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全2册）》章节试读

《黄河边的中国》的笔记-第5页 - 5月12日 用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

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向下”的社会调查与“向上”的理论概括，实质上是同一条路，不明此理，便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研究者。

《黄河边的中国》的笔记-第443页 - 10月14日 關於中原傳統文化的五點思考

這裡提到的“元點文化叢書”應為：元典文化叢書。查了初版，似乎也是誤為：元點。

《黄河边的中国》的笔记-第16页 -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我集中向他们介绍了这次社会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说明了我之所以不采用大规模社会问卷调差方法而只采用观察访谈的理由。
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的的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由此而获得调查资料不仅是真是可信的，而且也是可亲的。它的唯一缺陷是太受个人精力与时空的限制，弥补的方法便是把调查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使调查到的农村社会生活保持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直接显现在调查者的眼前，调查者进入调查现场的方式及其主观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利用延伸到村落的亲友关系而进入调查现场，是村民把调查者当做“自家人”的唯一途径。村民社会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个熟人社会，是个有着亲疏远近区别的社会，是个有着许多忌讳与防范的社会。只有凭借亲友关系才能进入这样的调查现场，也只有进入村民认可的亲友关系网络，才能尽可能地保持调查现场。
至于调查者的主管状态，我指的是两层含义，一是调查者的知识储备。二是调查者的“无知”状态。“熟悉”与“习以为常”恰恰是理性追问的大敌。同时，无知状态还包括“理论上的悬置”。
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摊，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应将实证调查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发明，同时深化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
调查者的诚恳与博识对于许素建立并拓展进入调查现场的私人关系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河边的中国》的笔记-第20页 -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社会共同体内。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老子说“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善恶标准只活跃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中而不是落实在各自的道德实践中。
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的所谓“市民社会”，正如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所说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将一个又一个的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家庭伦理共同体与国家伦理共同体内“揪出来替自己服务”。我们向市场经济要效率与富裕，市场经济社会同时给了我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因为摆脱了家庭、单位、国家伦理制约的个人，只有用财富的占有，享受及比较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而金钱，无非是易于保存与兑现的一般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