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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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背景分析、外力冲击与心理转变、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五章，对湖南省1860年至1916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理清了这一时期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展的基本脉络。

书籍目录

大陆版印行序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代序)第一章　背景分析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人口  第三节  传统经济形态  第四节  省政与用度  第五节  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第二章　外力冲击与心理转变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入湘及其活动　第二节　开埠与外商入湘　第三章　湖南人心理上的转变第三章　政治的现代化　第一节　湖南省的政治发展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萌芽　第三节　教育改革　第四节　司法与警政　第五节　军事变革第四章　经济的现代化　第一节　财税与金融　第二节　矿业发展　第三节　交通发展　第四节　农业改革与工业初兴第五章　社会的现代化　第一节　湖南人的性格　第二节　知识变迁与社会变迁　第三节　都市兴趣与社会变迁　第四节　农工生活结论征引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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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背景分析、外力冲击与心理转变、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五章，对湖南省1860年至1916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理清了这一时期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展的基本脉络。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陆版印行序1970年代，在台湾的一批历史学者组织了一个集体研究计划，定名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我参加了这个计划，而且是计划主持人之一。我们使用当时正流行的“现代化”(modemization)观念做为研究架构，分全国为十七个区域，分两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研究沿海沿江十个地区，第二阶段研究内陆七个地区。我虽然不是湖南人，却选定了湖南做为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范围，本书就是该一计划的研究成果。    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已经过去了，今天流行的是“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如此说来，好像我们的研究已经过时了似的。其实不然，在西方固然已经少有谈现代化者，但在中国，由于我们是后进国家(latecomer)，现代化观念仍然很有用处，尤其以之观察十九、二十世纪的变迁，再适当不过。    承蒙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的推荐及湖南学界的厚爱，将本书交由长沙岳麓书社三版印行，感到非常荣幸。书社要我写一个短序，我不拟重复区域研究计划的组成及推动，读者参看本书的《代序》便可得其梗概。在此我要谈谈个人研究湖南的由来及心得。我于战后(1946)随着学校自贵阳搬迁去上海，湖南是必经之地，第一站在芷江住了一些时日，湘潭又有几天逗留，在长沙住的最久，转到衡阳再作盘桓，一路所见风土人情，印象深刻，最后从茶陵入江西，告别了令人流连的中国鱼米之乡。三星期湖南之游，由于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谈不到什么认识，但有意无意之间，我将贵州与湖南比较，两个地区的民风都很强悍，但贵州的贫穷与落后，人民生活不如湖南远甚，令人叹息。湖南富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我的直觉，或许就是二十六七年后我在区域计划中担任湖南研究的伏线。    我的早年学术生涯，搞政治思想史，第一本书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有人看了书名，以为我搞错了，说梁启超是保皇党人，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我回答说：不会错。1895—1898湖南新政时期，梁启超来到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他的传道授业就是以革命为宗旨。与梁氏共事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这批湖南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志士，他们与梁启超有志一同推动革新中华大业。这些湖南人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了解湖南人是我研究湖南的直接动因。    研究湖南早期的现代化，首先问其发展潜力，其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其次问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何?兹将个人的发现和认识约略归纳如下，算是一个提要。    (一)湖南有两大发展潜力：第一，十九世纪时，稻米年产量约为1亿8千万石，三分之一足够全省人民食用，三分之二作为经济作物出售，所得可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第二，湖南人性格坚强，干劲十足，一心追求成就感，是发展现代化的一个优越条件。    (二)湖南具有现代化的潜力，同时也有现代化的阻力。19世纪湖南的保守势力甚为顽固。1860年现代化已在沿海地区萌芽，渐有启动现象，但湖南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西洋事务进入省内，以致湖南的现代化比沿海地区延误了二十年。    (三)甲午战败对湖南人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们觉醒过来之后，推动湖南新政，要求全面改革，设南学会试行政治参与，设保卫局建立警政制度，开发地下资源以求形成资本，建立新式学堂以培植人才。湖南新政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在立宪运动中的一些创意，亦多有值得称道之处。    (四)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湖南的经济和社会均已有所发展，但国势动荡，现代化进展缓慢。辛亥革命(1911)以后，军阀当道，呈现停滞状态，现代化的推展有待继续努力。    本书撰写期间，由于海峡两岸悬隔，著者未能亲自来湘查阅档案资料，加上个人的见识有限，错误在所不免，敢请湘学先进不吝指教。　　　　　　　　　　　　　　　　　　　　　   张朋园  谨启　　　　　　　　　　　　　　　　　　   2001年7月30日于台湾南港

章节摘录

书摘     任何形态的社会，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均难免发生危机；有了危机，领导阶层必然试图加以救济，社会救济系统及慈善事业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其最大的危机有二，一为水旱兵灾，一为贫富悬殊，前文都已一一提到。救济此“天灾人祸”，仓储系统及慈善事业不断在改进中。本节将就此两者，约略加以讨论。    (一)仓储系统    中国有仓储，盖起于两千年前。汉初，贾谊论积贮，或为最早之“积谷防饥”论者。此一观念极得晁错的支持。最初行于边郡，颇有成效。隋设社仓，唐设义仓，都发生了救灾的功效。宋王安石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以行之不得其人，一时多所诟病。但朱熹再次斟酌常平仓法推行于浙东，积贮之效大著。自此立仓储以平粜，成为一种传统②。    仓贮分三类：常平仓、社会、义仓。其分别或因仓的所在地或所贮稻谷的来源不同而异名，其作用皆为救济。常平与义仓大多设于州县治所在地，但义仓也有建贮于乡村者。社仓则完全散建于乡村。常平仓为公仓，由政府出资买谷存储，但亦接受富家的捐赠。义仓与社仓完全由私人捐赠，有的由政府管理，有的由民间自行经营③。    湖南的仓储称常平与社仓，前者为政府所建，后者为民间所建。康熙四十三年(1704)定大州县积储不得少于万石，中县8000石，小县6000石①，成为定制。    仓的功能分两方面，一为放谷，一为救济。所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有平价米的作用。每当青黄不接之季，平价放出，民皆有食。秋间收获，米价下落，如数收回，以待次年之需，即为放谷。如遇凶荒之年，将米谷发放灾户，维持社会安定，是为救济②。    湖南的仓贮系统虽然在管理上不时发生弊病③，大体上甚有绩效。雍正年间定贮量为702，133石，至乾隆十三年(1748)时储存高达1，256，414石，溢出50余万石，已出借之49，306石，出粜谷218，680石，存银118，925两，皆未计算在内。平均每州县的贮量多在12万石以上。是时江浙缺粮，向湖南告籴，曾拨30余万石接济，可见湖南的富有一斑④，确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大体言之，最富有的州县为长沙、浏阳、醴陵、湘潭、益阳、宁乡、湘乡、攸县、茶陵、衡阳、清泉、衡山、零陵、祁阳、郴州、靖州、慈利、桂阳等，储粮均在万石以上。较差的州县为：华容、永定、保靖、永顺、桑植。最差的为永绥、乾州2厅，但储量均不下于数千石。     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是革命党，掌握局势的是立宪派。然民国二年以后，立宪派加人国民党，后者渐渐得势。国民党控制全局，有反袁世凯的激烈行动，然于地方殊少建设。，民国三年，袁世凯势力伸入，湘省局势黯淡。五年谭延阊二度主湘，未及有所建设，再度去职。以后经过北军傅良佐、张敬尧之统治，湘人处境更为困苦。民国九年谭氏三度主湘，不久赵恒惕取而代之，以省宪名义稳定局势，湘省情况始渐好转。    谭延阊是民国初年的中心人物。谭氏原为立宪派要角之一，但其思想开明，与革命党黄兴等亦有往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之后，革命党不能控制局势，士绅皆以为非谭不可，拥之为都督。革命党多有不服者，黄兴顾全大局，指示革命党向谭输诚。此为日后谭氏加入国民党的伏线。二次革命期间，李烈钧所发布的通电有柏文蔚及谭氏的署名，实则谭氏并未签署。然何以又于2年7月17日宣布独立?这是黎元洪所授“权宜之计”；黎要谭“阳为附和，阴图敉平”，所以独立后湖南并无行动，到8月13日独立就取消了。谭自谓“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阊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落蒂熟，延阊不居其功。”但谭自此失去袁世凯的信任。十月，袁命汤芗铭领兵人湘，谭走上海，与孙中山接近，自此服膺三民主义。    汤芗铭在湘几三年，一无建设。袁氏称帝，汤领衔湘省土绅劝进。蔡锷西南起事讨袁，湖南逼于南北形势，为避免兵祸，绅士郭人璋促使汤芗铭宣布独立，此一转变，加速了袁氏帝制的崩溃。汤芗铭拟借其兄汤化龙的关系与谭延阊妥协，谭未理会，湘人一致驱汤。袁死之后，谭延阊于六月间回到汉口，进行东山再起。黎元洪任大总统，特任谭为省长兼督军，5年8月之后，湘省秩序恢复。    谭延闽二度长湘，为时一年。六年夏，北洋段祺瑞讨伐复辟，东山再起，决心以武力统一南北，派傅良佐领兵人湘。谭因南援不至，宣布辞职。不久桂军人湘，南北相峙，湖南自此步人混乱时期。七年吴佩孚、张敬尧先后到来，张氏纵兵殃民，全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九年吴佩孚北去，湘人合力驱张，谭延阊坐镇零陵，九月回至长沙，发表联省自治主张，三度主湘。但不久即为部将赵恒惕取代，谭氏在湖南的时代结束。    