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

解读

这篇书评重在阐释作者本身的意思，不重发散和评论。#### 导论“这些政治活动家们涉及中国内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 ）——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在这里，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导论p2）暂且不管constitutional agenda，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孔飞力指出了三个constitutional agenda：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导论p2）孔飞力认为这三个议程在现代中国带有根本性质（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后来才发现确实如此），并且，这一议程“并非仅仅产生于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讨论的背景，可以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来加以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危机促使文人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导论p3）根本性问题这几个字尤其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在外来危机之前（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综上所述，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的三个constitutional agenda，在外来危机之前就已经在内部危机中出现。“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1.由于文字狱和结党的恐惧使精英阶层小心翼翼从而无法对抗危害国家的社会的权力滥用。精英阶层的纠偏能力（纠偏能力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下的制衡）因文字狱和结党而大大削弱。2.怎样控制不能被政府吸纳的文化精英。读书人自成系统，与芸芸大众分开，而进入正式政府的官僚精英只是极少数。孔飞力认为存在一个有全国性视野和覆盖面的群体关注全国性的各种挑战，而且远在面临西方压力以前便存在。3.怎样通过一个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尤其在县级政府，管辖人口增加，支出膨胀，但相应编制和机构却没有增添，结果就是胥吏阶层的扩张和苛捐杂税的普遍加重，地方政府只能依赖非正式的几乎不受制约的制度外“第二税收”来运作，结果就是民众的反抗。（导论p9）####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很多都是关于政治的，因此，“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做自己的天职”（p28），然而，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能获得官职。而政府又不鼓励文人论政。同时，对文字狱以及结党的残酷镇压，使文人更加小心翼翼。魏源通过重新阐释经典（这一招屡试不爽啊）《诗经》，来鼓励文人参与政治生活。“有人会觉得，可以将魏源所设想的文人们更为广泛的参政同向着公民社会的过渡联系起来……”孔飞力批驳了这一猜想，指出魏源的主张只是出于政府决策有效性的考虑，“远远谈不上是以天赋权力为基础的某种一般性理论。”（p45）总结来说，魏源的这一提倡并非是出自现代西方的政治观念，而是重拾古老中国的智慧。在西方经验里，个人政治参与的扩大就会削弱君主的权力，二者是对抗的关系；而魏源则认为，政治参与的拓展可以加强国家权力，使统治变得更加有效。因此，有关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这一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认为，魏源在外来危机之前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基于中国自身文化的答案。#### 第二章 要不要民主在前现代社会的清朝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政治控制方式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对普通民众而言毫无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与现代国家可不一样。这一章节讨论了冯桂芬提出的两个主张及其他官员的意见。第一个建议是下级官员选拔上级官员，第二个建议是由百姓推选自己信任的本乡人士取代胥吏。这些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孔飞力的过人之处在于没有落入“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俗套（p64）。他试图揭示一种本质，他说：”我们正逐渐接触到中国维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公共权力和权威为什么会存在？这当然是为了使得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得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说人话）就是”一个心中装着公共利益的人不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潜台词就是“官员就是心中装着公共利益的人，他们经过科举考试的检验，而百姓则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或者从反面说，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会导致公共利益。官员们是将社会规范内在化，他们会“内在地”追求公共利益，而普通百姓则不会。把这一章的题目改成了“要不要民主”，其实是错误的。虽然在形式主张上接近民主，但是作者说：“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显露出关于人民主权或人民权利的任何暗示。”（p65）冯桂芬提出上述主张并非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是针对中国本身的问题（官员腐败，胥吏苛捐杂税）基于中国自身思想中提出的：“他相信，与通常的看法相比较，其实精英阶层中有多得多的人内心是接受公共利益的存在的。因此，应当相信，通过一种经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冯桂芬在观念上与官员并无不同，但是他和魏源的想法一样，下层精英也是读书人，在权力上不平等，但是在文化和思想见解上是平等的。这里面有关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讨论和对比，累了，不赘述。#### 第三章 税收——政府与中间掮客的斗争清代的税收政策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过，固定的税额面对膨胀的开支只会导致苛捐杂税。收税人是胥吏和员生，他们往往放高利贷并且额外勒索（他们大部分作为编外人员的收入来源），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民众负担很高但国库空虚。为了对付中间掮客——胥吏和员生，清代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共产党消灭了中间掮客，但是很快发现产生了富农，担心他们成为新的中间掮客，危及到自身的汲取能力，于是采用合作社制度，从此不必挨家挨户收粮收款，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孔飞力试图揭示：“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会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于中间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P102）书评到此为止，薄薄的一本书，很值得读。

关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与十三哥书——“书中信”第三笺

十三哥：好久不见，听说你结婚了，我很伤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上学那几年，我们仨去畅畅书店、去万泉河畔、去野草博雅堂、去潘家园、去中华书局淘书，回来后在旧书的尘埃里，在北区食堂三楼，每人吃一份牛肉炒饭，就能喝掉许多瓶啤酒，聊天，互相吹捧和贬损，再抱着书，搀着那个一瓶啤酒就倒的胖子（彼时你我都很瘦，如今我已胖若两人）回寝室。还有学校西门外面的大排档，苍蝇馆子，饺子店，特别是咱们临毕业才开张的那个蓉蓉阁，喝过咱多少酒啊，唉，当时怎么就没好好珍惜时光呢？早知道如今天各一方，人生殊途，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些时间在一起呢？关于书籍的名字、学者的微言大义，如今已经再没人和我说这些了。从对门到隔壁，从隔壁到天涯，我们本能喝更多的酒，喝温柔敦厚的酒，说更多的话，说地久天长的话。这些，是读书班上的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或许那时候彼此都很骄傲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当然，也永远都在。　　 第一次知道孔飞力也是通过你，好多年前了吧，写《两头蛇》的黄一农来学校讲座，你去了，我没去，回来后你说讲的不错，又说有本《叫魂》也不错。我当时想，你最近都在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书啊，又是蛇又是魂儿的，我那时似乎还在建造自己的文艺乌托邦——打住，这些小资情调以后再说——总之，后来我读了《叫魂》，觉得并不出色，只能说比一般隔靴搔痒的海外汉学好点。直到今年读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才觉得孔飞力确实是大手笔。读书那些年，学校的课堂上，各个学科的老师们还在“言必称希腊”，现在据说已经“闲坐说孔孟”了。但当年我们已经明白，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古今之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局中，我们也在，有生之年我们都在。对这个变局的认识和突围，所有的中国人都摆脱不掉，但只有身在大陆的人才最有希望破局。因为这个局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即使这个局目前看来迷雾重重，思想被权力和物质蒙蔽的越来越凶，今天连射手网都关了，但思想从来就是无法被禁锢的；即使人人说当局者迷，但局外人从来都无法替代当局者。　　这个判断我至今仍然坚持，不过，显然要排除掉一些“局外人”，比如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比那些玩弄概念术语的海外“咖啡馆”陋儒的书犀利多了。最起码，这个题目就很值得玩味。他把中国作为不言自明的政治共同体前提，不再纠结于各类概念区分，直接切入“现代国家”这个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题目，和麦克法兰那本高傲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如出一辙，但比麦克法兰多了许多低调的情绪——不知道你是否感受到这种情绪，一种细腻、幽微，却隐隐透着对“现代中国”的不安的情绪。　　在《导论》里，孔飞力提到了三个问题，这是全书的核心，也是你我曾经讨论过的问题：　　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p2，导论）　　最初，我并未对这几个问题产生共鸣，因为翻译的有些拗口，或者说太过抽象。但读完此书，掩卷沉思，重返开头，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直击中国现代性改革，特别是政治和制度改革的要害。当然这些问题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都存在，但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性和紧要性，不同的政治立场会对这些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允许我将其拆解并重组，这三个问题或许更清晰一些：　　一、选举是否会消解大一统的“神话”或“历史”？　　二、党派政治是否会消解儒家政治传统里，对于单一政治意识形态的遵循？　　三、地方自治是否会消解正在进程中的中国的“民族国家”？　　几年前，我们在经学读书课上，对这些问题已颇有涉及。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为什么对这些问题如此着迷，讨论的快感又从何而来？也许正是孔飞力在本书中所说的，这是一种“根本性议程”，而我们就身处历史之中。孔飞力所说的“根本性议程”其实就是他从英国借鉴的“宪法模式”：“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道德和哲学原则。（p5）”因此，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也应对历史剥茧抽丝，沿着不绝如线的狭窄小路寻找“道德和哲学原则”。拜读书班所赐，我认为这个原则的源头就是儒经，因此这些问题只有围绕着经学及其注疏史才值得讨论。换言之，儒经的“注疏”正是不同时代学者针对当时“根本性议程”的“发言稿”，历史地看，“注疏”比经文本身更具“宪政”性。就此推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亦会带来对儒经的新的注疏。这种注疏亦将不再是延续清儒的做法继续从事文献的整理，在注疏的文体上也必将有新的突破。　　要重视历代注疏，并且要期待有“新注疏”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国朝逐渐以民族主义代替阶级话语维系统治合法性，于是，欲拆解执政党的一些理论也随之过渡到欲消解历史。有许多“信史”当然是政治意义上的“神话”，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古史辩”在后来的被反思，这些热衷消解的理论同样显得浮躁不安。欲裂其国，先灭其史，这里的史不是现代学科建制下的历史学研究，而是基于经学的历史。钱穆虽然厌恶经学，却主张以史学代经学，实则并未彻底走向“现代”，这正是许多人不满钱穆，认为钱穆在制造“伪史”的原因。其实，“史”何来真伪？只有是否“恰当”。注疏，即“根本行议程”，则必须依托于历史才能展开。　　啊，想象着你像贞子一样就在电脑屏幕的里面，这种聊天真是惬意呢。再回到孔飞力吧，《起源》一书即孔飞力对上述问题的全面阐述，但他却没有给出答案。是不是一旦涉及权力与政治，所有的结论都显得可疑？他只给出了政治不正确的精彩描述：　　“中国威权主义……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p64，第二章) 　　“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p112，第四章）　　但他并非为此辩护，他只是在描述，因为在书的最后他小心翼翼的说：　　“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p122，第四章）　　孔飞力之所以牛，是因为他讨论的是中国问题，而非借中国来讨论自家问题。这种小心翼翼不是因为什么后殖民之类的论述习惯，而是学理使然。“中国自己的条件”是什么？恐怕谁都不十分清楚。很多先辈前贤可能觉得很清楚了，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和“西方”一比较，似乎一切都很明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浅薄的在校生，也能大致说出在政治上欧洲与美国的不同，英国和法国、德国的不同，甚至英格兰和爱尔兰、苏格兰的不同。这可叫人怎么比较呢？“西方为中国裂”了呀，如此中国，学西学日，赶英超美，非不想也，臣妾做不到也。　　孔飞力也做不到，所以说要依靠“中国自己的条件”，于是针对孔飞力的问题又来了，按照孔飞力的描述，能否可以设想一个“集权但却公民自由广泛参与、统一但却地方充分/有限自治、意识形态趋同但党派政治成熟”的现代中国吗？这是不是矛盾的呢？孔飞力说“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又将如何超越呢？　　自己给自己提的问题往往很傻很天真，而且脑洞开的很大，很精分，不妨丢给你。你若回信，便是晴天。你也可以丢给那个和你一样在广州执教的胖子，他还在搞那些神神鬼鬼的研究吗？胖子结婚了吗？还有，你和胖子都不要着急生小孩，等等我，等你和胖子评上副教授之时，便是我们仨饮酒之日。　　　　　　　　祝杯中常有酒酣胸胆弟白 顿首　　　　　　　　甲午十月初一，时维寒衣节，帝都无处不焚烧，犹如坟场关于布罗代尔《文明史》与伯樵书——“书中信”第二笺：http://book.douban.com/review/6833874/关于《星辰时刻》与姐书——“书中信”第一笺：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38665/

