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

出版社: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11
ISBN:9789866525629
作者:厄文.高夫曼
页数:544页

作者简介

社會學大師高夫曼的寫作以公眾為對象,而不局限於學院人士。《精神病院》這本富含人性關懷的扛鼎之作,不僅蘊藏豐富的洞察力及深具啟發性的概念,更具體詮釋何謂「公共社會學」的力量——掀起全美去機構化的風潮,說服政府官僚們同意讓社區重新擁抱「精神病患」。《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過五十年,早已經跨出了社會學而進入其他各個領域,可說是歷久彌新。環視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各式各樣的全控機構不減反增,高夫曼的睿智揭露,將再次引領我們透視各種被遮蔽的隱藏世界。
本書由四篇論文組成。第一章〈論全控機構的特質〉,針對機構中的社會生活進行總體考察,大幅引用了兩個例子——精神病院和監獄。本章說明其餘章節將仔細發展的課題,也指出這些課題在整體討論中的位置。第二章〈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針對尚未成為被收容者的人,考察「機構化」對於他們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哪些初步影響。第三章〈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關注人們期待被收容者對一個銅牆鐵壁的「家」表現出什麼樣的依戀,也考察了被收容者透過什麼方式讓自己和這些期待保持某些距離。第四章〈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則回到機構人員身上,以精神病院為例,來考察醫療觀點在向被收容者呈現其處境時所扮演的角色。

书籍目录

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陳嘉新
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陳惠敏

導論
論全控機構的特質
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
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一間精神病院中的各種生存之道
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一些關於修補式行業變遷的筆記
註釋

【精彩試讀】
第二部 醫院的地下生活
資源
現在我要另外說明的是,被病患拿來當成次級調適的資源和材料。

首先我所要提到的是代用品/權宜之計(make-do)的盛行。在每個社會機構中,參與者使用可取得的物品的方式及其目標,並不是官方所樂見的,因此更動了為這些人計畫好的各種生活條件。其中涉及的,可能是具體改造一個物品,或只是不正當的使用脈絡,而兩者都為魯賓遜漂流記式的主題提供了簡單的例證。監獄裡有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把湯匙鎚製成一把小刀、把墨汁從《生活》雜誌裡榨出來、把習作簿拿來當成賭注條、用各種方法點燃香煙—比如從電燈插座、手工鐵盒、拆成四段的火柴引出火花。雖然這種轉變過程是許多複雜實作的基礎,但當實作者不涉及他人的時候(除非是學習或教導這方面的技術),也就是當實作者自己消耗他生產的東西的時候,這種過程才最為明顯可見。
在中央醫院裡許多簡單的代用品,是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的。例如,病患往往把直立式的暖爐拿來烘烤他們自己剛在浴室的洗手台洗完的衣物,這構成了一道私人的、原本只有機構在乎的洗衣循環。在有硬板凳的病房裡,有時當他們躺著的時候,會把捲起來的報紙擱在脖子和木頭板凳中間。有時他們會用同樣的方式捲起大衣和毛巾。住過其他收容機構的病人,在這個情形之下會使用更有效的物品:鞋子。在病房之間的移送過程中,病人有時會把私人物品裝在枕頭套裡,再把枕頭套上端打個結,而在某些監獄裡,這種做法算是半正式的。有些面臨老化的病患幸運地擁有私人臥房,他們可能會把一條毛巾墊在洗手台底下,把洗手台改造成一個書桌,那條毛巾就可以用來保護雙腳,以免接觸冰冷的地板。假使有些較老的病患不情願或者不方便移動,有時候就會運用策略去規避如廁的任務:在病房裡,他們會在蒸汽式的暖爐上小便,這樣便不會留下太多擦不掉的痕跡;在每週兩次到理髮師那邊剃鬍子時,他們會趁病房人員不注意,把毛巾桶當成尿壺使用。在後段病房,各個年齡層的病人,有時會隨手拿著紙杯,把它們當成痰盂和煙灰缸,因為與其制止他們吐痰或是抽煙,病房人員有時更在乎地板的整潔。
在全控機構裡,這些代用品的焦點往往會聚集在某些特定的範圍。其中之一便是個人的打扮—透過各種手段伎倆,以合宜的面貌呈現給別人。比如,據說修女會把黑色圍裙披掛在窗戶玻璃的後面,就變成一面鏡子—修女可以用這面鏡子來進行平常被禁止的自我檢查、修正及認可。在中央醫院裡,衛生紙有時候會被「妥善處理」(organized);它們會被整齊地撕下來、疊好,然後讓人攜帶在身上。講究整潔的病人會辯解這樣一來衛生紙便會變成好抽取的「舒潔」。同樣地,在炎夏的幾個月裡,一些男性病患也會把醫院分發的卡其褲整齊地裁剪成夏季短褲。

