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字團》书评

骆以军：未完成

在大陆读者视野中，台湾当代小说写作的景观，主要来自朱天文、朱天心姊妹以及张大春。骆以军还是一个新鲜的名字。他的作品在大陆，还只是在小众圈子里传阅。但在台湾，骆以军却已然代表着一个新的写作世代和新的写作美学。如何理解这个世代和这种美学，对大陆读者而言，恐怕有点费劲，因为文学两岸切实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错位。一方面，台湾写作比大陆写作更传统。这个传统性体现在，台湾作家当中有一个类似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核心，就是被骆以军称为“神之家”的朱家。朱家是个文学世家，其文化传统上溯至胡兰成。由胡兰成而朱西宁而朱天文、朱天心姊妹，形成一个优良的写作传统，对台湾文学的升华起着不小的影响。围绕着朱家，聚集着张大春、舞鹤、唐诺、侯孝贤、初安民等大批作家和文化人，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氛围。作为中生代的骆以军，正是在这个文人圈子的提携下进入台湾文坛并成为新世代领军人物的。骆以军曾坦承，早年写作时饱受苦闷与孤寂，“像孤岛一样”，不得不“在很孤独的境地里把技艺完成了”。正是通过张大春的认可，他在写作上才出道了。然而还是信心不足，直到得到朱天心的眷顾和支持。骆以军曾回忆说：就是那种年代，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人告诉我说，你要写下去比较好。那个时候，忽然天降神迹，天心跟唐诺就出现了。我跟他们之前基本没有往来。他们就叫我给天心的新书写序。然后在那之前，我也没写过序，觉得很恐惧，好焦虑。那个时候不太会写，写得也不好。反正你觉得他们有一种，他们那个爱才的传统，从他们老爷子朱西宁开始延续下去的。就像神的手指指定你：你要写，你不写是不对的。他们就来告诉我，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你之前会觉得你碰不到那一个。这种相濡以沫的文人关系，形成了一种文学共同体。写作上的同行评议和相互砥砺的风气也促使写作者能对写作本身抱着一种虔诚、敬业的心态。这是台湾文学自朱氏姊妹和张大春的中兴之后，而由骆以军这里推陈出新、别开天地的一个重要缘由。反观当代大陆，这种写作传统和文人交际几乎为零。不说文人相轻乃至文学弑父，至少是老死不相往来。由孤僻而躁动而浮华，这是大陆写作极易受名利因素左右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台湾写作又比大陆写作更现代。骆以军的写作至少领先大陆二十年。当大陆的文人还在爬大雁塔“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的时候，台北的骆以军却已先“自夜间的酒馆离开”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迄今为止，在大陆，根本还没有诞生真正的城市写作。比起纽约、东京和台北，上海的现代化根本还没有走到颓废、淫靡这一步，洋气都是消费的、表面的，那股废劲根本就没浸淫到骨子里、感性里，说起来，连明人张岱、清人曹雪芹都比不上。我们不妨拿骆以军和石康这两位两岸中生代代表作家来作个比较。两人基本同年，一个六七年生，一个六八年生，都有着很个人的写作姿态，写的也都主要是城市生活。但石康的小说《摇摇晃晃》、《支离破碎》、《一塌糊涂》等，基本还是“新写实”，生活原生态的写法，表现的也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后现代性，基本是一种温和的揶揄的苦笑的中年写作。而骆以军的写作，更像是大陆读者所熟悉的80后写作，只不过相比后者的浮泛，前者明确将之提炼成一种世代意识和写作美学。在骆以军的写作中，有着明确的新世代元素：电玩、星座、科幻、酒吧、蹦迪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新新人类的玩意。这些不仅仅是世代符号，对骆以军而言，更是一个新的经验世界。和朱天文、朱天心和张大春，以及大陆的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这一代不同，骆以军这一代面对的是一个爆烈、尖锐、突兀、错综、极端、缺陷的世界。骆以军有着很强的世代意识，他曾说过，“我这一辈的创作者，不太像天心他们，天心他们小的时候还去野地里长大的。也和王安忆跟莫言他们，跟他们从感性打开启蒙的开始不一样，就是那个不自觉的成为未来小说家的时刻”。那代人表达的，“很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古典的美德，或者是一个古典的经验——比如说嫉妒，比如说爱，比如说笑，比如说悲伤，这些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伪经验。到了我们下一代，更多是从好莱坞、偶像剧，很多这种甚至是搞笑的广告，甚至是漫画过来。”经验既没有延续性也没有统一性，所以骆以军说他们这一代，“面对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经验的匮乏和教养的匮乏”，是“故障品”，有待完善。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小说《银翼杀手》是骆以军津津乐道的一部作品，“我特喜欢银翼杀手，这个科幻小说的构成，本来它是讲一个人造人的故事。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焦虑就是在于说，它们作为，原来我是人造人，其实我也不希望发现自身怎么去构成，那个边界是什么，怎么可以变成真正的人。”骆以军每次都为人造人讲的一段话而感动：“我曾经目睹过你们人类不可能看到的那些壮丽。星辰，就是漫天的星辰下，攻击那些夜海巡航，着火的船只，我看到那些人死亡前的惊恐，我曾经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海洋上面看到天底下的雷电嘈杂不休，交织一片。”这是很复杂的，这个场面是卡缪讲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对抗上帝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肯定是在到了我这一辈才变得更加重要的。这种自我意识、人类意识，或者说极端自我又极端全人类的意识，是骆以军这一代写作的密码。这不是一种圆熟、自洽的经验表达，而是充满着焦虑、冲撞、奔突，是明显的未完成，这也构成了骆以军写作的持久动力。