现代性政治的手段与目的

孔飞力在费正清退休后，被哈佛大学邀请主持中国研究中心。他的主要代表作《叫魂》和《中国晚期叛乱及其敌对势力》，手中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则是根据他在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整理出来的一本论文集。这本书是他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想法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思考系统的表述。在导言中，译者对本书的四篇文章分别进行了概述，分别从微观的视野来阐述宏观的主题。这种能力，我在中国学者身上看到的很少，很多人喜欢宏大主题，但是很少从微观入手，基本上都是理论上的探讨，而缺乏细部的深入刻画。因此，我觉得孔飞力在写作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讨论魏源与现代性问题上，孔飞力放弃了用《海国图志》中对外的了解，而是采取了魏源今文经研究，认为通过对《诗经》的解读，使他在理论上支持了士大夫积极参政的政治理念。这样，就能在官僚体系外，扩大士大夫的参政基础，提高政治合法性。这个问题，按照孔飞力来看，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性政治的征兆，虽然魏源似乎并没有将基层士人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但是毕竟与过去科举考试进入政治体制才有机会影响政治进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魏源提出扩大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冯桂芬更向前跨了一大步，除了广开言路之外，他还提出“千百人之公论”和“选举政治”，从而将政治参与发展成某种现代政治设计。在他看来，这是使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维护的途径。与魏源的思考来自经学不同，很明显冯桂芬的选举很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此处，孔飞力对比了中美两国关于公共利益的看法，指出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人也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不过也受到了当时保守势力的抵制。这是为了衬托下面，官僚体制对于魏源和冯桂芬政治理念的抵制而设下的伏笔。不过，我们看到孔飞力的中国研究之中，依旧存在比较政治学的色彩，不通过与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对比，是无法显示出中国现代政治的特色和不足。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体制内士大夫对于现代性政治的应对，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对此，孔飞力选择陈鼎作为标本，这个人提出通过和亲来解决中西对抗的问题，这里很明显带有历史经验的意味，但是在政治制度上，他却坚决抵制魏源和冯桂芬扩大政治基础的要求，认为这是非圣妄法，动摇祖宗之制的根基。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制度上，从外部突围基本上是没有可能。这虽然在体制上维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是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的时候，是完全失败了。在讨论完晚清政治参与后，孔飞力将主题跳跃到毛泽东的现代政治建立上，对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刘小枫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性政治，直到四九年才真正建立起现代性政治的雏形。在他笔下，毛泽东成为自晚清以来真正完成了国家对于地方的财政汲取和彻底的社会控制。译者在此处比较了孔飞力的学士论文《伊利莎白一世的研究》，对比了中英两国在现代政治建立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现代政治摧毁了原有的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的“中介力量”——士绅阶层，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强权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士绅阶层被消灭，公共言论空间被封闭，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也被消灭了。在上述两个议题中，孔飞力分析了晚清现代政治的走向及其失败，也分析了毛泽东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功及其排斥现代政治的地方，对比晚清与新共和两次现代政治的实践，我们不妨可以看出现代政治的矛盾之处。现代政治一方面需要扩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扩大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建立强大的现代性政治国家，两者在中国被视作手段与目的，如果现代政治建立可以排斥手段，那么现代性政治——自由与民主就不是唯一道路。这也是中国当下政治决策者的一致看法。从上述论证中，我们不难看出孔飞力对于中共政权的某种隐性的肯定，虽然这肯定不会被中国当下的左右两派所支持。但是，问题也就在此，孔飞力将现代性政治的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固然是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很好的入手处。但是，我们必须还要追问，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内，国家是如何构建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来保障整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对此，我并不敢像孔飞力如此乐观，不过他对政治体制消除了士绅阶层的看法，我是感受的到的。如果缺乏了经济支撑，中国中产阶级是否拥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我总是有所担忧。

哪里有第三条路？

在这里"现代国家"的"现代"有点暧昧地更倾向于指时间上的近时性。欣赏完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专制统治的关系、政治竞争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关系三个问题的分析之后，更加坚定了我对孔飞力在书中一直强调其去西方中心化、坚持中国本体论的立场背后的用心的揣测(笑)。至于那些对于孔飞力最后慨叹"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这句话感到自尊心受到侮辱的，我只能说图样图森破啊！你以为真的还有第三条路吗？你以为"中国梦"是在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吗？

一个国家的“根本性议程

张耐冬/文 孔飞力的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从问世起就受到广泛关注，与他之前的两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与《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相近，孔飞力这次的关注点依然是政治史，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更接近对政治制度的思想史考察。在新著中，他试图对现代中国政权建设中的内在轨迹进行揭示。他用“根本性议程”来描述近代中国在国家政治层面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何能让官僚群体不受朋党政治裹挟、不在强力政治下失语而保持体制的健康运转，如何能让体制外社会精英的政治参与得到国家认可又不会有损国家权威，如何有效实现地方控制。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政权建设问题，如果中国在现代化之后还要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话。在这里，孔飞力提到三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们可以分别被概括为官僚政治的正义性、朝野治权的关联性以及中央集权的有效性。按照现代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经验，这几个问题是必须明确的。而他所强调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是全书的关键，也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不好界定的概念。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看，constitutional　agenda　也可译为“宪政议程”。然而，从书中的相关内容来看，宪政话题及其历史渊源并非作者要讨论的主要对象。按照孔飞力自己的解释，“所谓‘根本性’（constitutional）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agen-da），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根本性议程”就是对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思考，及在思考、论辩与实践中形成的群体认识。如果说近代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限是可以触摸的现实，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则是这些有关国家权力及其组织形式的观念最初是如何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换言之，《起源》探讨的是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官僚制度及王朝与“天下”的政治关系如何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接榫，现代中国在政府组织的设计方面有多少内容来自本土的思想资源。相对于此书的主题，该书的章节结构也许更难捉摸一些。由于《起源》是在孔飞力系列学术演讲的基础上写成，因而各章节虽有关联又彼此独立。书中有两个并列的主题，一是对十九世纪的两位思想家——魏源与冯桂芬——关于“根本性问题”的论述进行分析，并将相关议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学”不断传入、政治危机屡次加剧的新时代出现转变并最终成型的过程进行总结；二是对1843年湖南耒阳地方士绅因财税事件发动民变事件所暴露出的地方统治危机进行研究，进而将此事件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相联系，探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基层控制的设想与现实。两个问题看上去相去甚远，一属思想层面一属实践层面，不过在孔飞力的设想中，它们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既有财税体制和官僚制度的局限性，使清帝国无法依靠官僚制来对地方实现有力控制，因而只能将对基层的征税权转交给胥吏阶层或乡绅阶层。然而，胥吏们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令小农家庭苦不堪言，乡绅们包揽税收的行为又对地方财税收入造成冲击。在这种二难境地之下，朝廷与地方官僚为其自身利益往往选择袒护胥吏这一官僚体制的衍生物，对士绅阶层则予以限制甚至打击。士绅阶层，包括其中大量的潜在官僚人选——各地生员——在被压抑的情况下借由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希望给他们参与地方治理的权力，也希望能够拥有批评和监督官僚体制的资格。当官僚政治中产生恶性事件，比如以和珅为代表的巨型党派及其贪腐行为的出现，或是漕运成本不断增加，再如地方上胥吏与士绅在财税问题上冲突不可逆转时，士绅们对朝政的批评、对本阶层独立发声权利的追求就会空前高涨，这种情绪要么诉诸于过激行为，比如1843年的耒阳暴动，要么以激烈的政论形式出现，比如魏源与冯桂芬的相关讨论。在孔飞力的思路中，如果官僚制不能在行使公权力时严守正义，如果国家与地方社会不能就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如果不建立良性的地方治理模式，那么十九世纪出现的这些政治议题就会在不同时代反复出现，如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仍然存在的农民个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和谐，直到其最终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家自出现时起，就必须面对上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因而十九世纪出现的相关政论与政治事件，都可视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先声。这一见解确有过人之处，因为文官政治、中央与地方利益协调以及参政议政之权是所有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起源》中所描述的十九世纪的政治事件与政治议论，正包含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要素。孔飞力也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说明十九世纪的这些问题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构建产生影响。在我们以往的解释思路中，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一次次政治事件，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对塑造现代国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自鸦片战争起的历次“外患”所带来的主权丧失与治权萎缩也成了革命亟需解决的任务。因此，在描述现代国家的产生时，我们的基调是对铁与火的赞颂，强调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涤荡，乐于谈革命解决了哪些政治困境，而对国家政治结构问题则不甚重视。孔飞力援引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察思路，认为“尽管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我们会发现，近年来谈到现代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建立时，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重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强调革命前的体制性因素对革命后政权重建的作用。的确，我们曾经强调革命造成的冲击性，以及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建立起新体制的创建性结果，当历史在时间的积淀下逐渐显现出其连续性的时候，我们对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会多一些深度。作为政治体制的“新的长城”，究竟应该如何筑成，其蓝本又是什么？黄仁宇认为，“数目字管理”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必须完成的一种体制性转变，而传统的官僚政治模式并未具备这种管理观念与手段。他觉得，参照近代西方国家的经验，进行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的彻底转变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途。不过，包括孔飞力在内的很多外国学者显然不这么看，他们将视角转向中国自身，寻找中国转向现代社会的本土经验，并将这种经验与欧美的现代国家进行比较，以评估中国所具有的现代社会共性与个性。其实黄仁宇也在做比较，只不过他是以西方社会作为参照物来批评古代中国，而孔飞力们则将中国作为一个个性化的文明单元，并不强求其与西方步调一致。正是这种旨趣的差异，让孔飞力从十九世纪的中国内部寻找现代中国权力建制的遗传密码，并告诉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这时奠基，草图也已具备。事实上，孔飞力在《起源》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的问题：基层社会应由国家机构还是地方精英进行治理，地方利益与帝国利益究竟孰轻孰重，知识精英应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何等作用，作为行政主体的官僚阶层如何保持整体的健康度。这些问题自秦汉时即有，更无论魏晋。因此，这些问题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还值得斟酌。孔飞力的想法是，到了十九世纪，空前强大的皇权，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及其衍生物（严格来说，士绅阶层中的很多人藉由科举而获得地方声望，也属于官僚制的衍生物），前代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政治现实相交叠，令精英阶层不得不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而因为时间相近、整体局势相近，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与二十世纪的国家建制过程紧密相依，当时知识精英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议论也就成了二十世纪现代国家创建时的思想资源。不过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时间与政治局势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判定魏源、冯桂芬们的议论是否对现代国家权力的构建具有直接作用。为了证明这些议论的现代性特征，《起源》中将他们的思想与欧美的现代政治观进行对照，在分析冯桂芬对于官僚制改革的设想时，他就以冯氏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与《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观念相比照，可谓用心良苦。《起源》对于我们思考现代国家建制中的本土思想资源有很大的启发，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孔飞力在论证中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比如，在分析魏源的政论时，他注意到魏源通过对《诗经》的阐释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具有的“根本性问题”，即社会精英应参与社会治理、主动发表对政治的议论，以及权力上层应给与精英参政机会等观点，而对魏源阐发《诗经》的行为本身却并未给与太多关注。当魏源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时，《诗经》并非是任其发挥的由头，相反，他的阐释是在经学框架之内的政治表达，经学家的论说方式，“《诗经》学”的传统，都是魏源展现其观点的重要媒介；很多论题也并非魏源所独创，而是来自经学的话语体系，如果要证明魏源的论说具有“根本性问题”的性质，就应考察魏源的说法与经学话语体系的关系，否则便是论证经学价值观中具有的“根本性问题”了。在对冯桂芬观点的讨论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孔飞力注意到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倡导下京官们对冯氏《校邠庐抗议》的批注，以及批注与原文中有关社会治理与精英人群权益的观念性冲突，并将冯氏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在官僚制方面，各级官僚应由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推举产生；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应建立准政治化的乡村管理体制——视为具有“根本性问题”的政见，但未注意到这些批注产生的背景，即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新法、要借用现代国家的体制变革清代旧制这一现实。批注中对冯桂芬言论的批评，似指冯氏之观点，实则为驳康、梁之政见。若不将康、梁在此时期的言论一并纳入考察范围，而只将大臣们在批注中的观点与冯氏之说对观，恐怕有违史实。另外，《起源》的第四章也提到，康有为等人参与政治时，已经突破了魏源、冯桂芬所设想的精英治理模式，因而1898年康、梁力主变法时大臣们的议论更应是对新的政治参与模式的恐惧与反感，而非单纯对冯氏观念的批评。至于将“耒阳暴动”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下的基层治理相联系，也确实跨度过大。尽管十九世纪中期和二十世纪下半期有一些共同的基层管理与资源调配问题，但政治模式已完全不同。十九世纪时以帝制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制、胥吏政治和士绅参政模式，与1949年后依托于政党政治的垂直管理模式、土改运动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以及农业建设中的苏联经验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不同时代可以有共同的治理问题，但解决这类问题的政治基础不同，似乎不能直接建立“根本性议程”的关联。前后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历次“革命”给政治带来了全面的改变，这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国历史存在极大的差异。《起源》毕竟是就中国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尝试性研究，而且是从整体上讨论所谓“根本性议程”，这一探索性研究难度极大，又无可参照的对象，对这样的草创之作而言，错漏、粗疏之处便也可以理解。此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带给我们思路与观察角度上的巨大突破，就像那部备受争议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电影史上的意义一样，将近代历史上一块重要的拼图镶嵌在现代化的整体图景上。

从“古典”中读出“现代”

本来以为是一本写史之作，翻开才知是一本政治书籍。通篇政治术语，语句拗口，和我学的语文大不相同，可能是翻译的原因，也可能是我语文学的不好。孔飞力乃美国汉学大家，此书相当有名，所以不敢妄评。书的大概内容是从清代学者魏源、冯桂芬的著作中读出现代的分权、选举、民主等价值观，名之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小记

三篇论文分别谈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启蒙观点。不算完整的历史演进的分析，所以我觉得书名其实叫《中国现代国家思想的内部起源》可能更好。其实这三点问题在今日中国也未找到合理的方向，20世纪的纷乱暂停了一切政治建设，当中国逐步回归成一个国家的正常状态时，这三个问题就又出现了，尤其前两个才是焦点。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使越来越多人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思考能力的人，但是政治参与程度与晚清毫无二致。政治竞争方面亦然。其实不论什么体制，这三个方面都是根本性的议程，政治控制（收税的能力）自然是最重要的，但缺少了政治参与和竞争，任何体制最后都会僵化，然后再重演一次历史周期律。
但是这三个方面又都有矛盾的地方，政治参与可能削弱国家能力（大陆对湾湾议会的嘲笑），政治竞争如何避免党派私利不影响公共利益（对美国两党制的怀疑，政治控制如何平衡中央地方关系（分税制与地方债）。这才是中国为什么迟迟没有解决这三个问题，在悬崖边跳舞的原因，但也很难辨别到底该如何取舍。

