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三部曲》章节试读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笔记-美丽新世界 - 美丽新世界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因为既然需要他们动脑筋工作，就得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尽管他们如果想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过幸福的日子，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喜欢集邮的人。
冲动受到阻碍就会横流放肆，那横流放肆的是感觉，是激情，甚至是疯狂。究竟是什么呢？这得取决于水流的力量和障碍的高度与强度。没有受到阻碍的水流就沿着既定的渠道和平地流入静谧的幸福。胚胎饿了，代血剂泵就日夜不停地转，每分钟八百次。换了瓶的胎儿哭了，护士立即拿来外分泌瓶。感情就在欲望与满足的间歇里隐藏。间歇要缩短，打倒不必要的旧障碍。
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施加于朋友。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笔记-《我们》总结 - 《我们》总结

I330 090 Д-503
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扎米亚京1932年对《我们》的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小说中的造福主对幸福和暴力做了辩证的诡辩：人类一直想有人一劳永逸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圈进这一幸福之中。而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辩解。在这里，扎米亚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来俄罗斯思想家始终思索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关于“天堂”抵不上“一个小孩的眼泪”的辩争，关于能否以对未来的允诺剥夺人们的真实权利的辩争，还有能否接受放弃个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筑造一个幸福的蚂蚁窝的思考。和《卡》中的宗教大法官有相似指出，面包和自由的问题。
小说以日记的方式展开，但是是有意识的日记，不全是真情实感。
“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戴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
“我们”式的统一生活给人带来自豪的错觉“我觉得，仿佛不是过去的数代人，而是我，正是我自己，战胜了古老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一切”
“自由和犯罪是密不可分的……人的自由等于零，则人就不去犯罪。这个道理很明显。使人不去犯罪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自由中解脱出来。”
I330“与其让许多人慢性自杀，比如说腐化堕落等等，不如迅速杀掉很少的人更为合理些。这话正确得近乎猥亵。”
I330肯定人生的不可知性“谁知道呢……人就像一部小说，读到最后一页还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否则也就不值得一读了。”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笔记-拼在一起的笔记 - 拼在一起的笔记

本想各自总结<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读书笔记，这三本的精华都在最后男主和boss的对话；《1984》书中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简直是奇文，字字珠玑，值的反复观看（近两万字，有节选在下一个帖子里）。
我突发奇想，发现把他们的书摘融在一起，会比较有趣味；按 幸福、文明、上帝、口号、诗和歌、爱情、作者的顺序来添油加醋，以下内容，断章取义；混乱扯淡，真假自辩:
2600年，在这届的"反乌托邦"大会上，三本书的主配角们齐聚一堂，共进晚餐。I-330，茱莉亚和列宁娜三朵金花，《美丽新世界》的伯纳和华生因为没有了注射，苍老了很多，约翰也是一副野人的衣服。 《我们》里的π-503依然像个科学怪人。
“知道吗？你很像阿凡达人，蓝眼睛但是很美。”塞姆对列宁娜说到。
"有丑陋的，九十六个一模一样爱塞仆融人，站你面前的话，希望你没有密集恐惧症。“伯纳回到；
温斯顿喝了一口杜松子酒，说:”真羡慕你们的社会，起码你们没禁欲，没反性联盟，我和茱莉亚还要躲躲藏藏。。吃的穿的都好。伯纳和华生，你们那，身在福中不知福，no zuo no die 啊。。高等姓种，工作清闲，有无数的妹纸，用不完的唆麻。。还有你，约翰，你就算是猴子，也是数不完的美女和唆麻，何必呢？看我生活的环境多么恶劣，还是你们幸福啊。”
华生回到，"没错，和你们相比我是最幸福的，社会本分稳定，美女如云，但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容创新，没有艺术。这样的生活无趣啊。"
“欢乐和嫉妒是幸福的分子和分母。”π-503喝了杯纯净水继续说。
“幻想是狂热，它撵着你们向远方不停地奔跑，其实这“远方”正始于幸福的终点。幻想是通往幸福之途的最后路障。“
“《幸福》
二乘二是永恒相恋的数，
不离不分融入四，
炽热相恋的男和女，
正是二乘二永不分的数。“
R-13吟诗到，
“幸福和文明有关么？”I-
330问到；
‘文明就是消毒，’我老对他们说，甚至对他们说顺口溜，‘链球菌马儿右转弯，转到斑波里T字边，T字边去把什么干？看看漂亮的洗手间。’伯纳
“对于我母亲，回归文明意味着回归唆麻。“约翰说。
“文明，呵呵，咱们大洋国是在消灭文字，《美新》里面是禁止阅读；我们就是这样“延续”文明的，古腾堡在印刷第一本《圣经》的时候，不会想到书籍还会消亡，这时全能的上帝在哪呢“塞姆若有所思。
“慈悲为怀的上帝啊，他烧死的异教徒，不比本教徒少 。”π-503冷冷的说。
“有道理，真的慈悲的话，怎么忍心为了测试xx的衷心，让他杀死自己的儿子。 ”塞姆补充说。
“不对。”约翰生气的咆哮到 ，脸涨的通红。
“呵呵，看看你身上一道道皮鞭抽过的伤疤。你还拒绝了女神列宁娜的示爱。”伯纳冷笑到，“上帝有怜悯到你的赤诚吗？有解救你吗？”
“你们说的是《旧约》里的残忍的上帝，而我们《新约》里的耶稣，是仁慈善良的，他是产生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东西的原因。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病症。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
“这。。。”约翰咕噜着。
“权利即上帝”温斯顿插嘴说；
“即？我联想到我们的口号了；塞姆说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你们的口号实在是高，不过没有我们的简洁。“伯纳说到
“社会 本分 稳定“
“就这点口号，就算精炼吗？”π-503鄙视的说，“你们啊，多么可笑，多么离奇。。感受不到理性的光芒，生活也毫无规律可言。。听不到我们最优美的和弦音乐，，真悲哀。。”
I-330忍不住踢了下π-503，提醒他闭嘴。
π-503斜了她一眼，“你们这帮野蛮人。”
约翰说道，野蛮人又怎么样？我们有自由。
π-503回答"体会痛苦的自由"?
