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册）》书评

当代中国何以如此？

1996年，学者曹锦清不满足于停留在“中国社会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走出书斋步入现实，去研究“应该的社会何以只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根源。他只身一人从大上海两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最好的现存标本---中原乡村，借助其友人在党校系统的关系，突破各级官场的层层设防艰难“入场”，进行了“相对深入一些”的访谈调查。为了保持调查的原貌，作者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下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和所虑，读这本书让人如临现场，在领略着中原乡村基层的社会实景的同时，作者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让人折服。当代中国何以如此？读完书也许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解答；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正如作者最后写到：河南之行到此虽划一句号，但它留给我的依然是一个问号…

我们的故乡在消失。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这套书，毫无疑问里面所反映的深刻问题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九十年代农村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不只是个例，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我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这其中的每一幕我都是身处其中，可你处在其中，有了当局者迷的困扰，缺少像曹教授这样以务实的态度深入基层调研观察的学者（另外就是很大的一点感受就是中国真正务实求学的学术人在当代已经凤毛麟角，虽然这与国情相关，但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社会如何进步，不仅是靠经济那几个指数就可以解决的）。里面所讲的一是农村农民问题，二是县乡村尤其乡村政府（基层政权）的作为，三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这几点都是我非常认同并真实存在的，虽然作者是在河南，我是四川人但无出其右。中国农民可谓是历朝历代的最大受害者，虽然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确实是让农民越来越好，但我们也感受到商品经济对农民是如何的冲击，社会治安是如何的恶化。幸好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胡主席也已取消了农业税，现在的农村农民负担虽不想书中所写的严重，但农民依旧是生不起大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屈指可数可用凋敝二字形容。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有些问题确是不容忽视，即使正视了也一直缺少有效的措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代，我也眼睁睁的看着农村的在消失，我们的乡土文化缺少了传承人。也正如书中所说在政治中国还是只有依靠行政力量一步一步使中国走向法制道路，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虽然谈何容易，然则还有别的出路？）。等什么时候普通民众不再期待出包拯，海瑞的这样的清官，而是在体制框架下人们各行其是（虽然有点乌托邦）。我们也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吧。。一种一点不足就是，书中内容过于重复，作者的观点其实早已明确，后面的内容都是在求证，所以读至最后时已略显疲惫。。但内容无疑是深刻的，反应了时代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断裂与阵痛

十几年前，已入不惑之年的知识分子曹锦清，带着书斋里的困惑，从上海走到了河南，走到黄河边的中国，实地做一番考察，在他的笔下看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断裂，与断裂带给农民的阵痛。断裂是文化的断裂，现代化逐渐影响到农村，但是农村在本质上的思想依旧不变；是经济的断裂，土地承包制之下的小农与商业化、工业化社会之间的隔阂；是政治的断裂，青天大老爷的梦想与现代民主、法制之间的鸿沟。断裂又带来了阵痛，拉扯着的前进必然存在着很大的阻力与改革成本。乡村社会的治理从来不是一件难事，盘根交错纷繁复杂，不可不慎，不可不重。借着曹老师这本书，也能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思考与借鉴。本文将致力于讨论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一．“善分不善合”带来的小农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像是一只待飞的巨龙，但是这一条龙依旧需要依靠脚下的黄土，同时也不能够带起这一片黄土。黄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村。中国的乡村和其中居住的农民，在曹锦清的笔下依旧是古老的。他认为中国小农“善分不善合”的弊病依旧存在。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村落中，农户之间依旧存在着传统的合作方式。宗族、血缘、关系、人情，传统依旧以其强大的惯性带着中国的乡村往前走。而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很大一个问题。善分不善合确实是农民的一大问题。在毛时代，因为种种运动和强制的政治措施还能够集中集体的力量来干一些大事情，但是一旦到了邓的时代，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就使得这一问题的弊病放大出来。分田单干确实在最初能够提升一定的生产效率，但是农业生产力最终的提升，依旧需要规模化与现代化机械。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就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重新开始走联合的道路，要么就是采用土地私有，通过土地兼并以实现规模化。但是不管是实现前者与后者，都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面临着困难。