安卓手机维修与中国现代国家起源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对自己题目中的“现代”一词进行了厘清，他说，”现代“必然会使人们联想到一些更为深广的问题。并非只有经历过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政治历史应当是与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内部”叙事。在本书结尾，他再次强调，“中国的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种对概念的厘清，对学术上的严谨性和孔飞力的观点阐释上，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因此将使用范围限制在了学术上而非政治上，更何况孔飞力对现代中国并没有切肤之痛，他也无需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这都造成了本书的局限性。然而，他所提出的三个贯穿全书始终的议题，依然拥有着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而言都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或许说明了孔飞力试图证明的“内部叙事”确实存在，也即是“历史成为革命的前奏，又在革命中生存了下来”。第一个议题：政治参与的边界性。孔飞力依然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清中叶和末叶，这一次他选择了从魏源开始。通过对魏源的勾勒，孔飞力描述了清中叶的政治势力， 小部分的精英官僚阶层和与之相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后者实际上是以幕僚的身份蚁附在前者之上的。魏源作为后者中的一员，呼吁国家让更多的像他一样的“文士中流”参与到政治运作中来。步魏源之后的冯桂芬，不仅将政治参与权进一步下放，更是号召将上层官员的考评权也下放至地方小吏，甚至鼓励地方推举官员。魏源更多地被介绍西方技术的先驱者而被人熟知，而冯桂芬则因为明显有悖常制的言论而被人猛烈抨击。批评者认为政权下放会导致“所愿为者，不过刁生劣监”，而公举则会变成“号称公举，实则一人”。孔飞力认为，这显然是建立在官僚阶层的排他性和对底层民众的恶意揣测之上的。他在此使用了麦迪逊的观点作为对比，麦迪逊认为“人民身上的德行”是必然存在的，这种基本的品质，不仅使得代表权成为可能，也杜绝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上面的基本区分。因为，麦迪逊坚信，美国人民不会选出一个暴虐的政府。而在大清朝，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官僚的道德品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可笑的逻辑颠倒，然而现在的政府显然仍在依靠这种办法，我们现在称之为党性。政治参与的边界性对如今的中国而言已不是新鲜事物，两军对阵的套路也确实未变，无非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选举是有钱人的博弈游戏等一系列观点。这种边界性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边界性的模糊和扩大。教育的普及和信息时代将文化精英阶层虚假地放大了，尤其是，地方文化精英——我是指副科级以及副县级领导等等。孔飞力写道，“尽管文人们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文化上，所有文人有享有某种平等的地位。”不难想象，当所有的人群被笼罩在“中国梦”这样宏伟的文化议题之下后，一种虚假的平等诞生了，所谓的民族共识被疯狂传播，人们就像在午夜12点钟坐上了灰姑娘的马车，在中南海举办着华丽的晚宴。有鉴于此，魏源和冯桂芬一直认为，地方生员是乡巴佬，是不足为虑的。这种在后期看来带有鲜明阶级色彩的言论，真是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埋下了巨大的伏笔。第二个议题：党派之争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孔飞力写道，党派之争在中国向来是被认为不可以的。孔子有言，“君子群而不党”。因此，无论魏源、冯桂芬还是梁启超，在倡导政治参与扩大化时，总是会小心翼翼地使用“群”字而不用“党”字。大清朝是外来政权，对结党之事忌讳尤深。孔飞力因此提醒到，党派从本质上来说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但是其发生原因深植人性之中，“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便消除党派——这样或许会消除自由本身。”然而，政府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的具体体现就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这是一个更为深远复杂的问题。孔飞力提及了英国宪政的起源，他认为，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并着重提到了“未成文宪法”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显然有一条更为实用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即便是现在，人们显然默认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前提，将党派斗争视为神仙打架，他们所关心的是下一个议题，是国家对基层的治理。第三个议题：国家财政汲取和地方财政需求。孔飞力对清末经济社会环境的把握向来十分精准，他剖析出了清末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臃肿的政府机构、上下活动于政府狭缝之间的掮客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这样一副末日王朝常见的图景中，孔飞力认为，这更是一种制度没落的反应。经过乾隆王朝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繁荣，现行的制度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和对基层的掌控能力，所导致的后果是狭小的官僚机构面对着庞大的社会野兽。清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悖论，他们不得不依靠掮客来完成对基层财政的汲取，同时绝望地发现这些掮客加剧了中央财政的流失，这种恶性循环的代价，最终完全堆积在农民身上。因此，孔飞力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是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共产党通过阶级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进而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通过对比，孔飞力承认如今中国取得了对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掌控权，这种体系形成之后，其汲取能力竟是如此可怕，使得大跃进等等活动成为可能。然而，这样强大体系也是建立在1951年山西省贫富分化重新露头的前提下。长期以来，中央财政试图通过强大的集权力量来推平地方势力形成的财富沟壑，效果却不言而喻。在如今的中国，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与扩大的贫富分化，再次如同阴魂不散地幽灵般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按照孔飞力的推演，政府机构的臃肿化以及带来的巨额支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政府必须节俭”的言论去调节一个封闭式的政府，是难以想象的。孔飞力谨慎地提出了地方自治实行监督的方法，而这必然又回到前两个议题的讨论中去。这仿佛是一个死结，一种不详的轮回，我们依然要如同清末奔走的士大夫一样，不断继续地探讨着人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持续不断的讨论，或许正在不断接近于孔飞力对普遍意义上“现代国家”起源的定义。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样一个熵不断增加的系统几乎是一个安卓系统。我们必须考虑，每一个软件的权限是什么，如何限制不必要的后台程序，然而很快你会发现，这一切改革毫无用处，你的手机会越来越慢，逐渐被冗杂的文件和程序运行所占领。这说明安卓才是历史的选择！新一代nexus 6可能要海啸了。

很相象

作者首先就说了，历史的演进不见得完全是西方式的，亦提到了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随后的文章，虽然还是以西方的范式作为标准，但是应该是作为对照，没有透露出遗憾的味道，中国式的道路虽然出现了萌芽，没有渐进下去，因为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民族主义的出现，改变了将要按照西方范式发展的轨迹。历史就象河流中流过的水一样，从来不会有第2遍，也不存在假设，只是真实的自己，她按照自己的按部就班，或者可能受到本原性的发展，结合外部的变化，发展着自己的道路。粱启超说由秦至清，中国都是一样的，其实仔细看下，是在她自身的路径之下也好，轨迹也好，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其实和地球之上南北极之间的任何物种一样，不断适应当下的环境，改变着自己,需要你仔细的去辨别,中央集权的帝制统治形式可能没有变,但是方式方法在每一个朝代逐步的在变化,这个就是历史自身需要的演进.看到了第3章，对于农业集体化的分析，让我有点一时间空空，明明的感觉。孔氏在中文版序言中告诉了大家,本书其所谓的"现代"---现时的存在.模模糊糊的影子,透过表象又让我们对孔氏所分析的1-3章内容提到的一些特征好像在今天又一次出现的感觉.这个真的需要你仔细看,仔细想.但是如何处理呢?第4章比较章炳麟和梁启超的时候,所用章的话来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途径不在于使得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于常规的官僚机构实行改革"这句话可以解释很多让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很多历史现象.孔氏其后说了"只有在官僚们的腐败受到无情的镇压时,人民才会支持政府.而只有当人民看到他们所纳的税赋是被用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被用来中饱私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缴纳税赋"或许就是因为"20世纪中国的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却能够依靠并受益于旧政权源远流长的行政经验",可能也是王亚南给李约瑟那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原因.仍旧在思索着，孔飞力到底是兜了个大圈子而遗憾没有出现西式的建制问题，还是肯定中国式的道路。1-3章显然是西方范式的对照，但是文中也一直强调其他文明的必然存在，如果不以所提到的范式为参照，目前模糊的影象，相似的困境问题，是否表明又转了一大圈回到问题的初始，如果是参照是否表明渐进的路程出了问题，而这影响又来自那里，在这个影响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真相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诉说着中国的表象。还是用孔氏的叙述,来让我们在深深的思考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在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额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或做官积聚财富的额途径获得的,因为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思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一本值得常看多想的好书!

刘仲敬：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

http://tieba.baidu.com/p/2789653966刘仲敬：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在2013年出版，堪称汉语读书界期待已久的盛事。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史学功力和典雅文笔，由于施华茨学派的盛名，由于《叫魂》、《叛乱》两书积累的声望，更由于本书蕴涵的重大问题意识，众多元老和通儒及时做出了赞不绝口的表态。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公正评价作者的水准和眼光，这样做是应该的。但如果他们误认为作者已经替中国思想界解开了戈迪安之结，那就未免高兴得太早。十多年前，他们曾经对黄仁宇发出类似的欢呼。原因相似，结果同样相似。 对于非专业读者和绝大多数思想界而言，孔飞力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六年提出的，此后始终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萦回不去。“中国之命运”问题可以简化为以下的内容。在古典华夏和现代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正确路线？如果存在，哪一条才是正确路线？我在《叫魂》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热的群众，理性官僚对群众的本能压制，至高皇权利用群众打击官僚的小算盘。我在《叛乱》中看到土豪的史前史：地方精英通过经营朝廷的政策，在官僚体制外渐成气候，构成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基础。《起源》无异于以上两书的正--反--合收场。列宁主义国家通过革命铲除地方精英，收回了至高皇权所失去的一切。 然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实现吗？作者将解答的责任推回中国人手中。“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如前所述，作者已经精彩而有力地说明：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中国自己的条件”等同于“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至此，我已经确定：作者所谓的“中国现代国家”只是“现代时期的中国”的意思，并不打算保证“中国现代化已经实现或可望实现”。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梁启超的时代和命运，前途仍然未卜。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庆功宴。这不是作者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读后感十七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孔飞力先生汲取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人物和历史事件，用颇为宏大的叙事语言和深刻的学理，来阐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其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我认为还是在于中国从前现代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建制过程中，思想建构的起源与过程。尽管这个观念在我看来，并不很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传统与逻辑（优先通过武装暴力行为重新平衡与分配社会财富），但这很符合很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历程，那就是先有思想建构，后有启蒙过程中的理论探讨与理念共识，最后引发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并不一定是指用武力推翻政权，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其通向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也不一定发生在革命之后，而是通过某种“革命”的形式，使其成为国家的权力意志与政治制度，并予以强化和政治参与，最终实现权力转移与社会变革。
书中例举了如魏源、冯桂芬等人的近代政治思想理论，作为“文人中流”的身份和诸多改良思想的先行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决策中，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思想本身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而当时的执政者，只取其“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的实用观念，并没有更深一步的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众的启蒙，其结果，最终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王朝的覆灭。同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而我们的顺序，恰恰是颠倒的。
而作为最重要的“根本性议程”，“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也即“民主”或“民本”思想的提出，其实并不是这一代人的首创，早在明末清初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中便有论述，受当时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权力结构影响，也注定了 “文人中流”无法成为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主体力量。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不需要对百姓负责，民众无权，则对国家和公共事务便不易产生责任与义务。既缺乏实施“民主”的法理依据和理论建构，也无广泛的启蒙与共识，更无法解决权利的来源问题。相对于当时的国情和民众素质而言，即使强行推行民主制度，也必然是混乱和低效的。
在学术层面，对于现代国家的定义很多，也很宽泛，从意识形态上来讲，比如具有“共同体意识”或者“民族国家”的特征，在不同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步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尽管问题很多，过程艰辛仓促。我更为关注的是，我们可能面临着还没有充分现代，就匆匆步入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前现代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合法的政权，并使民众得以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经济中生存，后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并不以加快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提高民众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相较于经济转型，更为困难的是社会心理的转型。目前不同领域对于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在改革开放以前，普通民众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层面有着低收入、高福利、高保障的特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上也比较单一和纯粹。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短时期内社会财富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促使很多民众不得不被动的参与市场竞争。长期的政左经右，使得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同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割裂与分歧，阶层的分化和板结正在加剧。对于大多数基层民众而言，靠勤劳只能维持温饱而不一定会致富，尤其是对于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既有享受到国家制度红利而拆迁一夜暴富的人，也有因为社会福利保障不够，而一病倾家荡产的现象，虽然国民的收入一直在增长，但生活成本和风险也在相应增加。在一个缺乏信仰和成熟财富观念的国家里，人们对于财富的心态和渴望也是非常复杂与矛盾的。于是零和博弈与投机的现象便会频发，民众的诚实与互信正在缺失，价值观和思维范式趋于紊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尴尬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中也出现了以下几种较为常见的思维或行为模式：
1、用脚投票，移民
主要以高学历、高能力、或拥有较多社会财富的人群为主；
2、犬儒或沉默的大多数
能认清现实并采取虚无或逃避的方式应对，前者玩世不恭，后者疏离，但其实很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属于一种消极的抵制；
3、温和批判与呼吁改良
学界、思想界和知识精英中的有识之士；
4、奋斗与适应
大城市中普遍活跃中的正能量，不乏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者；
5、不知不觉随波逐流者
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状况，无法认清现实更无力改变现状；
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是多么灵巧的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的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虽然时代已然不同，我们目前的现状，要比当时的情况好很多，而且有关知识的说法也很片面，但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匹配，是一个极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不但对现时的改革起阻碍作用，甚至会为未来社会的发展留下潜在的危机。在我看来，唯一具有可行性，又能够较快转变并起到长远和根本性作用的，恐怕只有教育了。而我们的当下的教育，存在着很多的弊端，过于功利实用，而忽视了对于人格的塑造和培养，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脱节（当然这个也和社会的大环境不无关系），而更为良好的教育或许会影响或提供以下的社会功能：
1、促进社会心理的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构建；
2、构筑普世价值，明确共同的规则和底线；
3、对多元文化和个体价值的理解与包容；
4、东方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观念的融合与发展；
5、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思想的启蒙；
今天我们对于教育的理解和观念，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所能包含的了，宏观来说新时代的教育应有两大主要的意义，一个是重申理性，另一个是基于多元化的有限共识，前者是为我们以往功利、实用化的教育补课，后者则是为了应对并不遥远的未来。就目前现状而言，短期内改变现状也许并不现实，但只要一代总是比一代强一点，那么这个自我完善的体系就能建立起来。在必要的知识传授以外，在教育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别进行变革：
1、家庭教育：改变孩子作为父母附庸的地位和特性，使其拥有独立、健全的人格；
2、初中等教育：传播普世价值，个性的发展，建立有益的志趣和爱好；
3、高等教育：人文精神的构建，关怀现实与社会担当；
4、社会教育：终身教育，自我教育，职业教育，形成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在这里，我无意深入探讨政治与经济对于未来的影响，因为这并不是自己能力所及，经济学本身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并不能用来准确预测未来。这方面我只有以下两个观念可以阐述，那就是当一个后发国家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人口众多将是一个巨大的红利，但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经济低迷、衰落时，人口众多可能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经济学所能归纳总结的所有国家经济规律和形态中，还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增长的先例，经济增长和衰落总是周期性的。对于种种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是否能够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也同时意味着我们能走多快，能走多远。
面对当下中国的种种现状，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视野，对其进行分析和论述，因为它很特别，特别到所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在面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具体而复杂的现状时，都会面临着某种理论上的偏差和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来说，也许其中的幼稚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所做批判也是无益与无力的。但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就整体而言，人类文明依然是既短暂又渺小的，本身也还不成熟和充满变数。相较于整个自然和宇宙的历史，区区几千年，只不过是白驹过隙，对于现时种种，盖棺定论也许还为时过早，究竟什么是正确的，还很不好说。我想，有着这样的想法，或许也是一种虚无，但我仍然注重这一思考的过程。