温插嘴到: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听你们说这些大道理就觉得无聊透顶，茱莉亚说到，她捋了捋新长出的漂亮长发。"不如我们聊聊文艺的诗和歌吧"
《玫瑰花刺》
顽童顽童采玫瑰，
花刺尖尖扎的疼，
顽童失声嗷嗷叫，
吓得急得往家逃。
R-13情不自禁的朗诵着，自我陶醉在一层光环里；
“橘子和柠檬，大钟圣克雷门说。
这里有蜡烛点燃你的床，
这里有个斧子去砍你的头。”
温斯顿哼着。
“A呀B呀C，维呀他命D，”约翰唱着，“脂肪在肝中，鳖鱼在海里。”
这时，一个醉醺醺的中年胖墩，跑来跟温斯顿要杜松子酒喝，然后摇摇晃晃的走开了。
列宁娜玩弄着胸口的T字项链，不屑的问到"他是谁"
"梅尔"，塞姆抢答道，他是你的同行，心脏科医生，卡佛在《谈爱》里创作的人物，他救治了一对老夫妇，老头被救活后，竟然悲伤，悲伤的原因竟然是隔着枪毙，看不到同样活着的老婆。我想这就是爱情吧。"
“雪莱说过：饥饿和爱情统治着世界。”π-503吃了一口石油食物，继续说，大恩主消灭了饥饿，然后有了《性法典》和《守时戒律表》，这样爱情也消灭了。
"是的，人人属于彼此"伯纳附和到，“我们也禁止爱情和鲜花，它们会让人冲动，而冲动，就意味着不稳定。“
" 爱情"列宁娜嘀咕着，不安看着约翰。。
“呵，你们能想象吗？凯瑟琳和我结婚，只是为了给党生个孩子。。你们能体会和一个只会喊口号的复读机过一辈子吗？她跟我之间，毫无爱情。“温斯顿怒到。
“爱情，聊下去没完没了的，最后咱们聊聊作者吧。”塞姆说。
I-330嫉妒的对温斯顿说，《我们》1923年就被创作出来了，可名气上，远不及你的《1984》啊，而且《1984》总和《美新》一起对比，《我们》鲜有存在感。
“ 《来自新世界》和《羚羊与秧鸡》这类反乌托邦小说，总能让人联想起《美丽新世界》。”伯纳骄傲的说着；
“ 哎，你们扎米亚京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翘楚，很牛逼了。奥威尔胃疼，然后我就跟着患了病，我被抓后备受折磨；你们谁敢跟我比惨，这也要嫉妒吗？“温斯顿说。”奥威尔名气的更大，因为他还有部《动物农场》等等，那书主题同样深远，又通俗易懂，故事性强。”
的确，隔壁一桌的一对日本夫妇插嘴到，女子身材标准且完美，没有《1984》，我们也不会出生在《1q84》。
“名气都是浮云吧，他们死后也没料到反响这么深远吧。。作家的魅力就在于此。他们算是我们的父亲了吧，创造了我们”塞姆补充着；
"父亲"列宁娜惊呼道，多么坑脏猥琐的词。
大家惊讶了，列宁娜红着脸说道，不好意思，睡眠教育让我习惯了，我本能的叫出来了。。
我还是先度假半天吧，今天说的太多了，你们继续。。于是掏出来半克唆麻，吃下。。安静甜蜜幸福的趴在桌上睡着了。
塞姆最后说，你们啊，too simple too native，还是读书太少啊。。
1#收入于鹅妈妈童谣中残酷句子的起源著名的「伦敦铁桥倒下来」、「玛丽有只小绵羊」等童谣。而在《1984》书中，这个童谣并不完整，只能对比着划线的部分看；《gay》（1#别想弯了）
go up and gay go down,to ring the bells of london town.
欢乐地摇下又摇上，去摇动伦敦的钟吧。
bull’s eyes and targets,say the bells of st. marg'ret's.
枪靶和靶心，大钟圣马格丽特说。
brickbats and tiles,say the bells of st. giles’.
瓦片和砖头，大钟圣吉尔斯说。
oranges and lemons,say the bells of st. clement’s.
橘子和柠檬，大钟圣克雷门说。
pan cakes and fritters,say the bells of st. peter’s.
糕饼和馅饼，大钟圣彼德说。
two sticks and an apple,say the bells at whitechapel.
两根木棒一颗苹果，大钟白教堂说。
old father baldpate,say the bells at aldgate.
光头老神父，大钟阿得盖特说。
maids in white aprons,say the bells at st.catherine’s.
穿白围裙的女士们，大钟圣凯萨林说。
poker’s and tongs,say the bells at st.john’s.
火叉和火钳，就数大钟圣约翰说。
kettles and pans,say the bells at ann’s.
茶壶和煎锅，大钟圣安娜说。
halfpence and fartrhings,say the bells at st.
五毛钱和两分半，大钟圣马汀说。
martin’s.you owe me ten shillings,say the bells of st. helen’s.
你欠我十先令，大钟圣海伦说。
when will you pay me?say the bells of old bailey.
要问你什麼时候还钱，大钟老贝礼说。
when i grow rich,say the bells of shoreditch.
得等我有钱，大钟休尔狄区说。
when will that be?say the bells of stepney.
等你有钱？那是什麼时候？大钟史特普尼说。
i’m sure i don’t know,says the great bell at bow.
我也不太清楚，似是大钟包伍的回应。
when i am old,say the bells at st. paul’s.
应该是我老的时候吧，说话的像是大钟圣保罗。
here comes a candle to light you to bed,
这里有蜡烛点燃你的床，
here comes a chopper to chop off your head.
这里有个斧子去砍你的头。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笔记-1984 - 1984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
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美妙的新世界+我们)(套装共3册) (乔治·奥威尔;阿道斯•赫胥黎;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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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母亲失踪时，他肯定有十岁或十一岁了。她身材高大，姿态优美，宛如雕像，说话很少，动作缓慢，一头漂亮的金发。对父亲，他的记忆更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穿着整洁的深颜色衣服(温斯顿特别记得他父亲的鞋子鞋底很薄)，戴着眼镜。显然，他们两人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几次大清洗中的某一次被吞噬的。
有这样一种梦，在保留典型梦境的同时，人的思维活动仍继续进行。梦里会意识到一些事实及想法，醒后觉得那些事实及想法似乎依然新颖而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
他意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然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不用问为什么。想起母亲令他心如刀绞，因为她至死都爱他，而他当时年龄太小，太自私，不懂得以爱回报爱，而且不知何故——他不记得为什么——她为一种忠诚的概念而牺牲，那种忠诚属于个人，不可改变。他认识到这类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但情感失去了高尚性，不再有深沉或者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好像都从他母亲和妹妹那睁大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两双眼睛正透过绿色的水看着他，在几百英寻以下，而且还在往下沉。
温斯顿把手垂到身边，缓慢地将肺部又吸满空气，他的大脑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知道又不知道；明白全部事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两者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自认为有道德；相信不可能有民主，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时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再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于：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再次意识不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
他想到过去岂止被篡改，实际上是被消除了，原因在于，当除了自己的记忆别无任何档案存在时，你又怎能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它显而易见。
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擦干净重新书写。行为一旦完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之事。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年复一年，词汇量继续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
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也会。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整个思想氛围将不一样了。照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
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看看周围吧，生活不仅跟电屏里喋喋不休的谎言毫无相似之处，跟党想努力达到的理想境界比较起来，更是天差地别。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干着枯燥的工作，蹭别人的糖精片，缝补破破烂烂的袜子，节省下一个烟头等等。党所描绘出的理想世界是个巨大、可怕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且骇人听闻的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战士和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打胜仗、迫害别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现实却是处于衰败中的肮脏城市，在这里，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拖着脚步走动，住修修补补过的建造于十九世纪的房屋，里面总有股煮卷心菜味和厕所里的那种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景观，辽阔而又破败，是座拥有上百万垃圾筒的城市。
一切都已隐没在迷雾中。过去被清除，连清除行为也被忘却，谎言变成了事实。仅仅有那么一次，他拥有过——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具体而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间长达半分钟之久。
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如同在某个地层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布于天下，并让人们明了其意义，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
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
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就永远成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甚至在现在，也已经是无法回答的了，因为对从遥远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散居着的幸存者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记得上百万件无用的事情，例如跟一个工友的吵架，寻找丢了的自行车打气筒，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的表情，七十年前某个刮风的冬日早晨那卷着灰尘的旋风等等，却看不到相关的事实。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照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它之所以吸引他，并非是它有多漂亮，而在于它拥有的那种外观，属于跟如今这个时代很不相同的某个时代。那种颜色柔和、雨水般的玻璃跟他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这件东西特别吸引人的，是它显然毫无用处，不过他猜想以前肯定是当镇纸用。它放在口袋里很重，但幸好还没让他的口袋显得太鼓鼓囊囊。对党员来说，拥有这样一件东西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当，凡是旧的乃至漂亮的东西，总多少会令人生疑。
然而在全然无望得到枪支以及任何速效万灵毒药的世界上，自我了断需要极大勇气。他有点震惊地想到，疼痛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就在需要做出某一动作时，身体总是变得失去活动能力，从而背叛了自己。
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遭遇危机时，要与之斗争的，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是现在，即使喝了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不可能进行连贯的思考。他意识到在所有表面上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总是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或者在一条正下沉的船上，你与之斗争的事情总是被忘却了，因为躯体成了重要的问题，直到最后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即使你没被吓瘫或者痛苦地号叫，生活仍是跟饥饿、寒冷或失眠一刻不停地斗争，还有跟胃酸或牙疼斗争。
