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ISBN:SH11118-129
作者:金观涛
页数: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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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一本小书。金观涛先生在序中首先引出了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停滞？他不满意前人的答案，认为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即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一问题。他引入了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知识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依此方法论，他认识到，以革命的形式调整社会结构，解决危机，会有两种可能性结果，一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二是当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子系统极不适应时，旧结构会崩溃以消除不适应因素，这样系统又回到原有适应状态。金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正步入了后一种可能性结果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在第一章中，著者认为“大一统”是中国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建立在地主经济之上。商品经济和土地自由买卖保证了地主阶级的贵族化限制在一定程度的可能，避免了西欧式领主经济和割据的出现。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形成有赖两个因素：一是坚持儒家学说的儒生的存在，二是以科举等选拔形式而形成的官僚机构系统。这是一体化的组织力量，保证了流动性。另外，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必然存在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从而出现贵族化和分裂割据地方势力的猖獗；另一种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也会因为封建主对土地的管理权变为占有权而造成农奴化”。p19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是伴生的，它虽然有贵族化倾向但也是宗法一体化的基础，因此为了避免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贵族化威胁，就必须稳固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削藩”“限制兼并”就是其表现。一般来说，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是互相对立的，但中国又是一个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和国家是同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天地君亲师”即神权（天地）、政权（君）、族权（亲）、教权（师）有着高度的一体化。中国的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有两个重要性质，一是脆性，或者说缺乏弹性；二是强控制。前者比如，“足够数量的自耕农的存在（通常在60%左右）以及中、小地主的存在，是供养官僚机构及中央皇室的物质条件。一旦——————http://blog.163.com/zhendongzd0123@126/blog/static/171296635201092910322195/ -
金观涛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的书，当时印了很多次，影响了好些年轻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社会是西欧的封建社会么？在相关著作里，作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认真对待，还是迫不及待地朝自己心中的这个大问题奔去了。可是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大问题能搞清楚么？）之所以绵延两千多年，是因为它是一个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把话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每个朝代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坡，但石头最终还是要滚下来，下一个朝代从头来过重新推，如是更替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在作者心目中，从某个角度而言，两千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是没有进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于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被历史所有抛弃。作者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农民互相隔离，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而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由此，作者把马克思和控制论搭在一起，并认为找到了解释问题的新理论路径。但我总觉得有些怪，既然马克思的分析和控制论的说法并无二致，如此费尽周章又是何苦来哉？是因为作者自己原来是学化学出身么？当然，马克思和控制论用来解释西欧封建庄园经济都是十分顺畅的。每个庄园就是一个经济自给单位，基本要啥有啥，而农民都依附于庄园存在，不存在交往问题。而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封建义务、生活兴趣和爱好，都和所占有的庄园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没可能也没必要建立一种超越土地的关系网。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一样？作者不加分析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封建庄园的论述直接套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可惜作者把这个错误一路贯彻到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西方，基本停留在普及寻常知识的程度）。