敢问路在何方？

20世纪前半页，中国挣扎在不同的外部势力压迫，和迥异的内部救亡道路中。之前公共号发过文章《中国为什么这么慢》，我却以为，中国绝对算不上慢的了，算算从清政府预备立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宪法大纲》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短短41年间，我们经历了多少部宪法和多少种政体，我们不仅不是太慢，反而是太快，快到每一种方案都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已经翻开下一页。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近代史存在割裂，至少在普及教育中，对民国近四十年的历史讳如莫深，对1911年至1949年，我们基本上只有党史和战争史两个方面的历史理解。当制度发生转变，对“前朝”以及历朝进行思想批判和文化割裂，从而切断了联系。但是孔飞力在这里告诉我们，看似与前朝最截然不同的农村土地改革，“翻身当家作主”，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骨干’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村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译者导言第26页）“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的新政权实际上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一些创新现象的继承者，其中包括，由国民党所留下的县以下政府更为完善的网络，以及采取行政措施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从而将土地和居所连接起来，等等。再追溯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在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这一点上，中国进入20世纪的所有政权都继承了旧王朝在这方面曾有过的雄心。”（第三章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第93页）孔飞力在揭示对根本性议程的一贯性的背后，抱有的是对中国道路的认可，对进入现代国家的方式没有一定之规的看法。用我们所习惯的说法，即中国特色道路的进程。回到最初的问题，从1908-1949我们引入了无数别人进入现代国家的方法，最初以为现代国家就是船坚炮利，后来又说是驱除鞑虏，再后来变成民主共和，眼花缭乱。到了现在为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已经很少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些什么，毕竟十月革命的母国也早已开始了俄特色的“轮流执政道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到最后，我们的教育部长得出不能让西方思想进课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不仅告诉我们作为外国人的孔飞力谨慎乐观的观察着中国的道路，同时，译者导言里对比多为著名外国学者的研究和本书中的注释引文更让人惊叹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严谨。自信的背后，如果没有基础，可能就会膨胀的迷失方向吧！

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书目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高品质读品。译介国外的经典社会科学类理论著作和学术畅销书是我们图书系列的主要方向。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敬请广大读者关注、批评！您的任何意见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供给我们：在我们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oracode（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上私信或者评论；在豆瓣小站或者甲骨文所出图书的豆瓣页面留言或参与讨论；直接给我们发邮件（oracode@163.com）。甲骨文图书2014年开年新书1.《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埃里克•杰•多林著 朱颖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27410/2.《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杨德睿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80/3. 《迷一样的清明上河图》（谜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野岛刚著 张慧君 译）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76316/4.《法兰克福学派史》（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著 郭力 译）（莱茵译丛）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42/5.《资本的内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彼德•斯洛特戴克 著 常喧 译）（莱茵译丛）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88846/甲骨文图书2014年拟出版图书1.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2.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兴衰（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and Lost a Naval Empire）（罗杰•克劳利 著 陈磊 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3.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译）（地中海史诗三部曲）4.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蒂莫西•斯奈德 著 黎英亮 冯茵 译）5.失败的帝国（Failed Empire）（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著 李晓江 译）6.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传奇人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何慧 董风云 王睿恒 译）7.午夜将至：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米歇尔•多布斯 著 陶泽慧 赵进生 译）8.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Former People: The Final Days of the Russian Aristocracy）（道格拉斯•史密斯 著 杜然 译）9.大师与市场：西方思想中的资本主义（The Mind and the Market: Capitalism in Western Thought）（杰里•穆勒 著 佘欣承 译）10.上帝与黄金：西方与现代世界的塑造（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瓦尔特•拉塞尔•米德 著 涂怡超 译）11.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乔伊斯•阿普尔比 著 宋非 译）12.机械宇宙：牛顿、英国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Clockwork Universe: Isaac Newton,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爱德华•多尔尼克 著 ）13.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保罗•约翰逊 著 秦传安 译）14.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与现代中东的形成（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斯科特•安德森 著 陆大鹏 译）15.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裵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16.中国通（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小约翰•派顿•戴维斯 著 李敏 译）17.中国的翅膀（China’s Wings: War, Intrigue, Romance, 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 ）（格雷戈里•克劳奇 著 陈安琪 译）18.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Die Entzauberung Asiens: Europa und die asiatischen Reiche im 18. Jahrhunder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刘兴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19.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unsere Zeit）（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孟钟捷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20.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尤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孟钟捷 刘风 译）（奥斯特哈默作品）21.存在的力量：享乐主义宣言（La Puissance d'exister : Manifeste hédoniste）（米歇尔•安弗哈伊 著 刘成富 王奕涵 译）22.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 译）23.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Queen）（艾莉森•威尔 著 董宴廷 译）24坎奈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的黑暗时刻（The Ghosts of Cannae: Hannibal and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Roman Republic）（罗伯特•奥康纳 著）25.疯狂的郁金香（Tulipomania :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麦克•戴什 著）26.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萨拉•萝斯 著 孟驰 译）27.哈贝马斯手册（Habermas Handbuch）（豪克•布伦霍斯特 著 曹卫东 译）（莱茵译丛）28.汉娜•阿伦特手册（Arendt-Handbuch）（Wolfgang Heuer 等著 寇瑛 王旭 译）（莱茵译丛）29.德意志灵魂（Die deutsche Seele）（Dorn, Thea Wagner, Richard 等 著 丁娜 等 译）（莱茵译丛）30.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31.德意志文化（1945-2000）（Deutsche Kultur 1945 – 2000）（赫尔曼•格拉泽 著 周睿睿 等 译）32.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真实的战争与和平（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多米尼克•列文 著 吴田甜 王晨燕 译）33.当总统撒谎（When Presidents Lie: A History of Official Dece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埃里克•奥特曼 著 王本涛 译）34.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Carnage and Culture: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to Western Power）（维克多•戴维斯•汉森 著 傅翀 译）35.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马克斯•布特 著 赵国星 译）

三个问题，及其持续

本来是十月就可以见到的书在十一月才拿到手里，没有想象中厚，而是感觉上的相对较薄。书前附有译者陈兼、陈之宏撰写的三十多页的译者导言，加上正文是一百六十多页。导论中开篇明义，叙述了自晚清以来的根本性议程中的三个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随后的讨论从乾隆年间的“盛世”说起，谈到了帝制晚期政治中的三个问题：权力的滥用，利用文字狱和朋党对政治参与的限制；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体现在科举制下造就的数目巨大的文化精英阶层；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下的庞大社会，下层胥吏的增加。下文共四篇。第一篇叙说魏源对政治的评论以及对《诗经》的引用，探讨了魏源对政治参与界限的观点的问题；第二篇讲述冯桂芬对于公共权力、威权、政府的评论以及之后一些人（特别是陈鼎）的评价；第三篇由耒阳暴乱扩散开来，探讨基层社会中的中介掮客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以及持续到现代的农村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第四篇探讨了上述根本性议程之中问题的发展，以及各种试图解决它们的努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得以实现？孔飞力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将它留给时间。