最悲哀的人

现在来评价骆的处女小说集“好厉害”未免事后诸葛，但看处女作永远有意思。《红字团》的厉害之处是看到一个蓄势待发的青年学写作小子，领悟到小说“可以把好多问题的反省都盛装在里面”（自序）小说集收的诸篇毋宁都是关于小说本身的小说。《手枪王》里消失的哥哥，最后自杀的陆标，以及收藏枪械的手枪王形成互相对看的人物网，并互植身份，《红字团》、《字团张开以后》，以及《底片》里都有一个青年习作场景，一个青年人（也即是当时的作者本身）搜肠刮肚熔炼小说，而这篇可能的小说都与一张照片带来的时空错乱及针对它的猜想有关。耻辱的回忆、暧昧的少年时光、消失的故人纷纷串场，不仅真实与虚构永难区分，作者与人物的权重也摇摇欲坠，谁写了谁？庄周梦蝶。让人想到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保罗写小说对人生的预言，年轻的骆则半炫技地实验读来的现代小说经验“一个小说家，被他由自己分裂出去的角色反渗透写进小说的一个故事。”，写小说的人最后被人物平淡告知，你是我小说里的角色啊，的那种窘迫滑稽。当时正年轻的骆“很相信‘小说’这玩意儿是有一和前代作品相互对话的难度累积、而不成熟地什么材料都倒下锅去。”（自序）卡尔维诺曾悲哀谈起处女作："经验也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养料，是每一个作者真正的财富来源，而当它一旦成形于一部文学作品，它就会凋萎 死亡，作者一经写作，就会发现自己沦为人世间最悲哀的人。"（序，蛛巢小径）很快骆以军会发现小说这玩意儿向作者索要全部的回忆、热情、生命里“每一瞬细节的褶皱和缝隙”，（《字团张开以后》），写小说的人被迫面对自己与世界，与之间必然的不堪断裂。《鸵鸟》已出现这位文学新人未来的重要主题。浦岛太郎式的父亲，懦弱的家族遗传，消失的兄长，因为早熟而提前面对残酷世界的少年。《离开》中那个以离开的姿势妄图唤起人们注意的青年最后遭到大家策划好的集体离弃。离开、提前退场、弃，从此萦绕不去，常驻于骆的小说世界，予取予求，消耗作者的情感和理性，却永难得到满足。《红字团》出版后两年，骆自费出版了那本读之让人心伤的诗集《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