以上所提到這些簡單代用品的特色是,一個人不需要投入場所的正式環境中,就可以運用它們。以下我要說明的這套操作方式,在機構的正當環境中,多少意味著更多的活力。可以維持正當活動的精神,但有時候會超過它們所被要求的程度。我們看到的是延伸和應用一些原本被拿來獲得正當滿足感的既有資源;或是為了私人的目標,利用整套例行的官方活動。在此我所要闡明的是「搬弄」體制("working" the system)。
在中央醫院裡,或許搬弄體系最基本的方式,展現在後段病房裡那些一直不斷稱病、拒絕遵守紀律的病人身上。他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吸引病房人員或是醫生的注意,這樣一來就可以與他們產生社會互動,不論這樣的互動是多麼紀律嚴明。
然而,醫院裡大多數搬弄體系的技巧,似乎都和精神疾病沒有密切的關連。有的技巧是一整套和取得食物有關的精巧操作模式。舉例來說,在一間大自助餐廳裡,九百名男性慢性病患必須輪流用餐,有些人會攜帶自己的佐料,替自己的食物調味;他們會把裝了糖、胡椒、番茄醬的小瓶子放在夾克的口袋裡。如果咖啡是用紙杯裝,有些病人就會把裝了咖啡的杯子裝到另一個紙杯中來保護自己的手。有些日子裡有香蕉可吃,他們就會從牛奶罐裡面舀一杯牛奶,這原本是用來補充奶製品的飲食,但這時候他們就會把香蕉削成一片片,撒上一點糖,開心地吃一道「像樣的」甜點。有時候,病人會先把一些受歡迎又方便攜帶的食物(像是法蘭克香腸或是豬肝)用紙巾包起來,接著回去拿「第二份食物」,然後把〔包起來的〕第一份食物帶回病房當宵夜。有些病人會在供應牛奶的日子帶著空瓶子去填裝,也同樣會外帶一些牛奶回病房。如果想多吃一點菜單上某些特定的食物,有個伎倆就是只吃那樣東西,然後把剩餘的飯菜全部倒進便桶裡,再回去(如果被允許的話)盛滿滿的一盤飯菜。有些准假的病患會被指定在自助餐廳裡先用餐,然後在夏天晚上,把起士夾在兩片麵包中間包起來做成三明治,然後在病患餐廳外面舒適地享用,還可以買杯咖啡。准假到城裡的病人有時候更過分,會在當地的藥店購買派餅和冰淇淋。在另一個醫院較小的餐廳裡,有些病人(正確地)深怕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拿不到第二份食物,便會把盤上的肉塊拿出來夾在兩片麵包裡,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然後立刻回去排隊等第二份食物。有時候,當這些有遠見的病患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時,才發現其他的被收容者已不費吹灰之力地帶著他們留在桌上的第一份食物逃跑了。
為了更有效地搬弄體制,必須充分瞭解體制。在醫院裡面,很容易看見這些知識怎麼被運用。例如,很多准假放風的病人都知道慈善義演的戲院戲碼結束,人們魚貫湧出戲院時,大門外面可能有人會分送香煙和糖果。如果感覺戲碼無聊,有些病人就會在結束前幾分鐘到門外報到,以免和其他病患人擠人;而有些人還會設法排好幾次隊,讓整個場子比普通時候更值回票價。工作人員當然知道這些伎倆,醫院舉辦全院病患舞蹈活動的時候,遲到的人會被鎖在外面,這個措施是因為料到他們算準時間來,分明只是想要來吃個東西就走人。猶太人福利會的女工作人員在每週禮拜後提供早午餐,有個病人宣稱「只要在對的時間來,便可以錯過禮拜,拿到午餐」。另一名病人則注意到一項鮮有人知的事情,即醫院裡有一裁縫團隊專門修補衣服,他會把自己的衣服拿去給他們修改合身,然後奉上一兩包香煙或是小錢當成回饋。
時間掌握(timing)對其他搬弄體制的手法來說是很重要的。比如紅十字會捐贈的舊書和小冊子,會被卡車載到醫院廣場上的活動中心,然後圖書館經手把這些讀物分發給病人或是病房。有些熱衷閱讀的病患知道卡車確切例行停靠的地方,會到那個地方去等待,為的是拿到他們的首選讀物。有些病人知道中央病房烹調給慢性病房的地下食物在何時運送,有時會蹲在幾乎快到卡車底盤的地方,希望可以搶到桶子裡一部分的食物。另一個例子和資訊的取得有關。在大型的病患餐廳,餐點會優先供給那些年老不能動彈的病患。能夠走動的病患如果想知道當天有什麼吃的,要去自助餐廳還是從病患食堂買些三明治,就會不時地往這些病患的病房窗戶探頭,在對的時間獲悉菜單的內容。