他又试着想起奥布兰的样子，这次成功了一点。“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奥布兰对他说过这种话。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看不到，然而如果有先见之明，就能神秘地分享到未来。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那不可能有十秒钟，然而他们的手好像在一起紧握了很久，让他得以了解她手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着她长长的手指、外形美观的指甲、因为干活而长满老茧的手掌、腕部下面光滑的肌肉等等。尽管只是用手摸，但差不多等于眼睛也看到了。与此同时，他想到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很可能是褐色的，不过黑头发的人有时会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会是蠢不可及的举动。他们的手仍扣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平静地望向前方。不是那个女孩的，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的眼睛，在透过一头乱发悲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在她看来，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在革命的天下长大，对别的一无所知，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躲避它，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
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一点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性冲动对党危险，党对之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被教导监视其父母，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
他突然想到，他从未听过党员一个人自发性地唱歌。这件事说来奇怪，那种行为好像多少有点非正统，是种危险的怪癖，如同自言自语。也许只是当人们接近饿肚子时，才会去歌唱。
她把自己贴紧温斯顿，四肢缠在他身上，像是在用她的体温让他放心。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很长一阵子，他有种回到了他不时会做的噩梦中的感觉。基本上总是完全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的前方，墙那边是某种无法忍受、恐怖得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基本的感觉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知道那堵黑暗之墙后面是什么。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像从大脑上扭下来一块，他甚至本来能把那种东西拖出来，但总是在还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之前醒来。不知为何，它总是跟他打断茱莉娅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温斯顿在床上又待了几分钟。房间内正在变暗，他往光亮处挪了一点，盯着看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之处，不是珊瑚，而是玻璃内部。它很厚，但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那块玻璃的表面像天空的穹顶，包容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各种特点无不具备。他感觉能够进入其中，而实际上他已经身处其中，跟那张红木床、折叠桌还有钢雕版画及镇纸本身一起都在其中。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是茱莉娅和他自己的生命，被固定在清澈透明的玻璃中心，并成为一种永恒之物。
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他长胖了一些，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脚踝上方的皮肤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几乎像是个家，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知道它还在那里，完整无损，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那个房间自成一统，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上楼前，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他像个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里面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有个巨大的喇叭。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片，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而不是个生意人。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瓷制瓶塞，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仿金项链盒，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跟他说话，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
他们两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曾忘记——现状不会长久。有时，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然而还有些时候，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去那个房间不容易，也是危险的，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到里面，时间就可以凝固。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会像这样，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要么凯瑟琳会死去，通过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要么会一同自杀；要么会藏匿起来，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那全是胡思乱想，他们也都知道，现实中，他们无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即自杀，他们也无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过且过，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
很奇怪的是，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对她来说，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觉得安全的话，都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装作相信。
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
“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
这是个例外情况，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伪造。每本书都被重写过，每幅画都被重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这件事完成后，没有证据会留下来。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许多年以后——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但它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
她对党的说教带来的后果一点也没兴趣。每次他一开始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认以及使用新话单词时，她就变得厌倦和困惑。她说她从未留意过那种事情，但是既然知道全是垃圾，干吗还要让自己操那份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嘘声就够了。如果他非要谈论这种事，她有个让人难堪的习惯，就是会睡着，她是那种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睡着的人。
通过跟她谈话，他意识到在根本不知道何为正统的情况下，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有多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他们被迫接受最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的行径，因为他们从未全面理解对他们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也因为对天下大事关心不够，他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靠着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清醒，只是轻信一切。而他们所轻信的一切也不会留下什么，如同一粒谷物不经消化通过小鸟的身体那样。
那是个庞杂而亮堂的梦，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在他面前展开了，就像夏天雨后傍晚时分的风景，全展现在玻璃镇纸内。玻璃的表面就像天空的穹顶，在此穹顶下，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从那里，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根据他所记得的，他估计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是个聪明的人，然而拥有一种高贵和纯洁的气质，只因为她遵循的是自己的标准，她的感情是她自己的，无法从外部来改变。她不会想到一个行动既然没用，就毫无意义。你爱一个人，就去爱他，你什么也不能给他时，你仍然给他以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时，他母亲用胳膊搂她的小孩。那没用，并不会因此多产生出一点巧克力，也不会让她或她的小孩免于一死，然而她那样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党所做的最坏之事，是说服人们仅靠冲动或感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让你在现实世界中变得彻底软弱无力。一旦落入党的手里，你感觉到什么或者没感觉到什么，你做了或者控制住没做什么，那都完全无关紧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和你的行为从此湮没无闻，你被不留痕迹地从历史河流中清除掉。然而对仅仅两代之前的人来说，这点似乎并非很重要，因为他们无意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从来不会对之怀疑。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徒劳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向垂死之人所说的一句话等等，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依然如此，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不再看不起群众，或者只是把他们看做一种早晚会猛醒并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这在他是第一次。群众仍保持有人性，他们的内心没有硬化，一直怀着朴素的感情，而他温斯顿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再次学到。想到这点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就想到几周前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时，他是怎样把它踢到阴沟里的，似乎那是片卷心菜梗。
“我不是说坦白，坦白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有感情。可他们无法让我不爱你，那会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那件事他们做不到。他们能强迫你说出任何话——任何话——却无法强迫你心里也相信，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 “对，”他说道，心里也多了点希望，“对，非常正确。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如果你能觉得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那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你就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了永远在监听的电屏，他们可以日日夜夜监视你，但只要你能保住项上人头，就仍然能智胜他们。他们尽管聪明绝顶，却仍然未能掌握如何发现另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秘密。也许等你真正落到他们手里后，就并非绝对如此了。人们不知道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拷打，药品，记录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通过不让睡觉、单独监禁以及无休止的审讯一步步击垮你。不管怎样，你无法守住一直不说实话，他们会用审讯挖出来，用拷打的办法从你嘴里撬出来。但如果目标不是求得活命，而是保持人性，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连你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感情，即使你心里想。他们能够详细至极地挖出你所做、所说及所想的任何事，然而你内心仍然不可征服，它的运转即使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