假如采取的是前者，则在实行的时候，依旧需要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能够意识到联合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联合需要的契约精神很难使得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过去或许能够凭借着血缘、宗族这样的共同体一实现集体行动，但是随着承包制的实行使得这样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但是乡村作为一个共同体自然面临着一些集体必须来解决的事情，没有一种公民意识，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自然不可能很好的解决公共问题。因而，在乡村中公共设施建设、乡村企业发展和政治治理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假如采取的是后者，则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可能导致乡村社会的撕裂，也会面临许多问题。为了实现规模化经济与灵活性的问题，在书中也提到了地方上创新的“两田制”，这一措施类似古代的井田制，留出百分之五的公田作为村里的公共资金，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的灵活分配。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更加容易以及人口的变动使得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期限的确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留出一部分公田以随时调整，能够更加公平与灵活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同样，这一问题遇上了村干部有可能产生的贪污问题而失败，公田何以使用？收益如何处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何一个有良好出发点，且确实有可行性的制度不能够很好的实施。我想问题就在于制度没有一个使其可能的文化。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导致这一制度的失败，而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又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其中有法律上的疏忽、也有文化上的影响。但是正如书中所说的，现在农村发展如果规模化，则很难富裕。致富除了农业，则是工业，但是这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没有共同合作和努力是不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小农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为小农的天性使得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二．能人政治玄思能人政治的出现是在本书中提到的很有意思的现象，能人不仅仅指的是村支书还有乡村企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在表面上确实干出了一些成就，但是这样的成就是政治资本的转化，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不可能持久。能人政治也同样显示着基层政治权威的流失。本书中涉及对于多个“能人”的采访，既有能干的村支书，又有能干的乡村企业的带头人。在采访中，我们会发现很强的个人色彩。这些能人不是在一个职位上的“能”，而是带有个人色彩的“能”。一方面，他们确实有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来自一村之中的大家族，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同时他们往往是用个人的魅力来带动，解决小农身上带有的“善分不善合”的问题，也确实解决的很好的。但是人治与用制度来治理两者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一种赌博，赌的好那就是一个好干部、好带头人，赌的不好就是村霸村痞，这也是能人政治带来的乱象，在采访过程中也有涉及。村霸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地方政权的权威不够。那里都需要权力，政府不能够掌握，那么最终就使得“能人“掌握了权力，这是一个相互角力的过程。而这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村干部需要直接完成一系列直接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在书中总结的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支持是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因而出任村干部的往往都是一村之中有势力的人，这个人或许同时有德才，但更多则成为了地方势力，为害乡里。村霸、能人之所以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基层政权的低效率与腐败。村和乡是中国官场的基层，依旧避免不了很多官僚制度必然会带来的弊病。例如执行任务的时候比较死板，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现实不相符合。以及官僚体制自己的利益，例如体制内的编制不断扩大，乱收费、乱罚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到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则是腐败问题，腐败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检察机关不能够起到检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的行为方式的问题，在整个形势都在追求财富的情况下，想要官员手握权力还能保持清廉是很困难的。同时，农民在思想上，依旧习惯于找关系办事。公私关系纠结在一起，使得底层官僚做到完全清廉不可能。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层级过多、人员冗杂，乱指方向，使得政府在收支上很难做到平衡，但是同时为了实现上级的政治目标又不得不执行任务，钱依旧只能像民众收取。政府的不作为，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对上负责制。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更好地服务，但是官员的升迁却不是按照是否实现了以上两个目标来判断的，但是一入仕途，官员的目标就会使升迁，这就导致进一步的腐败和不作为。回避制度导致了同样的问题，一是不了解情况，二是只为了短时间内的政绩。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依法行政来完成任务，但是往往要么守法完不成，要么就是为了完成而违法。这个弊病则需要法学界的努力。三．从民本到民主从民本到民主，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基层治理的困难，一方面在于政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自身的问题。