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书评

比较好的书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一只在进行，在发现中，在纠正着，在前行着。这本书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对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逻辑梳理。本书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正途大道。本书观点客观，公正，值得读。

浓缩的中共党史

在目前体制的允许范围之内，萧老师完成了一本力透纸背的中共建国史。看完全书，再一次觉得制度性的制衡机制如此的重要。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阶级斗争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阶级斗争成为一代领导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胜法宝，一旦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会不自然的想到阶级斗争这根救命稻草。从中可以窥视军人治国的种种弊端，二战之后丘吉尔的下台，对国家的发展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好事。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可回避的是出现的各种问题，萧老师在此方面着墨不多，当然这已经不是《筚路》的叙述内容。如何顺利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乌托邦实验——《筚路维艰》读书笔记

第一章：实行新民主主义1、新中国成立前，提出联合政府，是迫于当时的时局，需要联合尽可能联合的阶层。2、到了七届二中全会，提法上有了变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不占主要的地位。3、1948年9月，毛泽东说要用10-20年的时间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3月，毛泽东说，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为迫切的任务。4、1949年初，由于工商界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工厂企业大面积关停，失业严重，经济下滑，刘少奇去天津发表讲话，宣称资本主义剥削有功。5、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表示，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依然严峻，在社会主义进程方面不易过激，不能四面出击，否则树敌太多。“只要土改关、战争关过去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还是容易过的”6、关于农业要往合作社的防线发展，大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的步骤上有分歧，刘少奇一派认为，农业要走向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器械。 而毛则认为，依靠简单的农业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没有理由推演合作化进程。7、1953年，国内形势已经稳定，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走到了尽头。第二章：仿效苏联模式1、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农业和轻工业，高层意见不统一。刘少奇是着眼民生。而毛是着眼政治，发展从轻工业起步太慢，社会主义不能等五十年一百年。2、发展重工业，必须有几个前提：1）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完成原始积累。2）资源集中定向投放。3）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3、朝鲜战争导致苏联的态度发生改变，苏联慷慨的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中国可以直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不用摸索和走弯路。这也是直接导致中国走向重工业发展的道路。4、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让农民买单。实现粮食及农产品统购销就是重要的一步。5、农村合作社高潮的突然来临，从原先的计划15年完成，变成了4年，集中爆发在1年半的时间。1955年毛泽东撇开邓子恢直接指挥农村合作化运动。各省市领导积极响应。而绝大多数农民也非常配合。和苏联的抵抗的不同，中国农民的配合成了“中国集体化之谜”。究其原因，1）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2）中国农民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3）一旦团结了贫农和下中农，就形成了羊群效应。4）村干部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可以实现经济利益又能摆脱农业劳作。6、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使得城市资本主义彻底被孤立。中共采取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和平赎买大资本家。而小的私人工商业主处境困难，主动要求国营企业兼并。7、政治集权：通过宪法明确一党政府的合法性，边缘化政协机构。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明确党领导政府工作。控制教育，打压知识分子。9、社会整合，通过街道居民制、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户籍制度等全面控制，将个人定格，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实现国家目标。第三章：寻找赶超之路1、1956年毛泽东的想法开始开放，包括经济改革、民主化尝试都有了苗头。2、1957年的波匈事件，改变了原有的思路，毛认为阶级斗争尚未结束，现在的任务是要“引蛇出洞”。通过百家争鸣让知识分子提出反对意见，然后通过群众反右运动打到知识分子。反右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中国的精英分子整体收到了伤害，也导致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声，堵塞了中国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可能。3、1958年开始大跃进。党内高层希望三到五年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化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乌托邦运动。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导致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4、1958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对大跃进有了一定的动摇。在党内存在的分歧的时候，召开了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彭德怀写信批评大跃进，并且有大量的人支持彭德怀。恰在此时，赫鲁晓夫对于人民公社的批评讲话也送上了庐山。毛泽东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彻底转向继续大跃进。6、庐山会议，彭德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并要求党内人员站队。于是在大跃进这件事上，再无反对意见，从而走向深渊。7、1959-1960年大饥荒，干部都隐瞒粮食欠收，并继续提高粮食征购额度。同时由于人民公社的制度，取消了自留地，农民没有其他的粮食通道，只能活活饿死。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1、大饥荒的发生，毛泽东把乱象归结于阶级斗争。当然也承认自己有一些问题，并在人民公社的事情上做了大量退步。2、干部层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尤其是刘少奇。并在七千人会议上面做了检讨，但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对他施压的意思，加深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3、文化大革命的启动，并不完全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也是为了防止毛泽东死后，党内出修正主义。所以希望通过群众运动清洗一下，本质上是一种演习、练兵。4、群众运动一旦发生，也不是毛泽东能控制的了，各地文革出现了权力机构的争斗，你死我活，中央调解都没有用。而中央也形成了林彪的军队派和江青的文革派。5、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一开始是韬光养晦的，但是因军队调动权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和反感。林立果的政变计划失败，导致林彪出逃。林彪政案演变成了宫廷政变。而毛泽东也从此一病不起。6、林彪死后，中央主要形成两派：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因文革派主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实际上在政治上并无太多插手的地方。毛泽东也有意恢复老干部来控制局面。当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底线。7、邓小平为了搞经济建设，将毛泽东的一些言论整理成“三项指示为纲”，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经济建设为纲的思路还是触动到了毛的底线，认为邓小平会翻案文革。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会议对文革定论。而邓小平强硬拒绝。于是毛泽东最终决定放弃邓小平。8、然而时移世易，民心已变，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就是反映了人心所向。接着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迅速抓捕江青集团。文革结束。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1、文革后造成5000亿经济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所有经济基础建设的80% 。全国2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2、华国锋的权力转移从1978年开始，职务维持到1980年。邓小平成为权力核心。赵紫阳、胡耀邦成为一线，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是二线。邓小平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问题靠元老们共同决策。3、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苏联的“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是通过不断的实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4、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权贵资本主义使得贫富差异加大，导致社会分裂。第二个挑战是商业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社会底线失守、价值空洞化。