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毕生探寻——哈佛学派代际论争与传承中的孔飞力

从1970年代起，“晚期帝制中国”这个概念逐渐在美国的汉学界（中国学研究领域）流行起来，甚至连美国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Qing Studies)主办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杂志也于1985年6月更名为《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更不用说许多明清史著作的标题中都带着“晚期帝制中国”。而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便是孔飞力(Phillip A. Kuhn，1933.9.9~2016.2.11)，他在1970年出版了根据其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1964）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并在书中质疑了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他在书中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影响力尚且比不上太平天国；但他并没有把太平天国灭亡的1864 年作为中国“传统”与“近代”的明确分界线，他强调，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 年界定, 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孔飞力率先作出上述概念和分期的转变，其动机乃是历史观的变化；而这种历史观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哈佛学派代际间的学术“内争”，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由费正清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哈佛学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一直稳执西方学术界的牛耳。从二十世纪4、50年代的史华慈、列文森到80年代的魏爱莲、卜正民等一长串名字，都列身于费正清的门墙；有美国“汉学三杰”之誉的第二代汉学家代表人物史景迁、孔飞力和魏斐德，论其师承也都出自费正清，其中孔飞力身兼费正清的“徒子”与“徒孙”（他既是费正清、也是史华慈的学生），史景迁和魏斐德则都是费正清的徒孙（费正清—芮玛丽—史景迁；费正清—列文森—魏斐德）。但是在6、70年代越战背景下，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分别以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和孔飞力、柯文（Paul A.Cohen）为代表的哈佛两代汉学家之间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大分歧。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是“文明冲突论”，中西关系和传统与近代化是其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使之缺乏近代化的内在动力，它只能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回应，中国向近代的转型是由西方推动的，这就是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而列文森的“传统—近代”模式（认为西方入侵使儒教对中国社会的管控失效）其实是乃师“冲击—反应”模式的变体。这两种模式都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孔飞力则更多地接受了年鉴派的影响。他的第二本书、也是其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明显体现了年鉴派“总体史观”下“综合”与“分解”并重的研究倾向，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等综合的视角，通过一个相对较小的个案——乾隆中期发生在江南的“剪辫案”，分析清帝国从皇帝、地方官员到民众对这一“剪辫吸魂”的“妖术”事件的反应与互动，以此来折射和考察“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叫魂》中译本P300~301）他认为，“专制”是后期帝国的特征，但是同时，君主对官僚制度的控制却日益困难，而官僚制度反而以其因循惰性而成为社会风暴中“应急的锚碇”而值得“谨慎的喝彩”。《叫魂》其实可以视为较早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前传”，孔飞力在《叫魂》第二章中对清代中叶人口膨胀问题这一“盛世”下潜藏的危机所进行的分析，符合他对“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的判断。这种因十七世纪美洲农作物（如红薯、玉米、花生）的引进而导致的人口激增，使得社会日趋动荡，与此相对的地方网络（会道门等）的发展，促使各地百姓形成自发的动员机制。在国家军队日益腐化失能的局势下，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反叛军与其敌人——地方团练（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都在运用这种业已形成的地方网络进行对抗。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地方社会因团练而始的军事化，破坏了原本由国家对武力的垄断，从而打破了旧有的乡绅社会格局，中国传统的社会纽带由是走向崩解。孔飞力因此提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才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他意在强调，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原因来自中国历史的内部，这其实就是此时尚未得名的“中国中心史观”，是对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所蕴含的“西方中心史观”的反对和纠正。此后，与孔飞力同出自费正清师门的柯文在1984年发表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正式提出“中国中心史观”这一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导范式。如何伟亚（James L.Hevia）所总结的，“与马克思和费正清不同，主张中国中心史观的历史学家们深入地研究中文历史档案，以探寻中国本身的因素在充满活力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过程贯串着几乎全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何伟亚：《英国的课业》导论）而孔飞力也被公认为“中国中心史观”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除了提出以太平天国替代鸦片战争来为中国进入“近代”分期，孔飞力还首先采用了“晚期帝制中国”这个概念，也是旨在强调中国社会在西方入侵之前本就具有的连续性与变化的动力。与费正清等上一代学者把十九世纪中国的剧烈变化看作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不同，孔飞力更重于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来理解中国，认为中国社会变化的种子早在“帝制晚期”就已埋下。用柯文的话说，“尽管中国的情景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在晚近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继续以中国为例，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国家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这一“去（西方）中心化”的观点。他提出，帝制晚期的中国面临三大难题：如何使精英阶层重获活力，以对抗专制政府的权力滥用？如何控制大批无法被吸收进政府体系中的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如何通过一个相对狭小的官僚体制来统治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分别对应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大主轴，如何通过“建制议程”来解决它们，则决定了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进程。孔飞力追问，这些难题是否意味着“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他最后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被我们忽略了”——这个意义就是，“由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产生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的要求，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建制议程上也成为重中之重的需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P121）这又呼应了《叫魂》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之观点。而从“帝制晚期”到“现代国家”，孔飞力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也从这三本书的前后照应中呼之欲出了。孔飞力著述不多，结集成书的只有四本，还有一本“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rdern Times”（《华人之于他者：现代时期的移民》），是他自1990年代后转向对华人海外移民史研究的成果结集，目前尚未有中译本，相信也会从侧面反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然，孔飞力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的，他的“普世主义”与“（中国）本土立场”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而美国的中国学界也一直在质问“中国中心史观”夸大了中国近代化的内因作用、贬低了西方冲击的影响，矫枉过正，反而陷入所谓“中国中心的困局”。他对于中国文化统一性的过度强调所意味的“中华中心主义”，也未能有力应对白鲁恂（Lucian Pye）关于“中国不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另一个国族，而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China is not just another nation-stat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的质疑。另一方面，乔迅（Jonathan Hay）则认为“早期现代”的说法要比“晚期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17世纪的中国。甚至在史料的选择与处理这一技术层面，孔飞力虽然以考据精审著称，却也被诟病在《叫魂》一书中执着地将“剪辫妖术”与清初剃发易服的血腥记忆挂钩，失之深文周纳，却忽视了《魏书》、《北齐书》等均有的关于“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的记载，犯了方向性的失误。然而，无论如何，哈佛学派的这场学术“内争”，其结果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脉的代际交替。费正清后来实际上部分采纳了孔飞力、柯文等学生的主张，对“冲击—反应”模式进行了调整。孔飞力则于1977年费正清荣休之后，年仅44岁就从芝大被请回哈佛，接任费正清留下的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的讲席，更于1980~1986年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算是接过了恩师的衣钵。孔飞力担任主任的时期，正是费正清中心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他恢复并重组了中心的博士后项目，并主导了“哈佛当代中国书系”的出版；当他1986年卸任中心主任时，中心已经募集到相当可观的长期运作资金，能够确保中心的长远生存和发展。费正清中心如今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发挥领军作用，孔飞力担任主任时期奠定下坚实基础，功不可没。中国新年（春节）假期刚过，就传来孔飞力于2月11日病逝的噩耗，《叫魂》的作者终于魂归天国。关心中国的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之末说道：“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孔飞力主张中国史研究的“内部取向”，他把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的责任交还给中国人，可惜他已看不到答案。那么，我们能看得到吗？2016.2.16参考文献：孔飞力（Philip A.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薛龙（Robald Suleski）：《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何伟亚（James L.Hevia）：《英国的课业》吕杰：《“晚期帝制中国”考——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探讨》高国荣：《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闵滔：《保罗·柯文等美国学者关于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争论》张仲民：《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宋念申：《“中华”失焦的“天下”》（《发现东亚》之十五）顾思齐：《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罗四鸰：《寻找孔飞力》陈兼、陈之宏：《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杨凯：《中国传统中现代国家因素的找寻》（本文刊于2016年2月20日的深圳《晶报》“一周深港书评”）

敢问路在何方

孔飞力的这本小书，不过100多页，是基于他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也是他大半辈子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初版于1970年）讨论了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社会如何军事化，湘军如何组织起团练并最终击败同样由平民组成的太平军，在此书结尾处，孔飞力指出，太平之乱后乡村社会由地方精英控制的局面最终会发展成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但没来得及细讲，就戛然而止了。孔飞力发表于1975年的一篇长文“民国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题”（收入在魏斐德和卡洛琳·格兰特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中）是其第一本书的后续研究。在这篇长文中，孔飞力梳理出从清初以来的地方自治脉络。他认为，地方精英一直试图获得处理地方事务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之间有种持续的张力；太平之乱后，中央的控制力下降，地方精英的势力上升，于是就产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当时的立宪运动。孔飞力进一步指出，后来国民党政权试图与地方精英合作，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力，结果却不成功。最后他总结道，只有在共产革命彻底摧毁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网，换句话说彻底消灭旧的地方精英，国家政治权力才实现了既深入底层民众又可掌控全国的目标。孔飞力对地方自治的思考被1980年代他的新课题“叫魂案”打断了，直到1990年他的第二本书《叫魂》出版后，他才回过头来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根本性议程”的定义和在此语境中作为概念工具的作用，孔飞力本人的中文版序言和陈兼教授的译者导言都有非常详尽的论述。用最简单的话说，一个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所认可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运作机制。孔飞力从研究地方自治出发，进一步思考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在中国如何形成，其思路与此前的研究有相通之处，都是上溯到清代、下衍至当今，因为他相信“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于是，孔飞力在此书中讨论了早在19世纪就由中国士大夫提出的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息息相关：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谁有资格参与政治）？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谁能代表公共利益）？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利权如何划分）？首先，孔飞力通过解读魏源的著作探讨如何使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系起来。他认为，魏源试图在儒家经典框架内，调和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张力，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扩大国家政治基础的路径。接着，戊戌变法时官僚系统内部对冯桂芬变法建议的讨论，引发了孔飞力对政治竞争的思考。冯桂芳建议官员黜陟应由下层官员公议而非上层高官决定，这虽然与民选观念有类似之处，但冯本人却声称这是受古制启发；而冯的反对者则指出公议并不必然代表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拉帮结伙谋求私利的借口。孔飞力将这场讨论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相比较，指出如何避免政治竞争（“朋党”）因私害公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戊戌变法中改革的反对派们所担忧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高水平的公民道德作为保障，开放政治竞争只能造成恶棍横行，以权谋私，而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混乱局面正可为此例证。最后，孔飞力将1840年代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与解放后的农业集体化联系起来考察。耒阳的抗税源于胥吏阶层过度盘剥，国家不得不依靠胥吏这样的“中间人”从地方社会汲取税收资源，抗税运动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低效；而农业集体化则是以一种极端方式完全取消中间人，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地方，又因政策实施过度僵硬而产生另一种低效。这两个事件引出了孔飞力的第三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如何有效地从地方获取税收资源？即使在结论中，孔飞力都没有为这三个根本议程问题找到答案。这本小书的价值，并不在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去做，而是提醒我们，困扰今日中国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今日的种种选择和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受到早年历史路径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时，不仅要向西方看，更要向后看，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正如孔飞力在此书结尾处暗示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他相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将会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条“中国道路”将指向何方，现在看起来仍是未知数。晚清的士大夫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也许我们该循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原刊于2013年12月14日《晶报》第B06版）

几点疑惑

我读完本书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作者提的三个方面（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仔细审读这三个方面问题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所谓“根本性议程”背后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议程”。这样讲估计译者们会很不屑。他们认为所谓“根本性议程”是作者的涉及人类普世性的关怀，因而是“有意义的问题”；与此相反，他们对反思东方主义思潮和后现代思潮抱有嘲讽的态度，似乎将后者只视为时髦的理论而无视这些思潮本身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涉及人类普世性的关怀。如果涉及人类普世性关怀的都是有意义的问题，译者们又何必厚此薄彼。接下来看作者“根本性议程”背后的“意识形态议程”。在提问第一个方面时，作者用的是笼统的“政治参与”。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不断地在谈及“公民参与”或“公民的政治参与”，乃至还涉及到了“公民社会”，虽然他的材料主要展示的是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对于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方式，作者似持有一种既积极又悲观的持平态度：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国家决策制定落实的多元化（作者极其偶尔用到“民主化”这个词，但我个人感觉作者实际上在以政治参与和多元化来寓意政府决策民主化的议程）；但与此同时，这些精英很大程度上排斥平民的政治参与（换句话说是有限的多元化-民主化）。到共产党社会里国家权力超越了政治-知识精英在地方社会中的中介角色进行直接管治（这个议题其他领域的西方中国研究学者也早已谈过，比如vivienne shue和萧凤霞）。如果我的理解没错，作者将从晚清到共和国“威权政治”的加剧看作是一种中国现代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国家模式的另类，而这种另类性，或者所谓的“另类的现代性”需要从中国历史和社会自身的脉络中来理解。作为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我觉得作者这样的思路，乃至译者们对这种“关怀”的强调都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来审视这套训练本身的问题，以及带出来学术进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更值得重新放到台面上剖析。我就此提出两点疑问：1。老生常谈的一点：为什么西方社会中现代国家的模式可以作为标准参照物，以此认定中国现代国家的模式是“另类”的？2。这种标准参照物和另类的比较缘何可以理解为对人类普世性关怀的求索？进而，究竟什么是“人类普世性”关怀？（似乎对于作者和译者而言，是国家权力的制衡，是权力的民主化，是民众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如果这些是所谓的“人类普世性”的关怀，这些关怀从何而来又为何可以不证自明的“普世”？作为人的观念为何它可以不假思索地当作学术思考以及政治活动的实践目标？）最后，就作者的写作本身我也有一点疑问，这个疑问也是针对90年代及以前的关于中国国家或民族国家建设相关作品的提问：为什么你们可以用思想史的做法顺理成章地论述国家建构？区区几个知识精英就能把国家建设做起来了？就算他们提供了传播了理念，国家建构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实作的？在本书中，作者虽然也谈及了国家的税收等汲取能力，但整体上仍显得蜻蜓点水。

