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河彼时》书评

董桥：《达尔文孙女的联想》

原书70余幅插图：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91848930/总觉得剑桥比牛津漂亮。七四年第一次去剑桥是八月，艳阳漫天，老房子在冷风里透着沧桑的温润，闲闲淡淡一派消沉的智慧。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当年在剑桥住了三年，说是春去冬来，宁静无事。跟那懒洋洋的剑河一样:“Three years 1 was at Cambridge, three quiet years with little of disturbance in them, moving slowly on like the sluggish Cam."过了好几年，我才听说八月剑桥最迟人，简直天堂乐园里的违章建筑。间朋友，说不是违章建筑，是加建的院子:“ Cambridge in August is an annexe of paradise”,Philip Howard写的，还说十二月的剑桥最冷最难受。我后来在罗素的自传里读到他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到剑桥考入学试的往事，说他寄宿在三一学院宿舍，不敢打听厕所在那里，天天清早跑到火车站解决了再跑去应考。说罗素腼腆、孤僻，都对；那是英吉利品性。 先是两个月前英国老同学出差棚，给我看一幅小小蚀刻画，说是替日本的朋友买的，画剑河柳岸，像藏书票那么精致，勾起我绵绵旧思。前两天吴霭仪写《剑桥老妪》，说老妪四十年代住在剑桥河边的老房子，以木刻版画配小品印出一本Period Piece，畅销，后来中风半身不遂，经常歪在轮椅里裹着大氅和旧毛氈在剑桥到处写生。有一回，一位干粗活的意大利女人路过，以为她是丐妇，给了六便士角子。老妪怕那好心女人尴尬，领情收下。一九七四年，老妪的妹妹玛嘉烈达尔文。凯恩斯写了一本A House by the River纪念老姐姐。 我没有读过那两本书。Period Piece太老了，想必绝版。《河边老宅》亚玛逊网上书店有几种同名的书，也都断市了，有一本也许是吴小姐说的A House by the River: Newnham Grange to Darwin College，作者是Margaret Elizabeth Keynes。 我真想看看老妪的版画和写生作品，问一位熟悉中外画史的朋友。他说他在英国见过，没有影印留底，还依稀记得中国两位女画家庞左玉和陈小翠似乎都收过达尔文画家孙女的水彩画，也许正是吴小姐说的那位老姐，我打电话问吴霭仪，她说老妪正是达尔文孙女，庞左玉的尽我不喜欢。陈小翠的工笔倒是一绝，可惜六十一岁死得惨，她是鸳蝴作家陈蝶仙的女儿，文革受尽红卫兵凌辱: 一天清晨走到上海画院门口，看到一批昼师排队受审，转身逃回寓所关门躲着;红卫兵迫来，敲门敲得很凶'她怕他们随时破门抓人，开了煤气自杀死了。

