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忆》章节试读

《流年碎忆》的笔记-第2页 - 我的父亲

我的爷爷我也没见过，只是听我爸爸说过一些。我们的老家是在浏阳的东南的一个山窝里面，当时湖南人把这种山窝叫做冲，我们老家住的地方叫做枨冲。就是木字边，一个长短的长字。冲就是冲锋的冲。据说这个地方是很富的，所谓富，无非就是这种封建时期的自然经济。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除了吃的盐以外，剩下的大概全可以自己生产，是一个很闭塞的山冲。在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我们老家的山上还有老虎，据说有一次我爷爷晚上回家点了一个火把，就遇见一只老虎冲着他来了，结果他吓坏了，拿着火把一挥一舞，居然把老虎吓跑了，他也就回家了。那么，我爷爷在枨冲（大概是租的）有三十担田，这个三十担田的说法是湖南的说法，到底是相当于多少亩呢，我想可能是每年的平均收成三十担稻子吧，可能是这样子。这个在农村里面不算多，所以后来老家土改的时候大概定成了贫农。
我爷爷有一个伯父，这个伯父在离枨冲不远的一个镇子叫做普集的开了一个香铺，卖香的。看来可能要富裕一点，但是也还是一个小工商业者。我爷爷和我的伯爷爷兄弟两个只有我爸爸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爸爸就兼祧两家，就算是两家的儿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伯爷爷就供我爸爸上学，我爸爸大概是1897年生的，这个时候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间，他小时候最早上的是私塾，大概到了他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当时已经废科举、兴学堂了，所以我爸爸上了小学，上的是两年制的高级小学，也就在这个时间，我爸爸结婚了，这个婚姻，当然，是一种封建的包办婚姻，我的这个奶奶比我爸爸要大好几岁，而且因为她岁数比较大，所以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她的肚子里面已经带了一个人家的孩子了。

《流年碎忆》的笔记-第10页 - 我的父亲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南京，当时大概是1930年的样子，他的一个老朋友，比他岁数小得多，叫做袁任远，这个人后来是我们党的一个负责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湖南省的副省长和青海省委的书记，现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么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苏区打过仗，后来在六军团，就是王震、肖克的部队里面经过长征到的陕北。袁任远比我爸爸小好几岁，是我爸爸在长沙时的小朋友，当时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时候，他从湖南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路过南京，我爸爸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共产党，可我爸爸还把他留下住在我们家里，掩护起来。那时我还见过他，他对我还有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莆当剧省长时候跟我爸爸还有来往，也曾经问过我，但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找过他，我爸爸、妈妈当年的同学、同事包括后来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我一概不找，可能这就是我的一点清高吧。我爸爸当时在国民党的华侨事务委员会里面当一个委员，算是国民党的一个官。所以，他可以掩护共产党的人。1935年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一个老朋友在一间房里劝他宣誓加入中统，他坚决拒绝，说党内不能搞派系。
1943年，我爸爸在河南洛阳当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洛阳分社主任，那时，河南非常苦，你们都知道所谓的水、旱、蝗、汤，就是当时的河南，特别是那年闹旱灾闹得非常厉害，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好多河南人都逃荒了，李准写的小说叫做《黄河奔流去》和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是这个背景。我们在洛阳的那个时候，每到天黄昏，就看天上乌云一样地飞着蝗虫，漫天的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带绿色的植物都吃光，地上则见一群一群的灾民往西边逃。那时五斗麦子就可以买一个灾民的闺女。当时的河南人苦得很，但是国民党封锁消息，始终不让河南闹灾的消息传到全国去，把新闻工具全控制了。当时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叫做高集（我现在知道叫张高峰）到了河南，并进行了采访。当时国民党的邮电都是要检查的，他写的通讯报道就发不出去，结果也不知道他找的我爸爸，还是我爸爸知道了，总而言之，我爸爸就利用中央社的电台帮他把消息发出去了，那时中央社的消息也要经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所长也是湖南人，跟我父亲好像也是朋友。因为都是国民党系统的，他对中央社的电讯的检查就比较马虎，我爸爸就钻了这个空子。那时候他们的新闻检查所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收送检的稿子，十二点以后就关门不收了，就得等第二天了，我爸爸就专门等到快关门的时候派妥人把《大公报》记者采访的专稿给送去了。
那帮官僚那时已经昏头昏脑，瞌睡拉撒的，看也不看，随手盖了一个章子，表示检查完了。稿子发回来以后，我爸爸就用自己的电台发报到重庆。那时中央社地方单位都配有电台。发了以后，《大公报》就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而且《大公报》还发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社论讲的是重庆的达官贵人纸醉金迷，过着非常荒淫奢侈的生活，而中原河南大地一片凄凉，饿殍载道。这样，河南闹灾，人民痛苦的消息传到重庆去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国民党的中央参政会上，河南省的参议员就提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封锁消息，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搞得蒋介石非常狼狈，狼狈之余就调查这个事情，一查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就查到了那里的中央通讯社，查到我爸爸那里去了。我爸爸那时也有一个挡箭牌，就说这个消息是经过受检的，所以责任就在这个新闻检查所，因为这个事情，新闻检查所的所长就被撤了职，我爸爸也很危险，因为当时蒋介石大怒，要查办，据说还要枪毙，后来我爸爸被中央通讯社的几个老朋友，也就是中央通讯社的社长叫做肖同兹，这个人也是当年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他想法子打了圆场，事情就掩盖过去了，我爸爸就没事了。

《流年碎忆》的笔记-第120页 - 南开中学回忆

换了教室，气象一新。这学期一开学，我被同学选为班长，彭佩云被女生选为副班长。当了班长，应当有所作为。我对班上事务多有兴革，可是志大才疏，很多不能贯彻，成了纸上谈兵。唯一能做到的是出了几期壁报。上学期壁报写过一篇抗日小说，讲一个连长舍命用打掉半截枪柄的手枪，坚守阵地，与敌偕亡的故事。心理却隐隐觉得这样的事不近情理，编造的痕迹太明显。
这个学期中，我发表了两篇诗作，一篇是白话诗《重见江南车》，写发现路边田埂上侧倒着一辆从南京撤退下来的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车身破败，已经废弃。诗里感慨它的遭遇，控诉日寇的残暴，最后希望它能迅速修好，满载反攻战士驰骋战场，把日寇驱逐出去。另一首是五言古诗：“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敌犯我沪滨，”，开始了全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个个心赤诚，人人敌忾烈。空军不落后，奋勇急争先。八月十四日，敌挟木更津，荒鹫一十三，号称世无敌，空袭我杭垣，形势正危急。我机迅起飞，急速前迎击。队长高志航，首先开记录，敌机一架焚，似风扫落叶。余机更奋勇，猛攻不少歇。八与零之比，空战光荣页”等等云云。
这两首诗原创立意是自己的，但文字经过了父亲的润色。自己看了也颇得意，不过现在重见江南车的文字全忘了。贺空军节那首五言长诗，也就只记得这么几段零碎的句子了。这么一来，我会写文章的声誉鹊起，以至到本世纪初马鞍山老同学聚会，同学王克衷还说起他和万先俊与我一起被称为“作文三友”，很是自豪，可惜这事我已经全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