会说，我不喜欢日本文学。我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会说，我不喜欢这本书。我的一个挚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的这种 “不喜欢”。这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盲目自大的思想，我以后总是严谨把守。但是我看了很多评论，包括阎老师的专访，我很想说，解读这本书，我们配吗？在你还弄不清楚魔幻现实主义与神实主义的区别的时候，就全然否定神实主义，简单否定，蔑视这个作家本人的生造词，你们真的是文学评论家吗？作家是生产作品的主人，他觉得无法用魔幻现实主义定位，自然有理由有权利有义务生造出一个适合的词，何况，某某主义的产生到底谁更有发言权？！！还有部分人说，这是复制《百年孤独》，敢问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白》您看完了吗？还有跟《第七天》《黄雀记》作比较的，直接给三个作品排了名，《炸裂志》可排第一。可笑！！比较文学作品间的艺术技巧、创作手法、语言描写都有优劣之分，但我敢问，《第七天》难道不是一气呵成的吗？读完难道没有长舒一口气的畅快感吗？何苦至于比《炸裂志》差远了呢？我没看过《黄雀记》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第七天》和《炸裂志》都是难得一见的引人入胜的作品。两者创造了不同的写作方。一文精彩与否，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结构，前者以死者走向死亡后七天展开，后者以地方志的形式展开，皆匠心独运，打破了文坛过于严肃呆板的创作风格，不是很好吗？《炸裂志》我只读了一遍，只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想这就是艺术作品的魅力，它逗乐你，鞭笞你，让你笑，让你哭，然而我也看到了作品背后的癫狂，迷乱，欲望和真实。如今我正生活在深圳，这个超级大都市！

当你在谈论阎连科时，你在谈什么？

很少有人正儿八经的谈论这个作家，网络里各种真文艺青年和伪文艺青年们，包括文学圈内部所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对这个作家总是避而远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喜欢谈论莫言、余华，却对他讳忌莫深。而从一个局外人来讲，这种怪圈又恰恰显示出作家本身的独特性。阎连科是一位河南作家，也是被文学界奉为除了莫言，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他有同样殊荣的，还有山西作家李锐，这两位作家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划，但影响却并不广泛，甚至鲜为人知。阎连科最近走入大家眼球的消息，是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这个奖显然不大，卡夫卡自身的知名度也并未有诺贝尔这样的科学家影响深远，但我们不得不说，阎连科和卡夫卡一样，都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孤立门槛。他们背后的真相是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的滑稽，而通晓这种荒诞的人通常很绝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实。 卡夫卡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创作出《变形记》类这样卓越的小说，却不愿意让人理解，甚至死后希望朋友一把火烧了它们，阎连科的书三写两禁，在社会中并未引发如《金瓶梅》似的猎奇效应，也没有引起像贾平凹《废都》般洛阳纸贵的购买高潮，作家本身的写作只好指向自身，或者他在创作文本的初期就没打算给大众一个交代。“我写我的，你看着办”，这样的魄力真是让人黯然神伤，我们所谓的时代精神到底被作家赋予在何处，如果不深入文本进行抽丝剥茧庖丁解牛，这还真是个谜团，所以大众对阎连科的距离感可想而知。 再者，当我兴冲冲从亚马逊上买来一堆阎连科的书，打算精打细算阅读时，发现了很多问题。最让人烦恼的是，阎连科文本的关卡太多。他的文字不是为普通读者设计的，读《受活》和《日光流年》时，我找到了当初读贾平凹《古炉》《白夜》时那种艰难的违和感，后来我发现这种让人伤脑的阅读经验源自于个人的审美与作家文本趣味设定之间的落差。阎连科所创造的奇谲世界从来都不美好，而卡夫卡，更是制造丑陋和怪相的高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制造快乐和和谐，那样是可耻的。世界本来就不美，波德瓦尔似的丑陋感每天向我们制造的幻象逼近，天煞的直白能杀死很多蒙昧的可爱。这其中不光包括我们的理想，信念，还有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阎连科的《炸裂记》就用了匪夷所思的故事为我们撕裂出这种疼痛，如果说文本中的莫言是一个不识人味的刽子手，那么阎连科，他一定是通晓各种建筑设计的工程师，不过他专门拆好看的房子，一块块砖头的卸货，最后绳子一拉，美好顿时灰飞烟灭。当我们在谈论阎连科时，我们恐怕在谈的是一位勇敢的作家，他在用一己之力妄图改变世界，可高深背后的苦闷留给了作家本人，所以几年前我们听到阎连科家的房子被迫拆迁的消息时，心里难免阵痛：这样的伟大，到底能支撑多久？而阎连科也用源源不断的新作激励大家伙：其实做一枚爬上爬下的普罗米修斯，除了苦点，也没什么不好。

无趣的炸裂志

读完这一本之后觉得以后再也不读他的书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书相当枯燥，除了一些魔幻的写法有一点趣味之外，当然这样的趣味见多了也就觉得无聊了，其他真的不能激起人情感和精神上半点的涟漪。”只不过是欲望而已“，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头脑中冒出了这句话，这本书描写的人类停留在非常低非常低的层次，似乎只要嘴里有的吃，活着就足够了，所以将一整本书用来描写一群”人“如何饥饿以及如何仅仅是满足食欲上，简直太无聊太退化了。

反媚俗也是一种媚俗

明显的隐喻，符号化的人物，刻意的夸张，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真实，而作品本身，从下笔开始就陷入了另一种不真实。但是依然应当感谢阎连科创造出了炸裂，这个带着他的怨和恨的雾霾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缩影。炸裂村有三大家族，孔，朱，程（这三个姓氏是一个隐喻），改革开放后依旧左右着炸裂。孔明亮，朱颖一对夫妻分别是盗王娼后，却是炸裂致富之祖。而家族世仇也因为两人的结合而愈演愈烈。孔家四兄弟，大哥是文人，老二是政客，老三是军与商，老四是解读命运的软弱的逃避的良心。文人追求人性，解放，最终为人玩弄，最后也还是过回了安稳日子。政客偷盗起家，手上人命无数，用手段谄媚换得呼风唤雨，最终为手足所残。军人久不得志，得了巨款才使生活顺风顺水，明白钱才是最好使，但心中信念还是久久不变。良心在被世人嘲笑后怀疑起了自己的人生，转而潜心研究命运，不问世事。程朱二位姐姐为了男人也是三番斗法。朱颖为了男人一步步走向了疯狂。炸裂从一个小山村，以盗娼发家致富，又因矿产、招商洗得清白，一步步用“背地里的手法”走向繁荣富强。广大的炸裂人呢？这是孔家的炸裂。或盗或娼，只要有钱，都是好的。“怎么能不收礼？我们成了城里人，这是天大的一桩事。”市长的弟弟来了山村里接大嫂便是鞭炮齐鸣了。最后大嫂用签着市长名字的纸条换来了一场大雪。很好。这些都戳到痛处了。可是我看不到人性。我看到的人都是一个个行走的符号——“贪婪”“虚伪”“愚昧”.....开花、枯萎、时钟停转，这些“神迹”，都是些情绪的产物，，但是满足了情绪，似乎也没什么作用了。阎连科的讽刺确实是高过那些年轻的作家（不提某寒），但是他对生活的理解是否就高过那些年轻的作家？人性是复杂的，一段传奇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在行走，而不是一个个符号的利益碰撞。作者想写出一段史诗，想把一段三十余年的变迁，浓缩到三个家族，一个小社会之中。背景可以浓缩，但人是鲜活的。一类人的特征可以浓缩成几个词，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如果说“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是一种抽干了现实的媚俗，那么这样同样脱离了现实把恶浓缩成几个符号去反对这样的媚俗也就是一种媚俗了。我认为阎连科在这本书里的角色是带着怨愤的实际上又利益相关的冷眼旁观者。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本书，毕竟在舆论单调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父辈的焦虑：简评阎连科的《炸裂志》——尝试将小说问题化

去年阎连科在做讲座时有人曾提问关于当代作家的“焦虑”问题，那时我还没有看过《炸裂志》。等把《炸裂志》看完，我长吁一口气，心道，“果然”。阎连科的写作一直有着很明显的标记，语言上随着自己方言的习惯走，句子会根据情感的波动而呈现出明显的长短变化，连标点的使用都随着语调在跳动，这点在《受活》中最为明显，至《炸裂志》，阎连科采取了更易被普通话使用者阅读的方式，将脑中所想、心中所急以直言不讳而若不能直言便上天下地地找例子的方式一吐而快。在我看来，阎连科的“内因果”完全是一种语言习惯，想说的东西就痛痛快快地说，不想说的东西就三笔两笔带过（这时会出现“了”、“就”等词），想说而不能说的东西，就用脑海里第一时间蹦出的例子来打比方，这本书里的种种精妙的“讽喻”就这么出现了。所以，阎连科有些自得的想象，比如“有了权，女秘书的衣服自己就解开了”和“有了钱，能让百花在寒冬竞放”，在我看来就不是那么新奇了。对我而言，这本书的惊喜很少，但能让我无言，陷入思考的困境。阎连科是我的父辈，这毫无疑问。如果我还存留那么一丁点文学创作的才能，我肯定要写我的父亲，我的故乡，那座正在“炸裂”的旅游城市。可我一直不想下笔，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父亲的时代和我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时代，父亲的故事理应让他自己去写，他的无言不应该由我来转述，我会期待与他展开一次超过五句话的对话，那个时候，我将是故事的记录者。我的父辈阎连科，就是这样一个有很多话的故事记录者，他自己哇啦哇啦地不断说着，记录成文，就成了一部部小说。然而，这个有很多话的父辈在所有的小说中几乎都用一种“我是我故乡的儿子”的身份，《炸裂志》开篇的“主笔者说”更是强调了这一点（虽然很容易被后面一大段的金钱诱惑所遮蔽）——“我是那块土地养育的儿子”。我的父辈正在用一种谦卑且极为担当的语调去描述他的时代，这是这部作品的出发点，请千万记住这一点，不然你会被阎连科欺骗，会以为小说里的戏谑与夸张是阎连科有意为之的写作欲望和快感[1]（不排除在写作中有无法自控的可能性）。我的父辈在奔向耳顺的年纪仍以“儿子”自居，把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视为自己的父母，视为血脉上的祖先。这一层面的“无法长大”并不是作者自我压抑、拒绝现代的结果，而是阎连科把自己视为家中长子，站在历史的中间，以我父辈的眼睛观察这发展变化中的一切，叙述着他所不能接受的一切。某种程度上，阎连科像坐上了刚刚研发出的“超音速列车”，他以儿子的身份坐了进去，等着列车发出，环视他所生所长的地方，却发现列车越开越快，他开始紧张、焦虑，周围的美景和钢筋水泥搅合在一起，魑魅魍魉影影幢幢，他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可怖之物，可是列车始终在加速，他只能写，把这一切写下来，留给晚辈。阎连科到不了终点，他根据自己的感受创作了《炸裂志》的结局，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焦虑。暴露自身是这种焦虑的直接体现，阎连科对历史的不断书写和关注终于走入了地方志这一古老的传统。暂时搁置正史与野史、国史与地方志等问题，阎连科在“我是我故乡的儿子”之后把自身真实信息全部暴露出来：阎连科，河南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一把单位“拉下水”的架势并非是他欲与所谓权威玩“权力的游戏”的表征，而是一种破釜沉舟（至于其效果，需要在另一层意义中讨论），他拼了命要证明“我是阎连科，你要信我”，是种想要读者相信《炸裂志》是真实的历史的焦虑。作者之死的理论在这里失效了，对于《炸裂志》而言，作者十分强势地活在其中，用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推动自己的价值判断，使之成为控制小说节奏的真正力量。地方志作者阎连科说，要有钱，于是孔明亮立刻有钱；地方志作者阎连科说，要有权，于是孔明亮步步高升。但，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本书作者阎连科用上帝的语调来模仿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实际上，这一语调并不新奇，背后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逻辑而已，阎连科还没写到“有钱能使磨推鬼”的份上。这种朴素的权力观的确阴魂不散，无论中国怎样推行现代化，它都坚硬无比，意指着“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意指着启蒙神话和文明历史观的某种失败。男盗女娼的资本积累方式和官商一体的资本生产方式看似简单地构建了文本的话语权力，如果读者不对小说保持距离，会很容易地陷入这种无坚不摧的循环模式里出不来，也就成为网络大V的转播器。然而，阎连科以极端情况为镜，以炸裂志为预言，在地方志的历史书写中不知不觉地加进了催化剂。至第17章“舆地大沿革”，浓烈的末日语调使这本书从对权力的追问滑向了预警般的呼喊，小说节奏开始变快，书中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成了索多玛城唯一的义人——罗得的呼喊。这回到了我开头所说的焦虑：在《丁庄梦》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炸裂志》里更加强烈地显现出来，在极端化（或曰阎连科所化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镜子中，《炸裂志》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落在了“钱权色”（借用一师友的总结）三者的对抗与繁殖之中（情色点说，这是最简单的3P），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的复杂性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太容易让头脑简单的人把他们视为“三魔头”，除之而后快，就什么都没有了，末日就永远不会来到了。对人世发出警报的代价就是小说在人物创造上不能完全展开，孔东德出狱后的“抓周”神话是这本书真正的“In the beginning…”（Gen 1:1），结局又是一种“Then the LORD rained down burning sulfur…（当时，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Gen 19:25）[2]，人物的所有特征被固定在朝向末日的语言里，人性的恶被高度凝练为“三魔头”，没有希望没有拯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这是这种焦虑呈现出来的问题，也是阎连科苦苦营造出来的问题。“我是我故乡的儿子”，请允许我再次强调这一点。阎连科从未在他自己的叙述中抽身离开，从未冷静下来的笔调和朝向文明末日的书写不是模仿《圣经》，而是创造现代中国的“警世通言”。对于《炸裂志》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物形象丰满与否、也不是故事情节吸引人与否，而是我们面对最简单亦最强大的邪恶，是否有追问它、分析它、拆解它、解决它的能力，阎连科站在历史的中间，将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反复呈现，至《炸裂志》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炸裂志》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有能力把他所涉及到的问题一一还原。也就是，我们是否有力去超克它？去讨论阎连科在小说中无法讨论的真实的、细碎的、具有连锁效应的、互相寄生的恶？我没有从《炸裂志》中读到阎连科对“怎么办”这一问题的思考。然而读者是否就可以止步至此，将小说作为当代写作的困境象征呢？不可以，《炸裂志》已经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述至极，再停留于“描述”或“预想”而不去清理从思考到实践的真正因果联系，对“怎么办”问题闭口不谈，那所有的讨论就将是另一场“随波逐流”的开始。对于阅读者，不能让争议止步于争议；对于作家，不能让焦虑只是一种情绪。对于一个拥有苦难的良心的作家，我还是很乐意去问一句，阎连科，怎么办？2014年3月11日，走在风边[1] 回应张定浩在《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12.15的文章《一种农民起义式的反抗》所暗示的“小说家（阎连科）作为暴君的自由与恐惧”，“当他假借卡夫卡的名义向小说讨要某种属于写作者的霸权与皇权地位，当他声称自己是写作的叛徒抑或写作的皇帝，他最期待的所谓‘灵魂深度真实’，也就无比接近他似乎最厌恶的“控构真实”。他对控构的所谓反抗，其实最终也就不过是对另一种控构的欲求，一种农民起义式的反抗。”全文见豆瓣网：http://book.douban.com/review/6462210/，2014年3月10日。目前所能见到对《炸裂志》的评论文中，这篇文章算是比较有分量的作品。但正如我在网上的回复一样，他针对作家的种种评论很到位，却也忽略了作家这种“焦虑”的写作状态的重要性。从目前来看，这仅仅是针对文本的评论。[2] 对比《炸裂志》第371页的结局：“到来日，太阳应该依时东悬时，人们发现太阳没有走出来，天空中不满了炸裂从来没见到的黑雾霾。”同时可对比第369页孔明辉的呼喊：“三哥——你在哪？把老人、孩子和妇女留下吧！”与Gen 19:12。但在这里，需要注意孔明辉这一人物被寄予的极为有限的希望。 接着注释3说。2014年3月12日，阎连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组织的“阎连科作品研讨会”，要求：“关起门来说话，不要表扬，直接批评，把你们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在研讨会尾声，阎连科承认，“老四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有把他写好。就像刚才一个同学提醒的，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旁观者。有的时候是作家带着小说走，有的时候是小说带着作家走，写到最后我感觉没办法控制小说了。”（大意如此）我插话说，“阎老师您千万别把孔明辉写好，您辛亏是没把孔明辉写好。”正如我在发言时强调的，《炸裂志》没有呈现对“钱权色”及其背后逻辑的思考（怎么办？），造成了文本很难被思考，很难从思考进入实践领域的批评和反思。我认为孔老四的确被写得很“弱”，但正如ZTC也强调的，这并不等于写得“差”。孔明辉是文本的裂隙，是文本结构性的“弱”，一旦把他写“好”，作为可以与“钱权色”对抗的“善”的存在，他的人物形象看起来会很丰满，会得到读者的大量关注。但这实际上会把作为文本裂隙的孔明辉给“填死”，会在更深层次的、我所谓的“怎么办”的思考层面陷入与“朴素的权力观”相对应的“朴素的对抗观”。我一直在用“思考”一词代替“思想”，是在强调其行动力，是想要突破这种“无坚不摧的循环逻辑”，是要打破“正邪相生”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命运观的笼罩（也就是会上一位老师提醒的，阎老师的作品很容易在阅读后得到一声哀叹：“哎，这就是命”）。在这个层面上，如何把孔明辉写得更具张力，以“弱势”营造一块供读者突破“三魔头”的空间，这是阎连科写作《炸裂志》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诚如阎连科所回应的，他被小说带着走了，这是一部他写得顺畅但到最后有失控感的小说。“焦虑”，请允许我重提这个词。我不意在精神分析学的层面去谈这个词，而想在作家创作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上谈论它（我想到的，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的obsession with China，这条线可以被拉得很长）。请注意，在很大程度上，孔家老四就是阎连科。（另外请注意，《炸裂志》中阎连科“放弃”了我所谓的“家中长子”——孔家老大、一个知识分子、抓周神话中捡到粉笔而丢弃不成、遭遇女性给予的圈套式的挫折、最后回到原配妻子身边、接受了孔明亮的福利的大学教授，需要注意把孔家老大和孔家老四与阎连科在小说中的位置做对比）。孔明辉的种种表现是阎连科在小说中的替身，到了小说尾声，孔明亮拥有了预测未来的历书但却很难去打开它，这一行为不就是阎连科的“上帝之手”在最后对小说失去控制的体现吗？不就是我所比喻的“罗得”的徒劳吗？阎连科在这里失去控制，“从对权力的追问突然滑向拯救式的呼喊”，他的焦虑与放弃了“怎么办”的思考最终导致老四这一“极为有限的希望”在小说中毫无作为，到最后，丧失了他在小说中的存在意义。但经过与作家及诸批评家的交流，我修正了我之前不喜欢向别人推荐作品的观点，我之前认为这部作品太容易让人放弃追问“怎么办”了——因为那些“坚固的东西”和“无坚不摧的逻辑”。但，请大家去读它吧。如果《白鹿原》与《炸裂志》在今天同时出版，我会对你们先看《炸裂志》的。因为作品诞生的时代和社会不一样，我将《白鹿原》和《炸裂志》在这里比较其实对两部小说都不公平，但我希望借此揭示一些问题。《白鹿原》中“神机妙算”的朱先生和《炸裂志》中“先‘傻’后‘神’”的孔明辉是各自所属文本的裂隙，不同的是前者具有很强的“结构性”，后者的结构性很弱。朱先生的“强”并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以地方隐儒的形象出现，不是他从出场到死去很久都很“神”，而是陈忠实赋予他的旁观者的力量，我曾批评过这一点：“《白鹿原》的问题随着时间（时代）的不同（非进化论意义上的‘进步’）而显现出来，复归儒家文化的欲望越来越容易变成割裂历史与当下的武器，朱先生的神化在20世纪末是一种在文学中重新确立社会价值的尝试，而现在我却觉得这种尝试意义不大。我并不是指儒家文化在当今的意义不大，而是指以朱先生的‘不真实’其实已经暗示了《白鹿原》想要的尝试99%会失败。朱先生太像一个从当今社会穿越回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所述故事里的人了。”我很清楚，我从现时有效性的角度批评《白鹿原》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越过了“历史化”这条批评原则。但这些话的意图，也是在“怎么办”的层面上提出的，朱先生之神化满含着陈忠实的批判眼光（这也暴露了陈忠实的思想脉络），而孔明辉之弱化则充分暴露了阎连科面对他所书写之物的无力和困惑。但如果把孔明辉置换成朱先生，会怎样？那可糟了，那就是我所说的“填死”了文本的裂隙。阎连科在《炸裂志》中运用了抓周神话、哭坟习俗等中国传统知识，但又将“孔朱程”三姓（赵天成博士的提醒）放在了“男盗女娼”和“官商一体”的发展历史之中，逼问着中国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价值在当下的有效性。这一决绝，使孔明辉怎么也扮演不了朱先生的角色。的确，孔老四之弱是阎连科的遗憾，孔明辉的“弱化”在小说尾声达到了极致，几近“虚化”。但不论作家有没有意识到，他在失控之时让孔明辉具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他无暇顾及孔明辉了，孔明辉成了某种“留白”），孔明辉在之前的“呆、傻”之善，这种真实的、细小的、能够引起连锁效应的、恶欲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善，与朱先生从头至尾的“神机妙算”相比，他虽稚嫩简单，却在当下的语境中蕴含着生命力。“力量”一词是否能从“权力=权利”中解脱出来，孔明辉之于《炸裂志》，不失为所有人都可以尝试的思考。又回到八十年代所争论的“人性”问题了，阎连科认同北大XY博士的看法，“小说可以没有人物，不可以没有人性”。如何重新激活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的实践力量，“怎么办”？我希望，读者能带着这一问题，不仅限于“人性”，面对“三魔头”给出自己的回答。从思考，到行动。又：参加完研讨会，我突然回想到王德威的可贵之处。文学之于当今是否还有力量？所谓“现实的荒诞已经超过了小说的虚构”（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问题在于，小说是否只有“虚构荒诞”的本领？过度将思考纠缠于此，会使读者、作家、批评家患上毫无意义的焦虑症），已经将问题打回到经典的文学理论问题——“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文学是什么？以《炸裂志》为例，我希望将《炸裂志》问题化，将《炸裂志》所要写作的对象——“现实”——在批判实践的领域内打开对话空间。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读者们，《炸裂志》值得看；其次，我要警告读者们，《炸裂志》不是预言，不仅仅是预警，我们需要的思考要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最后，《炸裂志》才能回到它的文学问题：人物塑造如何？情节如何？细节如何？期待所有阅读者在阅读和讨论过程中获得力量，让争议不止步于争议。2014年3月13日，修改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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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也谈如何书写真实——兼论阎连科《炸裂志》》

