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意》书评

喝一肚子凉水就能淹死全部的心里话

西川的诗 有着难以言状的批判世界批判精神的讥诮 他不会特意地从生活中剥离出一些东西一些浮杂于表面的丑陋 他会连同生活连同粘接着尘埃的复杂面一并摊开在我们面前 不用忙着去审视 谨慎焦灼斑驳般的情感会沿着黑暗的缝隙一并流出 摘抄的一部分 #分享#【甚至我死了，色彩和光死了/也不会有一只手来推倒这座城市/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我居住的城市 没有人】【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一辈子/或者快乐一辈子】【在一座北方的城市/我被生活打垮/明媚的是一支香烟和一首抒情的诗】【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一个时代退避一旁 连同它的讥诮】【杀死一个人 也就杀死了一个人的细菌/也就节约了一个姑娘的关怀/或她的仇恨】【从我到你 就是一到无数】【不必为了方便而凿穿大地/但是依然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就如同每时每刻都有俏皮话变得不再俏皮】【一个喷嚏引爆十个喷嚏这喷嚏就有了意义】【在最尴尬的时刻遮住面孔而不是屁股这就是人性。在两种理由之间沉默不已】【为了不食荤腥/有必要假设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不洁净/一如你的躯体 一如你的内脏/或你当戴上怜悯的口罩/只是素食并不能保证你不会吃成一个胖子】【星星躲开我的视野 一颗漆黑的大树将我拦腰抱住】【从此孤身一人把破旧的自行车骑得飞快 并且不必在废墟间再数一遍脚趾 可能的话，就从大海上跳过去 不可能的话，就甘愿淹死在大海里】【黑夜是七只螟蛾的睡眠 黎明是五位鲛人的歌声 正午是三只田鼠的爪痕 黄昏是一只乌鸦的阴影】【决定再睡十五分钟 和决定再睡六个小时的人 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我散落四处，捏不起自己 是否因此我推迟了明天的来临】【一个基本的大地，一个不与我们争辩的大地，用清水涨满生锈的水龙头】【没想到它不毁灭，不变化，目的是要被我看上一眼】【喝一肚子凉水就能淹死全部的心里话】【既不能站在疯子一边对常人之恶束手无策 也不能站在常人一边对疯子之恶束手无策】【聪明人赶在天黑以前用完一天的理智】【远离人群 动物离我们就近了】【绝了飞鸟，绝了苍蝇，绝了人烟；绝了趴下，绝了不省人事，绝了站起来】【看得见的你管它们叫历史，看不见的你管它们叫埃尘】【三百六十万颗星星遮蔽三百六十万个欠账不愁的懒鬼 三百六十万个游手好闲的梦想家为暗淡的世界贡献价值观、诗歌和垃圾】

