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的奇异回归
出版社:唐•库比特 (Don Cupitt)、王志成、刘瑞青、 李园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05出版)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509739181
作者:唐。库比特(Don Cupitt)
页数:239页
作者简介
唐·库比特编著的《神学的奇异回归--基督教在后现代思想中的变迁》是灵性与社会丛书之一，《神学的奇异回归--基督教在后现代思想中的变迁》是一部独特的后现代基督教思想作品。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变得世俗。没有哪种宗教教义在被认可的知识分支中扮演构成性的角色。然而，关于“上帝”的信仰的影子依然出现在语言、环境、艺术和文学中。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以一种崭新的伪装的方式回归了。“上帝”的永恒性在纯粹的短暂性中回归、在批判性思维中回归、在人文主义中回归。创造世界的圣经观念则在现代诗歌和语言哲学中回归。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永恒性在纯粹的短暂性中回归
第二章 语言创造力的回归
第三章 宏大叙事作为当前考古学的回归
第四章 上帝作为生命的回归
第五章 上帝作为光明的回归
第六章 上帝作为人类创造者的回归
第七章 上帝作为自我消解的精神的回归
第八章 上帝作为审判者在批判性思维中的回归
第九章 神恩在普遍的偶然性中的回归
第十章 宇宙的基督在激进人文主义中的回归
第十一章 神圣者的回归
第十二章 至福回归到今生
第十三章 上帝的自我去中心化
第十四章 历史信仰的终结
第十五章 经过
第十六章 人让上帝创造了人
第十七章 我们自己，上帝的遗产
第十八章 人类正确的学习
第十九章 人性主义
第二十章 结论
附录 关于人文主义的说明
编辑推荐
《神学的奇异回归:基督教在后现代思想中的变迁》写到，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灵性论理解，无论对于中国宗教的发展走向，还是中国宗教研究的深入，乃至中国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都有深刻的意义。每一种在中国的宗教，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并非是增加自己的教徒，而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优质的精神资粮，《神学的奇异回归:基督教在后现代思想中的变迁》的目标就是在全面理解人类信仰特征的前提下，及时反映国内外对于灵性与宗教研究的最新成果。
内容概要
作者：（英国）唐·库比特（Don Cupitt） 译者：王志成 刘瑞青 李圆圆 唐·库比特（Don Cupitt，1934—）剑桥大学尹曼努尔学院前院长，终身研究员，当代杰出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至今已经出版著作五十部。代表作有《宗教研究新方法》《后现代宗教哲学》《太阳伦理学》《不可能的爱》等。 王志成，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哲学。跨文 化、宗教对话方向的研究。 刘瑞青，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李圆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灵与肉的对比总的来说非常清晰，并在圣经中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和遵循。这一对比是存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对比——同样的对比早已深深地嵌入希腊思想中，并通过柏拉图融入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的对比虽十分流行，但却是个错误。事实上，这两个传统有如此深刻的相似性，以至于这么长时间以来西方哲学不仅一直是彻底的柏拉图式的，而且一直保有深刻的宗教性。正如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在古时候所宣称的那样，柏拉图确是说着古希腊语的摩西。（或者，如果你赶时髦的话，也可以说希伯来《圣经》是其著者用古希伯来语对柏拉图的改写。） 正如在圣经思想中两个世界可以短暂交会甚至相结合，又如圣灵向一个确是血肉之躯的人显明它自身甚至“住在”某个人“里面”，同样的，在希腊思想中永恒也会显现或短暂地体现在属人的领域中。 在古典基督教中，永恒存在于人类世界中的自我呈现这一主题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在传统世界观中还是在当代世界观中，基督都是“圣像性的”。这意味着，他是不可见的上帝的圣像（eikon），是永恒的太一（the Eternal One）在人类历史中奠基性、权威性的形象。在他里面，灵与肉永恒不变地结为一体：他“永恒是神，亦永远是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永恒存在与永恒世界这两个概念所经受的全部损失无疑更具灾难性。全部的超自然秩序统统崩塌，只留下世俗的变化之流。整个永恒世界似乎全部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痕迹。 然而，在18世纪最后一些年中，在人类的主观性转向（“心灵”的成长、心理学、感情、历史、浪漫主义）期间，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这期间永恒的观念并没有消亡，而是开始以崭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那样在旧有基督教一柏拉图式良好教养中成长并对哲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讽喻的人，而是包括那些从未受过此类教育却仍以新的方式谈及永恒的人，如布莱克、J.M.W.