按：最近看《爱达或爱欲》，迷恋上互文和戏仿。那么姑且就这么玩一玩。愿与原文作者商榷其评论文《如何书写真实》——兼论阎连科《炸裂志》waits原 文：http://book.douban.com/review/6462210/。 　　　　 　　如果说，如何书写真实是小说作为一门艺术要恒久面对的问题，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四面八方向问题涌来，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虚构它，因为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艺术！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更为迫切地却似乎是由此问题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即，何谓真实？大约二十多年前，海子在诗里面问，“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今天的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也正在不停地质问对方类似的问题：“你所说的（你所要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对“何谓真实”的提问，同时也意味着，这是对小说这门艺术“何谓虚构”的发问。事实上，“真实”与“虚构”本身构成了四个向度的问题，即：真实的真实、虚构的真实、真实的虚构、虚构的虚构；并由此走向了两个维度：本真性和虚假性。 　　　　 　　木偶人是假人也是真的木偶，塑料花是真的塑料也是假的花，美国梦里面有一个半真半假的美国和另一个半真半假的梦；进而，我们会发现，“真实的真实”、“真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真实”、“虚构的虚构”即像它们一样，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前两者属于主体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无疑，后两者的主体是虚假性的，即闹不清时可以称之为“伪作”、“假冒货”，“赝品”或说“凭空捏造物”，在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称之为“想象的产物”，后两者是所有种种因虚假而生的矛盾和悖谬，其本身是 “虚假”的而非真。然而，在还没有谈清楚“何谓真实”与“何谓虚构”前，还要多涉及一个概念“谎言”，如果划分属性，“谎言”原本应该属于后者的范畴，至少这属于“虚假”的维度。比如说更高级的谎言都是用一部分真实来遮蔽另一部分真实；一个人可以真实地表演，也可以借用面具来表达真实……最终，这个看似可以通过实证和客观的方式来检验的、有关真实的质问，奇怪地将转化成一个不可检验的主观上的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愿意在何种程度上去理解他人（或自己）所谓的真实。但这种主观意愿是与小说作者的写作维度在哪且写作向度具体是什么相关的。如果一个小说作者的写作维度在于“本真性”，并着重于“真实的真实”，那么很显然，这个作者就成了一个风格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果写作维度依然是“本真性”，着重的却是“真实的虚构”，这也许就成就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果一个小说作者的写作维度在其虚假性，并着重于“虚构的虚构”，也许，我们可以称这个作家是想象的智识的集合体。由此，我们可以按照写作向度的不同，结合作家意愿的维度，具体想想有哪些作家可以坐上哪些坐标轴上。而假设一个作家的写作维度是“虚假性”，且一味寻着“虚构的真实”去，再用上某种“谎言”这样一门语言的艺术编织某种作品，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作伪”，但其所创造出的却并非一定是“伪作”。事实上，谈论一个作家的写作的真实性并非难事，但显然谈论阎连科之于《炸裂志》写作的关键绝非在于“真实性”，如果非得谈论“真”，勉强可以从“真诚”写作这个角度去谈。 　　　　 　　毋庸置疑，阎连科之于《炸裂志》的写作意愿是本真性的，虽然他的写作向度倾向于“真实的虚构”，但其发自内心执着于对于现实荒诞性的书写却何其真诚而热烈。更何况他本人已经充分给出了坐标轴上的具体坐标——“神实主义”，而这个“神实主义”无疑与“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词汇一样是被“创造出来的”名词标签，无非是更主动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本真性的真与炸裂一样的烈。当人们说，余华《第七天》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抑或，苏童《黄雀记》虚构了一个不真实的精神病院，这样简单的表述一旦说出，立刻就歧义丛生，立刻就会同时指向赞美和反对。赞美者和反对者可以操持同样的语汇来攻击对方，正如革命小将操持同一套语汇来彼此杀戮。在普遍意义上，正如乔治•斯坦纳所看到的，我们使用的文学语言已经被20世纪以来的现代政治暴行和大众流行文化所侵蚀、改造，且滥用，其结果是文学语言本身的败坏，它失去曾经的活力和准确，而变得混乱、浅薄和平庸，它退化为一种能指和所指分离的符号，可以表达一切虚假，同时也再无力承受任何真实。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文学评论界。而人们如何划分虚构与虚假，如何辨析想象和妄想，如何判断荒诞与荒唐，如何区别摹仿写实和复制粘贴……一个美好的词转瞬就可以为某种肮脏服务……最终，在现有可用的语词范畴内，我们是否还能有效和准确地谈论文学（或生活）的所谓真实？ 其实就文本本身而言，我们并无需谈论所谓的真实。作为虚构至上的艺术，也许除去虚构本身这门技艺以外，还可以值得去谈它的真，或许还是一个创作者的真诚。 　　 　　在《斐德罗篇》中，当塞乌斯把文字作为一项发明呈献给埃及国王萨姆斯时，国王并不觉得惊喜，他说：“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如今，这种依赖正从单纯的文字符号转向更多更新的外在符号，“世界看上去或感觉上就像是报纸和电视所选择呈现出来的样子”。报纸和电视，现在再加上更为强劲的网络媒体，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似乎开始依赖这些新的媒介，也借助这些新媒介来理解现有的真实世界。然而，无论有多少新媒介加入其中，世界永远都大于新媒介所选择呈现出来的样子，世界像是一块沼泽或者黑洞，它吸纳一切新增之物。那些坐在家里手点鼠标浏览新闻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少地了解生活和这个世界，相较于没有使用网络的人，他更加可以宏观地了解到另一种“真实”，不仅仅是他“坐在家里手点鼠标浏览新闻”这件事本身的真实，而且是理解到了这个世界正发生着的巨大的荒诞的连绵的“真实”，这个真实如此巨大庞杂且连绵。那些成名已久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日益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用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来写作（他们可以把《罪与罚》和《百年孤独》的作者名字顶在头上来抵挡这样的指责），而在于，他们将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呈现出的真实以巨大的排山倒海的连绵的方式描写出来，使得人们以为这种奇观并非这个世界本身的真实。确实，点击鼠标和搜索网页的行为遂也被他们确认为一种探索和感知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有效行为，而这一点使得他们既和柏拉图笔下的对着影子大放厥词的洞穴人有些相似，也使得他们显得像站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的描摹者，孤单而怪异。 　　 　　就仅仅被称为二手素材本身而言，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原本是无辜的。实际上，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源自于现实生活，即是对现实生活的文字展现，属于第一手素材。从现存的果戈理的札记本里，我们也很少能看到他直接研究生活的记录，代替的是从各种渠道（朋友谈话，风俗书籍，民歌等等）而来的大量的二手素材。这些二手素材的准备是果戈理写作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成了他写作前的习惯。他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曾郑重劝说读者多给他寄些观察、回忆和笑话，以便作为创作《死魂灵》第二卷的基础。然而，有一封果戈理致普希金的著名的信是这样的：“行行好吧，随便给我一个题材吧，就是一个笑话也行，别管它逗不逗笑，只要是纯粹俄国的就行……行行好吧，给我一个题材；我一口气就能写成五幕喜剧……”这里面透露出一个秘密，实际上任何素材对作家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任何札记本里的素材，都需要等待作家的创造。对此，果戈理自己也曾表白过：“我从未在简单临摹的意义上画过肖像。我创作过肖像，但那是出于思考。我思考过的东西越多，创作出来的东西就越真实。”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来源于生活，也可以孕育出新的故事，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构成故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把故事中的情节部分剥离、化约和抽空。这种被剥离、化约和抽空后的情节，其生命力往往在于它所蕴涵的“机智”，抑或“残忍”。但是，在吸引我们的这种“机智”和“残忍”背后，个人的存在正慢慢地淡化。大多数故事里，个人的存在是独特的，故而每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主人公，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必须是杜十娘把百宝箱扔进海里而不是别的人；而在段子和新闻里，这种独一无二的主人公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肆意变换段子和新闻里的人物名字，而它所给予我们的乐趣（或者痛苦）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但也有一些故事的主人公像一对对符号，从而使得小说的故事文本显得更加独特。 　　 　　对恶的简化，源自一个人没有能力去理解善。而能对恶的高度提炼，则是具有洞悉一切恶之本源的高超能力。热爱简化的人据说是直奔“最高真实”而去的，但最终，那不过是滋生了一种新的欺骗。他将恶抽空，孤立于一切具体复杂的情境，为了达到他的“灵魂深度真实”，他变得连基本的认识能力都在丧失。而洞悉一切恶之本源则是对人性极大的理解和最大的悲悯。弗洛伊德说，“孤立是强迫症患者保证其思维的一贯性不会受到干扰的前提”。所以将网络世界和新闻事件传导出的恶孤立于这个真实世界的恶的外面是一厢情愿的。这种臆想中的美好是生活无力者最大的幻想。阎连科在这本小说中呈现的看似流畅有力的思维一贯性，也正是因为，他把自己执意藏在孤立的硬壳中，拒绝一切干扰他判断的真实，换句话说，他始终在有力地反击恶的本源。 　　　　 　　但倘若仅仅如此，这本小说也只不过会平庸而已，还不值得我们来批评或赞美。只有当阎连科一定要坚持用所谓“内因果”、“内逻辑”、“神实主义”等新造的语词来解答自己小说中的一切问题时，当批评家们一定又不出意料地继续用“意图捏造奇崛、深度、反抗精神之类”的恶之语词来指责这位作家，真正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才正式浮现，我们的惯性的惰性的语言在又一次地被败坏，我们是顽固坚守还是顺势而为，这是一个问题。 　　　　 　　阎连科所谓的内因果和内逻辑，不仅仅是指事物内在的因果和逻辑，而且是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和逻辑，直指精神与肉体，意识与物质之间的超验性（transcendentalism）。当然，在《炸裂志》中，主人公孔明亮从村长升为镇长，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就自动解开，这里的超验即是经验的扭曲。阎连科对类似这种情节解释说，“（这情节）表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这里我抓住的是内因果，内逻辑，即在权力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植物化一般的顺从”。然而，阎连科抓住的内因果、内逻辑，不是自己的简单臆想罢了而已，这种人性在权力面前的顺从，与其说植物化，不如说是“植物人”化。因为，在外在强力面前，即便是植物，即便是顺从，不同植物也有不同的顺从方式，何况是人，何况是有自由意志的各不相同的人。女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面对权力自动解开，这几乎可以视作《炸裂志》整本书的隐喻——在这本小说中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社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纠葛乃至冲突，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张力，源自“内因果、内逻辑”的情节和人物在叙述者的皇权面前真正做到了“植物人一般的顺从”。阎连科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样，向乔治奥威尔看齐，决定再次书写一加一不应该再等于二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力打破的是独断论的铁律，他要追问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而在阎连科这里，却是要借此树立他个人作为写作者的超人意志，如同只服从自己的伟大的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阎连科学着卡夫卡的样，让人变成虫豸，但卡夫卡的虫豸依旧充满复杂深邃的人性，而阎连科的虫豸却连真的虫性都达不到，这样的描写更可见现实之“恶”的深邃。阎连科学着《圣经•创世记》中文和合本的样，继续动不动就在叙述中以“了”来结句，“去结她们丰硕的人生果实了”，“程菁从车上下来惊着了”，“太阳沉下了，夜晚到来了”，诸如此类的圣经庄重体句式在《炸裂志》中随处可见，仿佛短促有力，但用得太多了，像通货膨胀后的纸币了，就贬值了。 所以，并非所有的书都适合圣经体，大概也只有圣经是适合圣经体的吧。 　　　　 　　略萨说：“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它取决于小说自身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想象力的感染力，取决于小说的魔术能力。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对于小说就意味着让读者享受一种梦想，‘说假话’就意味着没有能力弄虚作假。”阎连科的想象力，是没有能力弄虚作假的想象力。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想象是“面对现实，忠于理想”的想象，所以，他的作品才会遇到有时而被“禁止”时而被放行的状况。用力前行的人，总是在义无反顾地前行，会迎着风雪雷电，也并不在乎虫豸与恶蟒。 　　 　　小说的真实，是对生活的某一种理解，是对人类情感的某一种理解。小说令我们完善，而不是更加残缺；是对命运的拓展，而不是限制；是讲述希望而不仅是欲望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某种封闭社会的不足，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孤立个体的臆想。小说讲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经验和对自由经验的匮乏，而不仅仅讲述小说家感觉到的暴君给人们带来的不自由与恐惧。在这样的意义上，随意指责阎连科的小说具有“虚假的反抗精神”，也是值得商榷的。他的小说从来不会臆造出一种“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的生活假象，从来也不随便蒙蔽人们去盲目投身所谓的"另一种更值得献身的美好情感"，这样，也就不会欺骗和诱导人们去过所谓的"更值得一过的美好生活"。卢梭早就说过：我们不要在这世上寻求什么真快乐了，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也不要在世上寻求我们的心灵所追求的安闲。在这世上寻找我们的心灵需要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有一种暗暗感知福已到头的本能，它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原本就是一场空。所以，小说家的任务在此就是为了真正引发任何对现行生活和命运的不服从。阎连科的反抗，是重复一遍，并再重复一遍，这确实是一种徒劳的反抗，就像那个荒谬的英雄，西西弗的反抗一样。