《小主意》作者说明

《小主意：西川诗选（1983-2012）》作者说明国外（特别是西方）出版的单本诗集一般较薄，60页左右就可出一本（也可以80来页）。在我了解到人家诗集的一般厚度之前，当我在一些诗人的传记或年表中发现他们一生居然出版过40本或60本诗集，我曾感到十分惊讶和不解，总是自愧创造力不如人。但实际上，在国外，诗集可以很薄。国外的小出版社有时还会出比60页更薄的诗集。我的由美国夏威夷Tinfish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小老儿及其它诗篇》（Yours Truly and Other Poems）便只有26页，而且是汉英双语对照。在国外，如果你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见书架上的书大多很薄，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诗人。诗歌读者和小说读者的区别之一在于：诗歌读者一般自己也会写几行诗，而小说读者中真正抱定信念要当小说家的其实很少。诗集薄，一个诗人就方便为将要写出的诗集通盘谋划——要写什么样的题材？需要怎样的结构？需要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为诗集而写和不为诗集而写，写出的东西可能有所不同。我国的诗集没有60来页的（见过薄的，比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撒尼族民歌《阿诗玛》等，但一般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写组诗、长诗，但我们大多数人的主要作品为散篇诗。这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只有诗篇意识，缺乏诗集意识。这种情况与我们出版社的习惯性出版意识有关。编辑们觉得出本书至少应该100页吧，更好150页，最好200多页。200多页既像本“书”，其定价也可以为读者所接受。当然再厚的书恐怕就会有点问题了：出版社怕卖不动。我国的出版门槛一方面很高：出书不容易，尤其是诗集出版；另一方面又很低：种种自费出版和公私合作出版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抓机会”出版的一般都是“诗选”，而不是“诗集”。我从前的种种诗集其实也都是诗选。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的编辑在处理我的英文诗选《蚊子志：西川诗选》（Notes on the Mosquito: Xi Chuan/ Selected Poems）的作品编排上犯了难：他要我将每首诗出自哪本诗集一一标出，但我做不来，因为我从未出过他们那种意义上的单本诗集，而我在国内出版的选集和选集之间总会有所重复。上面这些话不是可有可无的。但这类问题似乎还从未受到过批评家和出版人的注意。批评家们习惯于大处着眼：风格、思想、形式、技巧、社会环境、历史意义，当然也或者会从小处着眼：意象如何、修辞和句式如何、是否关心了小人物、是否表达了生活细节，等等，但一些与写作有关的技术性问题似乎还从未入过他们的法眼。——看来这类问题只有留给写作者自己了。上手工作和不上手工作的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的自我要求会有所不同。技术性的东西作用于写作当然不仅限于出版。我相信从毛笔到钢笔到圆珠笔的更换肯定会对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从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丝帛到纸张（各种纸）的更换也会影响到诗人的写作。现在我们使用电脑。电脑屏幕上准备好的“纸页”一般是A4纸大小。宽阔的页面会自然而然地让我把诗行的长度加长。但等到诗稿被排版到书中，纸面变小，原来在A4纸页上的形式感、空间感就完全被打乱，不得已的回行就出现了。从A4纸页转换到书籍出版时的纸页大小，对小说散文的影响可能有限，对诗歌视觉形式的影响则非常之大。但一个诗人总不能老在心中估算书籍纸页的大小吧。——诗歌写作的脆弱于此可见。现在这里又是一本我的诗选。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诗选，是我过去将近三十年来的短诗作品的选集。我过去出版过几本诗集（或者说诗选），流传较广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7年的那本《西川的诗》。此次编选，《西川的诗》中的作品我舍弃了59首，收入了71首。但《西川的诗》没有为每篇作品署上写作时间。编那本书时我的本意是更希望它能够呈现我的写作结构。任何有经验的作者都知道，写作者并不是以自然时间为顺序展开他的写作的。但这一次，我把时间署上，便有了一种自我追溯的意思。我既这样做，就不得不把《西川的诗》中的作品分开，分别编入本书的卷一和卷二。卷一中的另外一部分作品原本收在我的《虚构的家谱》那本诗集中，是我最早一些作品。《虚构的家谱》也出版于1977年，是一个朋友花钱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根本没做过发行，所以一般人也没见过。本书卷二部分还收入了我《水渍》（2001）和《深浅》（2006）中的一些诗篇——它们终于可以合在一起了。本书的卷三部分，内容都是组诗，各单篇的篇幅都不大。而它们在写作时间上的跨度却很大，从1984年一直延续到2010年。卷四则是我2000年以来的单篇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曾经出现在我2008年出版的诗集《个人好恶》中。但这本诗集是与其它几本诗集绑在一起出版的套书，出版社基本上也没做发行。诗集出版在中国似乎总是充满遗憾。现在这本诗选，内容的编排基本上按创作年代分卷，但在各卷内部，作品的前后顺序并不完全以年代先后为准。我这样做依然是有结构上的考虑。到目前为止，我的短诗这部分写作，本书算个总结。将来如果再出版什么我的诗选，我此前的短诗作品可以此书为标准。当然，这远不是全部的我。本诗选限于篇幅，没能包括我的长诗，也就是《大意如此》（1997）中的《汇合》部分，还有《深浅》中的那些长篇和成组的散文诗，还有诗剧，还有一些以历史为题材的诗。如果说全部的我，则还要加上我的几本散文、几本论文、随笔、对话和5本译作。每一次整理诗选，修改都是难免的。这一次我不可避免地又对某些作品做了修改：措辞上、意象上、排行上。但修改旧作的麻烦在于，既然是旧作，就不敢改动得太多，否则就是写新诗了。所以实在无法做局部调整的作品我便只好放弃。为作品负责的反面是为自己的成长史负责。我对自己成长史的兴趣小于我对作品本身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悔少作的人。我敝帚自珍的感觉不算强烈。这近三十年中我经历得太多，文学观念的变化非常之巨大。而这又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国家的变化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强调写作与历史现实的对称。现在我以一个中年人的眼光看我青年时代的作品，发现哪儿哪儿都是问题。这可能有些不公平：修改旧作时，我仿佛一个经验满满的人在改着另一个年轻人的作品。有些旧作令今天的我不好意思。但因为已经谬种流传，便只好跟旧我做出一些妥协。要做到米沃什所说的“旧我新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看来尚需时日。修改也有修改的危险：你有可能把一首不太好的诗修改得更糟糕。本诗选中《广场上的落日》一首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曾经对该诗原稿做过改动，但在修改稿被收入《西川的诗》后，批评家陈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我把诗改坏了。这一次，我部分恢复了原稿的风貌，但因为是“部分”，收入本诗选的这一稿等于是第三稿。市面上、网络上，我的一些诗有多稿并存的情况，本书所收作品算是定稿。网络上有四五首或六七首短诗的作者署的是我的名字。那些诗挺浪漫，挺激情，很正面，感觉作者很年轻，但不是我的风格，尤其不是我1992年改变风格以后的风格。我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将那些诗署了我的名字贴到网上的。望读者明察。西川2012．4．26