既然基本经济形态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找到这种关系网呢？商人被长期抑制，只有在皇室、贵族和地主中产生出一个不安寂寞、需求较多的特殊阶层，建立“社会通讯”的关系网，才能把整个社会勾连起来了。作者把这个历史重任交给了“儒生”——他们不像西欧封建主那么目光短浅，会“游览名山大川，千里迢迢求教于名师，或在深山书院苦读，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而且他们是靠学问而非土地进入官僚体系，相对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而进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这种分析太缺乏说服力。我们的读书人为什么就天性爱到处跑？真的就比西欧人交游广泛？甚至广泛到了脱离土地的程度？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海瑞的例子进行补救——海瑞是海南人。1552年中举后先是分配到福建南平主持教育工作，四年后调往浙江任淳安县长，1562年削职进京，次年到江西赣州的兴国当县长，1564年又被召回北京在户部管理云南工作，1567年去了南京，之后又到苏州，再后来他辞官回海南岛住了16年，1584年以72岁高龄再次赴南京履职。海瑞可能跑得比较夸张，不过在作者看来，这起码说明我国古代的官员的确跑得比较频繁。可百度百科告诉我们，海瑞祖上是从福建晋江垵边迁过去的。如果海瑞祖上不是因为当官，而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去的海南，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海瑞的祖宗会从福建迁到海南，别人的祖宗也会迁，于是我国历史上老百姓迁移也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呢？不是没有，比如从上海松江跑到海南黎州又跑回上海的黄道婆。其实不用逼得这么紧。刚举完海瑞的例子，作者自己就赶紧挖了个坑跳了进去——为方便像海瑞这样占总人口不过0.5%的干部全国到处跑，历朝历代修建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在作者眼里，在这些路上行走的人们，主要不会是迁徙的农民，不会是做生意的商人，驿站也不会成为商业发展的聚集点（这些都是马克思的西欧论述之外的东西，而马克思是普世的，中国自然也不会有），竟然是那占总人口不过0.5%的政府公务员，这是多么吓人的场景，就算统治者这么死脑筋，老百姓也一点能动性都没有么？就算这些路主要是为公务员们修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听话，让他跑就跑？又为什么这么能干，能把皇帝的旨意传到全国各地？作者说，那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信仰。信仰很吓人，但也很模糊，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如何建立、怎么贯彻的。作者只是说，在这个模糊信仰的支持下，这个官僚体系能够遏制庄园制的发展。可城堡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成也儒生，败也儒生，官僚地主就从他们中产生，从而导致了王朝覆灭，作者也没有分析这个信仰崩塌和重建的过程都是如何进行的。总之，一团糊涂。即使这个信仰就好像老子所说的“道”，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产生这样的信仰，而西方不能？作者给的理由非常惊人，第一，基督教先天就不适合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整合在一起；第二，当时整个欧洲文化水平低下，当教士真正成为有知识的阶层的时候，资本主义都开始萌芽了。这两条理由是在第30页提出的，可就在第28页，作者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却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呢？”那我不禁想要问作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大致相当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和西欧却会出现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呢？”这样矛盾的例子有不少。比如在第40页，作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及时下达中央号令和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系统”。而在第15-16页，作者却写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些布政司远在距京都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外。如果重新造册，并盖上原地方衙门的印信，公文一来一回就得几个月”。——到底是及时还是不及时？到此我只评述了此书的第一章，但已基本涵盖了作者的核心意思。不难看出，作者的探索还是很粗糙的，论述中存在不少沙石，相互矛盾的论据无法支撑论点，超稳定结构这个提法似乎也称不上观点，只能说是有点想法。可是考虑到这本书是作者先一篇论文、再一篇论文、出了一本专著、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之后再拿出来的情况时，我觉得有点想法的评价恐怕都太高了。虽然作者说“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浮躁的书。为什么研究这么大的问题？作者说，“如果具体去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一个一个原因，几乎这个问题已经被透彻地研究过了”。即便如此，我想浩如烟海的研究和典籍应该也是作者研究的基石，应该对其有所启发，也该在书中有所体现。但整本书读下来，除了马恩，我似乎没有看到一条超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引注，而作者对古文的引注、对史料的引用也有投机取巧之嫌：第一，该注的不注，比如作者声称东晋的的官员比例超过其他各朝，但不见数据，也不见说法来源，倒是把西汉、东汉、隋、唐、宋、元、明、清列了个遍；第二，史料运用比较随意，比如作者把武则天当政认定为导致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的外戚当政的依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引用的历史事件基本没有超过现今高中教科书所讲述的范围和模式；第三，对历史存在平面化处理的倾向，在作者的论述中，我们看不见前人对相应问题的思考，有的只是我们看到疑问丛生的时候，作者恰到好处放一个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你看，史书上有记载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最后要说的是，我的评述不像当时的多数批评那样，是上纲上线、意识形态的，认为不遵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大逆不道，我只是老实地读了，然后把矛盾的地方指出来，我想应该不存在不理解作者观点的问题。