《炸裂志》读后感

《炸裂志》看完了，在高速飞驰的火车上，我以高速飞驰的速度看完了这本高速飞驰的书。读阎连科的作品，始于描写权欲与情欲的《坚硬如水》，那时候还在工地上，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描写手法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就像是发现了某一习以为常的领域的新东西，会让你突然觉得相见恨晚，或者开始怀疑自己的阅读是否真的狭隘渺小的不值一提。这本《炸裂志》，从书名就能引发人的兴趣，而及至着手去读，便觉得要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奇迹，用短短的三十年走完别国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历程，高楼平地起，房子拆了盖，GDP蹭蹭蹭往上涨，人民的腰包突突突往起来鼓，整个国家，包括整个国家的各行各业、人人事事、动物植物，都经历了一种可以称得上火山爆发的炸裂。而作者选择用村变镇、镇变县、县变市、市变超级市、甚至要超英赶美征服世界的过程去叙述改革开放的面中一点，并用那种夸张和近乎荒诞离奇的方式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小村庄的炸裂，进而折射出整个国家的炸裂。炸裂村村民孔明亮，原本一扒窃偷盗之徒，却因为自己的野心和手段在官场和仕途上混的风生水起；炸裂村妇女朱颖，原本一情窦初开少女，却因为自己的仇恨和“本事”用女人的肉体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在世事的变化和国家的形势下，那些原本安分守己、平平淡淡的农民像是长了獠牙、肋生双翅一般，变成了在国家的丛林里尽情、尽兴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野蛮凶残的动物。动物是为了食物和交配，而人呢？金钱、利益、欲望，一朵朵恶之花盛开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官民百姓，仕农工商，全都红着眼睛走向了一条上蹿下跳不遗余力的路。我们的交通工具提速了，我们的高楼大厦建起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可发展的结果和过程本身都引人深思。一个飞速发展的炸裂城是由出卖良心的男人和出卖肉体的女人孕育建成的，成百上千的炸裂城又是怎么来的呢？新的时代颠覆了传统社会，时尚颠覆了经典，物质颠覆了精神，本来不紧不慢的时间却化成了极速旋转的钟表，一圈圈超负荷的运动最终让指针全都停留不动，精神病、心脏病、自杀、他杀，让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茧自缚的自食其果者，并最终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落和死亡。阎连科的写作手法，既具备卡夫卡式的荒诞离奇，又具备大跃进式的慷慨激昂，他的作品不是用某种细腻平实的语言去描绘和刻画，而是通过大踏步的尽情书写，去思考和探索那些没有被曝光的东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真实的人性和人心总是流于那些光可以照得见人可以看得到的表面，而一个充满良心和争议的作家往往会带给我们电闪雷鸣似的震惊和新奇，从而让我们在读完上一句想读下一句，读完这一本想读下一本。2015年7月1日于K1298次列车

解读，我们做到了什么？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会说，我不喜欢日本文学。我会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会说，我不喜欢这本书。我的一个挚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的这种 “不喜欢”。这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盲目自大的思想，我以后总是严谨把守。但是我看了很多评论，包括阎老师的专访，我很想说，解读这本书，我们配吗？ 　　 在你还弄不清楚魔幻现实主义与神实主义的区别的时候，就全然否定神实主义，简单否定，蔑视这个作家本人的生造词，你们真的是文学评论家吗？作家是生产作品的主人，他觉得无法用魔幻现实主义定位，自然有理由有权利有义务生造出一个适合的词，何况，某某主义的产生到底谁更有发言权？！！ 　　 还有部分人说，这是复制《百年孤独》，敢问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白》您看完了吗？ 　　 还有跟《第七天》《黄雀记》作比较的，直接给三个作品排了名，《炸裂志》可排第一。可笑！！比较文学作品间的艺术技巧、创作手法、语言描写都有优劣之分，但我敢问，《第七天》难道不是一气呵成的吗？读完难道没有长舒一口气的畅快感吗？何苦至于比《炸裂志》差远了呢？我没看过《黄雀记》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第七天》和《炸裂志》都是难得一见的引人入胜的作品。两者创造了不同的写作方。一文精彩与否，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结构，前者以死者走向死亡后七天展开，后者以地方志的形式展开，皆匠心独运，打破了文坛过于严肃呆板的创作风格，不是很好吗？ 　　 《炸裂志》我只读了一遍，只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想这就是艺术作品的魅力，它逗乐你，鞭笞你，让你笑，让你哭，然而我也看到了作品背后的癫狂，迷乱，欲望和真实。 　　 如今我正生活在深圳，这个超级大都市！

即便魔幻，也要致富

很多作家会在小说中构建精神故园，让故事反复在此地发生。之于阎连科，就是耙耧山。这处位于洛阳七十公里外的山脉里，上演过收购外国革命伟人遗体以招商引资开发旅游经济的闹剧，在阎连科的小说里，它变成了超级大都市，名为炸裂。小说《炸裂志》正是炸裂市的市志，由炸裂市长孔明亮委托阎连科所写。在小说开篇是2007年，市长秘书找到阎连科，说：“阎老师，市长说想要多少稿费你开口，只要你不把市里的几家银行搬回你们家，什么条件都可以。”阎连科被真金白银吸引，想着写完一生不用为钱着想，换房、豪车，乃至用钱去买名誉和地位。小说的中的作家阎连科，乃是他虚构自己。这笔真金白金也没拿到手，现实里的阎连科不仅没换房，自家房子还在2011年被拆迁了。阎连科的小说素来以“现实魔幻主义”著称，虚构自己拿钱写作，只是将现实引入魔幻的一笔。炸裂本是个自然村，与新中国一道经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又经历土地集体化，建立农村合作社。孔明亮的父亲不慎弄坏合作社的农具，被判入狱，痛打劳改。等到他们出狱，文化大革命结束——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还允许经商。出狱那晚，父亲做梦醒来对儿子们说，你们乘夜出门，往东西南北走，遇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你一生的命运。那晚所有后辈都出了门。二儿子孔明亮还只是少年，他出门遇到了仇家之女朱颖，又捡拾一枚公章。他即将成为炸裂村村长，但并不相信自己会与朱颖有瓜葛，因为朱颖将要成为妓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商业又重新回到炸裂人的生活里。人们首次听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孔明亮发现村边的铁路上火车往来如织，他只需要用竹竿往煤车上一扫，再出售落下的焦煤，钱很快就来了。为此他成为第一个万元户，并因承诺将半村人变成万元户而当上村长，炸裂在轰轰烈烈的偷窃里富裕起来。朱颖是县城洗浴中心的小姐，马上升职“妈妈桑”。她将村里的姑娘全送进县城做小姐。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炸裂，新建的公路将邻村联起来，炸裂也因致富而升成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炸裂一路从镇到县，再到市，最后成为超级大都市，都靠孔明亮和朱颖所搭建的权力、偷窃和性的脚手架。源自拉丁美洲的现实魔幻主义流淌到阎连科的书里，让炸裂的发展充斥着“狂想”和“奇异”。孔明亮为吸引美国到此投资，将最好的美女送予外商作陪。第二日签订合同时，美国人却说：“东方姑娘美得和花一样，西方女人粗的和草一样……再好也没有我当年在越南遇到的姑娘好。”孔明亮大手一挥，说：“走！我现在就让你回到四十年前去。”他们刚踏出门，整个炸裂县变成了越南，街道上栽种棕榈树，男人穿着越南式的粗布白褂，肥腿裤子，姑娘们带着竹编尖顶的遮阳帽。在这种魔幻的“狂想曲”里，作者只需要一挥文字的指挥棒，现实世界翻天覆地。现实紧接而来，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晚上，他刚出村头见就看到拉练的军车，因此成了军人。他退伍后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盘踞在耙耧山内。因不满哥哥谄媚外商，私自购买十二具中国人的尸体，化妆成克林顿和克林顿太太，以及其他政要的模样，拖到外商面前焚烧，让他们滚出炸裂，滚出中国。让现实与魔幻都惊奇的是，美国商人大喜，决意在此投资，因为“你们国家数十个大城市……没有一个地方比炸裂更为民主和自由，允许人们这样的机会和游行，允许他们焚烧美国总统一家人的尸体。”在炸裂发展中，性交易、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竟然演奏成致富的凯歌。这本小说的文字仍然是阎连科式的，在叙事中带着抒情。孔明亮为在一周内建成全亚洲最大的机场，并铺建二百公里的地铁线，求弟弟出动军队。他答应哥哥让军队修铸工程，条件是“五千条假腿和一万个假手指头”，他说：“不断掉这么多腿，不折这么多手指头，你觉得这些工程能突击出来吗？”阎连科写，在荒野里，人们像播种般撒下假手指和假腿，地铁线和机场也就生长起来。阎连科的魔与中国紧紧相连。他在小说开篇写，炸裂的历史是新中国发展、阵痛的微缩史，而炸裂的富裕史也是新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史。小说末尾，虚构出的作家阎连科带着《炸裂志》见到市长孔明亮，不知其是否满意，嗫嚅问：“是初稿，还可以改。”孔明亮点火烧掉书稿，说：“有我和炸裂在，你就别想出版这本书。”由于太真切地记录了炸裂发展里的荒诞和污秽，市长禁止此书出版。阎连科没捞到钱，黯然回京。有意思的是在现实世界里《炸裂志》并没有被烧掉，最终得以出版，只是被删了一些。本文刊发于《壹读》31期

《炸裂志》书评：老村长之死

日作八股，夜读百家。偶尔有师长推荐，也看点长篇小说，《炸裂志》便是其一，29万字的小说我竟一日之内一气读完。此书作者阎连科先生，独辟蹊径以“志”（即地方史）的形式，述说“炸裂”（一个地名）这个小村的故事。虽说后来小村变成镇、县，又变成了市、超级大都市，在我看来，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村。村里有村里的规矩。如同上天视万物如刍狗、上帝视万民如羔羊，村民本如犬羊，可是为了艰难生存或更好生活，他们总要组织起来。这样，村长便成了决定因素。等而化之，镇长、县长、市长亦是如此。围绕村长的争斗，便如猴王争霸般展开。第一回是老村长朱庆方死了，还是被唾沫淹死的。老村长死在了谁的手下？表面上看，是朱、孔两家的恩怨。然而，真凶远非如此。体制的轮换，使他失去了往日的根基。熟悉农村的人才知道，以往的大锅饭体制，农村管理者其实是不用劳动的，他们的工作是管理农民——那些艰难在土地上谋生的羔羊。有利益分配的地方，不公、怨恨总是客观存在的。新村长孔明亮“20元一口唾沫”只是一个药引，孔二狗始作唾者只是一个开端。汹涌的人潮往上挤，除了金钱的刺激，更多是惯性。别忘了，老村长也是用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把新村长的爹——孔东德送进监狱的。在这种情景之下，老村长背后的朱家其他族人，也无人敢站出来保护他。这是一个轮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然，撇开体制的轮换。朱庆方之死，在农村的土壤上也有现实性，他为什么说“让他们吐唾沫”而不回避？因为他丢不起那个人。在村里，“面子”永远比“里子”重要。哪怕在满村尽是皮条客的时候，那些村里的姑娘也还是远走他乡做皮肉生意，因为即使她自己不要脸面，他的家庭与家族也难以承受。面对众人的唾沫，对老村长而言，坐受或是躲进家门，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在孔二狗吐出第一口的时候，老村长已经颜面尽失了，他从此再也做不了炸裂村的村长了。好吧，与其做一个不是村长的村长，不如作一个轰轰烈烈的村长。这是朱庆方的选择。还有一层，虽然作者没有交待，但是可以形成强烈对比的。朱家只有一个女儿朱颖，孔家却有四个儿子。以前城里人总是鄙视农村人喜欢多生，可谁又知道农村人为什么要多生？多子多地，多个帮手。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只能讲暴力，或者索性不讲道理只讲暴力，这也是多年以来农村社会自我调节的方式，你可以说他不懂法治、没有道德，甚至于无法无天，但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四子对一女，没了体制（化身是后面出场的乡长）的保护，村长很快败下阵来。到最后朱颖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活活被唾死。假如他也有四个儿子，可能结局就要改写了。可见，指望不上体制保护（或称公力救济）的时候，亲人的保护（或称自力救济）才最重要。读完全文再回头看老村长之死，当时的村民或许还是天良未泯的。孔家四子明辉还会偷偷帮朱颖把老村长的尸体往回拉，其他吐过唾沫的村民还会在他葬礼上卖力挖土填坑之类的。这何尝不是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呢？当他们以自己的唾沫+别人的生命换来几十元前的时候，他们最初还会感觉不安，到然后稍有不安，再最后理得心安。这是个渐进的过程，老村长之死只是炸裂悲剧的开始，当村民们的良心死伤殆尽的时候，也就是炸裂毁灭的时候。老村长死了，却最终葬在了村中央。传统意义上，讲究事死如事生，生前是一把手，死后仍在中央。最后还被孔家老大致以美文悼词，树起了“最忠诚的党员朱庆方之墓”，甚至在移坟之后，还是冠以“先驱者”的墓志铭。而杀手、新村长孔明亮，之所以这么做，背后就有政治的玩味了。想当年，满清灭了朱明的江山，不照样以帝制改葬崇祯，还妥善保护了明皇陵么？所以，老村长之死，实则一场政治戏。体制转换之时，新兴势力露头，利用往日恩怨，夹杂金钱利诱，裹胁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再佐以政治手腕，一举端掉了“旧政权”，收伏了一干村民。最后“先皇驾崩”、“公主出走”，炸裂王国从此改朝换代啦！想想看，村里的政治多可怕。洗洗睡吧！