葡萄酒是一种他读到也梦到过的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记了一半的押韵诗，属于已经消失的、浪漫的过去——那是他自己心里对旧时代的叫法。不知为何，他总以为葡萄酒像黑莓酱一样，味道很甜，而且很快就能让人有醉意。实际上，他终于喝到时，那种东西显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喝了许多年杜松子酒后，他变得几乎不会品酒。他放下空玻璃杯。
兄弟会无法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之所以存在，靠的是一种信念，那不可摧毁。除了这种信念，你们永远不会有别的来支撑自己。你们感受不到同志之情，也没人来鼓励你。最终被逮捕后，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具有毁灭性危险——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毁灭等级社会。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住在一幢有厕所、有冰箱的房屋里，而且拥有一辆汽车甚或飞机，最明显和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成为全面现象，那么财富就不会带来差别。无疑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社会，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但事实上，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所有人都能享受悠闲自在、高枕无忧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将学会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可能因为贫穷而变得愚昧——他们学会这些后，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将之扫除。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回到农业社会——正如二十世纪初某些思想家梦想过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行，它跟机械化趋势相矛盾，而机械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差不多类似一种本能。再者，任何国家如果一直保持工业落后状态，那么在军事上都会过于软弱，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更先进的对手国家。
问题是怎样让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必须生产出货物来，却又必须不去将之分配。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是人命，而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是个将物资粉碎或者抛到同温层，或者沉到海底的办法，否则这些物资就会让人们生活得过于舒适，因而从长远意义上说，会过于聪明。即使战争武器真的被摧毁了，武器生产仍是消耗劳动力的方便途径，而不用去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东西。例如，建造一个水上堡垒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能建造出一百艘货船，然而这一堡垒最终也会报废拆掉，永远不能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接着再花费极其巨大的劳动力去建造下一座水上堡垒。从原则上说，战争努力总是计划得能够消耗掉满足人们最低需求之外的所有剩余物。实际上，人们的需求总是被低估，结果是生活必需品中有一半总处于短缺状态，然而就连这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精心制订的政策，让即使享有特权的团体也在困苦的边缘徘徊，因为普遍的物资缺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导致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以二十世纪初的标准衡量，甚至一个内党党员所过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然而，他的确拥有的一些奢侈条件——他住面积很大、配套设施齐备的公寓，穿质地更好的衣服，享用高级的食物、酒类和烟草，还有两三个仆人供他驱遣，有自己的汽车或直升飞机——让他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天渊之别，而外党党员和他们称为“普罗”的贫不聊生的大批群众相比，又享有类似的特权地位。社会气氛是那种相当于被围困的城市之内的气氛，贫富的差别可能就是有没有一块马肉可吃。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中，因此是处于危险中，这使得将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小小的阶层似乎是自不待言，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完成了必需的摧毁工作，而且完成得在心理上也能接受。从原则上说，通过建造庙宇和金字塔，挖个坑然后再填上，或者甚至是生产出大批货物然后放把火烧掉这些方式，也能很简单地把过剩的劳动力浪费掉，然而这些方法仅能提供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在此，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精神面貌——只要让他们一直处于工作中，他们的态度便无关紧要——而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甚至是地位最低的党员也要求他们称职而且勤劳，甚至在有限的程度内头脑聪明，但是同样需要他们做易于轻信和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他们主要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着没有关系，而且因为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进程的顺势逆势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应当保持战争状态。党要求其党员的智力分裂——这在战争气氛中更容易达到——现在几乎成了种普遍现象，而且所处职务越高，这一点就越突出。恰恰是在内党中，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和对敌人的仇恨最强烈。以他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一个内党党员经常需要知道这条或那条战争消息是不实的，他也许经常也能意识到整个战争都是无中生有之事，既非正在发生着，也非为了跟所宣称的相去甚远的目的而发动，然而通过“双重思想”，不难使这种认识失效。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对战争正在进行着的神秘信念有过一丝动摇，而战争注定将以己方取胜而结束，大洋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
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征服，所有内党党员都将其当做事关信仰之事。征服要么通过攫取一块块领土逐渐达到，从而积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么靠着研制出无法与之对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也是具有创造力或者爱思考的头脑能得到用武之地的极少数活动之一。在当今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个词，过去的科学成就赖以建立的思维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跟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相矛盾。就连技术进步，也必须是在它的产品能以某种方式用以减少人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所有实用技术方面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在倒退。耕作农田用的是马拉犁，书本却是用机器写就。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指的就是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仍然鼓励用经验主义方法，要么至少这种方法得到容忍。党有两个目标，一是征服全世界，二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在并非本人自愿透露的情况下发现他正在想什么，二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科学研究之所以仍继续进行，这些就是研究课题。现在的科学家要么是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脸部表情、动作和说话音调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而且对让人说实话的药物、休克疗法、催眠和拷打肉体的效果进行试验；要么他是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研究专业上的特定分支，跟杀人有关。在和平部里的巨型试验室里和隐蔽在巴西森林里——或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或是南极洲的不为人知的岛屿上——的试验站里，一队队专家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专家只是在制订将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些专家在设计越来越大个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大的炸药和防护性能越来越好的装甲；还有些专家在寻找更致命的毒气，或者可大批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致能全部消灭地球上的植物或者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病菌种类；另外有些专家在努力制造出可以在地下前进的车辆，如同潜艇在水下那样，或者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是匪夷所思，例如通过架设于几千公里以外太空中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出地震和海啸。
在此背后，有一项从未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事实，然而被默认，并成了行为准则，那就是所有三大国中的生活状况都相差无几。在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在欧亚国盛行的哲学被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东亚国盛行的哲学有个中文名字，通常被译做“崇死”，但是也许用“消灭自我”可以表达得更透彻一些。大洋国的公民被禁止了解另外两种哲学的任何宗旨，却被教导将其斥为野蛮地违背了道德和常识。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别，所支持的社会体系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金字塔结构，同样有着对半人半神领袖的个人崇拜，经济同样由连绵的战争所维持并为战争而服务。因此，三者不仅不能将对方征服，而且征服了也不会有任何获益。恰恰相反，只要三者之间保持战争冲突，就会像三捆谷物那样互相支撑着。通常而言，三者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在意识到的同时也意识不到。生活中，他们都致力于征服全世界，然而他们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永远继续下去。同时，因为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使得否认现实成为可能，这也正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其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有必要重复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变得连绵不断，战争从根本上说，改变了自身性质。
在过去，一场战争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早晚会结束的，通常说来，胜利还是失败也明确无误。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用以与具体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个时代的每位统治者都曾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们的追随者，然而不会鼓励他们拥有趋于影响军事效率的错觉，其后果令这些统治者承受不起。只要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意味着通常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就一定要认真防备以避免失败。具体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哲学或宗教或伦理学或政治中，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总是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则不利于产生错觉。再者，为追求效率，就有必要向过去学习，那就意味着对过去发生之事要有相当精确的观念。当然，以前的报纸和历史书经常是带着偏见和经过歪曲的，但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进行伪造活动。战争能可靠地让人保持理智，对统治集团而言，它也许是让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不管战争是赢是输，没有哪个统治集团毫无干系。