做条好红鲱

其实自从读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书，你就觉得活过了三十，生命大墙上最艳丽的漆就开始斑斑驳驳，不断掉色。虽然怎么想这套理论都有点歪，可惜架不住菲氏惊才绝艳的文笔和无懈可击的故事。一直到我碰见了格温•拉弗拉。格温女士是个不嫌弃“老”的人，被司各特先生嫌弃的三十岁，对格温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尽管格温女士庆幸自己的获得的好红鲱的身份，是脱离了十六岁到二十二岁这暧昧不明的时光，不必再忍受做一个“年轻淑女”的种种“酷刑”，但想必三十岁，这条红鲱也依旧是活泼精神的。以至于她在《碧河彼时》的结尾快乐地欢呼：“苍天哪苍天，做年轻人是多么可怕，做老年人而且不用顾忌别人的看法是多么开心。”《碧河彼时 我的剑桥童年》是本非同寻常的书。初读觉得有大欢乐在，细读觉得有大智慧在，再后来就觉得，读过司各特先生再读她，原来世界五花八门，如此多彩，多好。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很多，他们或用这聪明来钻营投机，或用来学海泛舟，然而像格温女士这样，把那聪明用来笑看人生，顺便嘲个讽，狡个黠，总是免不了让我这等凡人既羡慕又钦佩。格温女士是戏谑高手。尽管她如此欢快地表明自己是个老年人，却无法掩盖《碧河彼时》这部回忆录中通篇的童稚玩笑，尽管每个读者都心知肚明，那不过是个睿智的老太太借口小姑娘的嬉笑嘲讽。格温女士的心理年龄一定是个谜。她时而像童稚的躯壳内藏了个狡猾的老太太，时而像年迈的身体里装了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子。她嫌弃伟人们寡淡无味，毒舌母亲无畏无知到自己必须化身为母老虎一样跟她搏斗才能勉强胜利，笑谈父亲不过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叔叔，戏谑上帝不好不坏，充其量是心不在焉而已。反正我无论几岁，都没办法这么机智。只有机智的女性，才能幽默地讲出她少女时代为什么如此排斥社交，永远做不到“快乐的、漂亮的、可爱的类型，风流事不断”，她庆幸自己不必做自己母亲的类型，因为她的女儿们“拥有一半法国血统，生下来就本能地懂得我学不会的一切”。所以她总觉得，尽管自己的法国女儿都认为她本人是个不得不放弃的老大难，但是当年要是有位法国母亲，说不定自己也能“成才”呢。只有机智的女性，才能敏锐地感到，她的五位叔叔，是怎样的天真而单纯，尽管在格温自己就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觉得，这五位达尔文需要被保护，需要被捧在手心里，这辈子都无法理解穷人、坏人的心思。她觉得，是她那位奠定了进化论基础的祖父过于自由和宽容的教育方式导致了他的五个儿子一辈子都活在了他的荫蔽之下。然而格温并不是不喜欢这五位叔叔的，她自始至终都觉得，他们是率真而淳朴的，以至于有一年的圣诞节，她们五个侄女“以一种深情款款的厚脸皮”饰演了五个叔叔，而且总的来说，颇为成功，以大笑收场。所以格温这样盖棺定论：“总之，我知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比他们老。不如他们好，不如他们勇敢，不如他们聪明。只是比他们老。”说到底，还是太机智了。以至于她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睿智的老太太的时候，能写的下《碧河彼时》，献给弗朗西斯，以及献给在我看来那段逝去的剑桥乌托邦。作为读者的我，在年龄上已经成为了司各特先生笔下斑驳掉色的大墙，唯一的心愿，就是像格温女士一样，做一条好红鲱。