现代文明的寓言——评阎连科《炸裂志》

《读药》第113期：中国村庄变形记——解读阎连科《炸裂志》 专题地址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3/ 现代文明的寓言——评阎连科《炸裂志》文/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轰隆一声，仿佛一个时代炸裂了！“炸裂”，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村名。在小说中，这个村子得名于一次火山喷发以及喷发后的迁徙逃亡。同时，“炸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嘭地一声，改天换地。在这个巨变之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种种分裂，犹如急速呼啸的火箭冲出引力圈的一刻，瞬间的失重给人以灵魂出窍的感觉。面对这些“炸”与“裂”，作者或许也震动了，于是他要写志，他要写史，于是便有了《炸裂志》，一部对“地方志”的戏仿之作，一个文明崩裂的寓言。当然，这种虚构出来的“方志”，并不打算忠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根源于现实的“超现实”梦幻。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的“主笔者说”里所声明的那样——“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史”。是崛起史也是罪恶史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史，《炸裂志》在具体的叙事中呈现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他推到什么样的高位。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其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地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个人的奋斗、村落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愁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地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史”，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我们的时代。阎连科试图在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它的罪恶史、创伤史、荒诞史。这部“史志”中繁花似锦，这部“史志”中充满血脓。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在这里，最初的发家致富靠的是扒火车这种赤裸裸的偷盗行径。在这里，“民选”的掌声淹没在威吓与贿赂的喧嚣之中。在这里，电死人的劣质电线因高额回扣而依然畅销。在这里，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使官员与人民都不惮于在最夸张的程度上卑躬屈膝。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不堪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寓言。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对于那些擅长“历史”书写的作家来说，遥远的往事和脚下的泥土，总能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言说冲动。然而一旦把镜头拉近，让叙事涉及到我们今日生活现场的纷乱经验，他们所擅长的古老手艺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今天，发达的现代传媒取代了“讲故事的人”，事件信息以其惊人的数量与便捷的获取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祛魅，而现实事件的夸张和精彩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力。同时，过于靠近的时间影响了双眼的聚焦，经验的碎片化增加了整合叙事的难度。因此可以说，今日的生活现场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的同时，也提供了开矿的巨大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往往从局部、从细节入手（如同当下众多青年作家所做的那样），如果还要以19世纪经典作家的方式对时代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关照，那无疑是十分冒险的。余华今年新推出的《第七天》试图在“死者不死”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设计中，完成对当代生活的多向度捕捉，结果却变成了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新闻串串烧”的东西，可见对当代经验的描写的危险性。对阎连科而言，之前的长篇《风雅颂》可谓是文本与当下生活之间的一次近距离碰撞，其艺术雄心颇可嘉许，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阎连科是如何完成这种“虚构”和“暴露虚构”的呢？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翻开目录我们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我们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寓言或者“神实主义”如果说，刻意虚构所造成的时空疏离，为对当下经验的宏观把握与表达提供了场所，那么这种化学反应的真正完成，机缘却是《炸裂志》叙事对神话模式的引入。看看小说的叙述是如何开始的：文革中受迫害入狱，音讯杳然的孔东德突然回家了。他只对四个儿子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就躺下睡去：世道要变了，你们四个出门去，各找一个方向走，最先遇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命运。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们都走上了街头。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遇，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孔明亮捡到了一枚公章，于是成为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行的方向。这样一种模式，其实隐喻的就是世界从无到有、命运由隐而显的过程。从这一刻起，父母的旧居彻底失效，每个人要往自己的方向上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在《炸裂志》中，这样的设计显然带有仪式化的色彩：旧的一切留在梦中，新的秩序即将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炸裂版的“创世记”。而孔家的四个儿子就更有象征意义了：四个儿子囊括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和四种命运，这便是一，这便是全，似乎暗示了孔家四子的命运合起来便是“炸裂”的历史兴衰。整个故事的结局也是极具神话色彩。四子孔明辉在故事最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年最先遇到的不是狸猫而是一本旧黄历，而当他终于参透那本旧黄历上所记载的炸裂的命运之时，炸裂也就在一场毒霾之中化为了废墟。这个近乎抄袭《百年孤独》的结尾，实际上是把故事开头与结尾的两处神话打通到了一起，于是，一头一尾的两处神话仪式构成了结构上的封闭，小说故事的主体由此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寓言。回到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当故事成为一种“寓言性”的存在，作者就可以自由地动用各种隐喻性、象征性的笔法，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寓言故事的深层设定，为写作者提供了自由，他们由此得以通过那些荒诞不经的描写，抵达本质意义上的“内真实”。这便是阎连科自己所说的“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炸裂志》所写的，正是这种“并非当下的当下”、“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脱贫致富靠的是扒火车；改村建镇凭的是当妓女；率众偷盗而能被升官；带头做婊子却能立牌坊于村头。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现实里的事件，但难道不是现实里的逻辑？民选一段，孔明耀以军队身份恐吓村民，他每在哪里开一枪，哪里就下一场大雪。升官之后，孔明亮的任命批文能让死树返青，能让铁树开花。亮明身份之前，魁梧凶悍的门卫能够“用目光把明辉按在凳子上”，一旦明辉亮明了市长弟弟的身份，对方的肉体竟然开始萎缩变小，以致“宽大的警服穿在他身上，像一个套筒装套在一枝木架上。”这些奇事在现实中发生过吗？当然没有。但每每读来，我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它们时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还有典型的，如七天之内建好机场一段：孔明耀把千百根假断指、假腿骨埋在地里，然后开动军队放枪、突刺、踏正步，一座座航站楼就拔地而起了。国家机器的强暴、民众的苦难与牺牲，在这个看似荒诞的桥段里得到了绝妙的影射。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效果要远好于硬插入几个从新闻网站上改写下来的拆迁新闻。这些离奇的故事，表现的是当下的生存经验，却不是新闻化的社会事件；抵达了现实体验的内核，却未被真实记忆所干扰。弃表面逻辑求深层合理，借奇幻情节写本质真实。类似的做法在欧美被称之为“表现主义”，而拉美的作家则叫它“魔幻现实主义”，阎连科却搞出一个“神实主义”的新名词，其实算不上什么新的创造。令我们更感亲切的，倒是《炸裂志》中那些乡土气息十足的中国意象、中国话题、中国经验，例如柿子树上结梨结核桃的民俗隐喻（“离”与“合”）、象征意味十足的“孔-朱-程”三大姓氏对国民精神世界的影射，对旧式家庭内部的微观权力争斗的呈现，还有“哭坟”习俗的苦难诉说与这诉说背后的欢乐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的语言风格：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呼应，《炸裂志》的语言也是狂肆、酣畅的。小说的行文短句为多，从不拖沓，语句的节奏短促有力，同时上下文间联结紧密、文气贯通，字句之中显出一股兴奋的劲头来。兴奋酣畅的语言，配合自由狂怪的故事。《炸裂志》在阅读上无疑能够提供足够的快感。《读药》书评人简介：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等，著有《叙事的智慧》、《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想象的衰变》、《再造文学巴别塔》、《白垩纪文学备忘录》、《中国现代文学六家——文学观念史研究》等。

炸裂现实的荒诞 ——读阎连科《炸裂志》

阎连科先生“为炸裂市作志”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光“炸裂”这名就意味深长，稍微了解阎连科先生小说风格的人都要会心一笑，并惊叹于有这名字的地方真是太适合于阎连科先生来写志。这名字可以是一个最直接的批判暗示：炸裂如何能够有史志呢？炸裂能够发展吗？或者说，“炸裂”了还能有前途吗？有前途的“炸裂”该是个怎么样的地域啊？岂不荒诞得很？阎连科先生对这个书名肯定有所考虑，这是一语多关，仔细考虑其实颇有意味，就如小说的“附篇”和“尾声”一样别有用心。“尾声”里写到阎连科受委托写好的这部志书最后被市委书记孔明亮烧毁否决了，这无疑是个既含蓄又痛快的批判技巧，可令人叫绝。阎连科先生想得真够细密周到，整部小说里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部件都与这种的批判技巧挂钩，而且这种笔法让语言变得既显白又隐晦：熟悉阎连科先生以往作品的老读者们肯定一眼就能看穿这些技巧背后的锐气，而不熟悉的读者在稀里胡涂阅读完作品后也可能恍然大悟。当然，炸裂一词还有它本身的刺激性，它的激情气氛或多或少可以刺激那些还流淌有热血的人们兴奋地重燃热心，然而，这热心走向哪里呢？批判现实当然是最重要的层面。炸裂的发展史其实就是罪恶的裂变史，从孔明亮偷煤发财以及随后怂恿村人吐唾沫淹死老村长开始，罪恶就开始炸裂式地爆发，孔明亮带领村人偷扒火车上的货物，倒卖赚钱，死了人以钱封口，强迫村里的男女青年到外面去偷盗卖淫等等……一直到后来各种的不管不顾生命、生态，只求经济、金钱，以及朱颖培养训练妓女色贿领导等等。所有促使小小炸裂村成为超级大都市的元素，都是罪恶，一次次的城市级别跨越，其实就是罪恶的爆破式推衍。如此的夸张，阎连科先生极端化了的语言书写，把炸裂市，或者说现实版的众多地域发展史，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痛快的批判式叙述，或者说戏谑化的叙述。戏谑化当然是语言的特征，阎连科先生的小说语言集风趣和悲哀于一体，比如孔明亮用钱来号召村民们向老村长吐唾液一段，我们可以阅读到一种叙事方面的趣味，但实际上却又为此心痛，为出现这种事情而悲哀难过。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整部小说都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寓言，而且组成这寓言的情节也多是寓言，与很多寓言靠一个很实在的故事建构起来不同，它是由众多小寓言建构起一个大寓言，无疑，这是极其荒诞派的写法。看来，阎连科先生的荒诞风格是不可更改了，在这部新地方志（也许是国史呢）里面呈现得异常清晰。他在《发现小说》里面主张“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炸裂志》的故事当然疏离了一般理解下的现实、真实，但是阎连科先生看透了它们。他发现了一种更加触目惊心的真实性，它们隐藏在光环底下，潜藏在各种成就式的喧嚣话语背后。这些发现是作家的独特发现，是根于其灵魂世界的精神发现。作家从这种发现出发，进行臆想，因此，对一般现实的精神发现就成了“发现小说”的关键，它统率着不真实的情节，却又靠它们谱系出整体上的真实——这种真实也因此不再是反映，而是投射了作家的思考，有作家情感精神和现实关怀的艺术真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有阎连科小说风格的作家不多，他在《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里创造并完善了他所谓的“神实主义”风格。《炸裂志》，他继续了那种风格，再次延伸自己的文学世界。《炸裂志》加入这个世界，对于阎连科来说，又是一颗苍天大树的成功培植，对于这个社会呢？这棵大树落下的影子斑驳得很，世风的激烈吹拂就是小说的夸张描绘，语言的风暴就是炸裂最真实的历史。大树晃荡不安，影子诡异奇谲，这种炸裂的感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很难察觉的，因为树太大了、风太狂了，以至于微小的个体生命在里面生老病死都显得安然沉静，然而当阎连科将这“炸裂”式的历史描绘出来时，把整体历史和全局世界呈现出来时，主导“炸裂成功爆发”的一把手也无法直视，不敢面对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成就——炸裂的成就。文学的力量不是鼓励人们去搞真实的“炸裂”，阎连科先生《炸裂志》当然也不可能这么肤浅，他的史志书写就是给这个社会现实作传记，而书写的力量就是让参与建设这个社会的人们以及子孙后代们去反省过去、审视现在。然而，阎连科作为作家，他的史志书写当然也是文学书写，因此又同史志书写不同，它有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的荒诞就是这种精神的呈现，关怀个人的生命当然也是题中之意。《炸裂志》炸裂的是现实的荒诞，炸开了坚固的当代现实，呈现出它真实的荒诞面貌，罪恶的繁衍潜藏于虚构的发展神话里，表象的繁华背后却是淫荡的真相。生命的哀鸿遍野和商品的琳琅满目，人情的冷酷和数字的庞大，哭坟和赞歌……这个时代漫天飞舞着的到底是什么色彩呢？《炸裂志》用阎连科独有的荒诞笔法描绘了它们。

《炸裂志》：“这只是我为自省而写”

在这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个作家象老阎这样真诚。有个现场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会喜欢描写性，他说性是日常的，如果可以，他希望在老的时候可以写一本“黄色小说”。他自己说中国人的感情有三层，他换位思考的说如果处于贪官那个位置，谁不为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多着想。而他写的东西他知道无法跟上现实，他知道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限，但是他离不开文学了。他开场就提到了屠格列夫，说当年和托尔斯泰并驾齐驱，而屠现在的影响远不如托，而屠是如此的针砭时弊。可见老阎一样是不浪漫的，所以他必须要孤独地走在没有光的胡同，虽然那个胡同不是他的温柔乡，而他的故乡变成了“炸裂村”。这本书里有个美国人投资的遭遇，很是离谱，为了让来村的美国人把钱留下，村里强力打造成一座越南战争前后的影视城。无论如何，这是受活庄的2.0版；“可能中国真的在慢慢改变这个世界。”，而这绝不是好事。我喜欢老阎的文字，虽然看上去不美，但读起来有味。

离奇的历史，一同黑色的挽歌

说起看这本书的由来，还是受网上看到阎连科在方所书店新书发售上的演讲《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所影响，遂找来小说一读，想了解下所谓的神实、魔幻主义，和我设想下所谓的扭曲价值观、浮躁社会、物质欲望强烈的当下，有何等的异同。

《炸裂志》的勇气与失败

春节在家读完了阎连科的最新小说《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去年年终之时入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广受赞誉。但我以为，虽然这部小说算得上优秀，但还远称不上是杰作。它显示了阎连科面对现实发言的勇气，也折射出作者内心的焦灼和躁进。　　毫无疑问，阎连科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他最擅长的是用亦魔亦幻、亦真亦虚的故事来重构现实生活的残酷、真实和荒诞。这种手法被他称为“神实主义”。《炸裂志》用的依然是这种手法。　　在书中，阎连科讲述了一个叫做“炸裂”的小山村，在三十年里飞速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故事。对这部作品，作者显然是抱有雄心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他曾自问：“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通过一部作品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三十年，对当代人的人心进行审视？”答案不言而喻。　　首先要说，用“炸裂”一词来隐喻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巨变，可谓精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用长篇小说来“正面强攻”这如真似幻的现实生活，仅在2013年，我就读到了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鼓励。　　但也许正是因为距离太近，沉淀太少，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另一面是匆忙上阵、力有不逮。余华的《第七天》读起来更像是新闻报道的文学化，贾平凹《带灯》的细碎也让我耐心全无。　　而对于《炸裂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阎连科试图用其最擅长的“神实主义”来讲述中国的“炸裂”和“炸裂”的奥秘时，他的认识是粗糙的，叙事是失控的。在小说中，他描述权力和性的魔力时，细节精微，令人赞叹。但在对细节之后的人物性格上，他的聚焦显然不够，太过脸谱化，故事线索也有支离破碎之感。这种失控，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外明显，甚至使我一度丧失了读下去的兴趣。不客气说，这更像是一部完成度只有七分的半成品。 　　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个讲述“炸裂”故事的理想模型。最完美的模型也许是既有山村炸裂为大都市变化的外在勾勒，也有对炸裂之下人性的复杂、异化、幽微、温暖的深描。并且，对于文学来说，后者显然比前者更重要。如果前者是皮，那么后者就是骨。可惜，《炸裂志》在面对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的灵魂之“骨”时，失败了。　　也许是三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了，“炸裂”得阎连科有点瞠目结舌，顾此失彼。为何会出现这种失控？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在两年多以前，阎连科在北京的住房遭到强拆，为此他发表了陈情信和《丧家狗的一年》的文章。陈情信和文章中讲到强拆时，满是无奈、焦灼、悲伤、愤懑，可谓百感交集。　　也许正是因于此，阎连科内心充满焦灼和急躁。在写作中，他急于倾诉，急于将三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一股脑地说出来，最终不自觉地丧失了对故事节奏、细节的控制和打磨。现实伤害了他，最终影响了文学。　　我担心，这本书终将会像中国三十年来所发生的许多故事一样，因为发生的太快了，最后也将被迅速地遗忘。

《炸裂志》：当现实变成“神实”