然而，当战争实际上变成连绵不断时，它也不再是危险的了。战争连绵不断时，就没有军事必要这一概念，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被否认或漠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仍在进行的、能称为科学研究的研究仍是为了战争这一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说，那是种白日梦，而研究出不了成果也不重要。效率，甚至军事效率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没有效率。因为三大国的每一个都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在其中，几乎想怎样歪曲思想都可以放心实行。现实只是在日常生活需要中凸现出来——饮食需要，住房需要，穿衣需要，避免服毒或者从顶楼窗户跳下来的需要，诸如此类。生与死、肉体的欢乐和疼痛之间仍有差别，但仅此而已。在被与外部世界以及过去切断联系的情况下，大洋国的公民就像位于星际之间的人，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上，哪个方向是下。这种国家里的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就连以前的法老或恺撒都未曾达到。他们必须避免他们的追随者不要饿死太多，以免造成不便，不得不与对手国家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样的低水平。然而一旦达到这些起码条件，他们就可以将现实随心所欲地进行扭曲。
因此，按照从前的战争标准来衡量，现代战争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就像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争斗，这种动物头顶的角所长的角度让它们不会互相伤害。但是尽管战争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没有意义。它会消耗掉剩余的消费品，也有助于保持那种特殊的精神氛围，那是等级社会所必需的。可以看出，现在的战争完全成了一种内部事务。过去，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对战争的破坏性进行控制，但他们的确互相开仗，而且胜利者也掠夺失败方。而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仗，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占或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因此，“战争”这个词就变得能使人误解。也许说得准确点，就是通过将其变得连绵不断，战争已不复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战争对人们造成的那种独特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互相开战，而是同意永远保持和平，每个国家的边界都不受侵犯，结果将完全一样。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仍是自成一统的天地，永远不会有外来危险所带来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影响。真正永远的和平和战争将是一回事。这一点——虽然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浅层意义上明白这一点——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其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地位，下等阶层的目标，如果有——因为他们被苦工压得喘不过气，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他们恒久的特点——就是要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具有相同主要特点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固地掌握着权力，然而迟早会到这么一个时刻，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要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要么两者皆有。接下来，他们被中等阶层推翻，中等阶层假装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因而争取到了下等阶层的支持。但是中等阶层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将下等阶层又强行置于原先受奴役的地位，然后自己成为上等阶层。很快，新的中等阶层从另外一种或两种人中分离出来，斗争又重新开始。三种人中间，只有下等阶层从未哪怕是暂时达到过目标。说自古至今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是夸大其辞，即使在现在，虽然处于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跟几个世纪前比起来还是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举止的文明化、改革或者革命，都不曾向着人类的平等推进过哪怕一毫米。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变动所意味的，除了主宰者的名称变化，从来别无其他。
到十九世纪后期，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此种模式的反复性显而易见，因此产生了一个思想家学派，他们将历史诠释为循环发展的，声称这一点表明了不平等乃人类生活的不变法则。当然，这一学说向来不乏拥护者，但在如今，它被提出的方式是大大不一样了。过去，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形式的必要性特别被上等阶层宣扬，它被国王、贵族和靠其过着寄生生活的牧师、律师之类的人鼓吹，一般说来，是通过承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从而淡化等级社会的严峻性。中等阶层只要仍在为掌权而斗争，便总是使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然而如今的情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受到目前还没有、只是希望不久就会掌权的人们的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帜闹革命，然后当旧的专制一被推翻，就马上会建立起新的专制，而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事先就宣称要实行专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是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的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仍然深深受到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然而约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每一变种都多少公开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目标。
这种新运动当然是从旧的发展而来，趋于变得有名无实，对旧的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只是口头宣扬而已。然而这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抑制进步，在某个时刻让历史止步不前。那种常见的钟摆式运动将再次发生，然后就停下来。照例，上等阶层将被中等阶层推翻，后者就成了上等阶层，不过这一次，通过有意采取的策略，上等阶层将永远保持地位不变。
新学说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那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历史的循环性前进如今已为人们所了解，要么说似乎如此。如果说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可以篡改。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仍然不变的是人们的天赋各不相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天独厚，另一些人并非如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不再有阶级差别或者贫富悬殊的必要。在更早的时代，阶级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仍需要做不同种类的工作，却不再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水平上生活。因此，从正在夺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个值得奋斗的目标，而是需要避开的危险。在更远古的时代，在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时，就会相当容易相信其存在。
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统治集团之所以下台，会有四种情形，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的效率不高，以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这些因素都不是单一起作用的，作为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四种因素全都存在。统治集团如果能防止此四种因素出现，就会永远掌权。说到底，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之后，上述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可征服，只有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种理论上的危险。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做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过去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毫无必要，如今也不允许发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样大范围的混乱状况能够而且确实会发生，只是不会带来政治性后果，因为不满不可能被表达得清晰有力。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在我们的社会，这一直是个潜在问题——可以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也有利于将大众的士气鼓舞到必要水平。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真正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化出一个由能干、未尽其才、渴望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从而产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这就是说，问题在教育，要不断促进领导集团和紧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团的觉悟，而大众的觉悟则要以否定大众的方式来影响。