农民若是依旧抱着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或者说最好不管，一旦逼急了又上访、闹事。最终只会出现一治一乱，而不能够实现良性发展。基层民主可以采用的手段，依旧需要创新。选举是一个方法，但是由于其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意见、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等等原因使得效果并不是很好。基层民主更加应该依赖的是一个民主实践，需要学会怎么喂公共利益考虑以及如何相互合作的问题。这不仅仅需要政府放权、也需要农民主动学习，并且也需要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因而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四．进一步的思考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地方。也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是农民意识问题，另一个则是改革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改革的利益由谁来享受的问题。农民意识体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中残留的较为低级的政治文化不能够契合发展的冲突。中国文化中对于关系的强调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和契约精神之间是冲突的。但是一个国家又是不能够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这些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创新和现代化的中国结合，或者说重新创造出一种信仰，能够使得整个国家有一个协调一致为之努力的目标，并成为发展的助推器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改革过程中谁来支出成本，谁来享受利益的问题。制度存在着很大的路径依赖，一项制度存在越久，想要打破这种惯性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假如能够做到付出者和收获者的统一还好，但是两者不统一，就会引发关于正义的问题，而进一步拉大的贫富差距则会撕裂社会，增加动荡的可能性。改革当然是好的，当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公正的问题。《黄河边的中国》花费了曹锦清老师很大的心血，在其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对今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问题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做研究调查的方式也值得学习。　　　　　　　　　　　　　　　　　　

从《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到《黄河边的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范式）的思考兼对SUNS的反思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落下的读书笔记记得要补上。从《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到《黄河边的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范式）的思考兼对SUNS的一些反思。（SUNS即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恰逢费孝通80周年学术会议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召开，有幸去见了社会学的一些大咖，听了一些讲座。在乐乎新楼思源厅听了“田野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这样一个讲座。提问及讨论环节，有的学者有意或无意提到了费孝通研究方法遭受质疑的问题，也就是定性的研究方法遭受了质疑，他的研究无法得到有效数据的支撑。涉及到的一些数据大多是一些描述性统计。时代的变迁，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前人的研究，这些比较着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既然提出来，我们也还是需要就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一些肤浅的讨论。总而言之，定性研究范式下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似乎更能深入了解生活的建构过程和本质。而定量研究范式下的问卷、数据和报表则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的数据模型，能够求证社会的诸多假设，聚焦并解决更为具体的社会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强（变快），学术似乎也进入了一种“量化生产”的阶段，当然，这里的量化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写作的规范化、精确化和模式化，似乎是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是好的方面；另一种含义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机械化”的生产，是一种“流水线的量化生产”，弄点数据，套个模型，假设和验证，文章的篇章结构已经定型了或者被模型化了。对于那些具备问题意识、模仿能力还有掌握了“技术”的学术工人来说，他们就可以进行“批量生产”。我的毕业论文是定性的文章，资料收集方法采取的是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问。尽管是驻村调研，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田野调查”，因为驻村的时间就是半个月而已，而且还不是与农民同吃同住的那种，算不上是与农民的亲密接触，比领导视察式的走马观花强一点。现在想想，还真是汗颜，李老师跟我说，他们当年进村调查的时候，一住就是几个月，村里人都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你这去个十几天，收集到的资料非常单薄，观察到的东西也非常有限，而且还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师没有明说，我自己稍微发挥了一下。当然《江村经济》所奠定的研究范式，现在社会学界重提“江村学”这个概念，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所作的贡献。社会学在刚进入中国不久的时候，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的发展，一开始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鉴人类学的思路，以至于社会学资料的收集方法——“田野调查”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人类学借鉴或者说是移植过来的。