《炸裂志》：当现实变成“神实”现在，中国作家都学会像威廉•福克纳一样拥有一片专属的“邮票大的地方”，用来深耕细作：莫言是高密东北乡，迟子建是漠河北极村，苏童是江南小城的香椿树街，而阎连科则是洛阳西南七十公里的耙耧山脉。中国小城镇的微缩发展史就在耙耧山脉一个火山口边形成的叫炸裂的小村，一位叫孔明亮的小人物，在自己扒火车偷货首先成为“万元户”后，成功地把老村长拉下马，自己成为炸裂村的村长，老村长则在孔明亮“一口痰二十元”的鼓动下在众人的痰液中死去；从此，炸裂村在孔明亮的带领下集体扒火车“卸货”致富，而在火车提速不断摔死人后，又动员男人外出偷东西、女孩外出当小姐，迅速积累财富发展成为炸裂镇；炸裂镇开起了电缆厂、水泥厂、铁丝厂、印刷厂、玩具厂、纺织厂，最重要的是开起了娱乐城、洗脚屋、按摩店、桑拿房，孔明亮宣布娱乐业在这里受特殊保护，一时间各式嫖客纷纷来炸裂镇投资办厂；就在孔明亮忙于把炸裂镇升格为炸裂县时，他的父亲孔东德死在了一个娱乐城小姐身上，孔明亮也在“为了镇改县，哪能不死人”的表白中成了县长；炸裂继续扩张，在三年之后由县改市，就在炸裂即将升格为超级大都市时，孔明亮所娶的当年仇人的女儿、一心为父报仇的朱颖派出“炸裂技校”培养的八百位姑娘，到京城的领导、院士、教授家当保姆，成功地阻止了投票炸裂升级为超级大都市……一部《炸裂志》，就是一部炸裂市的“炸裂式”发展史，也是很多中国小城镇的微缩发展史：它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跃进式的（炸裂状）；它不是循规蹈矩的，而是充满原罪的（偷盗嫖赌）；在这里看不到民主决策的影子，而是到处充满了个人威权；它连招商都是非常态的，甚至不惜动用公权来满足投资者的个人怪癖。就在这种情况下，炸裂迈向了村→镇→县→市→超大都市的五极跳，市长孔明亮的个人威权也达到了顶峰。阎连科的《炸裂志》拿“地方志”为外壳，就像当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一样，是一种文体创新，但这种形式并没有影响小说的叙述顺畅。小说中充满了反讽：为了不失去村长的职位，孔明亮不惜与老村长的女儿、因当小姐而致富的朱颖联姻，与政治对手达成权力交换；他用特殊政策保护娱乐业，自己的父亲竟因此死在小姐身上，后又变身为救打工女孩而死的“典型”；孔明亮因为得罪县长竟能当众跪下，起因就是县长正盯着市长的位子而他没帮着诅咒市长；后来孔明亮当了市长，他的市府园有三个勤务班专门驱赶麻雀，招待客人泡脚都用茅台酒……孔明亮的形象让人想起了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中的那个专制暴君，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没落》中权力塔尖上的将军。 “神实主义”与“现实突变”阎连科发明了个“神实主义”的说法，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变种。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在其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的序言中就指出：“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被强烈地感觉到的。”“然而，不顾一切地追求神奇效果，最终只能使这些作家由魔术师变成照搬条条的‘官僚’。神奇是随着这些原原本本记述事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段话，我觉得很好地揭示了“神实主义”的神髓。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充满了神奇的现实与古老神话、民间传说以及人鬼幻影之间的交错，这是那片土地所特有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神话就是发展模式的神话。在这里，炸裂村在物的极度发展之后看不到人的同步发展，所有人都是孔明亮实现个人意志的棋子，他是这座城市的绝对主宰，亦即这里的“国王”。孔明亮的弟弟是个类似“国王的新装”中那个说实话的小男孩形象，他放弃了城市扩展局长的权位，甘当一个游手好闲的闲汉，别人又冲着他哥哥的面子给他到处绿灯，使他洞悉了孔明亮在一片光鲜之后的荒淫。小说在这里展现了“神实”：为吸引美国人投资汽车、电子业，孔明亮拿出最优惠的政策和最漂亮的姑娘，甚至不惜一夜之间让炸裂变身四十年前的越南城，布满了美国兵营和越南咖啡馆，村民穿着飘飘白衣、头戴尖顶竹帽，街上堆着死尸和残肢，引得勾起回忆的美国老兵签下了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孔明亮的另一个弟弟则为赶走“美帝国主义”，用十二具尸体化妆成克林顿及夫人和其他美国要员当众焚烧，却意外赢得民主自由的形象而更加吸引外商；作为火速缩短工期的代价，他们在荒野上撒下“五千条假腿和一万个假手指头”，二百公里地铁和亚洲最大机场由此在地壳的晃动中哗哗哗的生长起来……而这一切，看上去不可思议，颇有些魔幻的外壳，你又能一一找到它的现实对应。 比如，所有的欧洲风情小镇，你都能在中国的某个县城找到它的山寨版；以往渺不可及的山峰，都会被安上滚轴索道；不为人知荒野边塞，一夜之间也会遍布人称“鬼城”的摩天大厦。这背后，当然也活跃着一个个孔明亮，也有着无数个卑微的灵魂，堆砌着无数根“假腿”、“假指头”。“现实突变”，《炸裂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从对现实的挖掘深度上，小说也属近年创作中的稀有之作。但这“突变”有意料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我觉得要求再严苛一些，小说中的“意料之外”还是少了些，而现实比小说神奇，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想象的自由是可怕的。现实使想象变得理智起来。寓言的功能已丧失”，因为距离现实太近，这给小说写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怎样才能不被现实甩在后面。所以，我觉得在“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方面，作者的构思还可以再奇妙些，或者更荒诞、更加出人意表些。比如，孔明亮这个人物好像天生就是为金钱、权力和欲望而生的，未免有些单面性和粗线条，对他性格的丰富性和深度上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营造的空间。已有论者指出，阎连科的《炸裂志》在某种程度上延续或者重复了《日光流年》、《受活》的相关形象，希望这不是作者技穷的表现。也许作者一直在写作的亢奋当中，所以使小说在叙述上太顺溜了，反而有些一泄如注的感觉，让人失去思考的空间；所以，我以为不妨写得再涩些，再多两条线索，这样能让人慢慢咀嚼，没准儿能嚼出更多的东西来。for《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年12月15日

反映炸裂，也用力过猛

原是由一位朋友推荐所读的，读后令人大失所望，或者如一团团混乱的麻线。有媒体因为“用地方志写就的小说”而欢欣鼓舞，在专访当中，阎连科似乎也流露出对作品形式新突破的欣慰感。其实，这种繁复的形式有点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用真实来伪装不真实，纯粹像一场游戏。章节名像阻碍，打乱了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探索，被迫一次次遁入抽象和归纳的思维中。阎连科写权力，《炸裂志》也纯是一部权力之作。它反映了作者所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有他独特的视角。《炸裂志》也写女人，可他笔下的女人不是性感的，娇媚的，令人遐想的，他所创造的女人只是一个“物”的女性扮演者，毫无想象可言。没有格非对女性心理的细微观察，没有北村笔下赋予的“伴偶”的光辉，在一本没有把女人写好的书里，我认为，不是一本值得反复看的好书。《炸裂志》写的不是河南历史的演变，它写得太大，以至书里每一处都仿佛暗藏玄机，浓缩着时代和现实的秘密，一个小村庄由村到镇到市的发展与国家的裂变发展相比，不值一提，它有代表性，有象征性。裂变过程中的问题确如书中“神实主义”手法描述的，如山堆积在掌权者控制的天下，黑暗，唯心，唯欲。它做到了去反映时代，不知还将被赋予什么样的价值。

乌托邦解毒

我中过乌托邦的毒，做过共产主义的春秋大梦，也看过中国人不高兴、货币战争，信过毛，觉得红色革命和中国特色都是牛逼的事情，长大后，看到有黑乌托邦的书总是快感连连，好像是种报复，我无力反抗的，看到有才华的人黑的敌人体无完肤就很爽。老婆说这是因为满足了我的破坏欲，看陈冠中的《盛世》也有这样的快感。此书语言轻盈，非常好读。剧情节奏很快，人物命运发展迅猛，有种玩RPG游戏里，操控的人物养成开了外挂的错觉。气势巨大的小说构想，很像一个功能强大的显微镜，将一个大族群的几十年发展轨迹，摊开来，塞进载玻片里，字里行间都是巨大毛孔裸露着奔涌的鲜血。炸裂，很像北方人口音大喊“china”，那么的掷地有声，咬字不清。北方人总是希望有简单有力的四声，表达最原始最丰沛的情感。炸裂，好tm像改革开放30年的疯狂史，所有古怪的事情都在炸裂市上演，字面理解叫荒诞叫文学，读到后来，心里在喊，这么真实啊。看完之后赶紧来写这个东西，自己抒发一下，不然太他妈堵了。因为信息量巨大，2天，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像个大块料石塞进脑子里。几乎是把在天朝近两年看到的所有怪现状都扯了一遍。比如被称为北欧xxx罗马xxx的楼盘、金碧辉煌什么都可以做的洗脚城、大地像拉链随手拉开，新城开发区一堆人踏过去第二天就平地而起，各种崛起各种奇迹，各种我们这个时代特色的男盗女娼，坑蒙拐骗。还有哪些在这巨大的建筑物阴影投射下，各种苟活的灵魂，各种扭曲了灵魂的异人、贱人、各种打了鸡血群魔乱舞的群体。这本书，全写到了。终于有人，胆敢和现在的现实比拼想象力了。总是有人说，当代没文学了，因为文学家的想象力跟不上现实的扭曲了。所以，我说终于有人敢写了。有才华的人有勇气的人，睁着眼睛在记录的人。好了，说了一些盲目跪拜没底线夸赞的话，要说几个不爽的地方了。在我有限的文娱生活里，我喜欢的美剧英剧，塑造人物不会如我国文学这样过火。其中一个特点是，所有的人物表现不会极端，纯良的有其邪恶的一面，邪恶的人也有自己的不堪和无奈。这样做的效果就是，让读者和这些角色更接近，在剧情里一起选择，代入感很强。只有你的人物自然，读者才会默默的将自身投射在这个角色身上，感受作品制造的独特世界，作者才能达到最终效果。可是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好像为了实现作者的观念达成的目的，过火的演绎自己的命运，而且并不复杂，开头就已经猜到了结尾。其他配角的出场也比较脸谱，这些角色只能称其为符号，这些符号不会自己伴随剧情发展，只是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很愣很简单的扯嗓子上台演戏。所以如果你接受作者的观念，完全拜倒式的阅读，你会忽视人物塑造这个问题。而你要不接受，就只能当艺术品敬而远之，而不会把个人情感投射其中。好像《绝命毒师》有个细节，一个毒瘾者家庭，孩子在看着只有一个台的电视机，家里摆着许多垃圾，还有一台偷来的ATM机，始终打不开。后来，这些看似平凡自然的情节，隐藏着合乎清理却又意料之外的事情，头砸碎了，钱取出来。入戏，还是要设置情景让读者走的更近一些再抖包袱比较吓人。最后，还是强烈推荐这本书，读起来畅快过瘾，有意思。推荐认识我的朋友都看。期待有人把这个小说搞成舞台剧、电影、相声、手机游戏，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奇幻又真实哟。

如何书写真实

如何书写真实——兼论阎连科《炸裂志》如何书写真实？这是小说作为一门艺术要恒久面对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更为迫切地却似乎是由此问题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即，何谓真实？大约二十多年前，海子在诗里面问，“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今天的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也正在不停地质问对方类似的问题：“你所说的（你所要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意思？”木偶人是假人也是真的木偶，塑料花是真的塑料也是假的花，美国梦里面有一个半真半假的美国和另一个半真半假的梦；进而，所有种种因虚假而生的矛盾和悖谬本身是真实的，而更高级的谎言都是用一部分真实来遮蔽另一部分真实；一个人可以真实地表演，也可以借用面具来表达真实……最终，这个看似可以通过实证和客观的方式来检验的、有关真实的质问，奇怪地将转化成一个不可检验的主观上的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愿意在何种程度上去理解他人（或自己）所谓的真实。更何况还有语言自身的问题。当人们说，余华《第七天》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抑或，苏童《黄雀记》虚构了一个不真实的精神病院，这样简单的表述一旦说出，立刻就歧义丛生，立刻就会同时指向赞美和反对。赞美者和反对者可以操持同样的语汇来攻击对方，正如革命小将操持同一套语汇来彼此杀戮。在普遍意义上，正如乔治•斯坦纳所看到的，我们使用的文学语言已经被20世纪以来的现代政治暴行和大众流行文化所侵蚀、改造，且滥用，其结果是文学语言本身的败坏，它失去曾经的活力和准确，而变得混乱、浅薄和平庸，它退化为一种能指和所指分离的符号，可以表达一切虚假，同时也再无力承受任何真实。人们如何划分虚构与虚假，如何辨析想象和妄想，如何判断荒诞与荒唐，如何区别摹仿写实和复制粘贴……一个美好的词转瞬就可以为某种肮脏服务……最终，在现有可用的语词范畴内，我们是否还能有效和准确地谈论文学（或生活）的所谓真实？在《斐德罗篇》中，当塞乌斯把文字作为一项发明呈献给埃及国王萨姆斯时，国王并不觉得惊喜，他说：“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如今，这种依赖正从单纯的文字符号转向更多更新的外在符号，“世界看上去或感觉上就像是报纸和电视所选择呈现出来的样子”。报纸和电视，现在再加上更为强劲的网络媒体，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似乎开始依赖这些新的媒介，也借助这些新媒介来理解现有的真实世界。然而，无论有多少新媒介加入其中，世界永远都大于新媒介所选择呈现出来的样子，世界像是一块沼泽或者黑洞，它吸纳一切新增之物。那些坐在家里手点鼠标浏览新闻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了解生活和这个世界，相较于没有使用网络的人，他唯一可以自认更加了解的真实，是他“坐在家里手点鼠标浏览新闻”这件事本身的真实。那些成名已久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日益显露出来的问题，还不在于利用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来写作（他们可以把《罪与罚》和《百年孤独》的作者名字顶在头上来抵挡这样的指责），而在于，他们竟然以为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呈现出的真实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真实，而点击鼠标和搜索网页的行为遂也被他们确认为一种探索和感知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有效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柏拉图笔下的对着影子大放厥词的洞穴人无异。就仅仅作为二手素材本身而言，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原本是无辜的。从现存的果戈理的札记本里，我们也很少能看到他直接研究生活的记录，代替的是从各种渠道（朋友谈话，风俗书籍，民歌等等）而来的大量的二手素材。这些二手素材的准备是果戈理写作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成了他写作前的习惯。他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曾郑重劝说读者多给他寄些观察、回忆和笑话，以便作为创作《死魂灵》第二卷的基础。然而，有一封果戈理致普希金的著名的信是这样的：“行行好吧，随便给我一个题材吧，就是一个笑话也行，别管它逗不逗笑，只要是纯粹俄国的就行……行行好吧，给我一个题材；我一口气就能写成五幕喜剧……”这里面透露出一个秘密，实际上任何素材对作家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任何札记本里的素材，都需要等待作家的创造。对此，果戈理自己也曾表白过：“我从未在简单临摹的意义上画过肖像。我创作过肖像，但那是出于思考。我思考过的东西越多，创作出来的东西就越真实。”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来源于生活，也可以孕育出新的故事，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构成故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把故事中的情节部分剥离、化约和抽空。这种被剥离、化约和抽空后的情节，其生命力往往在于它所蕴涵的“机智”，抑或“残忍”。但是，在吸引我们的这种“机智”和“残忍”背后，个人的存在正慢慢地淡化。在故事里，个人的存在是独特的，故而每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主人公，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必须是杜十娘把百宝箱扔进海里而不是别的人；而在段子和新闻里，这种独一无二的主人公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肆意变换段子和新闻里的人物名字，而它所给予我们的乐趣（或者痛苦）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因为淡化了具体的人的存在，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里的真实，就如同投射于洞穴中的影子的真实，这种影子的真实是洞穴人体会到的真实，它和日光下头行走的人感受到的真实，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种真实。倘若小说家要执着地营造一个洞穴，表达单纯从网络段子和社会新闻里感受到的真实，他能够真实呈现的小说人物，应该是和他同样如此执着的所谓网民（洞穴人），他能够写的真实，是这些所谓网民（洞穴人）的真实。当然，悖谬在于，倘若一个洞穴人已经有了这样的对两种真实区分的意识，他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洞穴人了。作为洞穴人，他必然是要将这两种真实虚妄地混同且不可被说服的；作为小说家，他是否愿意走出自己营造的洞穴，倒不一定在于是否有哲人的引领，也许，首先在于他自己的愿望和决心。很多时候，小说家不愿费力走出洞穴，只是因为他低估了其他人走出洞穴的能力。更何况，还有很多洞穴之外的人对于洞穴充满好奇，他们需要有人来扮演洞穴人，就像曾经需要有人来扮演动物园里的猩猩一样，这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在阎连科的小说理念中，真实被由浅至深地分为四种，即他所谓的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他用“控构真实”来指称由外在专断权力控制建构的虚幻真实，是最要拒绝和剔除的一种真实，而“灵魂深度真实”则是他心心念念要通过小说达致的最高真实。然而，在我看来，这四种姑且区分的真实即便成立，其构成也并非一条上升的直线，而恰恰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环。当他假借卡夫卡的名义向小说讨要某种属于写作者的霸权与皇权地位，当他声称自己是写作的叛徒抑或写作的皇帝，他最期待的所谓“灵魂深度真实”，也就无比接近他似乎最厌恶的“控构真实”。他对控构的所谓反抗，其实最终也就不过是对另一种控构的欲求，一种农民起义式的反抗。小说家帕慕克看到，即便在那些受政权严控的社会里，杰出的小说也并不是以一种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暴民方式来发出声音，相反，这些小说迸发出的惊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恰恰来自于针对这种政权严控现状的认真凝视。在南美、俄罗斯、中欧、土耳其乃至伊朗等地的小说家那里，恰恰正是巨大的政治限制催生出巨大的想象力，同时，这也才是他们效仿追摹的西方小说家所真正难以企及的。而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尤其是新作《炸裂志》中，充斥的仅仅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抗，一种被外在政治强力压垮后的歇斯底里。《炸裂志》的故事主线，是一个名叫炸裂的小村庄如何在文革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从村到镇再到县、市以至于超级大都市的蜕变过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阎连科问：“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通过一部作品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三十年，对当代人的人心进行审视？”《炸裂志》不言自明就是作家自己提交的答案。要对当代人的人心进行审视，首先要对自己的那颗人心进行省察，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能力去理解当代人的心，进而才谈得上审视。纵观《炸裂志》，它呈现的，其实根本和任何人类世界无关，而只是一颗粗俗简陋的心灵面对他所无力审视的真实世界时的癫狂，是洞穴人面对墙壁上跳动影子时的癫狂。他在癫狂中将真实世界粗暴地化约缩减成他有能力理解和抨击的影子世界，在那个影子世界里，不仅忽略了任何的善，更可怕的是，也简化了一切的恶。炸裂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大都市，依靠的只有一个力量，就是金钱。在这里，金钱既是万能的上帝，也是抹杀一切个人差别的符号，一切行为和发展都是按照钱的多少来推动和运转的，而钱的来源只有两种，男盗和女娼；在这里，炸裂村所有的男人都跟着孔明亮偷盗，所有的女人都随着朱颖做妓女，最后，大盗和老鸨联合在一起，全村的男男女女联合在一起，建设成一个超级大都市。这真是一个天真光整的欲望世界。这个欲望世界没有人的存在，只有三样被简化到几乎已臻纯洁的恶，即金钱、权力和作为玩物的女人。对恶的简化，源自一个人没有能力去理解善。热爱简化的人据说是直奔“最高真实”而去的，但最终，他不过是滋生了一种新的欺骗。他将恶抽空，孤立于一切具体复杂的情境，为了达到他的“灵魂深度真实”，他变得连基本的认识能力都在丧失。弗洛伊德说，“孤立是强迫症患者保证其思维的一贯性不会受到干扰的前提”。而阎连科在这本小说中呈现的看似流畅有力的思维一贯性，也正是因为，他把自己执意藏在孤立的硬壳中，拒绝一切干扰他判断的真实。倘若仅仅如此，这本小说只不过平庸而已，还不值得我们来批评。然而，当阎连科一定要坚持用所谓“内因果”、“内逻辑”、“神实主义”等生造语词来为自己小说中的一切问题辩护，当批评家们一定又不出意料地继续用奇崛、深度、反抗精神之类的美好语词来指认这位作家，真正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才正式浮现，我们热爱的语言在又一次地被败坏。阎连科所谓的内因果和内逻辑，并非事物内在的因果和逻辑，而只是“他内心”的因果和逻辑。在《炸裂志》中，主人公孔明亮从村长升为镇长，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就自动解开。阎连科对类似这种情节解释说，“（这情节）表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这里我抓住的是内因果，内逻辑，即在权力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植物化一般的顺从”。然而，阎连科抓住的内因果、内逻辑，不过就是自己的简单臆想罢了，这种臆想中的人性在权力面前的顺从，与其说植物化，不如说是“植物人”化。因为，在外在强力面前，即便是植物，即便是顺从，不同植物也有不同的顺从方式，何况是人，何况是有自由意志的各不相同的人。女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面对权力自动解开，这几乎可以视作《炸裂志》整本书的隐喻——在这本小说中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社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纠葛乃至冲突，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张力，源自“内因果、内逻辑”的情节和人物在叙述者的皇权面前真正做到了“植物人一般的顺从”。阎连科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样，叫嚣一加一不应该再等于二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力打破的是独断论的铁律，他要追问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而在阎连科这里，却是要借此树立他个人作为写作者的独断与专权。阎连科学着卡夫卡的样，让人变成虫豸，但卡夫卡的虫豸依旧充满复杂深邃的人性，而阎连科的虫豸却连真的虫性都达不到。阎连科学着《圣经•创世记》中文和合本的样，继续动不动就在叙述中以“了”来结句，“去结她们丰硕的人生果实了”，“程菁从车上下来惊着了”，“太阳沉下了，夜晚到来了”，诸如此类的圣经庄重体句式在《炸裂志》中随处可见，仿佛短促有力，但用得太多了，像通货膨胀后的纸币了，就贬值了。略萨说：“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它取决于小说自身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想象力的感染力，取决于小说的魔术能力。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对于小说就意味着让读者享受一种梦想，‘说假话’就意味着没有能力弄虚作假。”阎连科的想象力，是没有能力弄虚作假的想象力。小说的真实，是对生活的某一种理解，是对人类情感的某一种理解。小说令我们完善，而不是更加残缺；是对命运的拓展，而不是限制；是讲述希望而不仅是欲望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某种封闭社会的不足，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孤立个体的臆想。小说讲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经验和对自由经验的匮乏，而不仅仅讲述小说家作为暴君的自由与恐惧。在这样的意义上，随意指认阎连科的小说具有“反抗精神”，也是值得商榷的。他的小说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献身的美好情感，也就不会真正引发任何对现行生活和命运的不服从。他的反抗，再重复一遍，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抗，一种被外在政治强力压垮后的歇斯底里。(部分发表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12.15）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2/15/content_1991103.htm