内党党员的后代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内党党员，能否当上内党或外党党员，要在十六岁时通过考试决定。也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或任何明显的一个地区控制另一个地区的现象。党的最高层有具有犹太人、黑人、南美人血统的党员，每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总是从那一地区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大洋国的所有居民都没有自己被别人从一个遥远的首都殖民的感觉。大洋国无首都，其名义上的元首，是一个无人知其行踪的人。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所有其他方面都未实行集中化。它的统治者不是靠血缘关系聚拢在一起，而是靠着信奉同样的教义。确实，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分得很严格，是按照乍一看似乎是世袭的脉络分等级。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互相流动情况，比在资本主义甚至是工业前时代都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人员换位，但目的只是把意志薄弱者从内党剔除出去，并提拔外党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以使其不致造成危害。群众实际上得不到提拔，其中最具天赋的，有可能成为传播不满的核心人物，他们只是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此种状况并非一定永远不变，而且并非原则问题。党不是原先意义上的阶级，其目的不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简单。如无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最高层，它会完全准备好从群众阶层中提拔整整新的一代。关键年代里，党并非世袭体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能化解反抗。老式社会主义者被训练跟所谓的“阶级特权”作斗争，他们以为不是世袭的，便不会是永远的，然而他们不明白寡头政治的连贯性并不需要在实际意义上世袭，也未能想一想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寡头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真正说起来，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喜好、情感、精神状态，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看透而有意使其持续下去。实际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完全不用害怕群众，由其放任自流，他们就会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不会明白世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时，他们才会变得危险，但是既然军事、商业以及竞争都不再重要，群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是降低了。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没有什么意见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之事，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另一方面，在党员身上，甚至在最不重要事项上最细微的思想越轨，也不能被容忍。
党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时，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独处。不管他在哪里，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休息，洗澡还是在床上，他都能在不经通知也不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行为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友情、娱乐、对妻子儿女的行为、独处时脸上的表情、睡梦时的咕哝讲话，甚至独具特点的身体动作，都被警惕地、一点不漏地监视着。不只是任何轻罪，而且是任何不管有多不显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改变、任何可能是内心斗争征兆的紧张姿态都注定会被发觉。在所有方面，他都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清楚写明的行为规范所规定。
对党员的要求是他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许多他被要求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被清楚地说明白，而要想说明白，就必然会将英社的内在矛盾之处赤裸裸地揭示出来。
党员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情感，而且内心要永远保持热情，他应该生活在仇恨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持续狂热状态之中，因为打胜仗而欢欣鼓舞，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对自身产生渺小感。通过像两分钟仇恨会这种活动，他对贫乏的、无法得到满足的生活产生的不满被精心导向外部并消散，而有可能导致反抗态度的怀疑感被他很早就形成的内心纪律提前消除。这种纪律中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甚至能教给小孩子的，就是新话里所谓的“止罪”。“止罪”意味着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关头，具有马上停下的能力，如同本能。它包括掌握不了类推、看不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如果某个最简单的论点对英社不利，就对其进行误解的能力，还有对可能导致向异端思想发展的思绪感到厌烦或者抵制的能力。简而言之，“止罪”意味着保护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正统要求一个人像柔体杂技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从根本上守着这样的信条，即老大哥无所不能以及党永远正确，然而因为在现实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而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现实问题上不懈地、时时刻刻地弹性对待。此处的关键词为“黑白”，跟新话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恰好相互矛盾的两种含义。用在敌人身上，它意味着无视客观事实、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习惯。而用在党员身上时，它的意思是在党的纪律要求如此时，要出于忠诚的意愿去颠倒黑白。但它同时还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这种能力，而且不止如此，知道黑的就是白的，然后忘记他曾相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过去，这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有可能完成。在新话里，这被称为“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有两个必要原因，一种是次要的，可以说，是预防性的。这个次要原因，就是党员之所以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可资比较的标准。一定要把他和过去切断，就像把他与外国切断一样，因为对于他，有必要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质享受水准一直处于提高中。然而之所以需要对过去进行调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要保证党的永远正确性。不只是讲话，统计数字和所有档案都必须不停被更新，以显出党在所有问题上预测都正确，也因为这样，才可以不承认所有教义以及政治联盟上的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政策，都等于承认自己有缺点。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在被重写。这种每天都在伪造过去的工作由真理部进行，它跟由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及侦察行为一样，对政权的稳固性都是必要的。
过去的易变性是英社的基本教条之一。英社认为历史事件并非客观存在，而仅仅存在于文字档案以及人们的记忆里。档案和记忆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就是过去。因为党全面控制档案，也全面控制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就是党想让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它在任何特定事例上，却从未被篡改过。因为不管它在当时是需要按什么样子再创造，这一新版本就成了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形式的过去存在过。经常会这样，当同一事件在一年内被篡改好几遍，已改得面目全非时，依然存在上述情况。永永远远，党掌握着绝对事实，而且很清楚，这种绝对事实永远都是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出，控制过去的最关键之外在于对记忆的训练。确认所有文字档案都跟目前的正统性相一致无非是种机械行为，然而也需要记住，事件是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记忆或者篡改文字档案，就有必要忘掉自己做过这种事。这样做的窍门，可以像其他任何一种思考方法那样学会，绝大多数党员的确都学会了，既聪明又正统的人更不用说全学会了。旧话中，它被很直白地称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还包括很多别的含义。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明白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此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现实，然而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最基本的行为，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保持目的的坚定性，那需要绝对诚实。讲着别有用心的谎言，同时又真心实意相信这些谎言；忘掉一切变得有碍的行为，然后一旦再次需要，又从遗忘中拣回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到被否认的现实——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需要进行“双重思想”。因为使用这个词时，是承认在篡改现实，通过再来一次“双重思想”，就会清除这种认识，如此循环不已，谎言总跨在真实的前面。最终以“双重思想”为手段，党就能够——我们都明白，可能在几千年内仍然能够——左右历史进程。
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者都倒台了，是因为要么他们变得僵化，要么变得软弱，要么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而被推翻，要么变得开明而且懦弱，在需要使用武力时却让步，所以也被推翻了。这就是说，他们倒台要么是有意识导致，要么是无意识。创造出两种情况并存的一种思想系统，这是党的成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果要实行统治并使之持续下去，就必须混淆现实感，因为统治的秘诀，在于把对自身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的教训结合起来。
几乎毋庸置疑，“双重思想”最高明的实行者，是那些创造出“双重思想”并知晓它是种超级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世事最明察的人也是最看不清其本质的人。总而言之，越是理解透彻，越是幻觉重重；越是聪明绝顶，越是头脑昏庸。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越往上层，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就越厉害。对战争有着最接近理性认识的人，是被争夺地区的被统治对象，对他们而言，战争无非是持续不停的灾难，浪潮一样来回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哪一方取得胜利完全无所谓，他们明白统治者变化无非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干同样的活，因为新主人会以旧主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地位稍高一点，我们称之为“群众”的工人只是偶尔才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需要时，他们能被刺激进入恐惧和仇恨的狂热状态中，然而在被放任自流时，他们可以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正在打仗。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内上下，特别在内党，相信能够征服世界的人，正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人。这种对立面的奇特联系——有知和无知，悲观怀疑和狂热盲信——正是大洋国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满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原因需要这样。因此党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党宣扬要对工人阶级采取轻视态度，这在前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党却要求党员穿上制服，那曾是体力劳动者的特别制服，党如此决定正是出于“双重思想”的考虑。党有系统地削弱家庭的稳固性，用一个能直接唤起家庭式忠诚的称呼来称其领导人。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在蓄意混淆事实方面，也揭示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则制造饥饿。这些矛盾之处不是偶然，也不是由一般的虚伪所致，而是精心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调和矛盾，才能永远保住权力，要打破古老的循环别无他法。如果能做到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已经以高等阶层称之的那些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要思想状态就必定是受控的疯狂状态。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直到现在我们险些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为何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这一过程中的方法已得到正确说明，这种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一特定时间而做出不遗余力、精确计划的全部努力是出于何种动机？ 至此，我们就要谈到最重要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明白的，党的神秘性，最重要的是内党的神秘性是依靠“双重思想”来实现的。然而比这更深一层就是最初的动机，也就是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本能，这种本能首先导致夺权，然后引出“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必要的那套东西。这种动机实际上包括……