* * *这篇读后感太长，而且有些小家子气，似乎走上了我所不赞赏的王彬彬评汪晖的套路。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八十年代那些人能出什么东西？现在还能看就不错了，有各种毛病都在所难免，那是时代的局限。既然看开了，何必写这么多？原因在于我不欣赏那代人赋予八十年代的意义——启蒙是一个醉心的词汇，反思是一个深刻的态度。可幼儿教育也是启蒙，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思考过，谈何反思呢？确切的说法恐怕是，无知者无畏。一边诉说被历史耽误了，一边又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种态度非常糟糕。对于他们那代人而言，八十年代只是学习的开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将要贯穿他们，我们以及今后的好几代人——学，就得老老实实地学，被自己耽误那才是真的无可挽回的耽误。事实上，如果自己不耽误自己，历史也不会耽误任何人。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文革时开始写的；杨绛的《堂吉诃德》译稿虽然被红卫兵收去，但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却一直没有中断；季羡林也是在文革时开始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何美欢问冯象，文革中怎样学外语，冯象答说，不开会，不参加政治学习，就学会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好些人太轻狂。《走向未来》这套书当年影响不小，金观涛事后回忆，“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抛了老朽，自己瞎搞，再就是贻误后来人。老朽们渐渐去了，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即使没那个能耐，也主持起了大局。“话语权是你们的”，于是，虽然只是大而空的少年习作，但八十年代也成了反思的年代，启蒙的年代。这是历史的真正悲哀。 -
转载的 因为我年代太久远了 看不到 在谢晖的《法治讲演录》有引述 因此就在豆瓣上mark下这本好书 并搜集了该博文 做个记号吧全书划分六个章节，每个章节围绕一个提问来展开讨论，在开头“作者的话”里首先阐述每个时代虽然都有自身确切的目标，但从千百年整体历史上来看，都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深潜伏在这种盲目性中。第一章节劈头就是一个提问并以之贯彻始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作者运用控制论的观点提出跳出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寻求原因的传统方法，而在整体上，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角度即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古老命题并探求终极原因。作者由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正是宗法一体化，这个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繁荣，也导致了帝国两千年的长久停滞，它调节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封建王朝构建了超稳定系统，也扼杀了资本主义的新生萌芽，它繁殖了自身必然的产物无组织力量并导致帝国腐化、旧结构的瓦解，也因自身的特点为农民起义廓清了道路，也正是它，为新封建王朝的重建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从而使中国永远在烂熟的文明中重复着王朝的永远轮回。作者首先把中国的历史与欧洲做了一番比较，封建社会欧洲列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而中国则动辄是长达两三百年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导形式，作者认为，就是因为宗法大一统的结构特点使中国克服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带来的分散性负面影响，从而建立了跨越区域的稳定大国。所谓一体化结构，即将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的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首先政治结构的组织力量是官僚机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力量是统一信仰的儒家正统思想，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历代王朝就是这样用官僚营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骨架，组成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官僚队伍以儒生为主，官员的流动，避免了地方官僚贵族化的趋向；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灌输“忠君保民”的思想意识，得以统一贯彻中央政府号令；在通讯联系上，繁忙的水陆交通，功能齐全的驿站邮传等强大的通讯网络，都克服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特点，从而使组成超稳定封建大国成为可能。在一体化结构对封建社会调节功能上，作者特别指出欧洲封建社会贵族化趋势的三部曲：分封制—农奴对领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割据，而中国一体化结构特点恰恰很好的克制了这些不利因素：在分封制上，历代通过系列措施如“削藩”或加强“郡县制”来遏止贵族割据，强化皇权；在对控制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上，通过官僚机构，与地主争夺生产者。当然在军事上通过儒家信仰的侵润，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可能。下面讲到另一个特色，就是国家与个人（子民）中一个重要桥梁—宗法家族、家庭，它是周朝氏族社会和等级分封制的产物，正是儒家学说，使宗法家族与封建国家高度协调起来，在结构上保持着惊人的同构性，国家通过这一重要中间层次对个人进行严格的约束、控制，宗法制家族也保存着国家组织的大量信息，在旧结构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模板重要作用。