特纳（J.M.W.Turner）和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特纳所说的太阳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布莱克于l793年发表的一首耳熟能详的诗，还有克莱尔的一组对句，都可以拿来做例子。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这更像是一个略带乡愁的关于童年和成长的故事。我们在上帝的监管和抚育下，在既定的秩序和规则中，曾一度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转瞬我们就大了，还来不及思考，上帝就悄悄远去了，我们从惊诧、欢呼、失落中醒过来，学会如何成长，如何在没有家长的情况下变成一个真正的成人。上帝的隐退早在中世纪末期便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自从尼采以天才式的直觉惊呼“上帝死了”，康德和休谟从理性层面论证了上帝的消亡，上帝便在人类生活中渐渐只是一个传统的符号，最后，甚至符号也已经淡化。但是，库比特认为，虽然基督教宗教消失了，但是神学在后现代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了，它出现在语言、环境、艺术和文学中。表面上看是宗教的消亡和上帝的死去，事实上却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发生环节。人在上帝庇护下的成长上帝事实上随着人类的成长一点一点在隐退，最开始是一个最为显性的存在，和人同形同体，牵领着亚当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摩西时候，就变成一丛燃烧着的荆棘中的声音。随着耶稣出现之后，上帝就成为可遇不可求的偶然的临在。随着人类的发展，上帝的人格形象一点一点向后隐退；同时作为一个扮演着最高理性、公正的上帝角色，却是一点一点向更高推进，刚好随着人类理解能力的成长而向前推进，直到来到了现代性的大门。正是在上帝的带领下，人类学会了理性、公正、仁慈等上帝身上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建构起一个公正、理性的外部世界秩序，而这种秩序自己越来越能掌控。就在这时，上帝巧妙地退隐了。在“相信上帝”的单纯美好的田园牧歌式信仰体系遭遇现代性变得崩溃之时，“人类最后很及时地开始觉醒了”。从此可以去担当这个世界，从属神的，超越的，天国的向往转向这个现世的，属人的世界。相应地，西方的宗教性精神性追求也转向属人的，转向人自身，“不可能期望任何超出人之外的认可来支持我们的生活……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独自的”。人们开始在现实的社会中，按照上帝曾经教给我们的品质，构建自己的价值生活。库比特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上帝作为生命的回归、作为光明的回归、作为语言创造力的回归、作为审判者所代表的批判性思维的回归、作为神圣者的回归、作为至福在今生的回归，等等。上帝作为生命的回归西方主流哲学通常关注“纯粹真理”，从柏拉图开启的理念世界，至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整个中世纪笼罩在对天国的向往和对上帝的膜拜中。以至近代兴起的理性主义，虽将上帝拉下神坛，但是所追求的依然是理性的永恒的秩序的世界。这种观念一致认为，感觉的世界是变化的，短暂的，不确定的，不可靠的，现世的世界成了一种朝向永恒世界的暂时栖居，这种对现世世界的冷淡从中世纪的画可以看出，人只是一个符号，没有生命气息。而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人们不再被中世纪令人畏怖的神学所笼罩，转而发现生活本身的乐趣，发现自然所蕴含的魅力。据说康德晚年开始写作有关艺术的内容，“拾起生命、欲望、感觉、快乐，甚至是身体等话题”。“康德的基本教义大概是这样的：生命是描绘某物的容器，人通过生命向往它，为它付出行动，为实现它而感到愉悦。当我获得我所向往的某物时，我不仅立即感到愉悦，而且享受到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或是自我生命感受的提升。”“康德的艺术哲学成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这是从永恒世界到历史世界，从上帝到人，从理想化的理性到情感，从永恒之物到短暂之物的转向，这一文化的转向仍在持续……”自此开启了关于生命和现世世界的哲学。“这一转向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后果是上帝之死”。这一转向同样发生在其他文明，其后果就是传统之死，人类呼啦啦的就挣脱了传统，热烈地，盲目地就来到了后现代的大门。如同中国明朝晚期的性灵派文学，明清小说一样，人类文明走过黑暗狭长的中世纪，来到了现代文明的早期，笼罩在人类心灵长达一千多年的精神枷锁解除，似乎突然看到了阳光下的世界，如此的明媚，欢愉，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 “在古老的西方传统中，有且仅有一个人抓住了这一点，艾克哈特‘上帝的存在就是我的生命’“古代犹太思想也倾向将精神、呼吸、风混为一谈，将上帝的生命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上帝作为生命的回归是一个核心的方面，上帝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而是在生命本身中即可感受到光明、感受到神圣，终极价值就在当下的生命本身中体现。承认了生命的价值，就承认了人的一切主体性，人的模仿上帝的一切能力。价值世界的重构古典时期，关于世界的秩序一直是语言建构的，如上帝的话语，十诫，各种法令等。人们生活在一个由上帝的语言和《圣经》所构造的宏大历史叙事和宇宙背景中。