内容概要

高夫曼(Erving Goffman),當代美國社會學大師。1922年生於加拿大愛博他省(Alberta)的曼維爾市(Manville),195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賓州大學。1982年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高夫曼曾是全球薪水最高的社會學教授,但一生不立學派、不願接受訪問,甚至連照片都極少。在量化分析大行其道、鉅型理論稱霸的年代,他的身影穿梭在小島、精神病院、賭場等地,一步步探索從沒人認為重要的「面對面互動」領域,讓這個新的視野誕生、開展,以致影響後世甚巨。著作包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精神病院》(Asylums, 1961)、《相遇》(Encounter, 1961)、《公共場所的行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1963)、《污名》(Stigma, 1963)、《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 1967)、《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公共場合的關係》(Relations in Public, 1971)、《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性別廣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6)、《談話的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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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与莱茵、库珀等人从精神医学临床经验和精神医疗机构内部展开批判相比,戈夫曼对患者所处空间——精神病院——的细致考察则确立了社会学对精神医学的批判理路。他的探索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反精神医学”思潮中倡导“去机构化”的经典之一,并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掀起的精神卫生改革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精神病院》一书凝聚了戈夫曼极大的心血,从1955年他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始为时一年的田野研究起,直至该书正式出版,期间整整耗时六年之久。在该书的序言中,戈夫曼开门见山地将“全控机构”界定为一个把大批有相似境遇的人集中在一起,使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在封闭式正式管理中起居生活的场所(Goffman, 1961:11)。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基本安排在于,个人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人一起,听从着不同的权威,在并无首尾一贯的计划中进行工作、游玩和睡眠等一系列活动。但是全控机构颠覆了这一基本的社会安排,其核心特征就在于那些机构破除了上述主要的活动领域彼此之间的“壁垒”:首先,机构使人在同一场所、跟随同一权威展开其全部的生活;其次,成员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被相同对待,并被要求在众人面前一起完成同样的事情;再次,每天的活动均被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一项活动之后就向下一项活动推进;最后,所有强制性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该机构所确定的目的而有意图地严格设计的,可以汇集成一个单一而理性的计划(Goffman, 1961:17)。全控机构究竟给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戈夫曼首先展示了人在进入全控机构之后的“剥离程序”,揭示出了它的运作机制。