就这样，宗法一体化调节结构的强控制作用，在思想上保持儒家的绝对正统，在政治上防止党派的产生，经济上控制土地买卖和商业发展程度，造就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都市的繁荣，但又因强控制的特点固化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结构，遏止了新生事物的萌芽，它的脆性和强控制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所谓无组织力量是某种社会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瓦解自身结构又不代表新生结构的某种力量，它的出现有着它的必然性，在官僚结构上是自身的膨胀和腐化，官僚的腐败，冗员增加，导致皇权强化，从而又导致宦官、外戚掌权这样的恶性循环。在经济上表现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一旦失控，则官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无组织力量合流，出现官僚腐败，恶霸地主的横行。而封建国家只有用一体化结构来调节，只有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强，一体化调节能力的减弱，历代的政治改革效果只能越来越小，最终以失败告终，往往结果反而使社会矛盾激化，使王朝崩溃提前爆发。从剥削关系上看，国家对农民征收的田赋等为可控部分，地主收取佃农的地租为不可控部分，同时农民还要服徭役。杂税和徭役是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随着无组织力量的逐渐强大，特别是官僚地主这个中间层次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一方面将农民推到死亡边缘，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枯竭，国库亏空，而国家出现财政亏空又往往对可伸缩量的杂税徭役进行横征暴敛。最终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比欧洲的农民起义，一者缺乏跨区域的广泛通讯联系，二者各个领主不同，缺乏共同的敌人，往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而宗法一体化解决了这些矛盾，为农民起义开辟了道路，农民明确的敌人就是地主，口号无非“杀土豪，分田地”，而宗法一体化的结构促进了革命组织核心的形成，使农民起义最终呈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从新旧王朝短暂的更替中，可以推断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存在着强大的修复机制，当然，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首先是其必要条件，它改善了土地关系，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宗法一体化为王朝修复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一个是宗法家族、家庭，首先在农民起义中较少受到伤害，由于它与国家组织的同构性而拥有巨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就成为新王朝组建的第一块模板。另一块模板是儒家学说，只有通过一体化，即由信仰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官僚机构，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贵族化趋势，保持一个统一大国的形态，这块重要的模板在新王朝重建中既有理论指导作用，又有组织协调作用。所以在农民大起义后期，一些世家贵族势力和儒生阶层相当活跃，在新王朝的酝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两块模板的共同拼合，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在王朝周期性改朝换代中死而复生地保存了下来。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且周而复始是最好的方式，它的修复功能决定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基本规律是50—80年的混乱，200—250年的基本大统一，周而复始。且看清末民初至现政府的创立时间约50年，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权且不可延续200年？一个朝代或今天所说的政权都是由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他因素不都是归于这三个子系统之中吗！若这三个子系统极不适应，社会无法维持下去，就会引起旧结构的崩溃。因此，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必须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若发生倾斜，社会就产生动荡。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为宗法一体化，一体化的核心是国与家的合并与重叠。古语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国家一词的来源也在于此。所以，家长就是皇帝，皇帝就是大家长。做官的就是父母官，自然高人一等。今天，宗法一体化的现状改变了吗？请拭目以待。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在于意识形态的集中和高度统一，不幸的是儒家思想的出现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的三个子系统是由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构成。而儒家正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心思想不是全民臣服皇帝，而是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各级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皇家尽力。而西欧的子系统由领主经济、贵族政体、教廷思想构成，三者较为独立。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泥土。封建大国的维持不仅要靠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机构，而且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及时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讯才能到达各级官员那里。因此,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秦始皇统一文字，建立驿站真是功不可没。象形文字克服了民族、区域、语言、习俗的不同，确保增进了华夏的大统一。而驿站的建设留给了我们今天无数的古镇。