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古典神学的宏大叙事渐渐坍塌，同时随着牛顿力学的兴起，人们又相信有一种不带任何主观性，个人情感的客观实在，然而随着后现代和虚无主义的兴起，这种叙事在一次次哲学的反思中渐渐站不住脚。直至上世纪初，“分析哲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仍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内在逻辑来构造客观实在，然而他们失败了”。关于宇宙，生命起源的宏大叙事一直以来由宗教承担，在这样的背景中，人类生活得平静，安详。“仅仅十到十五代人之前，我们还生活在伟大的以宗教为基础的神圣文明的领域中，后来仿佛雪崩一般，文艺复兴，早期现代性，启蒙运动，民主革命，以科学为基础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等一连串变化迅速发生，终于，我们遭遇了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坍塌，我们生活富足却无时不在潜在的“平静的绝望”或“安详的悲观”中。“恢复旧式宏大叙事貌似很有吸引力” ，然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仿佛已经回不去的故乡。“应用于我们理想文化的每个领域的批判性思想，已经逐渐根除了我们之前所有深刻的假设——包括这一个，即整个宇宙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如同一部伟大的叙事史诗，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这是一部赋予你我生活以意义、价值和目标的叙事史诗，并且在我们的圣经中有所记载……一旦我们有意识地丢掉了原本处于深层无意识中的假设，我们就再也不能有意识地寻回它们。”今天人们意识到，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正是我们自己，“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和外部世界通过我们的概念范畴和语言获得秩序。也就是，人们再次发现，世界由语言构造，但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语言，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语言。藉由语言构造世界本是上帝的权力，现在这一方式已经回归到后现代中，是我们的语言在构造世界。那么，新的基于自谓思维（相对他谓）和道德自律的宏大叙事如何构建？也就是，我们如何用语言构建起一个稳定的我们可以相信的宏大叙事？库比特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对过去的这段宏大叙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语言表述，那不是蒙昧的荒谬的童年，而是一个复杂的、保护性的、教育性的杜撰，它的真实不逊于任何事物，“古老的奥古斯丁式的创造论宏大叙事、堕落与救赎的故事回归于我，它已被重新讲述为我们的祖先为了达到我们大家现在的所在而不得不走过的路径。”这样，为人类的宏大叙事安放了一个温情脉脉的背景，至于现在，如何继续这段历史叙事，则是取决于人类如何用语言建构生活，如何建构当下的生活。“太阳式”生活上帝的种种隐喻在后现代生活中的回归，那么这种回归如何体现，我们如何生活？即首先需要问的是：上帝如何生活？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是如何生活的？“在基督教思想中，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上帝可以说并不是不变的形而上学本体，相反，他不断的消解自身、散播自身、奉献自身，甚至在我们中死去。““上帝之死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死去，如何完全地’献祭’，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不是无限的本体，而仅仅是自我流溢的过程，像宇宙一样，像太阳一样生活。““物理宇宙不再由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源头所统摄和归拢。语言以及人类日常的生活世界也是一样。相反，世界和语言处处都毫无节制，不断增值，不断自我发散，一切都不断地倾出，流溢，逝去…….““布莱克和特纳都将永恒和太阳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太阳是代表不以为意的自我消耗和壮丽辉煌的慷慨的独一的最伟大的形象。它源源不断地流出，然后流走。”上帝是“纯粹的行动”，总是在全力施行，总是在全然地表达自己，不断地流溢出光和爱；总是活在当下，拥抱一切，忘却所有的保留和焦虑，成为光明本身。因此，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消散的过程，在爱中消解了自身。整个宇宙如此，上帝如此，耶稣基督如此，太阳如此，那么，这是否正是人类生活伦理的一种暗示？ 于此，库比特提出太阳式生活，或者说太阳伦理学。“这种活出自己，不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原则生活，这种表现主义，就是太阳伦理学所倡导的表现形式。”太阳伦理学是一种情感主义伦理学，它主张：1.否定一切教条，自由展示；2.反对内敛，强调外在表现；3.赞美生活，热爱生活，活在当下；4.将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如太阳一般不断燃烧自身，消耗自身，让自身流逝，不执著于世界、他人和自我。太阳式生活象征了完全的自我释放，自律而非他律的，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神学话语体系下的生活；一种外向的生活，区别于古典时期内省的、静修的生活；一种源源不断的释放，给予，照亮，与此同时也消耗自身；一种现世的，当下的生活，而非古典时期寄托于彼岸的生活。也因为当下，本身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意味。