费孝通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方式树立了典范，就从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未开化社会引入到开化（文明）社会这一点来看，费老在江村所做的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生活意义本身的建构或者行动者理论的角度开看，田野调查中的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无疑更加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行动者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了解，也才更加有利于我们探寻隐藏于行动者背后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不像问卷调查那样带有先入为主的假设，或者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以及问题的偏向性和狭隘性。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关注的问题更多，更像是一个基础性的、全方位的调查。个人觉得现在的模式化写作主要需要三方面的训练，分别是问题意识（概念提炼）、文献综述和数据分析（案例分析）。而在问题意识的训练方面，个人觉得其基础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田野调查”式的实地调研非常的重要。实践才是一切问题和灵感的来源。当然，书籍的阅读也非常重要。在书籍以及实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保持足够的敏感度，这就是一切研究主题或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所以说，定性研究是最为基础性的研究，是无法跳过去的研究。前人所做的研究是奠基性的研究，任何站在现代“大数据”分析的立场去质疑前人研究方法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厚今薄古”的资本。《黄河边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入场”的方法——即如何进入调查现场的方法。中国的官场文化为入场设置了重重障碍。没有熟人的带领，基本上很难“真正进入”调查现场。曹教授中原之行的调查也是利用了各种关系，找熟人，找关系。朋友的朋友，朋友的学生，朋友的亲戚，学生的学生，总之能利用到的一切关系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有些“入场”显得不太尽如人意。尽管凭着“过硬”的后台关系，有几次入户访问都是有惊无险，但显然走访过程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干扰。老教授或者是学者的身份，给曹教授的中原之行带来了不少的方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感受到他是一位关心中国农村发展，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是一个真诚的人，对曹教授倒也还算是“毕恭毕敬”。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少“套话”和“套路”的。有些东西，不是“自己人”，根本听不懂，所以，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似乎没有提及太多“入场”问题。《黄河边的中国》有进去调查现场的问题，这也算是田野调查所面临的问题，以何种身份以何种形式进入调查现场，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有的资料收集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就是待在现场的时间很长，比如《江村经济》一书，田野调查的时间就是以月甚至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闫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也是一项基于很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提出“江村学”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从提“江村经济”）也有针对当下一些浮躁的研究作风的意思。费老做研究非常的踏实，不辞劳苦，亲力亲为，走访江村的次数也许比某些自诩为“当代农村研究专家”的学者进入农村的次数还多，更别提驻村调研时间上的比较了。这一点上，“华中乡土派”的学者做的比较好。《新乡土中国》某种程度上自然也能够反映出当代农村的一些现状（尽管我现在还没看完这本书），当然，时代不同，意义也不同。量化研究离不开数据，社会学研究的数据收集大多是以问卷的形式。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采取的也是问卷的形式，当然，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时代，上大采取了更利于控制和统计的电子问卷（电脑录取）方式。先抛开问卷（本身）设计质量的好坏不说，问卷调查，尤其是在陌生环境展开的问卷调查，也涉及到一个进入“调查现场”的问题。尽管我“入户”的情况非常不理想，但是我还是能够提供一些“反面”的入户教训的。SUNS遵循所谓的“三次”入户原则，当然，按照他们的意思是这是最低的原则，如果你想坚持，没有次数的上限（当然，原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姑且认为它是“原则”吧）。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三次”原则是完全不适用的。一次就（访问录入）成功和坚持四五次甚至七八次才成功，也许在问卷完成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区别，而这本身也能够体现受访者异质性。何种人更容易接受调查某种程度上也能成为一个研究问题，但是难以控制的是访员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也难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加上难以控制的环境因素，也许会产生“临时性的内生”问题，这就让问题更加复杂了。不是说我们的标准不一，而是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完成问卷而去完成问卷的，这就是过程控制的缺陷，目前也无法通过技术的手段弥补。尽管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全面，还有所谓的QC（质量监控）（毫无疑问，访员有很大的作弊空间，只是有没有意识到和想不想的问题），但是个人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效率上还是质量上。调查过程本身就能够成为一个课题。本地受访者和外地受访者，本地访员和外地访员，完全可以作为二分变量，然后交互影响。