这一剥离程序的实施,不仅剥离掉了病人的个人属性,同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对病人社会属性予以剥离的过程。剥离个人属性指的是,进入机构前作为市民所附带的各种属性均在进入机构之后被剥离,即被剥离的不仅是其原来担负的社会角色,还彻底地被剥夺了其私人物品:私服被换成病服、身上饰物被全部摘除、发型也被统一,甚至连姓名都被置换为统一标示的病号(Goffman, 1961:27-28)。这一连串剥离个人属性的程序使人丧失了确立其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使其本人的自我被侮辱、贬低,在屈辱之中感到“无力化”。而机构人员则通过这一剥离程序建立起了权威性,成为之后能够重新赋予其被剥夺物的特权人物。他们行使特权,支配被收容者,使仅有的少部分被收容者能重新获得部分的剥夺物。于是,在拥有特权的机构人员和“自我无力化”的被收容者之间就形成了根本性的上下关系。这一上下关系不仅渗透到嗜好品的限制、外出、外宿许可、出院等收容管理的层面,甚至还体现在要求被收容者表现出顺从与谦卑的态度上(Goffman, 1961:47-50)。说到剥离社会属性,通常指“病人”一旦进入精神病院,就意味着断绝了与之前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全控机构对于个体的社会属性的剥离,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它对于被收容者集体而言是一个“剥离了社会”的机构。全控机构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力量造就的一个“社会丧失”的空间。剥离了社会的空间是一个被剔除了人与人之间所有夹杂物的世界,是一个使人的内面毫无隐藏之处的世界,是一个近乎透明的世界。其结果导致了被收容于这一空间之中的个体不仅无法保全其在原有社会中的角色,同时连起码的作为个体的、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领域也在制度的干涉中趋于瓦解,其行为的自律性也被完全剥夺。因此,在戈夫曼眼里,全控机构不仅是对社会角色、私人物品等“外部的个人性(个人的现状)”进行操控、剥离“自我认同”的暴力装置,它还使社会丧失之后对具有神圣性的、“作为市民的自我”予以了致命的打击。 被收容者长久置身于一个不允许拥有自我、可以没有自我的状况之中,使具有市民性的自我被彻底毁灭。这便是戈夫曼所强调的全控机构导致“市民之死”的后果。而且,戈夫曼对全控机构的批判可以使人很自然地进一步联想到,在导致“市民之死”的全控机构这一封闭空间中是不可能萌发精神卫生的公共性的。精神卫生的公共性建设无法依靠传统精神医疗单方面的力量而得以实现,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依靠唤醒被收容者的主体性、恢复其作为市民的自我意识,才有实现的可能。在戈夫曼对“全控机构”做出揭露五年之后,托马斯•J.谢夫(Thomas J. Scheff)如莱默特与贝克尔在社会规范论领域倡导“标签论”(或称标签理论)一样,也在精神疾病解释领域引入“标签论”,从而确立起了精神疾病解释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主张精神疾病不过是一类无法用通常的标签加以定义的越轨——“剩余越轨”(residual deviance)(Scheff, 1966)。在谢夫的眼里,正是社会对此类越轨的反应过程促成了精神疾病的形成,而对剩余越轨行为贴“标签”(Labeling)是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如贝克尔(Becker, 1973:26)所总结的那样,越轨并不是指个人行动的性质,而应归结为是社会的规制与控制应用到特定个人身上的结果。上述标签论视角可谓引发了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笔者看来,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精神疾病不再意味着是特定个人的行为特征,而可理解为是特定个人被认定、分类为“精神病患者”,从而导致其最终被隔离、收容的一个社会过程。是否将某人诊断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决定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此人的行为本身,而且在于这一行为与其社会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同类行为并非必定被解释为精神疾病的症候,个体是否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被精神病院收容是受到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轨行为的可视化、家庭成员的宽容度、甚至附近精神病院有无空余床位等各种社会性的偶然因素所左右的。