存-在（be-ing）的朗照那么，如果我们将“宇宙和气质、我们的世界图景和伦理重新连接起来” ，也就是将宏大叙事与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旧有的宗教和牛顿式所认为的宇宙是一个稳定的、被创造的秩序的观点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持续的自我涌现的’存-在（be-ing）’,它通过我们的语言呈现出来，上帝是他自己的燃烧和熄灭，他总是在流逝。这就回到了赫拉克利特。”其实也回到了佛教，一切皆无常。这种宇宙、上帝、太阳、人贯通一体的存在方式——存-在（be-ing），就是一种照亮，即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显现。视觉引导的照亮，来源于心灵的照亮，进而是语言的照亮，我们用语言理解和构建这个外部世界，这一切即是海德格尔的“澄明”，即语言对世界的照亮。于此，世界的光明，曾经由于上帝而笼罩的荣光，“正如太阳的光芒为云层镀上一层金色，令一草一木都焕发出光彩那样，”源于人的视觉的照亮，以及人的丰富的语言的照亮，背后是源于人的意识，人的存在本身的照亮。“光明——我们周遭的视觉世界的光明，充满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视觉领域同时也是我们的意识领域）”，这令人叹服的光明是由我们发展着的语言，越来越丰富的描写所创造的。它本是荣光，它曾被称作神圣荣光在造物世界的显现，这是它的世俗回归……“虽然亨利•沃恩与华兹华斯同样描绘此种光明，荣光，但沃恩仍是柏拉图主义的，而华兹华斯并不那么明确和一贯地以神为中心，他似乎意识到，“客观性并非纯然被给定的，而是源自心灵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由此光明（包括我们所见到的的一草一木的光泽）正是我们心灵的呈现。由此，上帝在人中回归，人成为上帝。评述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一直是上下分离的，从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和感觉世界的区分，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人与上帝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帝是至高的真、至高的善、至高的存在。近代以来虽然从上帝转向人，但是对客观实在的追寻依然没有停过。而中国哲学却完全不同，中国哲学可谓一直是后现代式的，关注现世生活，注重实践性，注重生活性，注重自我主体性，注重差异性。在中国哲学中，最高本体就在人的心中，“万物皆备于我”，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为圣人，通达天道。然而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中西方古典哲学的差异，而在全球化的后现代中，中西都面临了一些同样的问题。西方哲学积极反思，开始来了一个“哥白尼革命”式的反转，将主体迎回来。这种将最高本体推出去，对象化的方式，有其先在的好处。一则推出去可以认识得更加清楚，由此无论是基督教神学的哲学论证，还是后来一脉相承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推出去研究的好处，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楚；一是推出去可以成为公共的存在，一个公共的理念，公共的律法，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学习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公共理性要甚于东方。相应地，中国这种早熟的文明，在先秦时候孟子便意识到反求内心，而佛教的传入更加印证了这样的一种认知事物人之最高本体的方式，从王阳明的致良知，直至民国时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中依然强调这一点。然而这种方式只有本身具有通透心灵特质的人可以适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反观到的无非是情思欲望等。也因此这种模式导致了阳明后学的流弊。这也是中国哲学在现代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儒家一开始预设了一个高度自觉的精神个体，因而缺乏公共性的基本规约。中国哲学这种强调主体性，主观性，对于后现代来说，可谓抢尽先机，如果儒家的最高精神，依然依托于个人似的内证，而没有外在的客观标准和可以显现、可以说明的方式，那么儒家不仅错失了现代性的发展机会，也会遭遇后现代的发展危机。对于两千年来一直追求绝对本体（上帝）的西方哲学来说，现在的西方学界确实来到一个真正的翻转，从上帝到人，从绝对理念到现实生活，因此高扬人的自我主体、道德自律，太阳式生活则有极大的意义。虽然上帝已去，但上千年来上帝的影子依然存在，亦即上帝所代表的理性、平等、公正、等原则，又经过近代的自然科学，启蒙运动，已经深深地烙在每个西方人的心灵中。上帝在西方文化的存在，为其带来一种广阔的秩序和理性，并内化到西方人的心中。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然而这种高蹈自我的太阳式生活，否定外在道德规律，强调道德自律，终究会流弊无穷。上帝的影子有消散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虽然直承古希腊哲学，但却不能真正的抛弃基督教，正是基督教弥补了希腊理性的另一重大缺陷，罗马社会的覆灭便是其见证。因此，库比特的太阳式伦理学美则美矣，但缺乏强有力的基石。另一方面，关于如何生活，西方哲学关于意识的研究缺乏深度，太阳式生活（后现代生活）必得需要人的意识研究的深入发展。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说得也太简单了吧。 -
神学回归圣经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