和但丁握手

和但丁握手八十年代的那种人文情怀，乃是西川诗歌的源头。　　人文情怀得以肆意张扬的八十年代，诗人们满怀激情，具有使命感，有意无意追求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如今回看犹如沧海桑田。　　老西川又出诗集了，名曰“小主意”。读这本书，有如抚摸一棵树的年轮，风雨砥砺，粗糙细腻，一览无余。这些年，眼见他仰望星空，终于成熟，眼见他写下经典，在世纪末再度发出光芒，眼见他偏离熟路，不断尝试，努力拓展诗之疆域，作为读者，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还是在中学时期，我读到了西川的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忘不了那一种仰望的姿态：“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不过，西川20世纪80年代写的诗歌里，最打动我的是《云瀑》。　　在诗中，西川写道：“在麦地的黄昏里我的眼睛久闭/被烟草吸干的味觉持久/如果我能因此而不朽/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一辈子/或者快乐一辈子/在麦地温和的黄昏里一直向前/走近那道灰色的高墙和但丁握手/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　　现在重读这首诗，一种怀旧的情绪油然而生，不仅因为“麦地”、“黄昏”等当时流行的诗歌意象，还因为某种诗歌的乡愁。在人文情怀得以肆意张扬的八十年代，诗人们满怀激情，具有使命感，有意无意追求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时至今日，虽然只是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一切却有沧海桑田之感。　　诗人骆一禾去世后，1992年，西川写诗纪念他，“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又说：“眼见得另一个世纪就在眼前/幸福往往被降低到平庸/一个粗通文墨的时代/一种虚幻的时代精神。”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那种人文情怀，乃是西川诗歌的源头，是他的星空，他的圣餐，是人们弃若敝屣而他屏住呼吸小心抱持的宝贝。　　如此一来，日后的写作不过是活水在纸面的流淌。“修改旧作时，我仿佛一个经验满满的人在改着另一个年轻人的作品”，这正是不断超越旧我的证明。除了《小主意》收入的短诗，他还有大量长诗、长篇和成组的散文诗、诗剧。诗歌之外，还有一些散文、随笔、对话、译作。在流淌中，河流终归大海，西川成为了西川。　　诗集中，有一幅西川自己画的插图：很多个“我”字扎堆，像广场上的人群，而只有一个“我”，立于众“我”之外——那应该就是西川自己，“和但丁握手，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3/22/content_501357.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