湖南在民国以后不得安宁，实因南北之争而做了牺牲品。此一时期毫无建设可言，现代化的进展遭到扼阻。一位政治学家说，“内乱使文治的风气丧失，政治制度遭到破坏，公众利益不被重视。”换而言之，内乱延阻现代化的进展，湖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略论清末民初的大势，算是本章的一个序言。以下的讨论，分为政治参与，教育改革，司法独立，军事革新诸子题，串以现代化的观念，试探其实质的变迁。一个地区性的变迁，可能只有地区性的作用，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影响，对于此，自当有所观察和说明。    第二节政治参与的萌芽    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政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的甚至于谓政治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便是参与的爆发。所谓参与，通常涵盖健全的代议制度与独立自主的舆论。代议制度最为重要，因其代表直接由人民选举，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心。中国在这一个潮流影响之下，有参与的发生。远在戊戌变法之前，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都曾谈到国会的问题，康有为甚而明白地说：“设议院以通下情，事皆本于众议”，且将此意直达皇帝。但此类议论，仅是一种酝酿，戊戌变法不待有所作为便已失败。变法失败之后，清廷一度走向反动，拒绝现代化的发展。惟数年之后，终于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在立宪派的要求与外在因素驱迫之下，自动推行预备立宪，政治参与于是萌芽。民国建立之后，在共和民主潮流之下，参与进一步得到鼓励。在中央有参众两院，在地方有省县议会。不幸袁世凯不容政党政治之存在，任意关闭国会，政治参与只是昙花一现。袁氏的帝制野心暴露之后，地方议会亦遭摧残，中国又退回到了专制时代的状态。袁氏死后，国会再开，地方议会亦得以复苏,然不久政争再起，国会再次解散。民国七年二度选举，是时南北已经分裂。民国十一年三度选举，仅得11省参加，徒具虚名而已。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而曹锟贿选，人民代表成了“猪仔”议员，国会已无参与之实质。以后经过北洋军阀之混战，国民党的北伐，直到三十六年，国民党还政于民，才得再有国会。    这是清末及民国的政治参与沿革概况。大体言之，中国的议会政治尚在萌芽时期。以下的讨论，从地方性的自治着手，归结到全国性的参与。湖南省的人民，在家乡从事地方性的议会建设，亦选派代表参与中央政治。因此，城镇乡自治、省县议会、国会都在讨论之列，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治参与既属萌芽时期，其萌芽的程度如何?此即人民的政治认识问题。例如投票，人民是否了解其选票的神圣性?多少人投了票?第二，当选者有无作为?他们是否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发言?第三，中国必须工业化，议员们是否认识此一问题?他们在议会中的议论，有多少是涉及社会及经济建设的?以上诸问题如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自可展望政治参与的前途。   湖南新式教育，亦遭到若干阻力。清末10年间的发展，固然予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此与下述原因有关：    第一，经费困难。在财政与预算一节中，将会提到财政之种种困难及紊乱，其影响教育至为明显。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通谕各省兴办大中小学，对于财源问题，着“就地筹款”，于蒙养学堂则“听由民间捐资筹设”，中央因财政困难，惟有出此一途。地方政府接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诸多敷衍。地方上惟一的财源为学田，然如第一章中所述，学田极其有限，无法大举兴学。以蓝山县为例，该县有学田100石，所值不过银三四百两，经费自然十分困难。该县仅有小学数所，设备简陋，教员待遇微薄。《蓝山县志》云：“高小校长[待遇]不及官府录事，初小教员，不及乡村雇佣。”因此，师资低劣，水准低下。慈利县情况更坏。截至民国十二年为止，该县有中学1所，高小9所，初小133所，数字似甚可观。但除去中学及高小每年有二三万缗制钱经费外，国民小学“则举鼎绝膑，或沿门托钵，一听其自起白灭”，有的竟如蜉蝣，朝生暮死。?    第二，师资困难。前文已经提过师资之困难种种，在一个蜕变的社会中，新兴事业之困难，在于起步初期：巡抚俞廉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奏称兴学之难：“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资之得人。”实际上学校既无法粗具规模，复无从得到足够的师资，所以不得不从派遣留学做起，不得不只限于长沙一地。留学多半以速成科为主，当此师资孔急之际，速成科实为不得已的办法。    第三，地方动乱破坏教育。清末民初是地方大动荡的时代，各地匪患频仍，学校受其影响，旋办旋停。有的被军队占据作为营房，门板作了床铺，课桌当成了柴火，种种破坏，学校不能上课，最后归于停顿。    第四，新旧冲突，影响教育发展。湖南新旧之争较之他省明显。王先谦领导下的保守派，因其反对新政，所以新政失败。新式教育，若非朝廷推行，势难有所发展。彼等虽然不能公开反对，暗中却随处抵制，湖南教育之所以不能有预期的进展，保守士绅的掣肘，大有关系。以教科书为例，王先谦谓其并不反对新式教育，然教科书之编定则无必要。他说小学“有《四书》《五经》可读”，不必另定教科书。中学“有群经以资诵览，有诸子史以供涉猎，则又不必用教科书。”大学“就平日所诵习之书，已自经学分科，子史分科，义理学词章学又分科，优游餍饫，深造自得，终身用之而不尽，岂尚有余力他求，则又不能用教科书。”他反对自然科学人教本，说：“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教科书之延迟编定，与王氏的态度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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