但是,一旦被贴上“精神疾病”这一标签之后,精神医生、精神病院等“精神卫生制度”就会强行使该个体与“精神疾病患者”这一社会刻板印象对上号。作为精神疾病患者,其所有行为——包括其“正常”行为在内——都被置于在精神医学的框架中作为“精神疾病的症候”加以鉴别和解释。基于上述视角可知,“精神疾病”乃是特定个体被强行解释后所标识的一种“社会角色”,以精神病院为首的全控机构则可被理解为是不断再生产精神疾病患者的装置。——转摘自:杨锃.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J]. 社会, 2014, 34(2):pp.71-75.
  •     「全控」與「收容」 (明報‧文化生活‧書評﹕2013年3月18日)厄文‧高夫曼﹕《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群學﹕2012年11月,港幣160圓)乍看本書標題不免萌生疑惑﹕原文Asylum明明就是收容所、難民營,為何譯作「精神病院」﹖第二個疑問是關於高夫曼此書與思想家福柯大作《瘋狂史》的異同,唸社會學的朋友大概知道,高夫曼深受多位社會學大師影響,尤其是齊美爾的微觀論述和同樣來自加拿大的社會人類學家Everett Hughes進行的街區社群分析,高夫曼第一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就是建基於在街頭的觀察而寫成的。這位傳奇社會學家畢生踽踽獨行,不立門派,卻以細膩文字對抗當時著重數據、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社會科學主流。而高夫曼在書中開始時並沒有進入「精神病院」,而是「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這個頗堪玩味的詞語經常為高夫曼所採用。這個詞語主要針對高夫曼在田野研究中觀察的醫院,但高夫曼也引用不同作者身處監獄、集中營、軍營等機構的日記片段。從一開始,作者就以社會場所來定義這種「全控機構」,所謂「社會場所」就是一切社會活動進行(如工作、娛樂)的地方,基本上人們在這些場所中進行同質的活動,而「全控機構」就是以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及嚴密監控(surveillance)管理的社會場所。一般社會學家認為社會令人們走組織化(如齊美爾)、形成等級團體(如韋伯)並進行各種互動溝通行為(如哈貝馬斯),像高夫曼這樣討論封閉式機構是較為少見的,然而這也呼應了阿倫特對集中營的刻劃,「全控機構」對被收容者監控嚴密到每一細微動作、姿勢,並將對任何違反守則者嚴懲不貸,甚至從一進入機構開始,便剝奪了被收容者的公民權利和資訊管道。封閉式機構高夫曼認為人在社會中的互動方式是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就像演員般走進公共世界,回到私人空間後便恢復另一個自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的場景都是開放式的溝通空間,在這種溝通空間中,人可以按意願決定溝通、自我表演(self-representation)的方式,然而「全控機構」卻不是如此。與《自我表演》對比,《精神病院》中的被收容者不單必須重新學習一套新的社會規範、溝通方式,更要對機構規則完全順從,機構人員與被收容者之間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溝通,即使機構必須運用如何冠冕堂皇的原則來為其管理制度辯護。另一方面,全控機構用盡方法剝奪被收容者的尊嚴,他們必須向機構人員「乞討」,或委曲求全,放棄其人格來乞求利益,所以在這些場所中不復有完整的人格,而所謂「人格」者,不過是人際互動中能夠演繹哪些角色(自由人抑或奴役者)而已。另一方面,他們從被脅迫、被哄騙進入這些機構一刻開始,就被迫重新定義自己為精神病人並且接受最緊密關係者(如護理醫生、看護)的建議,並且在順從或抗拒這些主宰其命運的建議之間掙扎,自進入這些機構一刻開始,他們的生命已不再屬於自己。反民主特質這種新的權威—從屬關係是現代社會組織化下的極權主義產物,雖然當時美國被認為是民主國家,但《精神病院》所揭示的精神病院管理關係和社會百態,卻暗合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勞改營的極權本質。