作为帝国之“大患”的中间阶层

我想孔飞力的研究和学理源头是对中国社会“建制议程”——内在发展动力的探询，其中必须处理的是中央政府权力对地方势力的管控（矛盾）和渗透，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异、政策与具体情境，而这些问题的直接线索便是税收制度，或者说，是国家税收制度在地方所遇到阻力、效用及失效。即，国家采取各种税收制度、人才制度最大限度地汲取地方的税收利益，而不至于在层层管理和中饱私囊遭到大量损耗。这一线索在第三章耒阳暴乱的例子以及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阐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地方胥吏和生员乡绅在一种夹心位置中对中央权力的渗透、税收的征收所引起的棘手困局。毕竟，任何税收制度都要依赖地方阶层和行政单位。但资本积累稍久，他们便反过来成为中央集权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顽固阻碍。中央权力如何处理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关系，永远是历朝历代的根本性话题，虽然在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头几十年里这种矛盾奇迹般地“消失”——彻底的革命摧毁了原有的经济和阶级体系。与黄仁宇一样（据遥远的阅读记忆，明朝的危机转折尽管来自君臣权力对抗、帝国官僚体系僵化、党争、腐败、道学衰落等多个方面，但更为致命的是，税收制度改革失败、财政计算手段的落后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美国（或哈佛学派）的汉学研究都特别注重税收、财政制度在国家矛盾和官僚体系运行中的攸关作用，或者反过来将其作为探测一个帝国的政经、财税、文化矛盾的一个敏锐的神经指示器。只要在材料上考察缜密，再结合某些历史时期的社会事变、军事动乱和政策变化分析，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制议程”的测算和结论就能“百试不爽”，屡屡奏效——帝国在衰亡，矛盾在加剧，关键问题是这些历史现象背后是哪些机制在反映这种演变。答案是三个因素：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与相互对抗，税收政策作为帝国的命根子成为牵动中央和地方神经的手术刀，为应对帝国内外危机而引发的对于政治文化体制与人才阶层的重新划分和选拔方法。第三点在前两章，即从乾隆帝开头所叙述的帝国危机显露并逐渐恶化过程中引起开明士大夫魏源、冯桂芬两人所做出的反映的叙述部分中。对此，陈之宏在长篇《导读》中做了清晰的说明。魏源所发起的对于“文人中流”的唤醒计划源于他对激活帝国地层治理活力的理想，以及对圣人和知识精英智性能量的信任，于是才有从《诗经》出发对“呦呦鹿鸣”的今文派解读（今文派的缺点是固执己见、粗枝大叶、文献简陋，但优点在于遇到危机的时候又能摆脱传统释经系统对思想的束缚，做出随机应变、六经注我式的实用阐释。就像出自公羊学的康有为后来对孔子学说所做的荒谬解释）。与后来冯桂芬的“地方投票选举”设想一样，这种带有民主倾向和地方自治色彩的中低层人才刺激计划对于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尽管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戊戌变法中确实得到过光绪帝的考虑和朝廷的争议，但结果可想而知，或者大概也只是被视作了君主立宪制的一种条款。很难说清（恐怕孔飞力也没说清）魏源为什么会对“文人中流”的刺激那么看重。原因当然是帝国人口膨胀，政权核心圈以外的进士、举人、贡生、秀才、生员被大量浪费。也许魏源看到以中央高层之力很难有一个度量衡般的治理方案，何况自和珅以降的中央师生关系利益体系又是那么低顽固不化、牢不可破。正是从这一点考虑，魏源才把希望转向中下层被大量弃置的“二三线文人阶层”。他希望通过一个人才激励计划，让帝国的治理活力在地方上被激发出来——“得多士之心”。于是从孔飞力所说的政治参与扩展到具体的政治竞争。但魏源并没有为他的理想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几十年后的“公车上书”终于实现了他理想的文人中流的参政，但与魏源的蓝图其实大有不同），冯桂芬的学说似乎有所发展，但更不可能。与魏源、冯桂芬二人关注人才系统和效力的具体问题相比，翰林院编修洪亮吉那种冒死进谏和干犯龙颜的士气，则显得要正统和“迂腐”得多，尽管他思考的是更为根本的知识理想和为天地立心式的崇高道德问题。（至于朝廷中那帮空谈性理、臧否人物的“清流”，则眼界和思想更为狭隘和保守。）虽然孔飞力从三条线索阐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中的人才制度、权力管理和税制手段的演变，但似乎没有一个集中的观念：他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陈之宏在导读中一再强调孔飞力和费正清、史华兹等人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文化/知识关怀。从“广开言路”、地方知识阶层自治（及其在新中国完全被消灭），孔飞力也许有一个潜在目的，即追问中国社会民主宪政的萌芽生长状况：广开言路、民主选举、民主宪政在中国曾经有哪些可能的苗头，又如何最终完全失去希望。但是，这种个案式的社会学研究终究是以一斑窥全豹，抛开了主要历史事件和框架、思想潮流的观照，就像在海浪中穿梭的水手或艨艟，很难把根本情形和原因说周全。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作者对于清代的官僚人才结构描述得非常清晰，比如他谈到清代士大夫因为明亡的教训对于“党政”的厌恶、鄙视和不屑，但实质上却摆脱不了结党的行为；比如他对那些没有进入中央权力圈、不居官位的幕僚所具有的参与全国性事务及国家治理的幕僚作用的描述，并说他们与其所服务的主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精英身份中强调文化同质而不是官位差异的方面”（105），这都是在一些方面非常精准和犀利的论述。此外，作为一个非农业国的学者，孔飞力能体会独立小农对于国家的致命作用，非常难得：“对小土地拥有者的威胁，同时也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任何一个贪婪到连独立小农都加以摧毁的国家，也是一个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的国家”（107），这大概源于孔飞力对魏源的深刻解读和理解。这种出色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同样体现在后面他对于梁启超（相信民心、团结自律，主张地方自治）和章炳麟（相信机构治理，主张平等法律制约私欲）两人学说的对比分析之中。作者对于另一个缺点是，文中的许多观点反复陈述，前后多次出现，不免有啰嗦冗杂之嫌，再加上陈之宏的导读复述一遍，更显啰嗦了。而且，在地方行政建制的沿革方面（即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地方民选与普通人和新兴知识群体参政议政的变相实现），孔飞力略过了整个民国时期，很显然太跳跃了。不过在后半部分，孔飞力也多次强调，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发，即，旧的社会建制议程往往成为新社会环境下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也就是“一种古老的议程在后代变革中一再翻版”，简单说，就是如何处理横更在中央与农民（同样体现在漕运体系中）之间的那个中介掮客阶层——他们总是形成与中央权力的竞争和对中央税收的阻碍与侵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魏源所称的那个“文人中流”。孔飞力通过自己的研究，也想传达给西方一个信号，或者只是对自己强调他的一个结论，即“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学者尤其是历史研究者的观念不同于政治家和普通人，他们的研究本来就是带有“本体决定论”的导向的。

备忘与重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笔记

译者导言1.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2.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3.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4.“后发国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5.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1.魏源相信，将粮食通过海路运往北京，而不是经由大运河来输送，将能够受益于自17世纪后期起便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商业，并因此而促使商人企业发生成为公共利益的质变。2.当魏源苦苦思考着他所处时代迅速扩展的危机时，他将希望寄托在两种设想之上，而在他看来，这两者又是相互契合的：第一，促使文人中流们在更大范围内投入政治活动，第二，实行不回避霸道行为的权威主义……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世变到戊戌变法----冯桂芬与经历磨难的变革进程1.在魏源和冯桂芬为扩大政治参与所做的努力中，他们都强调了文人身份中所有人在文化上具有共性的一面。……要不了多久，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人们身份上共同性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一个同全国性政治实体（亦即民族国家）连接在一起的社会里的社会共同成员身份（亦即公民身份）。2.……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第三章 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根本性议程的时代跨越1.地方精英……县里胥吏……国家……2.旧政权试图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为集体化的实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怎样控制中介掮客或将他们排除出去，以及怎样将纳税的责任固定地建立在人头居所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新政权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处理的问题。3.到1983年，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分开来的做法。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根本性议程的改造和再改造1.梁启超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的基础，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所有公民对于自己的社区自然而然地所应当负起的责任。2.权利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这些问题包括：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专制统治之间的关系，政治竞争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之间的关系。3.在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政国家的设想中，缺乏在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而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4.到头来，孙中山遗产中关于权威性的部分压倒了关于社区本位的部分。5.对地方本位观念的最后一击，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国家摧毁了旧有的农村集市系统……

读书杂记

昨晚瞎写的，算是一点闲杂想法与读书笔记的结合吧。一条新闻说，日进千元的火车票黄牛党，表示相当感谢新政策的推出。一时无语。良好出发点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结果，这并不新鲜。更何况在这片土地，有些东西与其说是源于“良好出发点”，不如说是出台于无可奈何之下的“良好出发点”，而这个“无可奈何”有许多前提，可能是过往许多错误未经修正的累积、可能甚至就是不愿承认的过往错误。就像深圳刚刚6点开始实行的汽车限购政策一样，就像多年来的“维稳”一样，就像共和国建国以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样，往更远里说，就好像历史中的“均贫富”政策总是以民不聊生作为结果一样，比如王安石的变法、比如新中国土改。这个小小的、简直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新闻（黄牛票），的确蕴含着某些从历史更久远处跋涉而来的东西。这历史啊，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后果”，正因如此，那么，到底是所谓的民族性导致了这种内核的绵延不断，还是反过来呢？据汉学家孔飞力和吴晓波著述的启发，现代中国建制于清末的旧体制，而在转型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既可追溯于遥远的过去，也可在当代中国清晰地看见。孔飞力总结的主要是三个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结合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结合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旧中国思想学术有一个弱点或在于，只有模糊的方向选择，而没有更具体的方案阐述，比如关于第一个问题，魏源认为应该将政治参与的范围扩展至中国广泛的文人群体（自科举制以降，在任何朝代，能成功挤身官场体系的文人都是少之又少，这比例反正是远远低于现在的高考成功率，“抑郁不得志”者可是相当常见），但这群人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政治，魏老夫就懒得细究了。而我们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反应的也是这个问题的延续，一方面颇有点无耻一方面又颇具创造性地给予了一个方案有没有（大家都有份参与其实就是大家都没份）。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用漫长的内战（中间夹杂着抗日战争）来否决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统一执政党，无需竞争，也就无所谓存在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了。又比如明清除外患的方法就是闭关锁国，直接取消这个问题的存在orz。至于第三个问题，那注脚就太多了。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也在此，出发点是以低利率贷款给穷人，结果却给穷人带来了实质上更高的贷款利率（比如官府短斤缺两借差粮给你，却要你还实足实两的好粮，这其实就是变相地增加了利率负担），并且因为贷款指标的存在，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到处抓人放贷的情况。国家需要钱，百姓需要生存，更哪堪界于二者之间的“桥梁”横插一脚？孔飞力便提到了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掮客”，说白了这掮客既可以是掌管地方政府层层权力的阶层，也可以是所谓“黄牛党”之流，在古往今来的中国都生生不息地存在着并且至少比一般百姓过得滋润。当然这一广泛的阶层产生的不完全是负面的故事，清末不是有生员主动揽起了下层百姓的税负么？黄牛党不是可以把票卖给一些与新技术脱节而无法购买到火车票的人群么？然而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存在是“抽血”意义的，是负面的。而新中国一方面推行分权（无论是为了避免当苏联的影子还是为了更好地集权于一手，毛泽东的确孜孜不倦地追求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分权，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是使中国从20世纪崛起的原动力，到现在层出不穷的“自贸区”大概依然还是可以用这个思路来理解），一方面进行集体化，都是针对第三个问题的反应。后面的故事已经说明，此路不通，新中国的方案是没有办法解决第三个问题的。只是，永远都是，苦了百姓。

读书微评之一：孔飞力《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

【读书微评之一：孔飞力《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自古皇权不下县，而今国家建制已深入乡野。政府建制入乡乃近代以来各期当权者皆努力之事，不独中共。孔氏为此提出政府税收汲取能力的理性化解释。然农业税淹没入历史的当世，该如何重估乡村基层政府的作用，似值得研究。书评重开，满卷学究气，嗨。

未能完成的任务

孔飞力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下，乾隆晚期以来的社会危机是否足以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孔飞力的答案似乎是可能。他在导论中即着重强调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内部历史文化资源。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视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那么，这里似乎意味着，这三个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中是变化相当大的变量，而引起这些变量改变的原因可以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求得。但孔飞力的叙述似乎未能很好地完成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政治控制一章（第三章）写得相当精彩，对政治控制如何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加深的过程，给出了精微的阐释。但对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讨论则显得不那么扎实了。首先，这些变量是否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了重大的变化？冯桂芬的思想中确实透露出一定的政治竞争的理想，但正如孔飞力自己花了大力气阐释的，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而是统一在一个威权下、利用百花齐放为同一威权服务的所谓“诤谏”。这里确实有中国朋党观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可谓是延续始终的传统，却并不适合“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题目。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而魏源的所谓文人中流的政治参与，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前朝照样可以找到类似的思想传统。同样，它也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未发挥更多的作用（虽然比政治竞争要显著）。因而，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中，似乎并不是重要的变量，支撑不起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大变革。同时，他们也并不是清代特殊的现象——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中国传统古已有之，孔氏的叙述未免少见多怪和小题大做，因而也无法论证即使没有外部因素，清帝国中后期社会危机的特殊性也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那种因为个别思想家有了一个思想的雏形，就牵强附会地推理出一个精神运动的大棋局，是相当虚弱的推理。而讨论内因外因何者为根本因素，也是相当徒劳的做法——内因和外因并无本质区别，无需藉此对变量加以区分；而“根本”一词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孔飞力试图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然而其关于政治控制的讨论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的讨论。如果亨廷顿能对中国革命做一观察，那么他无疑会很高兴地将其纳入其关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讨论——政治控制和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加强，自然是政治制度化不可或缺的部分。竞争性政治参与之不发展，或者滞后于政治制度化，亨廷顿如果愿意看一看中国，想来是会颇感一个赛艇的。