天真、八卦与毒舌

奉行自由主义的大不列颠，永远将“自由”供奉在“平等”之前，所以“红眼病”发病率不高，“势利眼”十分常见，“成功人士”走到哪里，都会受人青睐，其结果，是等级梯次井然有序，价值观念相对保守。以剑桥各学院的中心草坪来说，祖制规定，唯有院长和教授方有资格潇洒地斜行穿越，他们目不斜视、趾高气昂、袍子内虎虎生风。因此，当可怜的查尔斯经受严酷的考验——伙伴们把他的帽子扔到三一学院的大草坪上，看他敢不敢走上草坪去把它捡回来——他不免内心挣扎，在学院的“神圣草坪”上行走，几乎是每一个“剑桥孩子”能够犯下的最严重罪行。鼓起勇气，查尔斯走上了草坪，“并没有因此死掉”。事过五十年，查尔斯自己成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英国物理学会会长、“曼哈顿计划”的英方负责人。若不是他姐姐格温写了一本回忆童年剑桥生活的小书，这个小小的反叛事迹估计永远不为人所知。格温·拉弗拉（Gwen Raverat，1885-1957），英国著名木刻家、画家、插图家，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活跃成员。她的弟弟查尔斯不过是常青书香门第中的一个“合格产品”，她的爷爷查尔斯·达尔文自不待言，她的父亲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一个叔叔是剑桥基督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又一个叔叔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还有一个叔叔干脆就是剑桥市市长。不仅如此，格温的外祖母出身于瓷器世家韦奇伍德（Wedgwood），历经三代，通过复杂的联姻，达尔文、韦奇伍德、凯恩斯（Keynes）、康福德（Cornford）、高尔顿（Galton）、塞奇威克（Sedgwick）、沃恩·威廉斯（Vaughn William）等家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大氏族，“会长”和“主席”多如雨后的蘑菇，“院士”和“爵士”平凡如下午茶的“死空”，其特权知识精英的氛围甚至被誉为剑桥的一个“现象”。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有将近七十年的光景，英格兰的中产阶级禁锢在一个虚幻又虚伪的大堡垒中，体统方面的条条框框使当时的生活过分复杂。格温写到，定期举办一轮正式晚宴是剑桥的重要活动，客人的座次按外交礼节安排：首先是各学院院长，兼任校长的那位院长居先；其他院长按学院的创建日期依次排列，院长之后是诸位皇家教授，以学科为序，神学居先；然后是其他教授，以其教席的创立日期为序。主人们很难应付那复杂的局面，譬如希伯来文教授和希腊文教授的教席设立于同一年，那么哪一位优先？关键在于，“有些知识显贵对自己的权利非常敏感，他们的夫人甚至更容易被冒犯。”格温的《碧河彼时》（Period Piece: The Cambridge Childhood）出版于1952年，一版再版，是诸多剑桥回忆录中特别耀眼的一本。归根结底，她非但不“势利眼”，且颇为离经叛道——她从少时下定决心：“永生永世不做淑女”。熟悉剑桥学术世系的读者，估计会被书中不经意提及的一个个鼎鼎大名闪瞎了双眼，而她调侃地说：“我小时候一定见过许多伟人，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我眼里索然寡味。”她写尽了剑桥的糗事、轶事、荒唐事，也写尽了自家的趣事、囧事、疯狂事。特别是她的父母和五位叔叔，个性分明、心思单纯，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令人一见难忘。至于她笔下的自己，胖，暴躁，顽皮，想象力惊人，完全无法忍受宗教、舞蹈课、紧身衣和社交，却拥有令人击节的“英式幽默”。最令人赞叹的是，写此书时，格温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但她依然记得自己的“少时心态”。说到底，此书的有趣之处，也在于叙述者的那双“天真之眼”——不世故、不功利、天真懵懂、有时却又锐不可当。当八卦和毒舌包上了天真的糖衣，八卦和毒舌就在“童言无忌”的掩护下获得了“合法性”。喜欢英国文学中讴歌童真一脉的读者，自然是甘之如饴。而喜欢怪阿姨、怪蜀黍、说真话的小丑的读者，糖衣下还藏着炮弹呐。在书中，女主人公的快乐可能没心没肺，譬如独爱夏季的暴雨：“洪水是我们的一大快乐之源。洪水逼近时，我们每小时到船库的台阶上看一次水位，水位一下降就感到悲伤。”她的恐惧可能小题大做，比如遇见任何一头哪怕最老迈、最温和的母牛，也需把嘴唇死死地抿进去，不是说红色会激怒公牛嘛。她直言不讳： “穷人总让我害怕。即使善良的穷人也很可怕。” 她出人意料，居然送给一位新寡的太太一句“有益的进言”：“没关系，你很快也会死的”。她对大人的情事感到不可理解，一次，碰巧看到一位叔叔在背人处亲吻自己的妻子，她恶心得要命，“这位叔叔，一个如此温良、恬静、体面的男子，居然钟爱自己的妻子，而且钟爱到了要在大厅里吻她的程度！”她还有自己犀利的人生观：“从我最早的孩提时代起，我就明白做好人不得好报。做好人只是为好而好，你或许喜欢做，或许不喜欢。那句关于恶人如同青翠的月桂树一般繁茂的诗，是咔哒一下扣动我心扉的最早文本之一。上帝既不善良也不慈悲，充其量他是心不在焉；世界很美好，但也很无情。”⋯⋯这些让读者时时笑出声来的“小段子”，已经超越了剑桥的伟人谱和所有那些循规蹈矩的劳什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写出了很多人的“人生彼时”，如此直率，如此纯真，而且，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方式。

