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行动》书评

学术研究或民族志写作：构想与实操之间的距离

“结构与行动”，听上去是有些“宏大”，但若能确如作者所称的那样，将这一宏大命题切入到对“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别分析”当中去，仍不失为一个好题目。根据作者的解释，我们大体可以了解：题目中的“结构”，即指婚姻家庭制度；而行动，则是（打算）聚焦婚姻家庭制度下的个体。作者怀着一个听上去还算值得期待的研究目的：“了解三个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两性的家庭婚姻生活，就可以呈现出三个历史不同时期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泐村民的家庭婚姻制度与生活形态。”（P23）所谓“三个历史不同时期”，作者进一步写道：第一，1956年以前出生的男女两性，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是与土地制度、村寨等级、原始宗教与南传佛教信仰并行不悖的……第二，1956年以后出生的男女两性，他们经历的是土地改革、颁布新婚姻法、“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建立国营农场、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影响下的家庭婚姻制度……第三，1980年以后出生的两性，他们经历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实行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历史事件……（同上）引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在这里所怀揣的，套用戴锦华的话，是一个“空洞的预设”。我们当然无法了解这段写在“导论”中的话的写作时间是在写作本书的最初、最后还是中间；但不管写于什么时段，作者将“社会变迁”确切说是巨型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变迁直接拉进云南的一个小小的边村当中而不提供任何证据以表明这些变迁是确切地发生在这个田野点了，这就意味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想象在作者的行文中几乎被遗忘了。其实我倾向于认为作者对所谓“三个历史不同时期”的概括发生在写作本书的最后时段，因为书中的报道人的口述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时代特征”的影子，但非常模糊、含混，但作者大约试图从中提炼出“大时代”的变迁背景，无疑是相当的一厢情愿的。在本书中，作者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时间点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但它究竟为何物作者竟全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所以，作者一方面试图将巨型社会（在本文中指“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都引入一个（小小）地方中去，一方面甚至连对这些巨大变迁本身都理解不足（至少没有给读者提供作者本人对它们的明确态度），我们就更不可能指望作者会对身处这些变迁中的个体对变迁的认知与接受进行话语分析了。事实上，本书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明确但作者却未能明确：一、究竟是变迁研究还是现状研究？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史料，有的甚至能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固然，“田野不足文献补”，这大约是民族志写作常常使用的小伎俩，我相信每个田野工作者可能都使用过这个把戏，尤其是在写作毕业论文被逼急了的时候。但这些文献资料既然被引进来了，就不能仅仅是让它们孤零零地堆在那里凑字数，至少要跟自己的田野结合起来。但如何结合？大体说来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弄成“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是在文献无论在数量还是重要性上都超过当下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或访谈）所得的材料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当然与最初的研究旨趣更是相关；二是弄成“变迁研究”，这是严重依赖文献的一种研究方法，除非你打算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关注一个田野点；三是弄成“比较研究”，这跟“变迁研究”的方式相似。以上三种，都是在文献资料太多而田野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而适用的研究方式，假如田野材料足够丰富而且有价值，文献便只是锦上添花了。本书显然属于前者。尽管书中提供了不少访谈个案，但显而易见完全不足以支撑一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而大量文献的引用，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既不是变迁研究也不像现状研究，而是时间线混乱、模糊，过去和现在难分难辨的一锅乱炖。二、如何呈现“结构”与“行动”？说白了，也就是如何紧扣题目来写这本书。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理论中被讨论已久的两个关键词，不止是得到结构功能派的重视，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那里也很受关注，尽管后者可能更多地是带着反思和批判的眼光去重新挖掘它们的意义。我觉得作者能引入这两个关键词，足以显示出她的聪明和敏锐，假如能清晰地呈现二者的意义，并围绕副标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社会性别”来展开，比如呈现出维系“结构”（婚姻家庭制度）的性别基础，或者在这个结构下对性别的运作，以及个体如何在结构中有所行动并对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反作用，都会是十分切题的。但作者的笔墨主要花费在性别分工、婚姻居制、择偶观念等仅有的几个方面；而第四章“傣泐家庭婚姻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生产与再生产”，我以为会是转向对性别机制的讨论，是本书的落脚部分；未料竟谈的是傣泐人的宗教生活，最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内容全来自文献！它们其实是“过去的事”。三、口述能讲出什么？所谓“田野工作”，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参与观察和口述访谈，而往往后者被视为比前者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总需要在田野中获得解释。本书中的田野材料几乎全由口述访谈构成，因此，特别需要清楚的是：我打算用这些口述材料来做什么？是支撑我个人的预设，还是为我提供一种反思性的分析——即对口述的内容进行再分析？说到底就是：要不要对口述材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问题，而反思和批判的程度如何决定了文章的风格和走向——根据程度不同，它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志、历史人类学研究或者后结构主义民族志、反思人类学——连作者本人也构成了值得再分析的口述材料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不是指对口述者的“反驳”或“批评”，仅仅是指对ta所说的话进行再审思。在本书中出现的口述材料则是用另一种更为古老的方式得来和运用的——研究者引导型访谈（即那种被称作“结构性/半结构性访谈”的东东）。总而言之，本书还算是一本比较认真的学术作品；但资料背后时间的模糊成了致命伤。最要紧的是：主要依靠田野访谈写成的人类学研究，如何让它看起来更学术一点儿？更精致一点儿而不是那么粗糙得像个抠脚大汉？这个问题不是提给作者的，是给我自己的。事实上，对这本书指出来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已经犯过而且可能依然很难避免再犯的问题。因此，大约好的研究就是写作能完美地完成构想的研究，而差的研究，其差的程度就在于写作与构想之间距离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