“神实主义”下的“乌托邦”营构 ——短评阎连科新作《炸裂志》

我不知道有多少喜欢中国当代严肃文学的读者像我一样密切留意余华、苏童、莫言、阎连科、张炜等作家的动态。今年，几位巨头都出了新书，余华以一种嘲弄写作自身多于嘲弄现实的审美姿态去实现自己的审美意图，铸造了《第七天》。苏童过度消费底层劳动人民，没有保持起码的情感冷静和艺术节制，借由艺术的名义迎合某种时代勾起的狂躁和喧杂。《黄雀记》随便就跨个“通过小人物小地方反映一个时代的剧痛”、“家族兴衰”、“卑微的灵魂”等这些力不从心的话，这跟郭敬明用小时代来绑架式代言一代人的青春没什么两样。因此，10月，阎连科出版新作了，我是非常兴奋，也是非常担心：他的作品几乎从未让我失望过，但在这个“读图时代”、“肉身社会”与“消费世界”，这位经历过肉体苦难与精神灾变的老人家还能写出让人看完后带着情绪去冥思的作品吗？对于阎连科的创作，“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等评价都屡见不鲜。而他本人则为自己的创作确立了一个新的名词：神实主义。在常熟理工学院的“东吴讲堂”中，他提出：“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灵神（包括民间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现实内部关系与人的灵魂）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而他在本月出版的新作《炸裂志》，亦正是对自己所锁定的“主义”的一轮新的实践。因此，说到底，阎连科是表达并肯定了自己对“悖谬”与“变异”的迷恋。《炸裂志》讲的无非就是耙耧山脉中的炸裂村如何在以惊人的速度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的故事。炸裂是灾难，因为地理位置上的火山地裂天然地致使了炸裂村的贫瘠。炸裂又是狂飙与奇迹，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偏僻村落中，人们确立了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与处事法则，经济发展便成炸裂性攀延。然而，炸裂人在炸裂村成为超级大都市后集体陷入炸裂性的癫狂中，炸裂又回归到一种布满黑雾霾的灾难里。《炸裂志》便是这样一部充满悖谬与荒诞色彩的风俗志、沿革志与人物志。与阎连科以往的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依然在践行“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这一创作原则。文本的内逻辑与读者生活所处的外逻辑是相悖的、错位的甚至对峙的。《丁庄梦》中的村民以卖血为荣，《黑猪毛白猪毛》中的村民以替领导坐牢为功绩，《受活》中的先天残疾的村民们以各自的绝活来展览痛楚，《日光流年》的村民用卖皮与卖身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样地，《炸裂志》里的内逻辑依然充满着机巧的道德审判：当每户村民的收入都只有几百元时，孔明亮已成万元户，而他成为万元户的方法竟是偷取经过炸裂村的货运火车上的货物。他以万元户的身份成为了村长，便发动村民们沿用他的生财之道。随着火车的提速，偷货时摔死的人也便越多，村长则在村里必经的十字路口为这些摔死的人立烈士碑。后来，人们不再打火车的主义，女的纷纷效仿在外面通过开“娱乐城”提供性服务发了大财的朱颖，男的纷纷到外面的世界抢掠偷窃——只要能够捞到钱，便是为炸裂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渐渐地，炸裂开满了“第三产业”，以性为筹码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炸裂消费与投资，炸裂也便慢慢地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这个炸裂市的发展模式或多或少充斥着某种“狂想”或“奇异”色彩，却也非常尖锐地暴露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某种生存境况。这是苦难的悖谬，也是苦难中的人的悖谬。整部《炸裂志》，从宏观到微观，就是一部充满悖谬的志史。朱颖之父朱庆方被唾液口痰淹死是可笑而荒诞的，孔明亮之父孔东德年过古稀死在妓院也是可笑而荒诞的，朱颖和孔明亮是夫妻，残杀对方的父亲，这又是一层悖谬。朱颖是婊子，并且发动村里的女孩做婊子，村民却因朱颖能为村里拉动经济、发财致富，便为她立碑，这是悖谬。而这一切的悖谬，都可见于孔明亮那场流露出整个炸裂村人的终极价值认同的演讲：“洗脚屋、理发店、娱乐城，她（朱颖）要在耙耧建成娱乐一条街。让那些有钱人都拥到炸裂来花钱。让他们口袋里装满真金白银来，空空荡荡一口袋空气回家去。让我们炸裂今年是把耙耧山脉的一个村，三年二年就是一个镇，再过几年就是一个城——连女人、姑娘都这样爱着炸裂了，为炸裂的富裕豪华不惜身子、名誉、死活了，那我们男人们咋样呢？”也正因如此，阎连科自己才会说道：“‘道德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我本人是非常欣赏这种内逻辑与外逻辑的错位与对峙。诚如他本人所言，而今人们已经不太愿意多谈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定义、关系与区别等。或许争论到最后，每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总能像没人认领的灾后儿童一样找到一两个甚至几个意义归属：你说莫言的《生死疲劳》是魔幻现实主义么，有道理，讲的是六道轮回，但它却毫无疑问是土改时期的世相风俗画；你说苏童的《米》是现实主义么，但主角五龙的精神邪癖和米的意象营造又使得它脱离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轨道……因此，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无需自我设限，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力，去叩问现实，去质问现实，去包装现实——小说说到底是关于现实的谎言，人们赋予其美名曰“虚构”。而这谎言却不是日常生活的谎言，它的任务不是去规避真相的追问，不是去逃脱道德的审判，也不是绕过秩序的重塑，而是通过谎言来区别作家所认知的现实与公众视野下的现实，凭借作家的情绪与责任去过滤斑驳纷繁的现实。“一切文学，都源于写作者的生存现实”，这是他自己说的，也说对了。阎连科在“东吴讲堂”的演讲，可以说为他之前作品的思想核心作了明确的总结，也为此后的作品包括这部新作《炸裂志》的价值取向作了坚定的宣读。总结有了，宣读也作了，但我要说的还是得继续。首先，阎连科的语言开始轻盈，跟他以往厚重而冗长的语言有比较明显的改变。阎连科曾说过：“面对我故乡那块土地，我知道在我的小说中，我表现了太多的怨恨和嘲弄——这种怨恨和嘲弄，不是鲁迅笔下尖锐的批判，明确地就是怨和恨。是那种有些旁观的冷笑，而不是我们说的无奈的苦笑。认为自己的小说中缺少了托尔斯泰般的胸怀和博爱。”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阎连科语言的轻盈化，或者说“去厚重化”，便是对他所说的“怨恨和嘲弄”的一种突围和消解。因为，以往主题的沉重、故事的沉重、人物命运的沉重再加上语言的厚重，确确实实营造出《日光流年》、《受活》这类让人绝望与叹息的灾难书写。或许，阎连科习惯了长期以来厚重的语言，这次《炸裂志》的语言变得轻盈后，使我觉得他过往那种爆发性和挖掘性被削弱了，以至于在叙事表达的过程中，因为这种轻盈造成的松散而导致节奏略显拖沓，这份拖沓尤其是在朱颖与孔明亮的“对手戏”上。二人斗得惨淡，也斗得俗套，让人一开始便把结局猜到个大概——而这也延伸到我要说的第二点上：伏笔与象征的刻意。伏笔与象征的刻意，仿佛是苏童《黄雀记》和阎连科《炸裂志》都无法挣脱的创作樊笼。朱颖的离开和朱颖的归来，朱颖的立碑与明亮的妥协，在变得轻盈的语言下都显得过于刻意，就好比作者成了一个魔术师，做了一系列华丽的假动作，但观众一看就猜到假动作结束后魔术师要变出的是什么，或者要在哪里变出东西来。我们不否认描摹要细腻可感，表达要精准到位，但艺术上的留白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情节上还是语言上。而象征的刻意，或许是很多读者都能感受到的一点。诸如村民们都共同发的一个梦、停止运行的钟表、明辉那“预知未来”的本子……这些物象象征，在阎连科的出发点来看，是神实主义里由“神”往“实”的途径，是虚构与真实的奏鸣。这到底也没错，因为伟大的马尔克斯也这么做过，卡尔维诺这么做过，纳博科夫也这么做过。但阎连科在这部作品中还是把象征营构得太刻意，或者说太突兀太直接。但话说回来，艺术是需要宽容度和可塑性的，对作者来说是这样，对读者而言亦如是。我们可以姑且将之看作是阎连科的转型期作品，是他在怨恨嘲弄与博爱怜悯的迷思中陷入迷思后的艺术映射。无论如何，在今年所期待的三部作品中，《炸裂志》是比《第七天》、《黄雀记》更具有艺术高度的作品。它没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作品那般使人在读完后承受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负重以及获得对生命本身的重新审视，也不会像《风雅颂》这类作品那样如此直接地跟现实进行媾和。它反而更像是阎连科早年的短篇《黑猪毛白猪毛》的演化版和放大版。用一段他自己讲过的话来结束本文吧：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从共（和谐）产（和谐）主（和谐）义乌托邦中退出来，又一步跳进了“资（和谐）本（和谐）主（和谐）义的乌托邦”，跳进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

太过直白

这是一本描述炸裂从村发展到超级大都市的小说。短短377页，辉煌到繁华落尽。仿佛是我们身边城市发展的缩影，去除多于的肉，只剩下骨头而已。从故事的开头就能猜测到结尾。男人的欲望，女人的心思，直白的不用任何猜测，当然也就少了一点丰满。

关于《炸裂志》的一些想法

差不多两三个月前读完这本书的。读完的感受非常失望与郁闷。我想阎连科一定是太急了，急于证明与命名，而他实在还不到这个时候。这么说来未免有些不敬。事实上，初读阎连科老师的作品是《日光流年》，我当时挺震惊的，震惊他的生命力。我想这个人真棒怎么现在才发现，虽然整本书让我频频联想到《百年孤独》，整个结构都唤起我这两句话：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注定百年孤独的家族，是不会在大地上出现第二次了。但是整体而言都令我非常惊喜。在我看来，阎连科老师的语音很具有爆破力，而莫言虽是浓郁猛烈，但爆破力则不如阎连科。而时而令我闪回到《百年孤独》的感觉，也是可以谅解的。毕竟那一代的作家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实在太大，尤其是带点魔幻味道的作品。且索源体作为《日光流年》一个值得称到的特色，我可以冒昧的就这一点说，如果没有马尔克斯的开头，他未必想的出来。另一方面，贯穿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也不止他一个人。故我认为，《日光流年》的阎连科老师，瑕不掩瑜，令人惊喜。这些想法都在我看《炸裂志》的时候发生了改观。如果没有前辈的那些作品，而直接阎连科老师自己创造出来他的神实主义与他的《炸裂志》，我不仅不会那么郁闷，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希望。但是在我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已经不是闪回到《百年孤独》的感受了，而是，我想，这真的不算抄袭吗？《炸裂志》整个大结构的设定，都像极了《百年孤独》。从村庄慢慢壮大，书写一个发展史，然后整个城市消失，这当真不是马孔多？却改头换面一个成为炸裂？只是格局小了一点。阎连科老师其实并没有把握去书写人类寓言，也没有把时间线拉长到一百年。这点容后再禀。这部书不仅在结构上像极《百年孤独》，甚至在一些关键性的梗上面都让人感觉不动脑筋的往《百年孤独》上取下来的。当四弟捡到那本记载着家族命运的黄历的时候，我满满的槽点都没有地方发泄了。我心想，把羊皮纸叫成黄历，也实在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叫法呢。同时中国特色的还有神实主义。上次阎连科推广新书的时候曾经来鄙校讲过这个神实主义，我当时没怎么听懂什么零因果内因果之类的，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去说这个神实主义，讲的是女秘书的扣子那段。女秘书的扣子自动迸裂，并非是在现实逻辑下的产物，而是内因果的产物。我心想这还真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纲领下的味道。于是我对此非常好奇，阎连科老师要做一个自己的主义，要区别与外国文学的一个主义，但是这个主义的原创性是否真的有区别的必要？对此阎连科老师看中中国人情权势宗法等等，令其代替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成为促使事情发生链条上的关键。然而，我认为其实他还是在卡夫卡马尔克斯一脉下来的，不足以以此自立门户。充其量称为中国特色的表现主义，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主义。但究竟神实主义有多少的独立性与原创性，我存疑。个人认为，说到底，只是在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上将其条目具体化而得出内容的不同，其内容表现了中国特色的东西，而并非在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上，有创造性的意见。再说中国特色。阎连科老师的作品充满了中国特色。这点还要说回刚刚按下不表的东西。阎连科老师并没有把握去书写人类寓言。他着眼的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就是他所看重的内因果的东西。再说到秘书姐姐的扣子自动迸裂，并非是自然逻辑，而是权色交易的内因果所驱动的发生的变化。而这部《炸裂志》，对于权势的刻画是一个重点，重中之重，多于对人性本身的刻画。人是权力的奴役。目光再从《炸裂志》出来去看阎连科老师的小说，对于权力以及向上爬、扩张的欲望是一以贯之的。从第一部小说《情感狱》就到这部《炸裂志》，对于权力的渴求一直是重中之重。而人是权力的奴役。权力凌驾于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的事物以上。这跟阎连科老师感受的中国也是有关系的。这个看他最近的卡夫卡奖的获奖感言，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对黑暗的理解以及对真实的看法。而这个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他虽然结构上像极马尔克斯，但终究关怀的不是一个事情。顺便，我认为，他的自我经历，他的《我的父辈》这些书，都是理解他文学创作的注脚。故，他的内因果，他的神实主义，我想在他看来区别于外国的一些相似的主义的，也在于此。但我个人觉得，就这个区别，不足以到直接命名主义的程度，也没有恰如其分可以称道的独立性与新意。本来行文至此为止，两三个月前看书满满的槽点由于前段时间特别忙而没有来得及吐出来，于是忘得差不多了。故到此应该完结了。但仍然想再说一点。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最难的就在于突破自己，包括文学上的突破，也包括视角上的种种突破。但其实国内那些算得上一线作家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实在不多。阎连科老师也包括在内。个人觉得，除了他的视角与重点一以贯之之外，人物关系的结构设置，也仍然没有大的突破。乃至恍然间我会觉得，《情感狱》的纠葛，又再次发生了。

