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书评

独特的‘中国学“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第四节

第四节费正清在书尾一处论述中提到中美的某些相似之处。　　 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在中国开展运动，而美国则在1965年至1973年对越南实施了十字军远征，“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　　 当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的时候，美国的士兵则在轰炸越南的村庄。这两种恶行也是遥相呼应。　　 “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则尼克松也于1975年下台无疑又是一个相似之处。　　 费正清似乎把这种相似归结于两国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这一认识。

另一个视角

文中充满了一个外国人对东方文明的不解，不过，能较为公允地从西方人角度提出看法，已经是不容易了。由于立场不同，文中有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翻译的不够流畅，留有遗憾，如果要读费氏的其他著作，比如中国通史的话，这本书可以忽略，或者说，热身吧。

第二节

关于中美　　　　 谢泳曾在一个讲座上指出，列强对于中国的作用，有消极和积极两方，日本起的消极、伤害作用最大，美国起的帮助作用最大。当时觉得不以为然，国家间的协助，不宜过多的纠缠于感情色彩。利益的纠葛是国家关系永恒的纽带。就如最近，日本拟取消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论者就摆出日本对中国做了善事的姿态来。实际上，这些援助中国的资金中国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而且已经在还了。因为历史问题这种援助也具有微妙的意味。而且，这也绝对源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看看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的带动作用就明白了。事实上，这是互惠的国家行为。而国家间的金钱往来，从来都不单纯，也不会单纯。　　 所以，对于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种种，也皆出有因。　　　　 在分析了美国近现代对中国和日本的种种历史做法后得出，费正清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为现实主义手段、浪漫主义冒险和帝国扩张主义所交织控制。　　 姚国华曾在《现代化批判》课上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果然，按照费正清的观点，传教士猖獗时期的美国在中国的作为，包括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呀什么的，大部分是由传教士主导的，而这些传教士则怀着传播文明的理想，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较浓。而那时的传教团体掌握着第一手资料，必然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以至于费正清也说，臆想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影响了美国的政策，“我们进行的1941－1945年的对日战争、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可以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些战争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那么这些战争，莫非正是姚国华所说的美国理想主义的体现？　　 同时，费正清认为，“美国不必要因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加利福尼亚州不生产鸦片。”这里，费正清只是将美国对中国的做法跟英国的以鸦片为工具的侵略相比较，所以得出这个无需负罪的说法。可是，难道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的殖民就不算殖民？非得将中国人搞得个个跟病鬼一样才叫殖民？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部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面有段台词非常有意思。说爱情的背叛分为三种，一为身体的背叛，二为身体和心的双重背叛，三为心的背叛。人们往往只重视前两者，而忽略后者，即心的背叛。　　 那么，同样，费正清所忽视或者说为之辩护的正是心的殖民，精神的殖民。因为传教士们乐此不疲的就是能够在中国传播他们的基督教文明。

第一节

作为最有声望的汉学家，费正清的著作可以提供一种与以往阅读所截然不同视野。关于传教士　　　　 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谈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在美国尚未全面染指中国之时，美国在中国的活动人士，多是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变成了种种著述。但是他们的传教往往不能达到天真的预期。事实上，撼动一种文化习惯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此我觉得文化移植的前景并不会乐观，包括当下的阿富汗、伊拉克。　　 记得以前在《读书》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论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文中就认为传教士在中国所传的文化和观念甚至是诸如地球中心说这样过时的、已经被西方抛弃了的思想。而且据费正清书中所言，把传教士派往中国还有为了改善教会在国内的艰难处境的目的。而且，这些传教士中还有埃德蒙贝克豪斯这样的国际骗子，鱼龙混杂。所以，传教士之于中国除了提供一种挠痒的作用之外，可能实在不能有历史性的贡献。　　 当然，这些传教士中国的文化发展的推动是勿庸置疑、不可否认的。比如，传播西方科学、群众性的教育、以及出版活动等。传教士托德普就曾在上海建立实验室，周游各地传播科学知识；也正如费正清所说的，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被压迫中国人民的有过帮助，也有它“辉煌的瞬间”。　　 最新一期《读书》杂志（2004年11月号）载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一文就指出，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不知马可波罗是否属于“游记汉学”阶段？），费正清书中所涉传教士的著述或属“传教士汉学”，而费正清、李约瑟、史景迁等专业汉学学者的研究明显属于“专业汉学”阶段了。其中，“传教士汉学”被认为至关重要，费正清也认为传教士汉学是汉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阶段。