碧河彼时：天真、八卦与毒舌（当作如是观）

好喜欢这个书评。收藏。碧河彼时：天真、八卦与毒舌（当作如是观）奉行自由主义的大不列颠，永远将“自由”供奉在“平等”之前，所以“红眼病”发病率不高，“势利眼”十分常见，“成功人士”走到哪里，都会受人青睐，其结果，是等级梯次井然有序，价值观念相对保守。以剑桥各学院的中心草坪来说，祖制规定，唯有院长和教授方有资格潇洒地斜行穿越，他们目不斜视、趾高气昂、袍子内虎虎生风。因此，当可怜的查尔斯经受严酷的考验——伙伴们把他的帽子扔到三一学院的大草坪上，看他敢不敢走上草坪去把它捡回来——他不免内心挣扎，在学院的“神圣草坪”上行走，几乎是每一个“剑桥孩子”能够犯下的最严重罪行。鼓起勇气，查尔斯走上了草坪，“并没有因此死掉”。事过五十年，查尔斯自己成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院长、英国物理学会会长、“曼哈顿计划”的英方负责人。若不是他姐姐格温写了一本回忆童年剑桥生活的小书，这个小小的反叛事迹估计永远不为人所知。格温·拉弗拉（Gwen Raverat，1885-1957），英国著名木刻家、画家、插图家，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活跃成员。她的弟弟查尔斯不过是常青书香门第中的一个“合格产品”，她的爷爷查尔斯·达尔文自不待言，她的父亲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一个叔叔是剑桥基督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又一个叔叔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还有一个叔叔干脆就是剑桥市市长。不仅如此，格温的外祖母出身于瓷器世家韦奇伍德（Wedgwood），历经三代，通过复杂的联姻，达尔文、韦奇伍德、凯恩斯（Keynes）、康福德（Cornford）、高尔顿（Galton）、塞奇威克（Sedgwick）、沃恩·威廉斯（Vaughn William）等家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大氏族，其特权知识精英的氛围甚至被誉为剑桥的一个“现象”。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有将近七十年的光景，英格兰的中产阶级禁锢在一个虚幻又虚伪的大堡垒中，体统方面的条条框框使当时的生活过分复杂。格温写到，定期举办一轮正式晚宴是剑桥的重要活动，客人的座次按外交礼节安排：首先是各学院院长，兼任校长的那位院长居先；其他院长按学院的创建日期依次排列，院长之后是诸位皇家教授，以学科为序，神学居先；然后是其他教授，以其教席的创立日期为序。主人们很难应付那复杂的局面，譬如希伯来文教授和希腊文教授的教席设立于同一年，那么哪一位优先？关键在于，“有些知识显贵对自己的权利非常敏感，他们的夫人甚至更容易被冒犯。”格温的《碧河彼时》（Period Piece: The Cambridge Childhood）出版于1952年，一版再版，是诸多剑桥回忆录中特别耀眼的一本。归根结底，她非但不“势利眼”，且颇为离经叛道——她从少时下定决心：“永生永世不做淑女”。熟悉剑桥学术世系的读者，估计会被书中不经意提及的一个个鼎鼎大名闪瞎了双眼，而她调侃地说：“我小时候一定见过许多伟人，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我眼里索然寡味。”她写尽了剑桥的糗事、轶事、荒唐事，也写尽了自家的趣事、囧事、疯狂事。特别是她的父母和五位叔叔，个性分明、心思单纯，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令人一见难忘。至于她笔下的自己，胖，暴躁，顽皮，想象力惊人，完全无法忍受宗教、舞蹈课、紧身衣和社交，但是拥有令人击节的“英国式幽默”。最令人赞叹的是，写此书时，格温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但她依然记得自己的“少时心态”。说到底，此书的有趣之处，也在于叙述者的那双“天真之眼”——不世故、不功利、天真懵懂、有时却又锐不可当。当八卦和毒舌包上了天真的糖衣，无论天使还是魔鬼，都挡不住其魅力。在书中，她的快乐可能没心没肺，譬如独爱夏季的暴雨：“洪水是我们的一大快乐之源。洪水逼近时，我们每小时到船库的台阶上看一次水位，水位一下降就感到悲伤。”她的恐惧可能小题大做，比如遇见任何一头哪怕最老迈、最温和的母牛，也需把嘴唇死死地抿进去，不是说红色会激怒公牛嘛。她童言无忌： “穷人总让我害怕。即使善良的穷人也很可怕。” 她不谙世事，居然送给一位新寡的太太一句“有益的进言”：“没关系，你很快也会死的”，她相信如果人们真心相爱，一个人一定希望追随另一个而去。她对大人的情事感到不可理解，一次，碰巧看到一位叔叔在背人处亲吻自己的妻子，她恶心得要命，“这位叔叔，一个如此温良、恬静、体面的男子，居然钟爱自己的妻子，而且钟爱到了要在大厅里吻她的程度！”她还有自己犀利的人生观：“从我最早的孩提时代起，我就明白做好人不得好报。做好人只是为好而好，你或许喜欢做，或许不喜欢。那句关于恶人如同青翠的月桂树一般繁茂的诗，是咔哒一下扣动我心扉的最早文本之一。上帝既不善良也不慈悲，充其量他是心不在焉；世界很美好，但也很无情。”⋯⋯这些让读者时时笑出声来的“小段子”，已经超越了剑桥的伟人谱和所有那些循规蹈矩的劳什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写出了很多人的“人生彼时”，如此直率，如此纯真，而且，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