陈水扁真他妈高明，不知手下哪位高人出的主意：台湾要独立就要实行“去中国化”，只有不用汉字，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所以现在来看，有的语言学家提出，我们要用拼音文字。真他妈见鬼！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产生的儒家代表的儒生（起于春秋，强胜于西汉）流动性大，自制能力强，与封建大国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使政治和文化这两种组织功能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国家利用具有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因此,中国是最早实行精英政治的国家,但因为“独尊儒术”的思想侵蚀了每个知识分子的肌体,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越来越失去活力,超稳定结构又进一步束缚了臣民和官僚机构的思维。统一思想是为了便于政令的畅通,但统一了的思想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大国,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儒生)；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统一的国家学说(独尊儒术)；社会必须实行官僚管理的官吏流动制(郡县制)；需要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政治体制)。一体化体制下的特点：不虞作用(物极必反规律),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假资本主义的出现(流民)，奇特的修复机制(宗法一体、儒家学说)；贵族化-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庄园经济弱小无法改变政权的三个子系统。
精彩短评 (总计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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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读的，有点意思 -
方法论的胜利 -
阉割版的《兴盛与危机》 -
结构大致还是如此 -
值得一读 -
金先生这本书我觉得是华人历史学家里面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比什么哥大/×大历史系那帮喝洋墨水的庸才强太多了 -
新的范式。 -
比想象中的好一点，但是的确是青涩的很 -
八十年代的作品，真好 -
走向未来这套80年代丛书的作者们今天正在管理着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选择方向。 -
花了一下午读到小册子，还不错。。但是有的地方逻辑可能还不太严密吧。。那个时代的作品 -
用控制论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趣。有科学精神，有理有据地历史研究，还不厚，难得啊 -
在八十年代红极一时，震撼很大，其实作者运用元理论的手段还是很初级的，研究也过于固定的类型化 -
正在读，这本书有点老，不过相信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份对于社会的热情和纯真。
看完本书，第一感觉是运用控制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整体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宗法一体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角度的串联，运用主体异化理论分析其能力缺位的原因，同时，运用毁灭性破坏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够完成原始积累。另外，分析了“假资本主义”。本书将中西方进行了对比分析，地主与领主的概念的比较具有很好的研究意义。值得一读 -
不读此书，不懂中国史 -
对我很有启发：一个是切入点，从一个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找出差别，然后追问这个“为什么”，层层剖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自己提问题的方式总是臆想出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本身。至少在研究切入点方面，应学习。另一个是对控制论的运用。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看到“新三论”是如何运用到社科研究中去的，科学方法确实对研究范式有着结结实实的影响。此外，名词方面，对“地主经济”、“领主经济”、“（儒）士”、“贵族”、“王权”等概念有了更确实的认识——相对于历史教课书中的抽象概念而言。另外可结合：中国现状和趋向；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以及我重点关注的西方科技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对“新物种文明”的不同方式，在此中，如金先生在本书末尾部分提出的，能对当代科技文明做何种启示？
至于对这本书不够严谨、不够专业等缺陷的批评 -
很有趣的书,不知为什么影响好像不大. -
本书篇幅不长，概括说来就是我国社会阶段长期停滞的原因，以控制论为工具进行分析的，且不说论证是否严密，总体思路还是有启发的，对于历史的分析，很难 -
金观涛也……不过如此…… -
比较粗略，有些类比失之浅陋，比如西欧教士比中国书生没文化等等 -
接近满分，好久没读到这么酣畅淋漓、醍醐灌顶的书了，经典。概念框架的确定、一以贯之的分析思路让你读下来不觉疲乏，对历史的旁征博引使得政治层面的引述具有说服力。迫切想读《开放中的变迁》和《兴盛与危机》，得空读起来。 -
精彩之极的理论，漏洞也不是没有，但小白如我基本上折服在金先生深入浅出的阐释中了 -
其一，兴趣已不在此，读起来没劲；其二，我实在缺乏历史基本常识，因此读论史的书总感觉被作者牵着鼻子走，形不成互动，更没劲。 -
现在回过头看三十年前的畅销书，确实结论太草率太简单，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
作者有些观点马克思的有些原理同中国农民的情况相套和，或许有些不太适合，因为有些东西难以类比的，应区别对待。作者想要探索历史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支持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屹立不倒，有的只是王朝的更迭。他以超稳定状况来分析。还说可能是儒生的作用。我觉得这本书看了之后毫无感触，表示小无奈。 -
读完之后，方知中国现实的诸多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根深蒂固的，是难以解决的…… -
不洋不土、浅薄粗疏的八十年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