历史与国际关系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本人在读完费正清先生《观察中国》一书后最深的感受。我还想起了与室友关于“历史学之意义”的争论：他说历史学就是一门学科，不需要强加它任何意义。我对此耿耿于怀，但一时又找不到论据来反驳这一观点，现在找到了。至于是什么，文章最后会提到。对于本书出版的原因，费老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中美关系一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影响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为了应对正迅速到来的、不确定的中美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中国人信奉的是孔教，而美国人信奉耶稣，前者代表的是责任和集体合作，后者则为权利和个人奋斗代言。这种分歧是历史留下来的遗产，根深蒂固，难以在瞬间扭转。而中美的友谊的果实必须在这个夹缝中开花结果，唯一的肥料就是“求同存异”。我简单梳理了一下文中关于美方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这十年，我们习惯称之为“国民政府发展的黄金十年”，而中美这对国际恋人也处于蜜月期：“无论身处中国境内还是国外的外国人都对政府寄予厚望，认为它将解决中国的紧迫问题。”到了40年代，随着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和共产党的崛起，美国对国民党失望不已，尝试去了解“共产中国”，埃德加斯诺就是典型代表人物。这里可以称之为50年代，“一些人谴责中国共产党迫害、处死众多敌人的做法，另一些人则对其肃清残余，解放农民，恢复秩序的创举赞不绝口。”70年代，双方外交关系，但中国在早期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极度恐怖的“文化大革命”的了解，迅速被其造成的坏影响所取代。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毛泽东及其集团离开了历史舞台；随着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期待以及旅游热潮的正常复苏，一个新时代的躇光正在出现。全书是费老各个时代关于中国历史研究书目的书评，文章大都写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从语言中可以看出他对文章进行了一些润色修改和补充，很多观点跟我们今天类似。作者通过剖析毛时代中国产生的历史原因，提出了关于两国发展的一些宝贵建议。从帝国主义时代到毛时代再到新时代，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暧昧的氛围之中。以美国人的观点来讲：我们并非帝国主义者，没有打算抢占中国的领土；我们不是中国的敌人，一直以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输出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帮助中国。可是在我国领导人眼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所谓“优越”的文化，而是国际上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可。这就又要回到我们之前所说到的“求同存异”了。在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里，主要讲述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在中国门户开放后的一些经历。相比其他国家通过贩卖鸦片和战争对中国做出损人利已的行为，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确实“柔和”了许多，主要形式是通过派遣传教士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教育。可是，“现代变革压力下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上现存的最独特、最分离和古老的文化，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文化。”因此，传教士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王小波写的一篇《洋人，百姓，官》的文章就提到过这种现象，三者就像“石头、剪刀、布”一样，相互制约——洋人怕百姓群起而攻之，百姓怕官大爷打自己板子，官员们怕洋大爷向自己上级反映情况。不过传教士们在中国的行动不仅仅限于思想改造和传教，传教士艾伦编辑的期刊面向东亚重要中心发行，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以汉语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成为发展中国基督教团体的机构，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布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文字作品后来成为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基本素材。还有的认为最初皈依传教事业是个人的需求、集体的狂热、传教者的蛊惑和自我恐惧四个因素的结果，这位传教士很少关心精神奉献，而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的实际帮助。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军官乔-史迪威。他想要为中国带来先进的军事技术、管理制度，打造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这就意味着中国之前围绕“武将”为核心私人军事制度分崩离析。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接着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北洋军阀混战，虽然最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这种私人部队的军队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蒋也只是所有军阀中最强大的那一个。“嗷嗷待哺的征兵入伍者、军官的腐败、物质的囤积、国民党军队中忠诚至上的标准，加之抗日的心理负担和精疲力竭，造成了极为保守的现状。”这就注定了史迪威的行动的失败，同时又在军事层面显示出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到了第二章《渗透毛氏中国》里，对毛的行为进行剖析，联系到古代帝王思想。毛作为一个熟读史书的革命家，对帝王一词有着说不清的情怀，但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他称帝的，而他的理想也是朝着人人平等的目标前行的。于是乎，对外追求乌托邦的理想和内心中的帝王思想造成巨大矛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政治生活，对于所谓的民主缺少足够的兴趣。自我牺牲和批判、信奉社会组织、文明群殴（参考古代的文官制度和斗私批修），这些造成了真相的缺失，大众自发的对事实的追求也不复存在。“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整个中国革命是一场反旧的战争，但革命者之间的竞争却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至于中国未来的路究竟是掉头重走西方之路还是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黑，有待时间考证。还有在政策和道德的区分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缺少“对事不对人”的批评，导致所有对政策的批评都可以上升到对施政者品德上的批评，我们无法接受“有用的坏人”。黄仁宇先生也有过相关评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而费老的评价是：“对于一个通过道德权威而不是正当法律手段程序统治的政权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重大灾难。”英雄所见略同。第三章《正常化之路》主要评论的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关于中印边界之争的描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英国在退出印度殖民地时用了对待巴勒斯坦的老招数：留下一个边境问题，给双方解决，自己隔岸观火【典型的“既然我留不住你那你以后日子也别想好过的怨妇心态，帝国主义真是用心险恶】。但中国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通过耐心的谈判，直到赫鲁尼这位大哥一次又一次给脸不要脸的行为之后，中国才动用武装力量打到他们的老窝。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国的领导人随后又撤回谈判中的边境，并没有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费老则从民族特性这一方面解释了这一行为：“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或天生的，如果我们自寻事端（尼赫鲁就是如此），就会遇到麻烦。”这是一种友好的信号，我理解是指美国应该在对待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客气。之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一个中国”难题也是以此为基础论述。总而言之，它使美国人相信，只要自己不得罪中国，中国绝不会主动攻击。这点也是对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击。第四章着重探讨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细节，并记录了一些亲历者的诉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人认为是毛利用民众夺取权力，有人认为是毛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用错了方法。我们知道，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到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这都是毛发动群众攻击现状的结果，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这一切是正义的。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费先生从历史角度解释了毛的这一行为：“我们知道，毛很赞上前221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知道，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隆重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了妄想狂，杀戮忠臣，威吓学者。我怀疑，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只是因为一位老人的失意。它代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新的统治者对人民在思想上对他效忠的习惯性需要和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专门技术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文章的最后，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北京已经在改变自己的形态，并把华盛顿作为重要的合作对象，这点是后者所希望看到的。市场化尝试、商业化、股份制、承包责任制……双方如今的间隙是，前者似乎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让华盛顿有些无所适从。“他们忍受复辟官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统治。这种统治被全体国民的集体主义精神所认可，并被现代技术所固化。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中国人实践着我们可以称作一种隐秘的、小规模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所涉及的自由只存在于与集体关注无关的小事之中。”费先生如是说：“如果盲目地对中国提供帮助，只知道他们用英文所告知的情况，而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朋友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就会重蹈20世纪40年代的覆辙，在中国造成另一场美国灾难。”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个新的“两个中国”问题，即，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中国的革命分为两个部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我们可以分别通俗的解释为：追求平等和物质进步。毛发动的社会革命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技术革命的进程【参考当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邓的技术革命又使得社会革命倒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如同走路，总有一只脚要先迈出去，而后一只脚则必须跟上，否则中国这个巨人会摔得非常惨，这也是美国所不愿见到的。诚然，这本书中把美国的影响力提得太高，跟事实有所出入，但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写作，确实容易抛开我们中国一些陈旧的观念，引出我们新的思考。现在我可以说，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更好的理解我们当今的世界，对大部分事物保持宽容，并且对另一小部分邪恶事物保持绝对警惕。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历史中早已暗藏着密码，等待我们来发掘。