人物塑造不够突出一遗憾

首先，这是一部好作品，褒奖不必多讲。但若严格标准，小说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其社会揭露寓意深刻，但人物塑造不够完整细腻，给人一种浮在表面的感受。在炸裂市高度浓缩的变迁史中，弱化了对主要人物思想情感的描写刻画，导致有些片段让人略感突兀，事态发展缺乏充分的逻辑性，使得读者难以对孔家四兄弟、孔父母、朱颖、程菁等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一切都泛泛而过，来去匆匆，缺乏令人慎思的感动与回味。若论作品格调，属中上而已。

疯言疯语道疯史

相对于余华《第七天》只是罗列社会新闻的固步自封，阎连科的这部新作用市井土语和魔幻情境的融合，为当代中国立了一次不错的志。相较于腰封神实主义的定义模糊，由于阎连科对整个故事倾注的疯狂气质，我更愿意把本书看成是荒诞主义的书写。故事由一场众生之梦发端（炸裂人带着梦出门寻找暗示命运征兆的物件），逐渐落入疯狂化的叙事，以写地方志的方式，层层揭开城市爆炸式扩张的疯狂，经济爆炸式腾飞的疯狂，权力与欲望爆炸式膨胀的疯狂，大国梦爆炸式崛起的疯狂，以及全民随波逐流共享虚荣的疯狂。而裂与炸本是同根生，在一些事物炸开的同时，是精神世界，道德价值，理智与情感，畏天地，敬祖宗的传统，一股脑的碎裂和裂变，让故事可以因此反逻辑，使细节文字可以魔幻与荒诞。因作家想象力的肆意挥洒，在这出荒诞大戏的关照下，于是，剥开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的超级大都市外观，我们只能看到诺大的一个自然村里，扎堆的土豪和氏族权贵，趴在利益与权力的织网上尽情享用着疯癫大餐。于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只是轰然爆炸产生的巨响和烟尘，是杀伤力巨大的弹片制造出的千疮百孔。于是，美国投资者会面对孔光耀火葬化装成美国总统的尸体之荒诞场景，大声赞叹其幽默，充分误读成自由民主之气象，从而在原本的荒诞况味上再添加了一层荒诞。于是，当指针停摆或遗失，当时间凝滞不前，一场基层权力向高层权力谄媚献忠，为保障仕途贿赂上级权力，将火葬生父的丑行包装成实践唯物主义人生观的正能量新闻的闹剧上演。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基本单面化，只强化疯狂的这个点，再由这众多的相同点汇聚成，既是书写在现在进行时的城市之上，也是为历史而书写的，充斥着荒诞色彩的醒世恒言。而当一切在以致富建设为名下高速运转，当荒诞成为真实，疯狂变成自然常态，众人皆醉我独醒便是惹人可怜和困惑的畸零人，是独自一人守在月光房下辨识万年历天机的孤独怪物。记得昆德拉在《慢》中写过“速度是出神的形式，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礼物”。读完本书，我想套用此话的结构，说“速度是疯狂的形式，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让人心迷失的致幻剂。”

——炸裂

一个村庄如何在眨眼间成为超级大都市?人的精神有何样“核裂变”的极能?爱到何处才为撕心、裂肺和崩溃?美望、欲望、恶望的极度在哪里?炸裂志中异彩纷呈。 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魔幻地呈现了“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的故事，透视出时代变迁中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人性之痛，家族间的恩怨情仇，历经沧桑暖意未散的世道人心。乡村变成都市，却只是浮生梦一场，在世间唯一的清白人变成了别人眼中最可怕的疯子。然后结局也只有这个旁人眼中的疯子活到了最后。鸟粪化为的地图是两家人仇恨的伏笔，是朱庆文之死的伏笔，也是孔家崛起炸裂崛起的伏笔，世间恨总是如此之多，而又引人叹息。靠偷窃起家，靠教偷窃之技使村落出现万元户，最后担任村长，使炸裂飞速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劝村民改掉偷窃的恶习，他在当镇长时曾经令人暴打那些改不掉偷盗恶习的炸裂人，可是他，也从来没有改掉过。当县长，当市长，他在明光处决然不再偷抢了，可顺手拿一样 东西的习惯却从来没有改掉过。镇长的任命书可以使职务复生，铁树开花。市长的权利可以让鸟兽安静，为他歌舞，可是却无法伸出一个亚洲第一机场，几十万米的电路线。朱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看出了明辉的清白，也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只因外出碰见孔明亮就决心嫁他为妻，甚至忘记杀父之仇，放弃村长竞选 。不择手段的恨与爱，偏激而炙热，本可成为一届枭雄却总是如此。两次她可以毁了那个她最恨的男人，可是却只有原谅。朱颖在112页说她的们也不想干，只想好好把爹娘的身体侍奉好。可是说完话，所有的孔家人都惊异的看着她，向一下子把她穿了，赤裸裸的丑。那时还不是很明白，现在我觉得那也许是她的真实想法，再强大的女人，其实心中有的不过也只是一个小梦想。所以她愿意带着孩子守在楼中20多年，每天对着丈夫的照片，上面狠狠地写着“死也是我的人!!!‘作者特写着这三个感叹号，偏激中透露出无奈。最后孔明亮死于孔明耀手中，她毅然带着800多个姑娘加入军队，确定此次必死无疑，将孩子托付给明辉，为世界大战的失败做出一个没有结局的暗示，使结局回转。文中唯一的清白人看的也没有她透彻，但孔明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转笔。我所记得的经典段子，314页明辉对于死去母亲的欺骗，187页上只有他一个人为父亲送葬时，在坟前听见父亲隐约的声音：回去吧，天快下雨了。孔功德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而他时候却不再追求那些，他最看不起的小儿子成了他唯一的守坟人，是讽刺还是什么呢。还有369页在乱糟糟的的一片脚步和车轮的响声中，到处都隐隐约约响着明辉沙哑的唤声和哀求；'三哥——你在哪？把老人和孩子留下吧！’‘'三哥——你在哪？把老人、孩子和妇女留下吧！’''三哥——你在哪？把老人、孩子、妇女和有残疾的人留下吧！''随着叫声，脚步并未到停止，但是，妇女老人孩子都被推了出来。但末章又回到了现实，以孔明亮烧毁书稿指出这只是浮生梦一场，而在撕毁之中，又仿佛暗示着什么。尝试着在这部作品中去发现更深的内涵，对比《文化苦旅》，这本书给人的冲击似乎是最大的，序言和末章的创意，书中魔幻手法的运用，每每品来总觉得心中有块大石头压着，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炸裂的伤痛谁来抚慰？

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阎连科先生的最新小说《炸裂志》看完了。看得很快，很粗，并不是不精彩而是急于想知道阎先生有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可惜，没有。炸裂市的辉煌最终消散在浓重雾霾中。这部“神实”主义的小说每一笔都透露出毛细血管爆裂后的血红色彩。这中间有孔朱两家的血海深仇、有孔氏家族对权利的欲望，有炸裂村村民一夜暴富的贪恋。可用偷、抢、性而快速崛起的城市最终轰然在人性的洼地之中，财富的疯狂累积背后是人类良知的泯灭，虽然阎先生没有开出治疗炸裂伤痛的药方，却鲜明地揭示了这座大厦必然倒塌的事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不仅熟视无睹而且甘心让自己沦为大厦的奠基人。又碰巧看到了悼念马小平老师的文章，结合前几天刚发生的毕节儿童自杀案，我在想这个社会的大厦如果不被教育重新建造，就最终会被教育搞垮。炸裂正在上演，未来中国能否经受住炸裂之后的伤痛或者能否最大限度的降低各种悲剧发生的可能性全在今日之教育。

无比真实的魔幻中国

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原创能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经历了文革题材的作品《四书》于大陆出版受阻的波折之后，阎连科并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炸裂志》就是其在今年9月份推出的最新力作。为阎连科赢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名号的，是其创作于十年前的《受活》一书；而比之《受活》，《炸裂志》在想象力、文字的把控力和其营造意象的魔幻性上又更上一层楼。先从写法上来说，《炸裂志》的章节标题从“舆地变革”、“人物”、“传统习俗”到“综合经济”、“自然生态”，完全是在地方志的表面框架里，以小说的手法讲述了炸裂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由村到镇、由镇到县、由县到市，再由市到特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阎连科设置了大量荒诞、怪异的情节，比如老村长朱庆方死于全村村民的痰液之中，炸裂的花儿一天之内枯了又开、开了又枯，三弟孔明耀在一周之内就为炸裂建成了一百公里的地铁线和一个亚洲最大的飞机场；然而这些奇幻般的情节放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来看，却显得非常真实、合情合理，正应了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没有什么比当下中国的现实更为魔幻”。无论是花儿一天之内的历尽枯荣，还是孔明耀神奇的建设速度，都是在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隐喻当代中国的极速变化。这种极速变化所遵循的发展逻辑，阎连科在书中是通过二哥孔明亮和三弟孔明耀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来集中讲述的。身为市长的孔明亮身上体现的是经济至上、发展至上的一元化逻辑，在财富最大化的目标面前，任何道德和底线都可以轻易被突破。炸裂兴起的第一桶金，源于孔明亮发动村民去偷卸附近铁路上火车运送的物资；而炸裂兴起的第二桶金，则源于孔明亮的夫人朱颖发送全村姑娘外出卖淫。虽然偷盗和淫邪都为传统道德所不齿，然而在发展的大旗下，这些都可以被忽略。于是我们看到：孔明亮一路平步青云，从村长到镇长、县长，再到市长，享尽富贵；而他的夫人朱颖，也早早地在炸裂被树碑立传，成为“光荣”的富裕带头人。与孔明亮类似，三弟孔明耀也是在财富的巨大威力面前放弃了军旅生涯，转而运营企业；而在实现了财富最大化之后，他迅速向极端民族主义寻求慰藉，他朝思暮想的，就是率领自己的队伍保卫中华，扫荡欧美帝国主义。书中一个细节颇具讽刺意味：为寻求参加过越战的美国商人的投资，孔明亮在炸裂设置了越南风情一条街，尽可能地再现了当年越战时的场景，以满足美国人的东方主义想象；而孔明耀则在美国人入住的宾馆门前上演了一出焚烧美帝国主义者尸体的行为艺术，以抗议美人的经济入侵。孔明亮的为发展经济而无所不用其极，和孔明耀让人啼笑皆非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两朵最典型的“恶之花”，而阎连科用他一贯的奇幻讲述，把这两朵“恶之花”的种种畸怪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悲哀的是，无论是经济至上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都没有办法解决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里的信仰缺失和精神虚无。于是我们看到，贵为市长的孔明亮用一千多本书来装点自己的办公室，这些书全是按照学者的书单订购，不乏《红楼梦》《物种起源》《理想国》等中西经典，然而孔市长唯一经常读的书，却是藏在这些经典之中的色情小说《肉蒲团》；炸裂上了六十岁的老人们虽然衣食无忧，但却极度怀念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土地，为自己与土地的脱离哭泣不已。《炸裂志》里讲述炸裂特有的哭俗，表面上是为纪念失去私有土地而哭泣，实际上则仿佛是在为因经济过快发展而逝去的种种美好事物而哭泣，这些美好事物包括纯朴、善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与土地紧密相关的家园感。这样一部无比魔幻，而又无比真实的小说，相信关注当代中国发展变迁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找到共鸣。（本文为本人在金陵读书2013年12月4日晚“《炸裂志》与经济至上背景下的中国畸梦”沙龙上的讲稿。）

炸裂的是什么

《炸裂志》。我对阎连科先生了解并不是很多，之前我好像就看过他的《我与父辈》。我觉得阎老先生有点莫言先生的味道，或许这是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下长大的作家给人的一种独有的感觉吧。书的开头挺有新意的，把自己代入，真实与虚构兼备。从书一开始的文字中，便可看出阎老先生对炸裂这所城市所发生的东西是谴责的。因此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也是带着谴责的眼光去审视的。我也不知道好与不好，我就好像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去批判炸裂这所城市，但读完后我想，我是否有资格站在这么高的高度上去俯视这所城市发展所经历的一切。这部书的风格，封面上写着是“神实主义”，我想应该是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吧。这与《白鹿原》的写作风格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之前我看《白鹿原》的时候对其中的描写十分不理解，觉得这样在科学上市说不过去的，当然后来，好像也是上课的时候吧，我才知道这是想象，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所以看《炸裂志》的时候，有了之前的了解，在这点上我便没有什么理解障碍了。炸裂这所城市或许是浓缩了中国早期的发展史吧，或许现在也是这样的。这些黑暗的东西，或许现在也正在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呢。什么钱色交易什么经济发展，这背后又是什么？书中并没有明确写出，孔明亮他这么汲汲于权势地位，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有地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为什么还要往上爬？难道真的是因为他那一晚捡到的那一个公章？未免可笑。但如果不是这样，人连自己为什么要不停地追求权势也不知道，那也更可笑吧。或许我是有点小家子气的。我其实是在想，朱颖对孔明亮，究竟有没有爱情。毫无疑问的孔明亮对她是没有的。但她对孔明亮呢？我记得她在“处理”完他父亲孔东德的事情后说，她的事情完成后，她要好好地做她本分的事情了——妻子。但孔明亮并没有给她找个机会。她后来简直是到了疯的程度。她明明也是世故的人明明也是有心计的人，只是我觉得，在感情这一块上，无论她对他有没有爱情，她终究是硬不起心肠的。女人终究还是女人。不知道这么想是否正确呢。我昨天突发奇想。如果结局是这样：孔明耀带着人民走了炸裂人一个不留了或死了或散了，也就是说炸裂在它成为超级大都市之时，它的人却不在了。炸裂，辉煌后便没有了。这样是不是更符合炸裂这所城市呢？但我又揣摩阎老先生的意思。这所城市不可能消失，因为现实如此，罪恶也已经造成……不会说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了什么。最后大哥的媳妇生了孩子，给晦暗的现实带来了点点闪亮。关于书中的性描写，我倒觉得并不十分过分吧～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哥面对裸体盛宴小翠那一块，之前看言情小说有过类似的，因此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突然有点惊讶，人类在性诱惑这一块可谓层出不穷吧，生活需要新鲜感，而作为生活中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需要吧。好吧，其实我一点资格都没有，对于谈论这个事情。最后，这篇文章好像和标题没什么关系。但这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炸裂的是什么？