安卓手机维修与中国现代国家起源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对自己题目中的“现代”一词进行了厘清，他说，”现代“必然会使人们联想到一些更为深广的问题。并非只有经历过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政治历史应当是与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内部”叙事。在本书结尾，他再次强调，“中国的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种对概念的厘清，对学术上的严谨性和孔飞力的观点阐释上，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因此将使用范围限制在了学术上而非政治上，更何况孔飞力对现代中国并没有切肤之痛，他也无需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这都造成了本书的局限性。然而，他所提出的三个贯穿全书始终的议题，依然拥有着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而言都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或许说明了孔飞力试图证明的“内部叙事”确实存在，也即是“历史成为革命的前奏，又在革命中生存了下来”。第一个议题：政治参与的边界性。孔飞力依然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清中叶和末叶，这一次他选择了从魏源开始。通过对魏源的勾勒，孔飞力描述了清中叶的政治势力， 小部分的精英官僚阶层和与之相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后者实际上是以幕僚的身份蚁附在前者之上的。魏源作为后者中的一员，呼吁国家让更多的像他一样的“文士中流”参与到政治运作中来。步魏源之后的冯桂芬，不仅将政治参与权进一步下放，更是号召将上层官员的考评权也下放至地方小吏，甚至鼓励地方推举官员。魏源更多地被介绍西方技术的先驱者而被人熟知，而冯桂芬则因为明显有悖常制的言论而被人猛烈抨击。批评者认为政权下放会导致“所愿为者，不过刁生劣监”，而公举则会变成“号称公举，实则一人”。孔飞力认为，这显然是建立在官僚阶层的排他性和对底层民众的恶意揣测之上的。他在此使用了麦迪逊的观点作为对比，麦迪逊认为“人民身上的德行”是必然存在的，这种基本的品质，不仅使得代表权成为可能，也杜绝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上面的基本区分。因为，麦迪逊坚信，美国人民不会选出一个暴虐的政府。而在大清朝，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官僚的道德品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可笑的逻辑颠倒，然而现在的政府显然仍在依靠这种办法，我们现在称之为党性。政治参与的边界性对如今的中国而言已不是新鲜事物，两军对阵的套路也确实未变，无非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选举是有钱人的博弈游戏等一系列观点。这种边界性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边界性的模糊和扩大。教育的普及和信息时代将文化精英阶层虚假地放大了，尤其是，地方文化精英——我是指副科级以及副县级领导等等。孔飞力写道，“尽管文人们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文化上，所有文人有享有某种平等的地位。”不难想象，当所有的人群被笼罩在“中国梦”这样宏伟的文化议题之下后，一种虚假的平等诞生了，所谓的民族共识被疯狂传播，人们就像在午夜12点钟坐上了灰姑娘的马车，在中南海举办着华丽的晚宴。有鉴于此，魏源和冯桂芬一直认为，地方生员是乡巴佬，是不足为虑的。这种在后期看来带有鲜明阶级色彩的言论，真是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埋下了巨大的伏笔。第二个议题：党派之争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孔飞力写道，党派之争在中国向来是被认为不可以的。孔子有言，“君子群而不党”。因此，无论魏源、冯桂芬还是梁启超，在倡导政治参与扩大化时，总是会小心翼翼地使用“群”字而不用“党”字。大清朝是外来政权，对结党之事忌讳尤深。孔飞力因此提醒到，党派从本质上来说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但是其发生原因深植人性之中，“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便消除党派——这样或许会消除自由本身。”然而，政府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的具体体现就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这是一个更为深远复杂的问题。孔飞力提及了英国宪政的起源，他认为，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并着重提到了“未成文宪法”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显然有一条更为实用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即便是现在，人们显然默认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前提，将党派斗争视为神仙打架，他们所关心的是下一个议题，是国家对基层的治理。第三个议题：国家财政汲取和地方财政需求。孔飞力对清末经济社会环境的把握向来十分精准，他剖析出了清末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臃肿的政府机构、上下活动于政府狭缝之间的掮客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这样一副末日王朝常见的图景中，孔飞力认为，这更是一种制度没落的反应。经过乾隆王朝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繁荣，现行的制度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和对基层的掌控能力，所导致的后果是狭小的官僚机构面对着庞大的社会野兽。清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悖论，他们不得不依靠掮客来完成对基层财政的汲取，同时绝望地发现这些掮客加剧了中央财政的流失，这种恶性循环的代价，最终完全堆积在农民身上。因此，孔飞力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是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共产党通过阶级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进而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通过对比，孔飞力承认如今中国取得了对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掌控权，这种体系形成之后，其汲取能力竟是如此可怕，使得大跃进等等活动成为可能。然而，这样强大体系也是建立在1951年山西省贫富分化重新露头的前提下。长期以来，中央财政试图通过强大的集权力量来推平地方势力形成的财富沟壑，效果却不言而喻。在如今的中国，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与扩大的贫富分化，再次如同阴魂不散地幽灵般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按照孔飞力的推演，政府机构的臃肿化以及带来的巨额支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政府必须节俭”的言论去调节一个封闭式的政府，是难以想象的。孔飞力谨慎地提出了地方自治实行监督的方法，而这必然又回到前两个议题的讨论中去。这仿佛是一个死结，一种不详的轮回，我们依然要如同清末奔走的士大夫一样，不断继续地探讨着人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持续不断的讨论，或许正在不断接近于孔飞力对普遍意义上“现代国家”起源的定义。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样一个熵不断增加的系统几乎是一个安卓系统。我们必须考虑，每一个软件的权限是什么，如何限制不必要的后台程序，然而很快你会发现，这一切改革毫无用处，你的手机会越来越慢，逐渐被冗杂的文件和程序运行所占领。这说明安卓才是历史的选择！新一代nexus 6可能要海啸了。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中国现在是个现代国家吗？中国何时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呢？一般来说，1840年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元年，1919年五四运动则是现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史成为当代史或者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当然以上的年代有很多学术上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肯定不能再称为古代史了。1840年后的历史可以被称为近现代史，中国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上称为现代国家之路呢？过去比较流行的一种历史观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映模式，冲击反映模式尽管备受质疑，这个解释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外来特别是西方因素在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上的作用，忽略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因素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模式能说明很多问题，毕竟中国近代的开端始于外强入侵，紧接着的各种变革都与列强的进逼有关。当然一种模式当然不能概括中国的现代国家之路。孔飞力就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源头，探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肇始于哪里。一翻开书就有一大堆的导言、导论，翻翻翻终于来到了正文。书本来就不厚，砍去前面的导论和后面的致谢、后记、参考书目和索引，正文变得比较薄。而薄薄的正文还被分为了四篇文章，虽然每一篇文章探讨了一个问题，但是总结起来作者在这四篇文章中就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扩大文人的政治参与，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提高地方管理，尤其是财政方面。有一句老话叫“学而优则仕”，没错，通过科举制度读书人的确有机会成为一名官员，但是在通过考试的层层筛选后，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一名官员呢？实际上，大多数的读书人并不能成为官员。面对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的社会危机，魏源提出的用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即吸收文人精英介入治理国家的行列之中。不过，在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魏源在表达这个问题时相对委婉的态度，到了同光中兴时代，冯桂芬对于文人参政的表达就直接得多。冯桂芬甚至认为官员的任用、提拔不应再由上级领导说了算，而应由“千百人之公论”，下层官员提出六部九卿的候选人，地方官员则由乡绅提名。这些提议当然是异常激进的提议，也遭到了绝大部分当朝官员的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这就是这容易形成朋党。现代政党的起源无疑是在西方，应该说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伴生物，但在中国，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因为结党一般会与营私相联系，结党为私而非为公是中国古代对于朋党的认识。如果这样的话又何来保证官员提名的公正性，又如何能杜绝官员为了得到职位而使尽手段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在西方这个问题似乎能很好的解决，但清朝官员的担心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新思想、新势力依旧微弱的时候，一切的提议都只能是提议而已，要转化为行动需要的不仅是积累，当积累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文人议政参政终于出现，这就是公车上书乃至后来的戊戌变法。作者认为文人最终走进了政治舞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整个清朝社会原有秩序的有力破坏，另一方面在于19世纪末的文人不再是只会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的传统文人，而是读新式学校，留学海外的新式精英。

【转帖】陈兼、陈之宏：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原文链接：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36&aid=1635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毛泽东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对毛泽东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毛泽东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注释】 ①Philip A. Kuh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2～367页。④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⑤Benjamin Schwar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⑥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以西方套中国，似是而非。

读导论，一上来就给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的“中国的过程”，“根本性议程”等高深的提法给震慑了。作者政治学术语层出不穷，天马行空，论及“根本性议程”所谓三协调、三难题，让我如堕云雾、雾里看花，似又确有启发，总之笔记记了，觉也睡了。读了第一章，若有小悟。魏源的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在哪里呢？翻译成我可以弄懂的说法：没当官，却和当官的搅合在一起，像当官的一样治国平天下，社会地位不差！作者认为这点非同小可，于是引入“政治参与”乃至“政治竞争”的概念。至于魏源为什么这么做，自是时代所迫；至于魏源如何做，《诗古微》嘛，今文经学，也由此解决“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作者的散文语言“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让我尤其动容。这么一圈绕下来，脑中妥妥只剩四字：“经世致用。”至于魏源看不起农村“土包子”，换件外衣就是魏源不懂得团结广大劳动人民；至于魏源要求加强国家权力，换件马甲就是魏源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如果我们把魏源的生平、思想、交游、时代，甚至经世致用等看作一台崭新电脑的原始配置，那么所谓现代国家、政治参与、政治控制无非是作者装了新系统，选win8或许是最炫最新潮的，至于和“清朝”这台电脑是不是兼容，那就难说了。至少给我的印象，孔飞力已经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当然，还要继续读下去。

三个问题及一个论题

孔飞力的著作水平绝对没的说，关键是在这本专著里的视角和方法问题。作者在其中讨论是三个根本性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2）也就是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个人感觉读这本书之前应该细读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尤其是后者。因为孔飞力用以论述这三个问题的论题是古代中国的农村税收问题，中间夹带这中央集权传统下权力博弈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与必然性，恐怕很容易陷入到西方推销过来的话语及方法中。而身为美国人的孔飞力则反过来告诫我们，“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这场危机促使文人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2-3）在全书中，孔飞力借用中国农村税收制度中的根本性矛盾及中间掮客阶层的问题，以一些代表人物对该论题的思考，揭示上前述三个“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内容，反馈出在那些被用烂的边界并不清晰的概念（比如民主、自由、法治）之上最为根本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并处在实践中。相比于大而化之的演说式的宣教，这三个问题可谓真问题是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问题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重要衍生问题。

孔飞力的“中国自己的条件”和他的一个答案

面对着“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的现实，孔飞力期待能找到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自己的条件”。 尽管“中国自己的条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他在书中已暗暗指出了一个线索，那就是“文人中流”。首先，孔飞力从“根本性议程”或称“建制议程”谈起， 他这样说：“如果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是靠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道德和哲学原则。”（p5）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一个是 “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在书中孔飞力心仪的是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句话“文人中流”。另一个词是“道德和哲学原则”，政治体制建构的决定因素是软的而不是硬的。对这一点，孔飞力似乎特别看重，所以在后面他说起梁启超推动地方自治时，“其实行的前提是去除了贪婪和野心的人性。”（p118）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正是掌权者充满了贪婪和野心，才压制了“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公民”成了士人的奢望，屁民遍地横行。于是有了第一章，魏源从技术层面期望扩大“文人中流”参与政治权利和第二章，冯桂芬提倡自下而上民选政治。第三章有点跨度大，从农民起义到雍正的“火耗归公”再到合作社运动，看似零散其实不过是说了顶层、中层和底层的三方博弈，而最后的胜者总是顶层。"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在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额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或做官积聚财富的额途径获得的,因为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思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p121） 这段话描述了中层的屈服，而更容易屈服和收买的是底层。第四章，孔飞力回归根本性议程的主题，说到梁启超、章太炎对地方自治的看法。梁启超看重自治对专制的遏制，为了避免“仰治于人”需要权力分摊；章太炎看到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对自治的失败和官僚的腐败的申诉，孔飞力隐含的是：人心的不成熟和人心的腐化在中国并重，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也意味着中间层面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的匮乏，整体上形不成立宪的共识。因为立宪的本意就是协商与同意，可是底层的麻木，中层的被压制，上层的腐败的综合后果只能是大酱缸，在那里看不到人性的一丝高贵。这里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落。所以，当孔飞力说“中国社会因而特别适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时，看似他在遵循中国特殊论的路子，可他反复提到“文人中流”，他是否已在暗示着：理性化的人是现代国家的基石？至于文人是否就是理性的，能否担当得起拯救国家的中流砥柱，那另当别论了，因为至少，那些曾经的“文人中流”点燃了我们悲观中的一点光亮，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观点新颖的一本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 研究方法孔飞力作为中国近代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关注重点在于地方及下层，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孔飞力认为“内部动力”有根本的性质，外部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内部动力起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研究内容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探讨现代国家如何在中国渐次转变的历史进程的，书中指出的三个问题从晚清到现代中国的转型期间一直处于“根本性议程”的地位，分别是：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本性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历史连接到一起。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即探讨了上述第一个问题，作者重点关注魏源的著作，因为魏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源对经典文本做了重新的阐释，希望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承担责任，从而使国家威权得到加强。魏源论证的依据是“今文”学派（古今文之争）。我认为魏源的设想很完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行，集权和分权的矛盾和此相通。第二章讨论西学之用对于冯桂芬的影响，并探讨了公共利益是否能同政治竞争相协调的问题。个人利益的冲突到头来能否同公共利益的维护相协调是中西方都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三章重点讨论国家为掌控农村剩余产品、不使其落入中介掮客的腰包中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线索贯穿了晚清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农业税收确实在当时的政府税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作者很明智地抓住了这一重点。作者还认为，20实际中期的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中国治国之道中所面临的农村税收这一两难问题而设计出来的。第四章探讨了旧的根本性议程的内容如何在19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根本性问题仍值得注意，但是新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如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等。梁启超坚信宪政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工具（选举和议会），而在于其精神。他认为可以将自由统治建立在人们自然的社会感情之上。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权力的想法。章炳麟坚决反对这一想法。他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途径不在于使得地方人士获得权力，而在于对常规的官僚机构实行改革。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然而二者的思想在现实的实施中都遭遇了失败。 思考总结1、本书的研究方法本书从“内部史观”和微观层面出发的角度更能凸显出历史的细节和变迁历程。外因决定与内因，微观层次的人和事件都可以把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串联起来，足见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与匠心独运。尤其是作者通过农村税收的角度来分析农业集体化的原因则更让人觉得新颖独特。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会有片面的缺点，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有更多的因素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仅以农业集体化而言，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成功模式的崇拜以及毛泽东个人思想的作用恐怕比农业税收这样具体的原因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关于本书提出的三个根本性议程本书主要写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起源，归根结底是宪政在中国的起源。这三个根本性议程涉及到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国家财政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宪政国家构建的政治与经济方面，作者没有太多提及中国宪政国家构建的思想与文化的方面，虽然书中提出了如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炳麟等的思想，但是这些当时进步人士的思想也主要是限于很少部分的精英读书人的圈子中，普通民众甚至所谓非常多的“文人中流”中并没有形成此种共识。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的觉醒仍为稀缺。“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规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p23）中国的宪政文化的转变也应是根本议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3、作者的历史关怀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适性”意义的执着的怀疑。其实我国很多学者的立场也是以西方为中心，极力倡导宪政的实施，这是照猫画虎的做法，的确，相比于西方的国家，我们的公民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对政府的监督都很欠缺，政府也由于权力的滥用和缺乏制衡机制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多元化国家，拥有2000多年封建帝制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就像作者所言，“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中国需要走自己的道路，现代国家的转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是在一个不断试错总结的道路上前行，但一定要避免操之过急、政府过度干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与教训，“欲速则不达”，中国需要走大国之路的自信与平和心态。