這部六十年代的社會學著作令人想起傅柯差不多同時寫的《瘋狂史》及《規訓與懲罰》等書,但傅柯涉及認識論問題和理性對非理性的壓迫,而高夫曼就「全控機構」對「被收容者」的影響,揭示其背離收容所原意的制度操作,可見社會學與哲學各有其關注問題。但即使沒有哲學深度,高夫曼對現代社會的醫院、精神病院和監獄同樣進行了深遠的思考,已經觸及了這些機構的反民主特質。當然,全控機構並非全然封閉的,這些機構也有各種透明度和啟蒙性的措施,如安排定期訪客(像香港監獄也會安排太平紳士到訪)以營造開明形象,如讓被收容者或監犯有升學機會以給予他們希望,但機構並非認真為收容者設想而安排這些環節。在全控機構裡,機構人員與被收容者的關係沒有真正的順從和寬容,更不存在對機構信條的忠誠和信任,人與人之間只有策略性的互相利用,精神病人、監犯等從屬者懂得利用機構規章來爭取自己的利益。這些描劃可說是源於高夫曼對「自我表演」的理解。策略性的互相利用高夫曼的筆觸縝密仔細,讀者彷彿從被收容者或病人的角度,處身醫院、精神病院、監獄、集中營等場所。高夫曼從社會學語言解釋被收容者與全控機構其他人互動的每個細節,乍讀之下也許令人喘不過氣來,卻飽含作者充滿睿智的觀察和洞見。在這些場所中,一切細微事物皆被賦予特殊意義﹔比如說,由於被剝奪一切財物、權利及私隱,被收容者會將周遭環境中的日常事物(如木椅、桌子、電器)視作私人領域的象徵。遇到對這些象徵的侵佔,被收容者的反抗也會特別強烈,而且被收容者也會將這些物品用作別的用途,並在房間移送期間將私人物品秘密收藏。被收容者對於剝奪經驗格外強烈,在私人性薄弱的機構場所內,他們會比一般人更珍重、更抵死捍護僅有的私隱、私人物品和象徵自我領域的物件,這種自我管理行為被作者稱為「搬弄體制」(working the system),被收容者也會緊密掌握機構內劃一的生活時間表,運用種種機會爭取自身利益,甚至連撿破爛這種常人不會做的事情也會執著。高夫曼透過本書讓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醫院、監獄體制,產生出類似集中營制度對人性和權利的剝奪,但他沒有一套固定的結論,而是呈現各種這種體制下的人際互動現象,甚至被收容者也不是全然處於被動,只是他們與機構的關係不可能像一般社會場所(如職業)中的權力和互動關係。 高夫曼的切入點雖與傅柯不同,卻同樣令我們思考醫務人員(尤其是精神病醫生)與病人互動時對病人的控制到底是否合乎道德,也更清楚地瞭解病人為了獲得自由而怎樣扮演合作者角色,這些問題從更深層面揭示相關的倫理問題。[後記] 個人澄清一下﹕ 我在文章裡沒指出高夫曼受傅柯影響,只是藉對比二人大作的研究方法取向,以便說明《精神病院》的內容。若因此引起編輯及各位讀者誤讀的話,作為書評作者,我希望在此向大家道歉。比如我在文中寫「這部六十年代的社會學著作令人想起傅柯差不多同時寫的《瘋狂史》及《規訓與懲罰》等書……」這「差不多同時」更精準的說法應是「稍後」,這樣就不會引起任何因歧義而產生的爭拗。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     机构世界与外部原生世界的tension,彼此映照对方存在的意义。moral career,以一种机构式的approach去研究自我,关注其中的道德面向,即生涯如何逐步改变了一个人的自我,以及他在评判自我与他人时的意象架构(framework of imagery),联结自我与社会,个人与公众,brilliant~~一二章几乎完全呼应我的田野,要做更多的生命史。
  •     其实还是监狱那一方介绍的比较多,女子监狱各种代入感即视感。对于精神病机构的特殊性分析觉得还是可以再多一点点。不过,真的是一边看一边震惊。原来日常能够分析出那么多!
  •     为何我会如此抗拒团体生活,因为它抹杀了个体自由,完全集体化,本来觉得精神病院是我一个灵感与自由的所在,可是隐私的失去,电疗这些落后而欠缺智慧和人道的行为又令我放弃了~ 不管人类多么美化种种集体制度的需要,都是为了权力与管理。
  •     “全控机构”似乎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军队,幼儿园,甚至摄像头下的公共空间,都不断约束和再造着人们对自我、他人以及空间的想象。 #在海龙果读书会上重读,戈夫曼对精神病院的想象似乎过于主观化和理想化,换句话说,精神病人真正在想什么,作为outsider的研究者们,又从何而知呢?
  •     观察细腻,充满隐喻色彩,第四部分对修补式服务的分析让人拍案叫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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