小记阎连科的《炸裂志》

最近读到一本奇书——《炸裂志》。全书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从村到镇、到乡、到县、到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而主人公“孔明亮”像所有具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一样，神奇般地冲破世俗、传统、伦理，以及所有官场和人际规矩，最终传奇般地直达超级梦想。书名为什么要用‘炸裂’，我想作者是想表达的是今天中国的现状。中国社会是爆炸，同时也是分裂的，我们的人心也是一样。稍微关注中国现实的人内心都是极其矛盾的，比如说，都渴望挣到一笔钱，挖到一桶金，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偷税漏税是不行的，腐败也是不行的。但不这样，似乎又挣不了多少钱。中国当代作家很受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阎连科也不例外。但是阎连科认为我们中国今天要写的东西，最起码他要写的东西，还不是那个魔幻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神实主义，一方面是现实本身很神奇，这个是神实，但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神实指的还是某种人的神意、精神，那种抽象的情绪、心理的状态。又或者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一种主动的理解，要理解这个现实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的意想，然后用这些东西来支撑整个小说的前进，成为它的根底，这就叫做神实主义。现实主义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现实事件，它所发生的因果关系是现实里面的一件事推动另一件事的发生，而魔幻现实主义照阎连科的理解，则是那些魔幻的东西不一定或者不完全或导致现实世界的某些情况发生。而神实主义则恰恰是他认为有某些精神上的东西，一些作家他把握出来的精神现实，他们那些东西，那一层面的现实在颖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现实的发生，是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阎连科当他试图想要理解今天中国现实的时候，他采取的办法是诉诸于一种其实相当抽象，但是我们又都能够感觉到的一种神意或者心意神、精意神这样的一种领域的东西，来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么写出来的结果，则就是一部比较不那么沉重，但是同样夸张、同样离奇，甚至更夸张、更离奇，离奇到了本来沉重的东西都飘了起来变成闹剧的这样一本《炸裂志》。用一句话来总结阎连科《炸裂志》的话，则就是说这是一个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把它理解成这个现实就是男盗女娼。一个是觉得对现实死不瞑目，一个则是觉得这个现实，他把它形容为男盗女娼。怎么样的男盗女娼法呢？我们来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它讲的就是《炸裂志》这个书名，指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炸裂。炸裂这个名字很奇怪，那是因为过去曾经大概有火山爆发、爆炸等等，那个地方裂掉了，然后附近的人逃跑了，跑到附近一个地方慢慢聚集成村庄了，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地名叫炸裂，这本书讲的就是炸裂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原来它是一个小村，一个村各位在我们阎连科笔下像史记般的记载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村子在我们眼前变成了中国最牛、最大、最繁华，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直辖市。村子怎么能变成直辖市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村子是怎么变成直辖市的。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里面原来是改革开放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当然要拨乱反正，所谓拨乱反正就包括村子里面一些很原始的报复。文革期间，这个村里面的孔家，孔子后人曾经给朱家是朱子的后人坑害过。于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孔家有人发财了，他发财了回来选村长了，他就叫村民们要替他们家报仇。怎么个报仇法呢？我们就看看这里面就说到，就是这个新任村长孔明亮，叫村民的村民都向着他们家的仇人朱庆芳脸上吐口痰，谁要是在他父亲朝朱庆芳的脸上吐痰后，谁也过去朝朱的脸上、身上吐口痰，他孔明亮就给谁10块钱，吐两口就是20块，吐10口就是100块。那么最后全村人就这么在他的鼓励下，都想挣这10块、100块、200块钱，就在前任文革期间的老村长朱庆芳身上吐痰。人们都献着、喜着去他身上吐痰了，咳痰配吐的声音在黄昏如似雷阵雨，转眼间朱庆芳的头上、脸上、身上就满是青白灰黄的痰液了，肩头上挂的痰液如帘状瀑布的水，直到所有村的人喉咙都干了，再也吐不出一滴痰液来，朱庆芳还蹲在痰液中间一动不动着，像用痰液凝塑的一尊像。死了之后，毕竟是老村庄，毕竟是老党员，这个发财致富了之后，选上了新村长的孔明亮报了仇，但是也都应该要有一个交代，于是就在这个死尸的身上，朱家的人让他们覆盖了，按照他们的想象覆盖了党旗和国旗，念了充满激情境界的追悼词。然后埋了死者之后，把青色墓碑从一面自制的红旗下面揭开时，人们都看见那墓碑上是这样的一行字，最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朱庆芳之墓，从此后一个党龄和那个国家同龄的人，写照着一个时代的尾末就从这个村庄消失了。这个时代消失了，接下来的时代是什么时代？让我们说回这个新村长他怎么发财，他发财的方法很简单，这个上头下来讲了，现在发致富就是光荣。每个村我们记得80年代初期，要鼓励出万元户，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村附近有火车会经过，那火车驶到他们村附近的时候会慢，那火车上原来运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可能运了一些矿石、煤炭、日用品等等，他就是去扒火车，其实就是偷东西，直接趴在上头把那个火车，我们知道那个货斗有些是半露天的，把里面的东西丢下来、仍下来，然后再跳下来，在路上把他扒下来的东西捡起来拿去倒卖，这么干着干着原始积累了，就发财了。那么他当了村长之后，他承诺全村人都会跟着发财成为万元户，他就指挥全村人一起跟着他去这么干，也就是全村集体偷窃，集体偷火车的东西。那么全村一集体偷的时候，全村也就果然真发财了。那么全村人发财之后，但问题是这到底是个偷，那怎么办呢？全村人都知道新规定就是不准叫偷，这不叫偷，这叫扒。然后全村人都成了万元户之后，县里面很重视，把他们俗为模范村，甚至全国各地都听说了他们的消息，组织来参观这个村子是怎么发财致富，成为改革急先锋的呢？那么他们的答案就说我们没什么，就是勤劳，勤劳就能致富，这就是所谓的男盗。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孔村长野心勃勃，报了仇站起来成了村长，带领全村人发财致富，发财致富感到很光荣的时候遇到对手。这对手就是回来莫名其妙的，也神奇的成为他太太的朱颖，这朱颖又是谁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被痰活生生，全村人一人一口痰活生生呛死的那个老党员、老村长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很漂亮、很风骚，当时她爸爸死了之后，她出村离家出走，回来之后完全不同了，她又是怎么发的呢？她当小姐去了，她不只当小姐，她后来当上老保，自己开了娱乐城赚了一大笔，她回来这个村子也来竞选村长，最后两人恩恩爱爱的结为夫妻。她又让全村有另一帮人也能发财致富，就全村的姑娘们都出去大江南北，比如说去广东这些地方去下海做小姐去吧，然后把这个钱再运回来，那么全村人就享受着自己村的姑娘们出去挣回来的钱，但是全村人同样的也不愿说破，为什么大家都能发财呢？男的去发财也好，女的去发财也好，这都叫做勤劳致富。那么这个富又怎么让这个村终于能够变成直辖市呢？看到一些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情节，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还是县的炸裂县，为了要吸引美国人，美国一个特别大的公司来投资，找来人家的总裁谈判，谈条件，谈了各种事情都谈的很好了，但美国人还是有点不满，就觉得在中国虽然什么都好，姑娘也好玩，酒也喝的热闹，但是他还是舍不得要离开越南，还是想去越南。为什么呢，越南让很多美国人觉得很怀旧，尤其是当年打过越战的那批人，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炸裂县的县长他怎么样来搞定这帮美国人，他说走，我现在就让你回到40年前的越南去，说话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人立刻送出去，过一会就带着那多半在越南打过仗的美国企业老兵朝着县政府外边走，一走出去之后，天啊，一眨眼整个我们中国的炸裂县彻头彻尾就变成越南了，周围的县城的墙壁上全画满了越南的河流和棕榈树，来往走动的男人们全都穿了40年前越南人穿的粗布白褂子，肥腿裤子，女人们一律穿着土织布裙衣和布衫，头上戴着竹编尖顶的遮阳帽，然后这还不只，这慢慢的居然还能够就在这个县城活演一场越战战争剧。比如说这里面还讲了很多的当地的姑娘扮成越南少女，马上就去蛊惑这帮美国人，带着他们上床，然后呢她们的家人这时候就会出来对这些美国老爷们说战争残酷生死未卜，今天你享受了这姑娘，明天到了战场上就是死了也少了遗憾，美国人就这样子跟着那些姑娘分散着，彼此走进了写着怡红院的院落去，他们进屋关门，推开越南式的小窗户，打开挂在墙上的越式摇头电风扇，如此过了半个小时后，整个越南小镇上枪声大作，但那些美国老兵从各个屋里冲出来，越南游击队和美国军营里的军人正在正街上开枪交战，双方射击。居然演成这么一场大戏，搞定了这帮美国人，是不是很荒谬呢，更荒谬的还不只。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后面，我们这个孔家县长他的三哥是正在这个县里面搞成了一个军队出来了，把这个地方的武装势力搞的就像一个国庆阅兵典礼一样的一个阅兵仪式，然后我们看看，三哥名耀穿了一套将军服，站在阅兵台上的一柄遮阳伞下边，望着从他前面正步过去的方队敬着礼，雄壮的军乐声像蒸汽一般鼓荡着方块队的脚步和胸脯。到达这个程度，当然更荒谬的还有，就是到了最后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就这个县城炸裂，终于从一个村子完成了它的神奇旅程，成为了直辖市了，到了直辖市之后，终于人们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就这个三哥后来宣布要带领全炸裂的人们，用三天的时间搞定欧洲美国，出去征服全世界，故事到了这里，后来就陷入一个悲闹剧式的结尾，听完这些故事大家会不会觉得又有点熟悉感又觉得同时当然觉得很荒谬，这么荒谬但是又是熟悉，是因为那种阅兵典礼的仪式，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在很多地方新闻都见过，的确有些县就给自己搞一个阅兵典礼，搞的像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墙上国庆阅兵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边又说回到阎连科所讲的这个神实主义，他讲神实主义就我上礼拜跟大家讲了，他解释现实是如何发生，如果现实的发生是个果的话，那么现在要找这个因，这个因在哪里呢，我们看这整本小说，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连串荒谬的一个县城成长的一个故事，好像看不出有个什么特别的原因去解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熟悉感，我们都知道这个县城的故事的的确确是今天中国的故事，我们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很荒诞，但是又觉得好像非常的合情合理，这是怎么回事，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读者心里面大概都有个感觉，觉得今天的中国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阎连科这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坦白讲，我觉得在这里面恰恰就发现了神实主义实践在这部小说上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当他要解释的时候，他诉诸于某种比较神奇的，但是另一方面又非常心理的一种集体的情绪，一种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意志，那种意志情绪是我们都了解，我们都说今天中国人急躁，急着想发财，急着想上扬，急着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恨不得马上把美国日本都灭了这种人的心理想法都有。这一切一切，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看这个书我们觉得合理，我们觉得合情，甚至这个书里面出现了许多相当隐塞了重庆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也都觉得对啊，事实就是这么如此发生的，难道不是很自然吗，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发生的呢，你如果诉诸一种情绪，那那个情绪又是怎么来的呢，真正在这里面，我觉得急于用一种荒诞闹剧的方式去书写现实的阎连科，在这里面欠缺了一点点的耐心跟推理去完成这最后的关键一步，最后的关键一步就是这个情绪这种精气神是怎么出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这本小说还有个很特别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我们知道书名《炸裂志》，志则是地方志的意思，原来整本小说的的确确是有个地方志的结构在里面，他这个地方志的结构真的是按照古代的地方志的结构一样，或者是现代的地方志的写法一样，把整本书比如说分成了改革人物篇，传统习俗篇，政权综合经济篇，自然篇，深层变革国防事宜后军工时代文化文物与旧史新家族人物等等，分章分节，但是他整体的叙事线索却仍然是一个顺时的叙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假如这本书他能够放弃一个顺时的叙事方式，而改采一种更加符合传统地志的方法，真的是分章分节按题目来书写的话，更加强调这一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也许不能够对现实产生更多的解释作用，但是也许更适合承载现在阎连科在这本书里面所能够做到的这一切，假如他要顺时去讲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会期待这个顺时的过程也是一个能够把这个神实主义背后所讲这个神他的来源说的更加清晰的这么一种顺时针的一种顺序的一种解释，因果解释的链条。

一部尽显浮躁之作

对于放在手中的《炸裂志》，本身倒也几分期待，特别是看目录，采用地方志的形式，想来在中国小说中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的写作模式。加上“神实主义”的宣传，似乎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韵。其实有些东西，放着，有一缕期待总是好的。看《炸裂志》一半，失望从第一章油然而生，越往后更甚。满纸的浮躁。感觉在看凤姐所推崇的《故事会》。无法让人触动。鲁迅说过，所谓的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开让人看。闫立科写《炸裂志》的初衷，就是想写一部悲剧，关于社会的，关于人性的。但在本书中，中国农村的艰难、社会变革的阵痛以及人性中恶与善的对撞都没有更深的表现出来。泛泛而谈，诸如在柔软的沙发上看一部官场的情仇恩怨的肥皂剧。首先：采用“志”的方式写小说，不失为一种较为取巧的方式。先前读过藿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该书采用“田园考古式”的方式来虚构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疑似是在为一个村庄的立传，疑似一部长篇散文，但的的确确是一部小说。睿智、冷静、艰深，是本人对《地方性知识》的感觉，读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作者虚构一个村庄，诸如我们总把它当着故乡。而《炸裂志》披着一个“志”撰写的外衣，却按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在讲述一个村庄的变革。那是一个老套而没有一个发现感的模式，本书的节奏，平缓的让人瞌睡。整部小说除了目录能给人感觉之外而其它在模式以及写作方法无法打动我。每个人物都是平面化的。作者试图让笔下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有点性格的多样、复杂性，让他们更接近人的“本身”，通篇下来，让人感觉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性闪耀的人物；这也许是作者在本书中最大的败笔。按理说，本书是一部反映“阵痛”的作品。的确，中国社会变革以及个人在这种变革中的患得患失以及疼痛感是一个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因为它反映一个真真实实的社会心理。但个人认为，在我们面临这种疼痛时，而作为书写者的笔触，应该是沉重的。而本书语言、笔触以及思维模式的平淡恰恰反映了中国作家在面对现实题材时的无助以及无力。也许与中国官方的话语语境有关，也许与中国作家本身的文学领悟力有关（我宁肯相信作者是看到整个社会转型中隐藏在后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更为无助的人性）。诸如诺贝尔将的中国作家莫言，在其《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食草人家族》等等中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西方文学表现形式的接受以及消解达到了一定水平；但莫言后来的《蛙》以及贾平凹的《带灯》加上《炸裂志》以及高建群《最后的匈奴》后半部分，让人真真实实的失望。为什么，中国作家在面对新时期的题材时表现出来的浮躁以及无力总让我不得而解。而余华的《第七日》、苏童的《黄雀纪》以及张炜的《你在高原》总让我莫名的感动。本书标榜的“神实主义”让我哈然而笑。无非就是心情一高兴身边所有的东西就发芽、开花、就枝繁叶茂了，心情一不高兴，周围的一切就暗淡、熄灭。拜托，你在写一部给成年人看的阵痛史，而不是写给五、六岁小朋友看的童话。并且，通篇都是这样的。关于所谓的“神实主义”，个人认为，应该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变体。其实蛮喜欢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至少在我简陋的阅读史中，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应该没有人能超过陈的，除了实在低调的残雪。闫立科的“神实主义”也许皮毛都算不上。总之，从开始的忐忑到最后的失望，希望不是我对中国文学的失望。阿门！

炸裂之梦

第一次接触阎连科的文字，之前知道蒋方舟非常喜欢他。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本书，我觉得“奇特”二字最为恰当——一个村庄在眨眼间变成超级大都市，孔家四兄弟各自的命运，那桃树开了梨花，梨树结了桃的果，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让人惊奇。从个人角度看，读这本书感受到了马尔克斯的笔调，这样的笔调好似将人带入了一个异次元世界，我们在真实与幻象中来回穿梭，以至于我们有时都被弄得晕头转向，难辨真假。而阎连科形容自己写的是“神实主义”。不得不深思，是不是真实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成了虚幻呢？因为太真实？我们不敢相信它，便委身于另一个世界寻求慰藉。诚然，这本书是辛辣的，讽刺的它映射的是飞速发展的中国，映射的是在经济飞速发展中人欲望的膨胀和真情与良知的消失。书中的孔明亮，从村长时的老实巴交到成为市长的欲壑难填。孔明耀一心想做个军事家，张口闭口都是国际局势。而朱颖，完全是女权主义的化身，她可以利用男人的弱点办到一切想办的事。这三个人物实在是给我难以磨灭的印象。听说阎连科的《四书》出版时，内地的几十家知名出版社都不敢接，可见这本书的现实性。最终这本书也只得在香港出版。故事的最后，炸裂市的人民去哭坟了，人们又想起来这一传统的习俗的，他们是在做一个很美很美的梦，只是，这梦终将炸裂。

虽然不懂

又是第一次看的类型。说实话，不懂什么是“神实主义”，就是觉得是一本不错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我就懒得再写一次了，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本书应该是讽刺经济城市的发展的吧，虽然看着挺过瘾，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这样的讽刺已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感觉要是早十来二十年出版的话这部书会更震撼。在书中作者运用了很多夸张的手法，例如描写明亮受到县升市通知书时通知书带了花草繁荣的景象、明耀建造机场的场景等等。刚开始看觉得这种科幻的描写手法很新鲜，但是多了就会一眼扫过懒得看了。总体来讲我还是挺喜欢作者的文字的，带点小华丽但又不至于像郭敬明那帮人那么繁赘。这本书中每个人物似乎都是神经病、丧心病狂，即使是最善良的四弟最后也痴迷于黄历。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很执着，执着于官途、执着于复仇、执着于女人，虽然我还读不出啥大道理，起码知道无理性的执着是无补于事的。明亮和朱颖都是心中有恶的角色，或许是女人支持女人的看肥皂剧的心理，或许是目光狭隘，总希望他们的斗争中能看到朱颖的胜利。书中的结局不太看得懂，意料之外的是亲手毁掉炸裂的不是明亮或者朱颖而是三哥明耀，炸裂似乎有从大城市退回到原来古朴的小村庄。总的来讲这是一本不错的小说，但是总觉得它不适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反思和改进，而不是一味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