第三节

关于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　　　　 费正清同样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红卫兵这一群体，并将一位逃离的红卫兵的种种经历包括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显然，这一群体的状态，是研究文革的一个绝佳标本。　　 在造反衍变成为红卫兵派别之间的斗争甚至武装争斗时，毛泽东调动军队平息了他们的武斗，把他们遣送到了农村。在农村，显然他们受尽了苦头。　　 在今天的主流意见中，这些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上山下乡”是作为一种错误的、荒谬的举动被议论的。但是我总觉得，正是那样一段艰苦的岁月，磨掉了他们这个特定阶层的种种劣性。锻造了他们的性格，打造了他们的“血性”。　　 正如徐葆耕在《让血性冲破牢笼 ——我读<暗示>》一文中所写道的，毛泽东何以要制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灾难？他难道不知道出生在城市里的嫩苗被抛到农村将会面临怎样的毁灭？我觉得毛泽东知道。他来自农村，他了解农民。但是他毅然这样做。这是一种近乎em般的胆略和魄力。所以，当灾难的回忆逐渐退色时，留给历史的是一个百屈不挠的硬汉群体。在他们身上，苦难铸就了一种不移的品质，就是血性。这种血性中带有原始的野蛮的因素。是他们的上一代和他们的下一代都不具备的。　　 事实上，中国今日事业的栋梁，多属这一群体。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费正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只是一个老人的失意。它代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新的统治者对人民在思想上对他效忠的习惯性需要和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专门技术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应归咎于数百年来积淀起来的农民对同志阶级的憎恨。”，而且这些暴力实在善的名义下进行的。

研究中国的泰斗之作

没有毫无瑕疵的观点，或者说，所谓的观点，其实只是一种能被部分人认同的偏见。所以，写书评实在是个很麻烦的事，因为这是一种介绍个人偏见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我更偏向于度娘，寻找一篇与个人看法比较接近的，然后复制粘贴。这次例外。19世纪末期，美国为什么要得到清帝国的治外法权？20世纪初期，美国是不是想瓜分中国？二战期间，美国为什么帮助委员长？二战末期，美国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未来的胜利者？本朝开国之后，美国为什么仇视天朝？开放至今，美国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敌视中国？仅仅是因为官方宣称的“大国崛起”、“中国威胁”？仅仅需要看一下这本书的序言，就知道很多人被洗脑了。当然，我不是亲美派。只希望大家能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