作为少数派，即使是一个人的少数派，也并不能说明你疯了。世界上存在着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
那片天空苍白无云，向无限遥远的地方延伸着。想来奇怪，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同样的天空，无论在欧亚国或者东亚国或者这里。天空下的人们也几乎完全一样——在所有地方，包括全世界，有着上亿跟这里一样的人们，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仇恨和谎言之墙所隔，但仍然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未学会思考，但正是在他们的心里、肚子里和肌肉里，储备着某一天将推翻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
很奇怪的是，普通囚犯对党员囚犯视而不见，他们称党员囚犯为“党棍”，语气里带着轻蔑和不屑。党员囚犯似乎害怕跟别人说话，最主要的，是害怕互相交谈。
他几乎没怎么想起茱莉娅，没办法把心思固定在她身上。他爱她，不会背叛她，但那只是一项事实，他像知道算术规则一样知道这项事实。他感觉不到对她的爱，也几乎没怎么想她会遭遇何事。他想起奥布兰的时候更多，还怀着一丝希望。奥布兰肯定知道他被捕了。正如他曾经说过，兄弟会从不营救自己的成员，不过还有剃须刀片，他们在能做到的情况下会送进来。看守冲进牢房之前，他或许有五分钟时间可用。剃须刀片带着灼人的冰冷感觉割进他的身体，甚至拿着它的手指也会被割到骨头。他那身病躯的所有感觉全回来了，即使是最轻的痛楚，也让他缩着身子颤抖不已，他拿不准就算他有机会使用剃须刀片，他究竟会不会用。
总算有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有什么理由，你永远不会希望增加疼痛。对于疼痛，你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它停止。世界上没有比身体上的疼痛更糟糕的事情，疼痛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徒劳地抱紧被打伤的左臂在地上翻滚时，这样想了一遍又一遍。
坦白是种例行手续，拷打则是实实在在的。
有许多次，这种毒打没完没了，到最后对他来说，残酷邪恶、无法原谅的事情不是看守不停殴打他，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变得不省人事。许多次他完全吓破了胆，以至于甚至在毒打开始前，就喊着求饶，只是看到一个拳头往回收准备击打时，也能让他一股脑坦白出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罪行。有许多次，他决心什么也不说，每个字只能在他忍疼吸气的间隙从他嘴里挤出来。还有许多次，他软弱无力地想妥协，会对自己说：“我会坦白，但不是现在。我一定要坚持到疼痛变得不可忍受时。再被踢三下，再被踢两下，我就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事。”有时他一直被殴打到几乎无法站立，然后像袋土豆一样，被扔到牢房的石头地板上，让他恢复几个小时，然后又被拖出去再次殴打。还有些时候恢复的时间较长一些，他只是隐约记得，因为在那些时候，他要么在睡觉，要么处于昏迷中。他记得住进过一间牢房，里面有张木板床，一个从墙上突出来的类似搁板的东西，洗脸盆，还吃到了有热汤、面包和偶尔有咖啡的几顿饭。他记得有个粗鲁的理发匠来给他理发剃须，另外还有些身穿白大褂的公事公办、缺乏同情心的人，他们量他的脉搏，测试他的反应，翻开他的眼皮，用粗糙的手指摸索他有无骨折，还往他手臂上打针，让他入睡。
殴打没那么厉害了，而主要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在他的回答让人不满意时，随时会继续殴打他的恐惧感。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黑制服的暴徒，而是党员知识分子，都是些动作敏捷、戴着亮闪闪眼镜的矮胖男人，他们轮番审他，一次持续——他觉得有，没办法肯定——十到十二个小时。这些后来的审讯者确保他处于不厉害的疼痛中，但他们也并非主要靠让他疼痛来折磨他。他们抽他耳光，扭他耳朵，让他单足站立，扯他的头发，不允许他去小便，用炫目的电灯照射他的脸，直到他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羞辱他，并摧毁他争辩和推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残酷无情地对他审讯个没完没了，一小时接一小时，提出迷惑性的问题，让他说出不想说的话，给他设置陷阱，歪曲他所讲的一切，证明他每次都在撒谎和说话自相矛盾，直到他既是因为羞愧，也是因为精神疲劳而哭了起来，有时在一次审讯中，他会哭上十几次。几乎每次审讯时，他们都会高声辱骂他，每次回答得迟疑时，都会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有时他们却突然改变语气，称他为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向他恳求，不无伤感地问他即使到了现在，他是否还留有对党的足够忠诚，希望洗刷自己的罪恶。经过几小时审讯，他的神经已处于崩溃状态时，就连这种恳求的话，也能让他涕泪交流。到了最后，那种唠唠叨叨的声音跟看守的皮靴及拳头比起来，能让他垮掉得更彻底些。简而言之，他成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嘴巴，让他签什么就签什么的一只手。他唯一关心的，是发现他们想让他坦白什么，然后在凌辱再次开始前很快坦白出来。
他正转动轮椅通过一条极阔的走廊，它有一公里宽，被灿烂的金色光线照彻。他用最大的嗓门哈哈大笑，并喊叫着坦白的话。他什么都坦白，甚至把被拷打时挺住没说的话也坦白了。他在把他一生的全部历史讲给一个已全部知悉的听众听。跟他在一起的有看守、其他审讯者、那个白大褂、奥布兰、茱莉娅、查林顿先生等，他们全都一起在走廊里转动轮椅往前走，在大喊大笑。某种隐藏在未来的恐怖的东西被略过了，没有发生。一切顺利，不再有疼痛，他生命里最为微末的细节都暴露出来，他被理解并被原谅了。
你之所以到了这儿，是因为你在谦恭和自律上做得不够，没能做到服从，这是为理智而付出的代价。你宁愿当个疯子，当一个人的少数派。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是客观和外在的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不言自明。当你让自己迷惑，以为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时，你设想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它不在个人的头脑里，个人的头脑会犯错，而且无论如何，很快就会消亡。现实仅仅存在于党的头脑里，那是集体性的，也是不朽的。无论如何，只要党认为对，它就是对的。除非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则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必须重新学习，这就是事实。它需要自毁行为和意志上的努力。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谦恭，然后才能变得理智。
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温斯顿，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在处死他之前，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过去，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仍然是个异教徒，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先要让它变得完美。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不许怎么样’，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我们的命令是‘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每个人都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我参加了审讯工作，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呜咽着求饶，在地上爬——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而是悔悟之心。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他们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我真感动。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
“温斯顿，不管你向我们屈服得多彻底，你都别心存可以活命的妄想。走入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会被放过，就算我们决定让你尽享天年，你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心。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将永远抹不掉，你得先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把你收拾得永世不得翻身，就算你活上一千年，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还会让你永远无法忘记。你永远不会再有普通人的情感，你内心的一切全会死掉，你永远无力再拥有爱、友谊、生的欢乐、好奇心、勇气或正直心。你将是空心的，我们把你挤空了，然后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奥布兰的脸上又隐约现出那种狂热神情，他提前就知道奥布兰会说什么话，那就是党要掌权并非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掌权，是因为人民大众是意志薄弱的胆怯之徒，不能忍受自由或者面对事实，一定要被另外那些比他们更坚强的人统治和有系统地欺骗。人类有两种选择，即自由和幸福，对大多数人而言，选择幸福比较好。还有党永远是弱者的保护人，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群人，为了美好的未来能够来到而做罪恶之事，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温斯顿想，你又能拿一个比你更聪明的疯子怎么样？他可以充分聆听你的论点，却只是守着他的疯狂不放。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党要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他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不是财富、奢侈生活、长寿或者幸福，只是权力，纯粹的权力。什么是纯粹的权力，你很快就会明白。我们跟过去所有的寡头统治者都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有其他人，甚至跟我们类似的人，都是懦夫和伪善者。德国纳粹和俄国共产党在统治手段上很相似，但他们永远没勇气承认自己的手段。他们伪称——也许甚至还相信——他们是不情愿地取得了有限时间内的权力，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天堂社会，到那时，人人自由平等。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不曾有谁取得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们不会为了保卫革命而建立独裁政权。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你现在开始明白我的话了吗？”
“我们是权力的祭司，”他说，“权力是上帝，但目前对你来说，权力只是个单词而已，现在到了该让你掌握一点权力含义的时候了。你必须明白的头一件事就是权力具有集体性，个人只有在他不成其为个人的情况下才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标语：‘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反过来说也行？奴役即自由。单个的、不受约束的人总会被打败，人们必然受到约束，那是因为每个人必然死去，这是最大的失败。可是如果他能完全彻底地服从，如果他能挣脱个体身份的束缚，那么他就无所不能、永生不死。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权力是对人的权力，建立在身体上的，但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思想上的。对于实体——你会称其为外在的现实——的权力不重要。我们对实体的控制已经是绝对性的。”
我们控制实体，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是装在脑袋里的，你会逐步认识到，温斯顿。没有我们办不到的事，隐身、升空——任何事。如果我想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地板，我就能做到，可是我不想这样，因为党不想这样。你一定要清除十九世纪关于自然规律的那些想法，自然规律由我们来制定。”
“真正的权力——我们必须日日夜夜奋力争取的权力——不是对物体的权力，而是对人的权力。
