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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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四、“举国体制”的形成
由此，建立起了一种被称之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1990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只占劳动者的20%的城市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二、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之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不过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这些改革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肢解了旧体制，二是释放出市场空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计划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市场。不过，80年代的国有部门改革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经济改革的真正突破发生在非国有部门。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然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最有希望的时期也许是充满危险的时期。人们描述了中国问题的种种表征，我以为，有两种挑战是具有根本性的。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来的寻租空间。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了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效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腐败，当然程度与当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幸存者的自律意识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年的腐败速度。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的诱惑，这种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无论改制还是不改制）；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场所；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等，大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一种挑战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市场经济是趋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创造效率奇迹的魔力所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状况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自然导向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然而，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完美的。资本的贪婪与权力的贪婪无高下之分，都基于人性的贪婪，没有规制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这种规制只能由市场之外即法律秩序来提供。当下中国的问题不止于此，还在于商业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从政界、学界到社会，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似乎无往不克，利益交易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当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危害不只是腐败本身，更在于损坏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的公平和价值准则，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社会诚信流失，社会乱象丛生。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度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决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83]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成为权贵和强势集团的饕餮盛餐。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84]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一句话，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这句话很深刻。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试图创造奇迹的思想涌动。这个相信奇迹可以救赎民族的渴望，影响巨大，以至我们可以俯拾多种这样的历史碎片。最著名的，当然是“大跃进”运动和所谓“洋跃进”运动。前一次“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一次，则很快为清醒的调整战略所阻止。
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演进逻辑
资中筠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的状况是，中国特色太多，社会主义太少。她所说的社会主义，讲的就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讲，上世纪50年代就基本构建起来了。说透一点，就是党国体制，到文化革命就是极致了。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119页 - 追寻赶超之路

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200页 - 第五章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其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三大戒律：一不能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122页

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是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实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性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保守主义立场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62页 - 第二章《仿效苏联模式》四《 “举国体制”的形成》

把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其实是不全面的，它至少还包含三个重要方面 ：政治、文化、社会。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212页 -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101页 - 追寻赶超之路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征。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说一二十年后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38年，斯大林保证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将在1934年以前。1957年，赫鲁晓夫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国，许多人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筚路维艰》的笔记-第142页 - 追寻赶超之路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