作为控制变量的环境（一般环境和个体环境）也许也会受到访员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临时干扰，所以，访员观察真的是设计中的一个特别棒的地方，能够给我们处理样本更多灵活和可控的空间，从而给样本质量划分层次或者说区分优质样本和劣质样本。但是自个经验的感觉或者是他人经验所提供的信息，还是让我有所思考问卷信息的可靠性。比如，一个外地访员（非上海人）询问受访者“你愿不愿意外地人住在你所在的小区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外地人做你的邻居？”受访者都选择了否或者是不愿意。粗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细想的话，既然受访者连外地人做他的邻居他都不愿意，他会愿意认真且配合回答（作为外地人的）你的问题吗？如果他本身是不愿意的，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访员的外部环境（如软磨硬泡）强行给受访者注入了“临时性的内生因素”，导致他的回答偏离了正常环境下他内心的正常想法。也许你会说他本身并不知道你是外地人啊，这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的情况或者说消解部分的影响因素。但是，尽管如此，当一个外地人或者是本地人表明自己的外地或本地身份的时候（有时候是介入的必备技巧），他必然会对受访者关于“对本地人或者外地人接纳程度的测试”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受访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些问题还会影响被访者的情绪，那也就意味着影响了接下来的问卷的调查质量。前面一些看似重复和弱智的问题，也许督导或者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是无论设计者有意无意，有些重复的问题确实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问卷的真实可靠性。有些题，一石二鸟，即是“信息题”，也是“防伪题”。所以啊，设计者的意图没有和访员交代清楚，访员也许无意中就给你跳过了，甚至还会抱怨你这些题目有点弱智（虽然不排除有些是真正弱智的可能）。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排放的顺序，前后问题的因果性太强，还是会容易给受访者造成“心理暗示”，一连串相似的问题还会容易造成连答上的“心理惯性”，或者说是“反应的滞后效应”，访问者也很容易被带进“误区”，连续勾选同样的答案，或者引导受访者选择同样的答案。当然，这既有提问者（访问者）的因素，也有问卷设计本身的问题。这并不是否定问卷的意思，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而已，总体而言，这是我见过的最为专业的问卷之一了。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也显得较为专业。SUNS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许还有很多，但我们也不可能因噎废食，整个项目还得持续下去。但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是能够意识到问题总归是好的。听访员反馈，整个调查过程进展地不是很顺利，拒访率比较好，而且各种各样的拒访情况都有，真的是比较考验访员的耐心和特质（运气）。我也不知道整个项目获得的支持或者能够动用的资源有多大，如果学校层次或者相关合作部门能够先和居委会打声招呼，也许入户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确实怀疑我们的身份，这些易仿的证件并不能够获得他们的任何信任。相反，如果住户选择信任你的话，根本不会看你的任何证件。就访员自己的感觉来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或者是“可疑人员”，也许整个入户流程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也许你会说，如果找居委会的话，可能会破坏问卷里面部分内容（资料收集）的可信性，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对于社区的看法。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居委会职能和地位的弱化，居委会和住户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社区的集体意识日趋淡薄，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加强。但是，如果没有不事先打个招呼的话，一是辛苦了访员，多次走访无人在家或者是拒访的情况屡屡发生，被指责和辱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你们这是扰民”“你们是骗子”“我要报警了”……诸如此类，难听的我就不列举了，反正有访员被骂哭的。尽管有部分愿意配合完成的，他们也是怀着防备心理谨慎地提供给我们答案，但这不一定是真实的。二是降低了效率，我不知道这些样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如何抽取的，但是如果系统本身不能够给我们排除控制样本的话，显然，访员的无效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有些访员反映，“今天出去，净给你们排除空置样本了，啥也没干”。已经被拆迁或者是正在建设住房（商品房）难道相关的政府部门没有备案吗，还是SUNS没有权限获取相关的信息?当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两个成本相衡量取其低。当然，我相信，SUNS肯定不会亏待它的访员，尽管是在市场化的体系内。三是样本重复坚持的意义，尽管我同意这有助于增加样本异质性，保持随机抽样的科学性，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些问题，虽然难以将其表述清楚。如果有些住户严重拒访，需要居委会介入才能完成，是选择让居委会介入呢，还是放弃这个样本呢？这是一个问题。区分容易做的样本和难做的样本还是有意义的。SUNS的问卷访问是“短暂的入场”，对场景的破坏和影响是最小的，但因为它是短暂的，缺乏恢复的时间，因而也是难以在访问期间恢复原样的。不像长期的驻扎调研，一开始入场时会破坏原有的环境，但是随着调查者融入本地的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小，当你成为当地人眼中的“自己人”的时候，那就恢复到最本原的没有受过任何影响的环境了。所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资料收集的方法方式还是有所差异的。尽管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计算机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东西，大家都追求更加的精细化和高效率。我们会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但也希望能够保持最为本原的东西。y/2016.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