完全正确，通过让他受折磨。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折磨，否则你怎么能肯定他服从的是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对别人施加痛楚和屈辱。权力就是把人们的头脑撕成碎片，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决定拼成新的形状。你有没有开始明白我们正在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它跟先前的改革家设想过的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刚好对立，它是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是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是个随着自身的完善变得不是没那么残忍，而是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将是向更多痛苦发展的进步。旧文明声称自身建立于仁爱或者公平的基础上，我们的文明，则建立在仇恨上。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我们已经在打破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切断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男人之间和男女之间的联系纽带，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不过将来也不会有妻子和朋友。孩子刚生下来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如同从母鸡身边拿走鸡蛋一样。性本能将被根除。生育将是一年一度的例行手续，就像更新一个配额卡。我们将消灭性高潮，我们的神经学者现在正在进行研究。除了对党的忠诚，不会有别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别的爱；除了因为打败敌人而笑，不会有别的笑。不会有艺术、文学或者科学。在我们是全能的情况下，就不再需要科学了。美和丑之间不再有区别，不会再有好奇心和生命进程中的乐趣，所有其他类型的快乐将被摧毁。但是始终——一定别忘了这一点，温斯顿——始终存在着对权力的陶醉感，始终呈增强之势，始终在变得更为敏感。每时每刻，始终有对胜利的兴奋和践踏一个无力抵抗之人时的激动之情。你如果愿意想象一下未来是什么样，就设想一下皮靴践踏在一张人脸上的感觉吧——那会是永永远远的。”
“记着那是永永远远的。永远有脸可供践踏，异端分子以及社会的敌人总是存在的，因此可以一次次打败他们，羞辱他们。从你落到我们手里之后经过的一切——这些都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不断升级。侦察，背叛，逮捕，折磨，处决，失踪，这些都永远不会停止。这既是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个狂欢的世界。党越强大，它的容忍度就越小；反抗越弱，就越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戈斯坦因和他的邪说将继续存在下去，每一天，每一刻，它们会被粉碎、怀疑、嘲笑、唾弃，但总是会存在。我和你在过去七年里演出的这场戏将一遍又一遍、一代又一代演下去，总的形式上越来越微妙。这里总会有异端分子任我们摆布。他会因为疼痛而尖叫，精神崩溃，变得可鄙——到最后他彻底悔悟，从自我中拯救出来，自愿爬到我们的脚前。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温斯顿。这是个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一次凯旋接着一次凯旋的世界，没完没了压迫着权力神经的世界。我看得出，你开始明白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了。但是到最后，你不止理解它就够了。
因为不可能以恐惧、仇恨和残酷为基础建立一种文明，它永远不会支持很久。” “为什么不可能？” “它不会有活力，会解体，会自行毁灭。”
“我们控制生命，温斯顿，在所有层次上都是。你在想象有种所谓人性的东西，它会被我们的所作所为激怒，因此会反抗我们，不过是我们创造的人性。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如果你是回到你的旧想法上，认为群众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那你最好还是忘了那个想法吧，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就像动物。人性就是党，其他都是外在的——不相干。”
不朽的、集体的大脑怎么会错呢？你又有什么外在标准来衡量它的判断呢？理智是个统计学概念，只是个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的问题。
他想起来他记住过相反的事情，但那是错误的记忆，自欺的产物。这全都多么容易啊！只要一投降，其他都顺理成章。如同逆流游泳时，不管你如何用力，水流都把你往回冲，可是突然，你决定顺流而下而非逆流而上。除了你自己的态度，什么都没变化，命里注定的事情总要发生。他几乎不知道他为何反抗过。一切都容易，只是—— 任何事情都可能对，所谓自然规则全是胡扯，重力定律是胡扯。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从来不会在某个预期的时间到来。传统做法——未曾说出口的传统做法，不管怎样你会知道，但从未听别人说起过——就是他们会从后面枪毙你，总在脑袋后面，没有警告，就在你顺着走廊从一间牢房走向另一间时。
他第一次认识到，要想保住秘密，必须把它藏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你必须时时知道它就在那儿，然而不到需要时，你必须永远不让它以任何叫得上来的名堂进入你的意识。从此以后，他必须不止要想得正确，还必须感觉正确，梦得正确。同时，他也必须把自己的仇恨锁在体内，它就像是个有形的球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却跟他的其余部分没有联系，类似囊肿。
“就其本身而言，”他说，“疼痛并非总能奏效，有时候一个人能够承受疼痛，甚至到了死时那一刻也能。然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种不可忍受的东西——一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跟勇气和怯懦无关。你从高处摔下时，抓紧一条绳子并不是怯懦行为；你从深水里上来，往肺里吸满空气也不是怯懦行为，只是种不可违背的本能。老鼠也一样。对你来说，它们不可忍受，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希望承受也无法做到。让你干什么你都会。”
温斯顿能听到自己血脉贲张的声音，有种他正在绝对孤寂地坐着的感觉，是在空旷而广袤的平地上，一块沐浴在阳光下的平坦沙漠，所有声音隔着沙漠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入他耳中。然而装着两只老鼠的笼子离他不到两米，那是只硕大无比的老鼠，老得鼻口部已经变得钝平凶猛，毛呈褐色而不是灰白色。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所有象棋残局中，黑方从未赢过一次。难道这不是象征着正义永远会，而且无一例外会战胜邪恶吗？那张巨大的面孔也盯着他，它充满了沉着的力量。只有白方是重要的。
“有时候，”她说，“他们会用一样东西威胁你——一样你无法忍受的东西，甚至是想不到的东西，你会说：‘别对我那样，对别人那样吧，对谁谁那样吧。’事后，你也许假装说那只是个计策，之所以那样说，是想让他们停下来，并非真的那样想。可那不是真的。发生那件事时，你确实是那样想的。你以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自己，你完全愿意通过那种方式救自己。你想让它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根本不在乎别人受什么罪，在乎的只是你自己。” “你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他附和道。 “在那之后，你对另一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对，”他说，“你感觉不一样了。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笔记-我们 - 我们

她的语言速度设定错了，语言的秒速总应该略微小于思想的秒速，而绝不可相反。
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偶然混进方程式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使我很反感。
据说，做梦是古代人最平常、最正常的现象。这倒也是，他们的生活无非就是这么一盘令人眩晕的大杂烩：绿色——橙色——佛像——汁液。可是我们知道，梦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且我知道，在此以前，我的大脑曾是一部调校得像天文钟一般精准的机器，它光洁明亮，一尘不染，可是现在……对，现在的情形却是这样：我觉得大脑里有个异物，仿佛眼睛里掉进了一根细细的睫毛。全身哪里都没事，可是眼睛里这根睫毛却让你一时一刻也无法忘记…… 床头响起清脆而欢快的铃声。
知识一旦被认为绝对正确无误，就变成了信念。我曾经对自己有过坚定的信念，我曾相信我对自己无所不知。可是现在……
我把这些写下来，无非是要让读者了解，一个人的理智虽然如此精确而敏锐，却也会莫名其妙地陷入迷惘和困惑。然而这人的理智甚至能够把古人望而生畏的无穷大化繁为简，使之易于理解，只消采用……
“这表明，你喜欢。你怕它，是因为它的力量大于你；你讨厌它，是因为你怕它；你喜欢它，是因为你无法使它顺从你。人只喜欢他无法占有的东西。”
眼睛，而脚下闪亮的玻璃台阶照得我眼花缭乱。我越往上走，越感到绝望：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中了毒的人，这里没有我容身之地。我从此再也无法融入这毫厘不爽的机械节奏，再也不能畅游在这水平如镜的大海里了。我注定永远忧心如焚，永远四处奔波，永远去寻找可以避人耳目的角落——永远如此，除非我终于鼓起勇气去……
一颗冰冷的火花穿透了我全身，使我不寒而栗：光是我一个人，倒也无所谓，我怎么都行，但是，总要把她也牵连进去，她也会被……
有好些天没记笔记了。我说不清有多少天了。所有的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黄色，就像干燥、炙热的沙漠，没有一块阴凉，没有一滴水，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可是她自从那次在古屋不明不白地消失之后……
我好歹总算起来了，睁开了眼睛，突然发现全身粉红的 I-330 正在柜门后面往下脱衣服。即使最离奇古怪的事，我现在也都习以为常了，因此，据我记忆所及，我当时丝毫没有感到惊奇，问都没有问一句，就急忙钻进柜子，随手关上了镜子柜门，气喘吁吁、迫不及待、如饥似渴地与 I-330 扭结在了一起。当时的情景现在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一道刺眼的阳光从黑暗中的门缝里射进来，闪电一样折射在地上、柜子的内壁上，再往上，这道光就像一把寒光闪闪、杀气逼人的利刃落在了 I-330 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子上…… 这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怖，以至于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这时我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我的房间。天色还大早，时间仿佛静止了。柜门上有个光点。我在床上。是一场梦。可是心还在猛烈地跳着，还在震颤、抽搐，指尖和膝盖还在隐隐作痛。这一切肯定又是发生过的。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无理数冲破了一切牢靠的、司空见惯的、三维的事物。坚固、光滑的平面不复存在，到处都是毛糙、粗陋的东西……
然后，我机械地合着节拍走下楼，并和大家一样，在外出登记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我总有一种离群索居、孑然一身的感觉，仿佛被隔在一堵吸音的软墙里面，而外面是另一个世界……
日日夜夜里，我仿佛度过了十年，也或许是二十年。我的房间好像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我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兜了一圈又一圈，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出路。
就说我吧，虽然与大家步调一致地往前走着，但毕竟是貌合神离。由于刚受了一番惊扰，我就像有一列古代钢铁制造的列车刚刚隆隆通过的桥梁一样，还在全身发抖。我感觉得到自己。只有眯进了沙子的眼睛、化了脓的手指、坏了的牙齿才感觉得到自己，才感觉得到自己的个性。健康的眼睛、手指、牙齿则不然，它们仿佛是不存在的。自我意识不过是一种疾病，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也许不再是一个干练而又沉稳地吞食着细菌（太阳穴青筋暴突的细菌、雀斑脸的细菌）的吞噬细胞了。我也许就是一个细菌。在我们这些像我一样冒充吞噬细胞的人们当中，细菌也许有上千个之多……
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但是，如果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只是第一块陨石，而随后将有数不尽的轰鸣着、燃烧着的石块被无穷大抛撒到我们这个玻璃构筑的天堂——如果是这样，将如何是好呢?
我像是一台转速开得过大的机器，各个轴承已经灼热化，再过一会儿就会流出铁水来了，一切都将化为灰烬。赶快来点冷水，来点逻辑吧！我一桶桶地浇上去，可是逻辑遇到灼热的轴承时发出咝咝的声音，然后便化作白蒙蒙的蒸汽飘散在空中了。
好了，不要什么“因此”了。这样倒干净利落。
心脏无非就是一台完美的泵；压缩法或挤压法，即用泵汲取流体的方法，乃是一个技术上的谬误；由此可见，一切“爱情”、“怜悯”以及凡是可能引发这种压缩的其他情感，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十分荒谬、反常、病态的）。
一个头脑健全、耳聪目明的人不得不生活在无规则的事物中，生活在未知数中，生活在X中，这是有悖常理的。这就好像有人蒙住你的眼睛，让你磕磕绊绊地摸索着走路，而你明知深渊的边缘近在咫尺，只要跨出一步，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
这就像你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里走进房间，心不在焉地扭动了开关，电灯亮了，可是你并不感觉它存在，它是那样可笑，那样可怜，那样不必要……
如果她看见了我在那上面写的东西……不过也无所谓：如今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而已，现在看这一切，就像倒拿望远镜所看到的景物，显得那么遥远，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
我心里明白，大家全都得救了，唯有我是无可救药了，因为我不愿意得到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