中国的现代国家怎样兴起？

中国的现代国家怎样兴起？“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这是孔飞力在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卷首提出的问题。这不仅是本书的问题意识所在，更可以视作孔飞力对于学术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与研究视角。孔飞力的“现代”，并非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讨论的“近代化史观”那么简单。对于孔飞力来说，他试图寻找的是从中国自身迸发出的通向现代世界1的力量。在认识到现代化事实上具有的多种途径之后，孔飞力将“现代化发生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从方法论上统一起来”。因而，孔飞力基于中国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国家理论，“使得现代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 在强调外部冲击的同时，孔飞力不忘告诉读者，如果要回答他自己的那个“根本性问题”（孔飞力语），却必须回到内部，“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了”。（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页，下文不注明出处皆转引自此书） 为了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孔飞力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即“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所指涉的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个社会中关于公共生活最为紧迫与重要的问题与考虑。在孔飞力看来，正式一组根本性议程推动清代国家走上了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这些根本性议程，也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联系起来，使我们认识古代史世界到现代世界的转型成为了可能。孔飞力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问题在传统到现代国家转型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的目标结合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外来势力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起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后人视之为又国外入侵所引起的诸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一场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第2—3页）之所以这三个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则是源自于清代社会在十八世纪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政治现状。精英阶级与国家公权力的紧张关系、游散文人与国家机器的紧张关系还有狭小的官僚社会与庞大国家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晚清帝国最大的两难处境。正式基于对清帝国社会状况的如此认识，孔飞力不禁追问：“中化帝国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第8页）总的来看，清帝国晚期的问题主要来自同皇帝一同治理中国的各类知识分子。经历了清代盛世之后，清帝国各类制度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作为征服者和异族统治者，清帝国的皇帝总是对清代的知识分子持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或者说是提防的态度。2这让清代的文人行为显得束手束脚，并对国家机器包有一定的怀疑与不信任，这构成了清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官僚系统生存运作的背景，这对他们进行政治参与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而官僚系统之外，则有着更为广阔的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空间。多达百万的文化精英注定与官僚系统与国家体制无缘，这迫使一大批地方知识精英投身于地方社区性的活动，即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中去。在传统儒家观念的教育下，中国传统士大夫自然不能摆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如何从远居江湖的地方性精英，转型成为全国性的知识精英，就成了无数士大夫念兹在兹的问题。当西潮冲击滚滚而来的时候，这批知识分子就有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 3，“早在和珅死后那几年里便对国内危机的全国性方面极为关切的一些文人，随着国内危机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不断恶化，又深深地卷入到了同全国习惯危机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去”。（第20页）与庞大游散文人相对应的是官僚机器的狭小，清代的国家机器远不能胜任治理这个庞大而复杂帝国的工作，尤其对于社会底层来说，有效地管理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县级行政单位只能依靠体制外的胥吏来维持运行，当时间进入十九世纪，“一种慢性的罪恶，现在演变成了一场不断延续的灾难”。（第23页）孔飞力用了几个具体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了晚期中华帝国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与“根本性议程”有关的事件。 4孔飞力的第一个例子来自魏源，他将魏源视为“对于中国现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想趋势的象征”（第27页）。他认为，“全国性政治生活的合法边界”问题是魏源政治性著作的主要主题。对于魏源的时代而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品行已经不再适合这个国家，他们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应当对于外地更加好斗，对于内患更加残忍”，魏源时代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化和政治体制的拓展之间关系的特殊理解，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如何同中华晚帝制晚期的根本性问题连接在一起的”。魏源对时代的问题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政治制度的容量远远挤不上有着很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数量，无法吸收他们的才干与想法”。（第41页）对于来说，思考如何促使这批所谓的“文人中流”登上政治舞台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或许和西方所谓公民社会的提法有所相似，但从究其根本，这仍旧是中国的“根本性议程”。在过去的时空内，以魏源为代表的清代士大夫见证了中央集权前所未有的强化，而这对士大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没有贵族身份庇佑的情况下，强化的国家力量才是士大夫地位的保障。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孔飞力强调中国式政治参与的独特性：“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意在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他要求文人们将他们自以为颇具原则性的对于务实政府的厌恶态度放到一边去。”（第45页）中国现代国家祁媛的特殊性与本土性正源于此，国家权力的强化与政治参与的拓展高度结合，不仅仅来自于现代国家的挑战，正式回应晚清根本性议程的应有之义。在魏源之后，较早对根本性议程进行有力反思的则是冯桂芬。通过对于西方政治话语的吸收与反思性理解，冯桂芬开始“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属于中国根本性议程的诸问题”（第51页）。但是，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并不承认自己是受来自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他所强调的是“自己的看法同中国的先贤哲人的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第56页），他的观念收到了来自官僚阶级广泛而尖刻的批评。例如，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了触及了封建王朝统治最为根本性的议题——帝国该如何实现对与乡村有效治理。他建议，“通过乡村税收制度的合理化来组织叛乱的发生”，而为了达成和村民的协调，要“由乡民们自己通过投票来产生某种新的中介力量”。（第59页）这固然是动员精英集团参与政治，扩大国家治理的好方法，但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提出让社会各部分广泛享有权利的建议，”，会不会导致“为在社会各部分制造混乱和腐败”？事实上，这又回到了魏源的问题，如果不是政府参与，那么社会各部分究竟有没有能力实现治理？依靠所谓的喜欢飘渺的“公共利益”，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善而有效的治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不干脆继续扩张政府政府权力，让其控制力能够实现对于乡村的控制？ 耒阳地区给出了农村地区治理的实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耒阳地区发生了一场生员所领导的暴乱，参与者的行为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彼时中国乡村的确所遭遇的困难。5而乡村问题产生的根源，正在于地方税收中政治掮客。在魏源和冯桂芬看来，这个问题无疑是“中国根本性议程中应当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第83页）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托克维尔对于法国的洞见成为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指出，传统法国的社会结构有三层：国家—贵族—家庭与个人。而路易十四所引领的法国国家改革，将原本属于中间阶层——贵族的特权收归国家，这使得法国贵族丧失原先社会中层的纽带作用，沦为国家的寄生虫，加剧了社会断裂。可以说，这代表了托克维尔对于何为现代国家以及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而对于大约处于相同历史时期的清帝国，直到它灭亡都未能解决的困境。在他的继承者中，无论是袁世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对此束手无策。“将税收体制重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是旧体制关于国家建设议程中根基最牢固的一部分。然而，民国时期的财政史，更是一部规模扩大、而不是根基加固的历史”，（第92页）这种情况的真正改变，要等到毛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对于共产党政府来说，政治掮客是革命的对象，是旧制度的压迫者之一。利用统购统销政策，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沉重打击政治掮客们的生存空间。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所带来的，是政府得以事实上控制广阔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实现了清代政府与官僚系统希望实现的统治能力。虽然因为大跃进的失败和之后种种的政治动乱，农业集体化最终走向失败，但是“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行政渗透仍然生存了下来”。（第100页）如果我们不会被包裹在农业集体化浪潮外的层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蒙骗的话，我们就会清醒地认识到，耒阳农业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些重要的议程是如何沟通起传统中国与新中国的。哪怕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在他所处时代的显示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种种推动力量的背后，他所要应对的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议程在现代的翻版。”（第102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根本性议程就是一个脱离历史继承之外，孤耿而高耸于云端之上的“理想型”。对现代化的中国，根本性议程发成许多调整都值得我们注意。近代民主国家的逐步现形使得旧传统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假设丧失了作用，例如，各类学会的建立与政治口号的横空出世都深刻地影响到了文人与精英团体的正当性。以出版文化为代表的平民政治参与趋势的兴起，更是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应该由文人们来考虑的问题。”（第112页）议会、社区与地方自治等观念不仅唤起了读书人对于传统古老政治理念的记忆，更敦促彼时中国人进一步思考国家架构应该如何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实政治的波诡云谲总是比人类的思维更加复杂与混乱，作为晚清最为重要的政论家，章炳麟和梁启超对于未来政治的构想都在民国的政治宏流中被冲刷的支离破碎。6正是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中，“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被娓娓道来，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艰难正这个沉淀在这个故事的背后。 7虽然我们一直使用一些西方的术语来解读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但是正如孔飞力在全书的最后所提醒我们的那样，“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事实上，如果你对西方社会科学有足够的了解，那你就能从这句话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在自然科学当中，规律是无比重要且有价值的，可以用来衡量某种科学是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普世意义和一般意义的知识，就其本身而言，从来没有任何价值可言。”（Webber：1949）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于韦伯理论的“痴迷”所展示的那样，孔飞力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甚至对于现代国家这一宏大命题的思考，事实上是源于韦伯的洞见。8在对于晚清帝国的讨论中，官僚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也是他在《叫魂》中试图深刻挖掘的传统国家问题。但是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宏大恢廓的世界体系。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之外，他注意到了与官僚体系想接触的“灰色地带”，并深入挖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与消长的机制。在孔飞力的启发下，他的学生杜赞奇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权利网络”这一概念。杜赞奇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体系记忆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在国家权力/国家控制力不能到达的底层乡村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杜赞奇的这套理论虽然在讨论的是华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问题，但若是将其置入孔飞力对于现代国家兴起的思考当中，其间的联系便一望可知。9最后，我希望指出的是，孔飞力式问题实质可能不局限于历史学研究。对于那一代生长在美国的学者而言，如何理解中国，亦或者如何理解人类的现代化，则是其共同的问题意识。以笔者的阅读体验来说，这一点在社会科学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从方法论运用和问题意识的层面，我倾向于认为，孔飞力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标准的社会科学家来得准确。————————1 关于何为现代，孔飞力并为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明晰的答案。但中国通向现代之相关问题讨论者甚多。孔飞力绝非启话题之先。在孔飞力的同行中，黄仁宇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典型的案例，作为一个非常“典型”而又充满矛盾的西方中心论者，黄仁宇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参见氏著：《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 在孔飞力的另一本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该问题有进一步的详细讨论。参见氏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43—247页，第261—265页，第278—281页。3细节可见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与《学人游牧与清代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理解士大夫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政治转型中起到何等作用，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题目。参见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7—289页。对于政治现代化而言，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对此讨论最多，例如亨廷顿就曾经强调政治现代化有三个条件，“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因此，权威集团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7页）不过事实上，当孔飞力在思考政治参与的时候已经将其和传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思考普遍性的政治参与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在转型过程当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依旧是社会变化的中坚力量，正像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那个经典的论述：“现代国家的任何发展都发端于君王的行动”，或许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源于知识精英的阶层。5当然，在这里孔飞力讨论的更多经济面向，尤其是传统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问题，我相信这一思路是来自查尔斯·蒂利对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思考。（Tilly：1992）但是如果考虑清代基层对于“政教”这两个层面起到的作用，情形可能就会大不一样。参见杨念群：《清代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收于《新史学》（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亦可参考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废科举百年反思》，收于《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6但是，和之前的一代学者相比，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尤其是现代传媒工具，如报纸，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面貌与方式，可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5—396页。这样一种理解自然和所谓平民阶级的兴起有着莫大的联系，在某些人看来，近代化和平民阶级的兴起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内藤湖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关于应仁之乱》一文中这样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历史，可以说是底层民众逐渐向上发展的一种记录”，“应仁时代是整个日本有着种种重大关系的时代，尤其是对平民力量兴起最为重要的时代，所以也是平民最值得讴歌的时代。”（《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4、142页）7在中华民国，这类问题更加突出，国家对于基层的控制与动员也表现出更加丰富的面相。参见王奇生编：《新史学》（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221页。8当然，孔飞力在继承了韦伯分析框架的同时，根据中国现实对其进行了修正，参见氏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33—237页，但不可否认，孔飞力研究问题的核心意识是韦伯式的，可以说，孔飞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韦伯问题在中国的体现。9抑或我们可以认为，对此种问题的探讨，俨然是一种近代史研究的范式。王奇生对于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探索，就是孔飞力所讨论的关于近代国家问题在民国的具体体现，参见氏著：《党员、党权与党政：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另，汪晖关于这一问题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虽然在很多细节上有所问题，但其勾勒出的总框架依旧和孔飞力非常相似，参见氏著《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作为序言收于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