建国六十年来的路径依赖与路径转向

克罗齐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意是说对任何历史的阐释和解读，都难免要受当代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作为我们的当代史的共和国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禁区状态，尤其是对于反右、文革等敏感时期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深入以及政府思想管制的松动，共和国史领域开始出现一些兼具学术性和口碑性的佳作。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期的新书——萧冬连老师的《筚路维艰》便是其中一例。历史时期距离当下越近，可供参考的材料便会越多，头绪也越发繁复，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既讲清楚历史脉络，又能给出不俗的结论，这非常考验写史者的功力。就《筚路维艰》一书而言，萧冬连先生做到了这一点。全书仅仅用18万字，便将中国1949年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梳理得清晰、明了。萧先生将这一进程划分为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这样五个阶段。这种划分基本上遵循了共和国史的传统叙写模式，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框架下，萧先生写出了不少新意。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这些新意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萧先生把1949年后转向苏联模式的原因，区分为技术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这两个方面。以往写“一大二公”苏联模式的路径选择，更多强调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因素。而萧先生则认为，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这一点是当时所有经济落后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是，韩国、新加坡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如是。因此这种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内在国家冲动，应该归结为技术层面的因素，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联度并不大。应该是，萧先生这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其次，萧先生用详尽的资料和严谨的论证，给我们展现了在中国走向大跃进和文革的道路上，毛泽东个人权威和观念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中共就已经开始了从革命型政党向发展型政党的转型历程，也已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生活需要，跟落后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八大过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反右、大跃进便接踵而至。而在大跃进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绝大多数的干部都主张休养生息，调整经济模式，文革却又在几年后突然爆发。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沈志华先生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等论著，对这两次突变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而通过萧先生在这本书里的讲述，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对固化官僚秩序的严重不满，以及对共产主义种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幻想，是造成他跟党内务实派矛盾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冲突和矛盾直接导致了文革的爆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虽然在政治、经济发展路径上跟毛有分歧，但是包括他们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和民众，无不被毛本人卡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所震慑。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在毛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去运作的。最后，在对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分析的部分，萧先生在肯定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给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两个巨大挑战，其一是“公权力的私有化”，其二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萧先生的这一总结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说，在毛泽东时期，改革的阻力更多源自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思想认识，思想层面的阻力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对改革的巨大阻挠，经济利益层面的阻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跟片面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些正是未来发展两大挑战的问题之源。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毛的思想遗产对于进一步改革的影响。萧先生在书中指出，无论是人大、政协等最高层的政治权力模式架构，还是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的最基层政治单元制度，都是来自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构建遗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权力有所收缩，政府治理模式有所转变，民间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发育，但是对毛时代体制的转变，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政治领域则很少触碰。然而要构建现代文明开放的社会政治体制，如何处理毛时代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话题。这也非常考验当下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这或许是萧先生这本书留给我们最后的启示。2015.1.18下午作于竹林斋

意外的官方读物

官方推荐的书目，原本以为内容会是和书名一样的伟大光荣正确，没想到竟还真让人读出了兴趣。它不是在向你描绘我们党怎样走过了不平凡的成长进步历程，怎样的排除干扰克服万难执着向前，而是通过梳理各方史料，把那些官方总是语焉不详的变革时期的妥协对抗过程客观呈现出来。所以你能看到：民主党派如何从建国初期的全面参政一步步被变成了名义上的协商议政，领导层如何从尊重一个人到敬畏一个人再到神话一个人，饿殍遍野的那三年为什么各地又仓廪殷实还大幅出口国外，个人的猜疑和矛盾怎么就上升到了路线和主义的高度…如果没有集体来制约个人的力量，你就无法预料短视和冲动会对客观发展的社会造成多么大的损伤；如果不用法治去战胜人治，你就无法预料下一场“整风”和“革命”会有什么样的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